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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我担任国家总理的岁月 (澳)朱莉娅·吉拉德 著 何蓉 译
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的自画像
ISBN: 9787559810083

出版时间:2018-10-01

定  价:88.00

责  编:周祖为 黄芳
所属板块: 文学出版

图书分类: 传记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传记·励志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500 (千字)

页数: 492
纸质书购买: 天猫 当当
图书简介

《韧性:我担任国家总理的岁月》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的自传。本书以吉拉德特有的幽默、个性化的视角,为读者展示出吉拉德坎坷艰辛、充满争议的从政之路,以大量细节揭示了她3年总理生涯中内政外交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童年时期的生活点滴,有与政客(如中国人所熟知的陆克文)间的恩怨纠葛,有对性别歧视事件的罗列和拷问,有为残障人群争取尊严的艰难而温暖的历程,等等。

全书行文流畅,既有政治家的开阔大气,又有女性的温情细腻,加上朱莉娅•吉拉德本身的话题性,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

作者简介

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澳大利亚史上首位女总理,工党成员。1961年生于英国威尔士,4岁时迁居澳大利亚。1989年取得墨尔本大学法律和文学双学士学位。1998年当选为议会议员,先后担任副总理、教育部部长、就业与劳资关系部部长等。卸任总理后热心教育方面的公益慈善,并于2014年出任全球教育合作组织(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主席。2017年获颁澳大利亚勋章,以表彰她在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图书目录

目 录

关于本书

第一部分:我如何做到这一切_01

印象中的片段 _03

1. 当选首位女总理 _05

2. 就职初期 _29

3. 受阻的竞选活动 _41

4. 少数党政府 _58

5. 内部敌人 _85

6. 针对性别的提问 _105

7. 韧 性 _124

第二部分:我为什么这么做_141

印象中的片段 _143

8. 我的目的 _144

9. 打一场战争 _153

10. 1961年出生的孩子 _165

11. 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 _175

12. 得到世界的尊重 _204

13. 我们的女王,我的出生地,我们今天的身份 _224

14.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 _234

15. 我们的孩子 _249

16. 早做准备 _292

17. 时刻准备 _327

18. 双重困境:税收和预算 _350

19. 我们的环境 _370

20. 我们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 _413

21. 关爱彼此 _427

22. 政党问题 _454

结语:现在要做些什么?_471

致 谢_477

缩略词_481

序言/前言/后记

关于本书

2010年6月23日,正当澳大利亚政局处于动荡变革之时,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向当时就任澳大利亚总理职位的陆克文(KevinRudd)提出挑战,要求针对工党领袖变更进行公开投票。

第二天,朱莉娅•吉拉德成为澳大利亚第27任总理,并且是澳大利亚史上首位女总理。澳大利亚创造了新的历史。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策略,只有这样吉拉德才能在有限的3年任期内实现辉煌成就。朱莉娅•吉拉德在那个动荡时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编年史,塑造了一位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领导人形象。从她的故事中,你能够看到她曾经面临的艰难形势——在面对充满敌意的政府内斗的同时,管理着一个没有多数党出现的“悬浮议会”,努力建立一个多样化和强劲的经济体,创造一个公平的、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并且确保澳大利亚的残障人士在未来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与此同时,她还引领政府、代表国家履行澳大利亚的国际义务,为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建立牢固的战略联盟。从吉拉德大学时期在澳大利亚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到后来投身法律领域,直至现在坚韧不拔却又活力四射地致力为澳大利亚工党(ALP)服务的人生轨迹中,我们能够看出吉拉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目标明确的政治家。

吉拉德为人直率坦诚,夹带着一些另类的幽默和个人见解。她并不会因为羞怯而回避自己的过失,她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判断失误和政策失误,当然也乐于向人们详细介绍自己的政治成就。在这里,吉拉德向我们讲述她赢得领导席位之后的故事,述说她作为总理所表现出的韧性和勇气以及它们背后的隐情,谈论了她个人对那些针对自己的恶意竞选行为的看法,并分享了在当代政治领域,作为一位女性领袖的含义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

接下来在本书中,朱莉娅•吉拉德将亲自向我们阐释作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真实的生活样貌。

媒体评论

朱莉娅•吉拉德的回忆录有趣,发人深思且出乎意料地坦率。书中既有历史大事,也有带给人刺激感的小细节。吉拉德用真挚的、让人信服的语言描述了最高政治圈子的生活,她是一位迷人和敏锐的领袖。

——《悉尼先驱晨报》

吉拉德的回忆录以自己为中心,站在完全独特和充满优势的角度,用真实、详尽、善辩和客观的洞察力带着我们了解政府生活。——《卫报》(The Guardian)

年轻的朱莉娅•吉拉德忙个不停:在学校学习,在父亲工作的精神病院做作业,或是在母亲工作的养老院帮忙摆放桌子。她在这些方面的部分收获,都体现在她执政时期政府制定的那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法律上。作为运作少数派政府的总理,作为澳大利亚的首位女总理,她应该被铭记。” ——《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

这本回忆录极其坦率,它让外界开始恰当地评估朱莉亚•吉拉德的总理生涯以及她走到那个位置的过程,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她在澳大利亚政治历史中的地位。——《安妮•萨默斯报道》(Anne Summers Reports)

编辑推荐

作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不婚女性,朱莉娅•吉拉德充满话题感。本书中,朱莉娅•吉拉德以惊人的坦率和真挚,讲述了坎坷艰辛、充满争议的从政之路,展示了外界对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表现的要求。她的个性和韧性,体现在她执政时期政府制定的那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法律上。她极具感染力的悲悯,定格在与残障人士及贫困儿童拥抱的温暖瞬间。三年零三天,她赢得了世人的认可和尊重。

精彩预览

韧性

韧性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所表现出的情绪成熟度或者情绪智力,它以自尊和自信为特征,体现了创造和维持与同伴友谊的能力……它是一种良好的信任感、一种目的感,是一套用来指导对世界反馈的价值观和信念,也是一种相信自己内心存在控制点的观点。

——莫伊拉•雷纳(Moira Raynor)和玛丽•蒙塔古(MaryMontague),《残疾儿童与年轻人》,迪肯大学出版的一篇讨论文章

我不喜欢自我心理分析、探索各种内心的发现之旅。我不像《美食、祈祷和爱》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ath Gilbert),在意大利、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寻求自我发现。事实上,我与这本书,以及随这本书出现的电影之间唯一的真正联系,是和一些工作室的行政人员前往上面某几个国家的旅程中,他们开玩笑地把我们的旅程描述为“流汗、流汗和打印”。人生长路往往充满艰难。尽管我本性倾向于向远处看,而不是向内心深处,但自从当上总理,我一直花费时间想要真正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最先想到的、也是最好的答案就是目的感在驱动我。我进入政界,只是因为——考虑到选举政治和党政政治的扭曲——我相信这能给我机会,让我尽最大的努力来追求我所相信的东西。经过了所有审判和苦难,政治确实给了我这些。

我个人的“美食、祈祷和爱”版本是“目标、毅力和人”。我遇到过很多眼睛明亮的年轻的工党党员,他们认真地思考自己在政界的生活。每次他们向我寻求提示时,我总会反问:“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为了改变什么?”有些人能给我极具说服力的答案,但也有人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目标——我总是对他们说——目标是我最好的建议。接下来则是坚持,因为实现伟大的目标是很艰难的。人也非常重要。我一直得到相信我的人的支持,而他们也像我一样相信能够让世界有所改变。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韧性就像肌肉。它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越来越强壮。追求目标所需要的坚持,就如同肌肉需要接受锻炼一样。这也是我认为学校应该具备一个高期望、高成就的文化氛围的原因。它能够培养韧性。

步入政界时,我的韧性很强,因为我必须努力战斗才能到达这块领域。我差点没能成功,不是因为我缺乏激情或者技能,而是因为我不断地被我所属的党派——我深爱的澳大利亚工党——所否认。

曾经有很多年,我投身于学生运动。离开时,我对联邦议会的政治生涯抱有野心。我的激情在于教育。作为一名学生领袖,我曾经致力加强联邦级别的教育工作。我相信这里是能够创造巨大影响的地方,所以我想要进入联邦议会。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学生政治中脱颖而出,并结交了一群友善的政治盟友。像迈克尔•奥康纳、格里•基奇纳(Gerry Kitchener)、朱莉•利盖蒂、汤姆•帕戈尼斯(Tom Pagonis)、约•泰勒(Jo Tayor)、简•霍林斯黑德(Jane Hollingshead)和戴夫•基尔纳(Dave Kirner),他们中很多人为工会运动做出了贡献,或者为工党尽职尽力。在学生运动中,我们一直秉持着务实进取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工党能够采取同样的态度。在这个阶段,维多利亚州工党左派还在打一场长期战役。维多利亚州工党曾一度处于极端左派的控制之中,它的前锋人物是一位很难对付的政治战士比尔•哈特利(Bill Hartley)。他对主流观点的仇恨把工党逼入对立的境地;他采取的这种策略让人难以加入工党,而这更加强了他对工党的控制度。

一项名为“参与者”的政治运动作为响应活动而诞生。约翰•凯恩(John Cain),这位后来当选了州长的人物,成为领军人物之一。他们的竞选活动以国家工党介入清理维多利亚州分支的事件而告终。

虽然这解决了很多问题,并且为约翰•凯恩在1982年的政治胜利铺平了道路,但这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比尔•哈特利和他的支持者仍然继续参与工党的工作,特别是其左派的活动。这些人被称为“老卫兵”守旧派,他们不仅培育旧恨宿怨,还继续坚持极端政治的信念。

与他们争夺左派控制权的是新卫士派(改革派)。鲍勃•霍格(Bob Hogg)——他仍然是工党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秘书长,彼得•巴切洛(Peter Batchelor)——他成了维多利亚州政府一位成功的政府部长,以及格里•汉德——他的才华使他成为霍克政府的高级部长,这些响当当的人物是新卫士派的主力。

理智上,我的朋友和我都被吸引到了新卫士派,但我们对他们政策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他们的战略。我们相信,他们需要让左派的流程民主化,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个独占的领导小组取代另一个小组。我们认为,核心集团之外的人员也应当参与决策,包括我们。

离开学生政治之后,我试图加入左派,然而这需要一个正式的接受过程。我的申请被拒绝了。根据守旧派的说法,我在学生证中的记录是“右派”,我不是那个应该加入左派的人。

缓慢但肯定的是,我设法获取了足够的人脉支持我加入左派。在加入左派都如此艰难的时候,我本应该意识到在左派中的一切其他事务都会同样艰难。但我还在坚持,坚持与我在学生政治时期结识的朋友一起努力,着手改变左派。

我们的努力几乎没有成功,而且每个人都不满意。现在回想一下,我能够想象出在新卫士派许多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眼中,我们是多么的自以为是、执意强求。作为一个团体的代表——也包括我个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集结了很多热心的支持者。但是,我们也在新卫士派内部树立了一些敌人,当然,我们显然是守旧派的敌人。我们也打算这么做。

我们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论坛的组织之后,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发表的观点产生了更多不利影响。我很清楚,这个名称在当代澳大利亚听起来有多惊人。但这个名字和这个论坛的一切都是时代的产物。

从1920年起,澳大利亚一直是共产党某分支的大本营。1950年代初期,总理罗伯特•门津斯(Robert Menzie)试图取缔这支共产党,但没能成功。它的生涯见证了许多分裂和分歧。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学生运动中,与共产党人有关的积极分子和我们工党一样,努力地与学生政治活动中疯狂的左派倾向做斗争。在反对那些认为澳大利亚学生联合会应该致力国际视野的人们这件事情上,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相比之下,我们相信应该把重点放在学生关心的事情上:教育和学生服务。

终结这支共产党的内部作用力在起初并没有成功,甚至有分裂的情况出现。但那些认为共产党在1984年已经灭亡的人离开了该党,并且决定建立一个渐进式的智囊团和辩论小组。这就是社会主义论坛的起源。

它的目的是将那些进步人士、政治中心的人士和工党内部、外部的左派人员聚集起来,一起讨论和开拓思想。

我深受这个前景的吸引和推动。这是一个超越派系政治斗争的世界,让人们能够停下来好好思考。论坛组建时,我兼职参加了论坛的工作,以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在电子邮件出现之前,这些工作意味着大量的打字、打印、折叠、填装信封和舔邮票等工作。

当时,我正在墨尔本大学完成我的法律与文学学位,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兼职工作,显然比当一个女服务员更有意思。它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充满各类深思者和个性独特的人。在这些人里,我认识了马克•塔夫(Mark Taft)——他是社会主义论坛的一名全职工作者。这个沉浸在政治历史和智慧辩论中的男人,在成人时期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为一位郡法院法官。马克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共产党员伯尼•塔夫脱(Bernie Taft)的儿子,我和伯尼也共事过。我遇到过沉迷于政治辩论和策略的蓝领工人。工会官员和公务员深刻思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设法对国家未来做出贡献。还有来自各地的艺术家和商人,年轻人和老人,富人和穷人。

在维多利亚派系政治的疯狂世界里,许多参战者似乎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这么天真愿意花费时间坐下来讨论各种观点。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论坛就被全体守旧派和许多新卫士派的人群视为试图在左派内部创建一个新的分支。

很久之后,在联邦议会政治的疯狂世界里,许多媒体内外的保守派阴谋论者也不相信我有过这段历史,而且竟然没有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工党人士,除了对政策和辩论感兴趣,再没有别的。

我和社会主义论坛的联系,意味着我在试图获得预选支持和进入联邦政治的过程中,面对着一大堆敌人。实际上,我因此艰难奋战了好几年。

我居住于墨尔本的联邦选区内城。格里•汉德持有该席位,我当时认为当他最终退休时,我将上位取代他。不过比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所期待的时间更早,格里宣布了退出。1993年,我参加了预选,对手是林赛•坦纳。林赛和我的票数非常接近,直到在维多利亚州立议会议员迪米特里•多利斯(Dimitri Dollis)控制的选区我遭遇了失败,这让我的票数远落后于林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左派内竞争参议院票席的第二位,但我又输了。在1996年的选举中,我参加了参议员票席第三位的预选,还是输了。这一次我败给了珍妮•乔治(Jennie George),当时她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任职。实际上,她的出现只是作为阻止我当选的一个策略。珍妮后来拒绝了这个职位,使得我被选中——她当时的参选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工党在选举中失去这个席位。票数结果很接近,清算所有票数耗费了6个星期。在所有这些预选竞争中,我受到了金•卡尔(Kim Carr)和林赛•坦纳的强烈阻挠。

我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放弃。在1997年,我最终击退了受到林赛和金支持的工党官员的强大竞争团体,被预选为代表工党参加1998年竞选莱勒选区这个安全席位的选手。尽管对手是一位长居的本地居民,我还是赢得了莱勒选区工党分支机构的支持。马丁•弗格森和迈克尔•奥康纳,为了在预选过程的核心部分帮我拉票,和其他候选人拉开比分,将左派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与右派联合起来为我们投票。

从本质上说,我作为一名左派成员进入了联邦议会,然而我在预选中受到左派大多数人的反对,却得到了右派的支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到现在为止,我切实地认为派系政治是毫无意义的。最初那些把政策思想的差异视为珍宝的人群,已经堕落成为竞争权力和支持的机器。虽然我想要在这些派系游戏中获胜,但我并不相信他们。

因为我对派系的不信任,2006年3月7日,我在悉尼学院发表了一则演讲,谴责了这个现状,并呼吁工党领袖认真挑选议会前座议员。在那时,派系游戏已经严重恶化,候选人为抢夺各种边缘席位而竞争,他们考虑的是在竞选影子内阁的时候自己会为哪个“子阵营”投票,而没有考虑对工党来说,谁最适合获得那些席位。这真是可怕。

我进入联邦议会后,一直觉得需要一个目标来驱动自己。如果我没有坚持自己长期的信念做出一些有深远影响的事,那么我永远都不可能撑过这段时期。我可能会半途而废。我的韧性肌肉在这段时期里得到了彻底的锻炼。

我也学着不要通过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而是坚持一种自我感觉——不受任何竞争结果或者主流看法的胁迫。马克•莱瑟姆曾经说过:“政治在丑陋的人眼中是好莱坞。”像其他伟人名言一样,这句话借鉴于别处。但在这个简短的句子里,他指出了吸引人们参与政治的一个因素。有些人参与政治,是因为他们渴望公众曝光度、名利和来自人群的掌声。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秉持着一种目的感,然后在成名之后逐渐发展为两种态度:一种是爱上了政治,甚至有点沉迷于它;另一种只是把它视为工作的一部分。我一直属于后一个阵营,尽管我在公众面前极高的曝光率让这个说法看起来不可信。

刚开始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时,我经常告诉朋友们,如果有不凭借公共曝光的方式来贯彻政治策略,那我肯定会选择那个方式。当然,没有非公开的政治策略,特别是高层级。你需要向人民解释我们国家正面临的情况。你需要将变革的原因和你所主张的政策,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普及。有时候你需要寻找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悲伤、安抚民众以及表示庆祝。我并非一涉入政治就抓住了它扬名的一面,我也没有被它所迷惑。

我的这种特质,结合我的目的感和坚持不懈的信念,在艰难时期为我提供了很多帮衬和保护。因为我从不以掌声为激励,所以在我得不到支持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受到太多伤害。

从身边的人群中,我得到了一种安慰感。我的家人从来没有因为我的立场而区别对待我。在我20多岁沉浸在学生政治时,30多岁作为一名法律专业工作者时,40多岁成为政治家时,以及50岁初就任总理时,无论身处哪一个阶段,我都得到了家人深信不疑的拥抱。

除了我的父亲,没有一个家庭成员和我谈过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陪伴减轻了我的压力,让我能够暂时抛开公事,一起聊天、吃饭、打牌、看糟糕的动作片,以及做各种不需要我付出太多精力的事情。还有很多快乐的家庭活动,比如2011年我侄女詹娜和达米安的婚礼。还有一些偶然的相遇,比如在纽约见到了我的侄子汤姆,当时他正和女友劳拉进行世界旅行。

但我也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负担:为了探查我的行动,他们承受了更多的审查和额外的压力。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非常担心我的身体安全。有一些可怕的事情直接找上门来。他们收到过可怕的邮件。

有一次,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我姐姐工作的医院里威胁她,就因为她是我的姐姐。我还曾经打电话给姐姐,让她照看好年迈的母亲,因为她们很可能会听到艾伦•琼斯为了取消自由党党员而说我的父亲死于羞愧。

此外,还有一些更实际的影响。我的工作导致我和家人之间出现了障碍——我对父母的老去和父亲的疾病无能为力。父亲去世后,姐姐搬去和母亲住。我还记得和格雷格•康贝特谈起这些时,他也十分感激我们的家庭给予我们如此多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这也是家庭所能给予我们的一笔可贵财富。

我和蒂姆的关系让我得到了安慰。他经常观看媒体的报道。他从这些负面新闻中感受到的痛苦比我更深。在某些时候,我反而要安慰他不要受到那些针对我的可怕言论的影响。不过,他受伤的事实和我能够作为安慰者帮他排遣痛苦的时刻实际上帮助了我。这就像是一种庇护。我最亲密的朋友给了我关爱和支持。这些认识已久的朋友,即使几个月都没有联系他们,我们也能很轻松地进行谈话,就好像彼此只是分开了几分钟而已。我的自由投票搭档杰奎琳•波顿(Jacqueline Potton)和她的伴侣杰夫•索尔特(Jeff Salt)就是这样的好友。我担任总理后,有人问我:“你是否能找出身边真正的朋友是谁?”他说的是在我旅程结束时仍然和我在一起的那些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我从未站在一个怀疑的角度上考虑我真正的朋友是谁。周围陪伴着我的人让我培养出了一种家庭的感觉。住在堪培拉或者齐利比利的总理府让你有种异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工作繁忙、人员来往频繁的世界。这是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奇特组合。能够在府内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所以他们要灵活地满足各种要求。今天他们可能需要负责准备和迎接数百人参加的会议。第二天他们可能只需要在我工作忙碌了一日回府之后准备一碗热汤。我和他们免不了产生亲密的联系:他们负责清洁你的居住场所、为你准备食物以及为你的出行打包行李。

我觉得身处这样的生活安排,人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你会愤怒自己失去了隐私。你也可能开始拙劣地模仿名流的生活方式,就好像自己住在唐顿庄园里。或者,像我和蒂姆所做的那样,把每个人都视为大家庭的一部分。这个家庭包括贴身保护我的警卫,他们大部分是男性。

从我任职副总理到总理,每次离开总理官邸或者酒店房间,他们一直陪伴在我身边,随着我奔忙于工作各处,同时还护送我去日常生活需要前往的一些场所——美容院、美发店等。有个特别好笑的故事,他们在第一次护送我去美发店时,以为只需要等半个小时就能结束!他们曾经和我一起在阿德莱德度过圣诞节,并且认识了我的家人。他们给了我被保护和照顾的安全感,以及真正的温暖。

在2012年澳大利亚国庆日(简称澳大利亚日),这种程度的关心和照顾是非常可贵的。当时国家面临许多自然灾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构思了一个为紧急服务人员授予奖牌的想法,在国庆日当天,在我和反对党领导参加的两党纪念仪式上颁发第一个奖牌。

那天早些时候,托尼•阿博特公开声明了正在堪培拉发生的原住民抗议活动,他们被称为“土著帐篷大使馆”。在澳大利亚日,帐篷大使馆也在庆祝它的40周年纪念日。阿博特在以下发言中深思了土著大使馆与当代的相关性:

看看,我可以明白为什么帐篷大使馆成立了这么多年。我认为,当今和过去那些时代相比已经好多了。几年前,我们曾经就历史表达过歉意,这是陆克文担任总理时期真正的成就之一。我们现在有提案考虑在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我认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民应当为自己受到的来自每个澳大利亚人的尊重而感到骄傲。是的,我认为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抛开这些成见继续前行的时候了。

阿博特的言论被报道为他建议关闭帐篷大使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阿博特发表的声明以及他的言论,在报道中以被解读的方式,由陪同我前往现场的新闻秘书传达给了帐篷大使馆的人。他的目的是,确保持有另一种观点的某个人,在当晚能够作为阿博特的对立方被报道。他不想让反对党领导人在这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很多澳大利亚人不会同意的事情上逃脱责任。

这种行为在政治界以外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但实际上是司空见惯的。毫无疑问,自由党网络把我宣传碳定价活动的路线传播了出去——无论我出现在哪里,抗议者都能出来质问我。

不幸的是,我的新闻秘书试图传达的消息被误解了。结果一名愤怒的暴徒从帐篷大使馆出发,来到了举办活动的多功能中心。该中心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玻璃建成。大量人群聚集于此,随着人数增加,大家难免担心玻璃会承受不了而破碎。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做出判断,认为我们应该出去,我坚持托尼•阿博特和我们一起走。人群抗议的是他的声明,所以他的处境最危险。警察把我们两人团团围住,护送我们跑出门口、走下台阶直到车前。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一些警察的后背受袭,在我们走下台阶时我的一只鞋子掉了,导致我跌倒了。联邦警察们保护着我,卢卡斯•阿特金斯(Lucas Atkins)把我拉起来,用力把我推进了等候在外的总理专车后座里,然后他自己趴在我身前保护我,以免抗议者试图强行进入车内。在保护我的同时,他转过身来抓住了托尼•阿博特,把他也拖进了车里。

专车慢慢开走,我们才开始整顿自己。令人不舒服的是,我发现自己坐在车座的一边,护着一只流着血、丢了鞋的脚;托尼•阿博特坐在另一侧;卢卡斯坐在我们中间。

车载着我们来到了总理官邸。我邀请阿博特一同进来,他拒绝了。专车的专业司机戈登把他载回了办公室。

当时,那个令人恐惧的事件成为我和警务人员之间拿来开玩笑的话题。卢卡斯告诉我们,第二天他去自己最喜欢的咖啡店时,很不舒服地发现他的照片出现在每份报纸的封面——怀里还夹着我。他很有风度地忍受了公众把我们比作电影《保镖》里的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和惠特尼•休斯顿(Whitney Houston)。

我50岁生日时,蒂姆送给我一只小狗,我身边的联系更多了。鲁本,一只查理王猎犬和迷你贵宾犬的混血儿,在2011年10月加入了我们的家庭。对所有出入总理官邸的成人来说,鲁本成了一个活泼可爱、讨人喜爱的关注点。警察在等候我出门时,会摸摸鲁本,扔球给它玩。官邸的工作人员很喜欢给它洗澡。鲁本让我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

在我和那些为总理工作、支持总理工作的工作人员之间,包括清洁工、服务员和专车司机,我真的找到了安慰和支持,就像我和老友黛安娜一样。

我办公室的政治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巨大的友谊和安慰。我的两位参谋长阿曼达•兰佩和本•哈伯德仍然是重要的朋友。我非常信赖我的高级职员,感激他们强大的忠诚度,以及陪伴我一起走过的漫长时光。当然,像任何人群一样,有奇迹的时刻也有错误的时刻。但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支持我,所以我承担一切责任。

在这些职位上工作的人们,有些在党内有自己的关系网,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志向。不过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员工都把我放在第一位,甚至不顾自己的利益。为此我感激不尽。有些人这么做,是因为自己有机会为渐进型政策出力。我则受益于这些非常聪明、有远见的政策工作人员。有些人致力保持政府的活力,他们和独立人士以及绿党协作。政府的持续运作证明了他们的努力是有效的。

媒体工作人员的生活最为艰辛,他们试图在一个由少数派议会和政治乱流滋生的疯狂环境里争取媒体公平。我一直很感激他们的努力,并且赞赏新闻秘书的奉献精神—— 一大早就开始工作,而且工作到深更半夜。肖恩•凯利(Sean Kelly)长期以来担任我的高级新闻秘书,他总能给予我有效的指导和支持。虽然他让我有点悲伤,但我能够理解他决定在我担任总统期间后退一步,远离与堪培拉新闻记者席打交道会面临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

一般情况下,这些工作人员都在后台默默无闻地工作。澳大利亚很少出现政策工作人员担任媒体人的情况。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这种传统可能会逐渐成为历史。毫无疑问,我的一名工作人员约翰•麦克唐恩(John McTernan)就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媒体报道中表现出色。作为一名苏格兰人,他为英国工党政府工作。

电视剧《幕后危机》( The Thick of It )深受政治内部人士喜爱。它讽刺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的工党政府。剧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苏格兰媒体顾问马尔科姆•塔克(Malcolm Tucker)。当约翰开始为我工作时,有个谣言席卷了议会大厦——塔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约翰。约翰声称自己是塔克副手的角色——也是一名粗俗的苏格兰人——的灵感来源,与塔克这个“老板”相比,他是一个好人。

对我来说,约翰在回避堪培拉新闻媒体席和其他媒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在线上与一些所谓“妈咪博主”的红人——能够向更多其他女性传播信息——建立联系。但他粗糙的言行让很多人不满和误解。

随着压力增加,他疯狂努力试图做出改变,然而他的强硬程度也在上升。不过,当我看到一些冷冰冰的自由党新闻秘书从议会大厦走廊经过时,我觉得他可能还得不到最冷酷混蛋的称号。

我与工作人员在工作上的友好关系覆盖了所有人,这也让我的忍耐力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强化。他们为工作不断投入精力,日复一日——尽管压力持续袭来,仍然带着良好的幽默感——不可思议地长期支持着我。从那些最贴近支持着我的行政人员身上,我收获了很多拥抱,我能沉浸在他们热情的保护中。这让我度过了那些美好和恶劣的时光。我与许多一同合作过的优秀人员保持着联系。我们曾经只讨论政治问题,而现在讨论的内容涵盖了新的工作、刚出生的孩子和新的挑战。

从我的选民身上,无论是为我办公室工作的人员,还是在当地社区工作的人员,我都得到了慷慨、包容的支持。从我刚接触选民的那一刻起,作为他们眼中一个寻求预选支持率的陌生人,我感到自己在这里能够有所成就。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终生的。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特别是一直陪伴着我的米歇尔•菲茨杰拉德,永远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朗达•里特维尔(Rondah Rietvld)最开始在我的选民办公室工作,然后在我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加入了我的办公室,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搭档。

我经常去拜访一些当地的工党成员,和他们喝咖啡、聊天说笑。当地理事会、足球俱乐部和学校的一些社区成员,都是我永远的搭档。

因为有这些忠诚的伙伴,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仍感到被支持的力量和真挚的情感所包围。我的圈子有很多可信赖的同事。从我与韦恩•斯万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多个部长给我提供的亲密的个人帮助,还有像伊维特•达斯(Yvette D’Ath)和阿曼达•瑞斯沃斯(Amamda Rishworth)这样的新人,也给我带来了很大帮助。当政期间,我很幸运地得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布伦丹•奥康纳的慷慨支持。我们彼此认识了这么长时间,他的出现让我感到安慰,而他也竭尽所能来帮助我。在议会召开期间,我缔结了很多宝贵的友谊关系。许多女性在我身边聚集,其中我与尼古拉•罗克森的友谊尤为持久。像柯尔斯顿•利弗莫尔(Kitsten Livermore)、莎伦•格里尔逊(Sharon Grierson)、朱莉•欧文斯(Julie Qwens)、凯特•伦迪(Kate Lundy)和简•麦克卢卡斯(Jan Mclucas)这样的长期支持者,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女性虽然反对工党领导的一些事务,却仍然帮助了我,例如塔尼娅•普利伯塞克(Tanya Plibersek)和珍妮•麦克林,她们曾经被我任命为工党副领袖。珍妮的办事能力卓越,她对我完完全全的忠诚彰显了她的慷慨和品格。当很多最亲密的盟友无法积极支持我的时候,塔尼娅对我坚定不移的支持可谓勇者行为。

工党的各个机构,以及工党在议会和工会运动中的同僚们,也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和慷慨。我一直感激他们。关于工会运动的参与者,没有什么好的或者公平的说法。我见证了工会运动一些最好的方面。人们无私地为其他人的进步而奉献自己的一生,像愿意终生为事业奉献的大卫•奥利弗(Dave Oliver)、迈克尔•奥康纳和乔•德•布鲁恩(Joe de Bruyn)。一些天才年轻人,如保罗•霍伊斯,现在已经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还有一些女性也凭借自己的力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莎兰•伯罗(Sharan Burrow)、剀茜•鲍特尔(Cath Bawtell)和盖德•科尔尼(Ged Kearney),我尊重并感激她们的支持。

我很幸运,不仅因为我处于一个充满善意和帮助的世界的中心,而且我的出发点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从韧性的角度上说。我是一个容易被压力冲昏头脑的人。我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紧张到出汗。

我睡得很好。我可以很坚强,但我很少生气。

在早期参与议会议事期间,一位同事曾经告诉我,他除了在自家床上,一直没办法好好入睡。我记得当时我想的是,天啊,你是不是选错了工作!联邦议会的职务,特别是高级别的职位,需要大量出访。幸运的是,我很擅长在陌生的地方活动和睡觉。只要确保真正的隐私,我能很快恢复精力。如果一整天没有会面安排,即使我还需要完成文书工作,我的精力也能得到恢复。这种能够隔离过大的压力、担心、伤害和愤怒的能力,让我稳居于政治领导地位而且受益良多。

南澳大利亚州长杰伊•韦尔维尔(Jay Weatherill)曾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我说,如果你认为消极性不会以任何方式打击或者伤害你,那你一定是在欺骗自己。有时候你需要停下手头的一切,让自己感受它、解决它,然后甩掉它。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它会以其他方式再次出现。

事实上,除了我关于厌女症的演讲,我从未找时机停下一切来感受它。也许杰伊是对的。那么它又以什么其他方式出现了?也许我在公开露面场合表现得过于防备,而我本可以更加自信?它是否导致我表现得过于僵硬、放不开、没那么有吸引力?我是否应该让自己更多地感受负面情绪?

我大概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在我看来,在这一切之间,如果我退步一寸,让它击中我,那我很可能在自己意识到之前淹没在一连串的情绪反应里。我觉得自己最好还是继续跑在潮汐之前,而不要回头看。

我从未被这股潮汐全力击中过。我的总理生涯结束后,我才有时间反思并且坐下来感受它,而我感受到了情绪的波涛。但我从未感觉到被这股波涛卷走。

就我的经验而言,我能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什么样的提示?我并非心灵大师。

我最好的建议是,弄清楚你的目标。如果你清晰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某件事,那么这个目标感就会支撑着你走下去。

培养你的自我意识,知道你在自己眼中的样子,而不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

独立决定你将如何对事件做出反应。你并不需要让生活击打你或者增加你的压力值。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反应。这是作为成年人的优势之一。

珍惜你的家人和朋友。结交你身边的人。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和咖啡师谈笑聊天,和与职业相同的专业人士进行聚焦对话一样,能够给你带来安慰,让你的压力得到释放。实际上和咖啡师聊天更有效果,因为他不需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回馈,简单的笑话就能让你们之间产生情绪交流,而不涉及任何激烈、高强度的讨论。温暖孕育着温暖。

在政治世界里,忠诚度是短缺的财富,我一直觉得自己收获的忠诚度超过了失去的。那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所以在恶劣的情况下,你们必须团结一致,坚持你们真实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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