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新诗发展史，在传统与西方之间究其写作路向，成为人们一再讨论的话题。仅就西方资源一端来讲，域外诗歌何以影响中国新诗，却值得深思。其中最为关键之处，莫过于打量中西诗歌联姻的中介，那就是翻译诗歌。本书所选文章，紧紧围绕翻译诗歌对中国新诗建设的积极贡献，那就是在形式、创作、情思等方面给新诗以隐形的援助，帮助新诗确立自身的文体地位。故而本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翻译诗歌对中国新诗形式的影响；二是翻译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方式及情感表达的影响；三是外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熊辉，1976年生，四川邻水人，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及翻译文学研究，供职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等，曾任韩国韩东大学和东亚大学访问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出版学术专著5部，传记文学2部。

"第一辑 形式建构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3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17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创新/31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47

第二辑 创作诉求

潜翻译及其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65

西潮涌动下的东方诗风：“五四”诗歌翻译的逆向审美/85

“十七年”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111

重审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132

第三辑 域外译诗

乔叟在现代中国的译介/151

莎士比亚第一首长诗在中国的命运/162

百年中国对兰波的译介与形象建构/179

历史和现实的见证者：米沃什在中国/197

悲怆之音的回声：俄罗斯阿克梅派在中国/223

惠特曼在抗战大后方的译介/240

后记/264"

本书集中讨论中国新诗怎样从古诗的强大氛围中突围而出？中国古典诗歌氛围浓郁，白话新诗出现后，与古体诗经历了怎样的碰撞，白话新诗本身经历了怎样的蜕变？白话新诗领军人物们在实践中如何一步一步提炼出白话新诗的理论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着力探究在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外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翻译诗歌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对中国新诗产生影响的呢？作者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并借助西方前沿理论，展示了这种影响的学理合法性。同时，通过实例与学理的互证，具体探究翻译诗歌对中国新诗形式、创作方式及情感表达方式的影响。同时，结合外国诗歌在中国翻译与接受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展示了翻译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细节，并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展现了新诗的未来可能。

本书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著名诗评家熊辉长期专注研究翻译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重要成果，具有极高的当代性和史料性。

《潜翻译及其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节选）》

潜翻译在表征上与阅读外国文学之间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也将对二者加以甄别。潜翻译与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可以在译者和双语读者的身上得到体现，译者“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源语语篇的‘享有特权的读者’，与源语语篇或目标语语篇的普通读者不一样的是，译者的阅读是为了产出，解码是为了重新编码。换言之，译者将本来在正常情况下是作为阅读过程的结果并且因此是这一过程的终结的信息用作对翻译过程的输入。因而，与普通读者的加工相比，译者的加工可能会更加彻底和更加用心，而且对语篇某一个部分的解读会得益于源自对语篇各后续部分的加工所得到的证据。”（［英］哈蒂姆、梅森：《话语与译者》，第345页。）潜在译者同样在心理或思维活动中进行了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活动，而双语读者在阅读外国作品的过程中仅仅充当了一个“解码”者的角色，在根本上仍然是一个读者。双语读者只拥有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而潜在译者却拥有一个完整的翻译过程，尽管二者在表面上都阅读了外国原作，而且都没有形成具体的翻译文本。

最后，我们看一看潜在译作的存在样态。潜翻译产生的潜在译作通常表现为一种心理或思维活动，它只存在于译者的头脑和知识性记忆中，这在前面已有详细的论述。既然我们说潜在译作是存在的，那它就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玄妙的心理或思维活动，它的存在必须通过一种具体的可以感知的方式或途径表现出来。根据前面第三部分的论述我们知道，只有在影响译者创作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从译者的创作中窥见潜在译作的“碎片”，如果没有对创作形成影响，潜在译作的客观性将无从考证，潜在译作也就会失去依附而成为留存在译者大脑中的永久性记忆，正因为它无法考证，这样的潜在译作可以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所以，潜在译作尽管只留存在译者大脑中，但它会在译者的创作中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并得到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