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徽州谱牒的遗存与整理
刘伯山
谱牒是记载宗族成员世系及事迹的档案。古徽州是谱牒产生与留存的大户地区，谱牒存世量大，单位密度为全国最高；种类丰富，近乎涵盖了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宗族社会所应能产生的民间谱牒的全部种类，因此它们皆是宝贵的文献资料和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徽学研究上意义重大，在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档案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国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理应得到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一、徽州谱牒的遗存与发现
古徽州社会是由中原世家大族移民而形成的具有汉唐遗风的宗族社会，各宗族聚族而居，保持血统，强化宗谊，正如明嘉靖《徽州府志》所记载：“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①，无不秩然有序。为了敬宗收族，加强宗族的管理，各宗族都热衷于建祠堂、修族谱，尤其修族谱最为徽州宗族看重。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修《詹氏统宗世谱》的前序中就写有：“族谱不作，人伦之道不明，尊卑失序，礼乐攸，揆之风化，非小失也。”“谱之作，何也？所以敬吾之宗，收吾之族也；亦所以表先世之哲人，俾后世景慕而愿效，且以见吾氏之有人也。”祁门武溪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陈氏宗谱》更是指出：“夫人之一生莫大乎纲常之事，纲常之大莫过于谱谍。”“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所以尊祖敬宗之心聚于一族者，而况于吾祖之谱载。……‘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使人知其祖也，知其宗也，知其长幼也，知其尊卑也，而宗谱其大要也。”②于是，徽州的全郡和各县要修如《新安名族志》等郡谱，和如《休宁名族志》等县谱；各个宗族要修整个宗族的统宗谱，如歙县绍村清雍正后期修《张氏统宗谱》③、徽州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印发《汪氏通宗世谱》等；宗族的各支各派要修宗谱和族谱，如祁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编修《环溪汪氏宗谱》、休宁流口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李逢年编修《双溪李氏族谱》等；各房、各门、各家要编修或抄立支谱和家乘，如黟县潭口清康熙后期抄立《钟山胡氏支派》、歙县昌溪清咸丰元年（1851年）腊月吴仁抄立吴氏《太湖祖宗谱》、婺源严田清光绪早期抄立《严田李氏家纪》、歙县西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郡云峰居士书《西山洪氏家乘》等。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家谱。
关于徽州谱牒的数量。历史上徽州各个宗族到底产生了多少谱牒，我们今天不得而知，甚至无法估算，所能讨论的只是至今还遗存的谱牒数量。目前收藏徽州谱牒最多的单位是上海图书馆，据王鹤鸣先生的介绍：“上海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单位，在林林总总14000余种家谱（含新编家谱）中，徽州地区家谱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成为上海图书馆家谱园地中的一朵奇葩。”“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徽州家谱，包括徽州（新安）地区和休宁、祁门、绩溪、黟县、歙县、婺源六县，共计收藏1949年前的家谱467种，其中统谱、总谱35种，宗谱、族谱、家谱422种，祭祀谱10种。”“共有56个姓氏”。④从2000年开始上海图书馆主持承担了《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项目，“将全世界公藏和私藏的中国家谱，编纂成一部带有内容提要的联合目录”。历经八年完成，成果为皇皇十大本，“收录的家谱条目达52401种（其中多姓合谱23种，海外华人谱44种）”，“是迄今为止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专题性目录”。⑤这其中属于徽州的家谱占了较大的比重，据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徐斌教授提供的《徽州家谱编年数目统计》，数量达到1568部，编年上有明代谱338部，清代谱852部，民国至今的谱317部，时间不详的谱61部。但正如《中国家谱总目》的“前言”所指出的：“实际上存世的家谱当远远超过此数，因尚有大量散藏在民间的家谱，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编入，这是十分遗憾，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如此的坦诚令人敬佩，而实际的情况甚至还要严重。据笔者的调查与了解，仅1949年之前编修的徽州谱牒，《中国家谱总目》中未收录的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些公藏机构藏的徽州谱牒。如“黄山学院图书馆所藏家谱，去除复本后，共279部，涉及65个姓氏”。其中“各类徽州家谱共计185部，占总数的66%”，“有133部为《中国家谱总目》所未收录，几乎占到馆藏数量的一半”。⑥再如黄山市档案馆，据其官方网站“黄山市数字档案”2017年12月29日刷新的“馆藏介绍”：“现我馆有徽州本土的70个姓氏谱牒档案300多套1982册。居安徽省机构收藏族谱的首位。它们大部分为清、民国木刻翻印版，也有少量是手工抄写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有笔者在2001年5月19日捐献的徽州谱牒40多部。安徽省的其他许多市县级图书馆和档案馆也都藏有数量不等的徽州谱牒，等等。这些谱牒的数量，据笔者的估测，当在800部左右。
其二，诸多民间私家藏的徽州谱牒。它们的数量很大，如笔者就藏有近200部，均为自2000年10月份以来在徽州民间获得。其他一些个人的所藏，据笔者的了解，黄山学院一位教师收藏有几十部；休宁县一位机关干部收藏有20多部；黄山市一位退休干部收藏有十几部。至于藏有徽州谱牒数量为3部至10部不等的人，据笔者掌握的信息，仅黄山市就有近20人。这些人大多为徽学研究者或研究爱好者，他们藏有徽州谱牒的数量，据笔者的估测，当在400部左右。
其三，徽州广大的乡村民间藏有的谱牒。笔者长期以来注重田野调查，近二十多年来至少调研了三百多个徽州的自然村。在调研时，我们总能发现一些农户的家里还保存有自己家族的谱牒，有成部、成套的印制本，有单册的手写本，清明祭祀簿更多，有的一个村可以发现好几部。如祁门县古溪乡的黄龙口村就珍藏有4部汪氏宗谱，分别是明隆庆四年（1570年）修《汪氏统宗正脉》18册、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修《汪氏通宗世谱》140卷38册、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文溪汪氏支谱》1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修《文溪汪氏支谱》6册；祁门历口镇叶村一个村民家藏有民国己巳年（1929年）重修《沙堤叶氏宗谱》12册、民国甲戌年（1934年）叶涤烦抄《要录》；等等。我们所调研的大部分村庄都有如此发现，这直接反映的是徽州人尊祖敬宗观念在当下的延续与传承。徽州所属六县至今至少还有七八千个自然村，按每个村还保留有一部谱牒计，数量达七八千部；取其二分之一，也有三四千部，由之可见散存于徽州乡村的谱牒数量之大。这些散存在乡村民间的谱牒，有许多还会一直保留在农户家里，但如果保存不当，自然销蚀的危险性很大；也有一些可能会被“小贩子”买走从而流入市场。
其四，一些侨居外地的徽州人手上藏有家谱。这些人的数量虽然难以统计，但据笔者的估测，人数也不少。这些人有的已经侨居外地三四代，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代，但对自己的祖籍地徽州总念念不忘，内在认同，留有谱是为了不忘根本。这些谱有的是老谱，有的是根据老谱的再抄和接页的谱。如笔者就藏有一本休宁磻溪1997年吴承根重抄《吴氏家谱》复印本，其里面就注有：“前有此簿安放于沙市吴大兴杂货店内巳囊之中，不意于乙未年间腊月二十八夜忽遭邻火，大兴店竟被回禄以及前簿灰烬，今再重录新本，原腾（誊）如前，以为传世宗卷，幸勿秽乱，亦不可遗失，切记、切记。一九九七年丁丑四月吴承根君毅借守琳侄存家谱抄录。”有一些侨居在外地的徽州人还会想办法在徽州民间获得自己宗族的谱牒。如2001年12月17日笔者在休宁县流口村开展田野调查时，曾在一个名叫李阿金的老人家里看到有两部李氏家谱，分别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修《双溪李氏族谱》上下卷两册、清同治年间手抄李氏《支谱》一册；2018年1月22日，我再次来到李阿金的家里时，发现老人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接待了我们，问及当年我看到的谱，李阿金的儿子告知：原件早已给家在江苏宜兴的一位李姓本家买去了，现在只留有了复印本。
“发现”是个主体性很强的相对概念，它应具有被积极的主体寻得、确认价值、社会认同等几个方面的属性要求，由之“发现”是要区分出“已发现”“正在发现”和“尚待发现”三种类型。发现的前提是被发现东西的存在，而凡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总能被发现。《中国家谱总目》里收录和已作为公藏机构公藏的徽州谱牒当属“已发现”的徽州谱牒，作为徽学研究者与爱好者私家藏的徽州谱牒为“可发现”的徽州谱牒，还散存于民间由谱牒的拥有主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谱牒属于“尚待发现”的徽州谱牒。它们皆为存世的徽州谱牒，估测其数量，将超过5000部。
二、徽州谱牒的形式与种类
存世的徽州谱牒不仅数量大，而且形式多样，既有多卷多册的，也有多卷一册的，还有不分卷一册的。种类十分丰富，仅就纸质载体形态的谱来说，至少存在以下几大项：
第一，就谱牒的性质内容看
徽州谱牒所要记述的宗族群体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纵向上要记述宗族延续的源流、世系，横向上要记述宗族发展的分支、分派，但不同的谱所记述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由之也就决定了谱的性质的不同，依笔者所见，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1)统宗谱。即某一区域的某宗族从某一祖先之后繁衍发展的各支各派之总谱，也称统谱、通谱、会宗谱、世谱等，如徽州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印发《汪氏通宗世谱》等。是谱是要尊祖归宗，打破地域的界限，将同一宗族的各支各派收为一体，统编成一部谱，所谓“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正如《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所说：“兹谱登载总若干万人，皆本于尚书府君一人之身……府君大献公九子二十三孙之裔，散处于徽饶宣池九江等处。”⑦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徽州的宗族特别注重血缘，因此其统谱也就是同宗之谱而非同姓之谱。在徽州，同一姓氏而没有同一血缘关系的所谓联合谱是不存在的。而在福建的谱牒中就有许多“同一姓氏的联合谱，收进这种统谱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缘关系”。⑧
(2)支谱。即宗族的某一支、某一派、某一堂之谱，多称宗谱、族谱等。如黟县潭口清康熙后期抄立《钟山胡氏支派》、祁门营前清道光元年（1821年）修《锦营郑氏宗谱》、祁门环溪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编修《环溪汪氏宗谱》、休宁流口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李逢年编修《双溪李氏族谱》等。徽州谱牒中存世最多的就是此类谱。
(3)家谱。即一家一房之谱，也称祖宗谱、家乘、家纪、谱略、宗派、世系等。如歙县南乡溪上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和月抄立朱遗荫堂派《朱氏家谱》、歙县昌溪清咸丰元年（1851年）腊月吴仁抄立吴氏《太湖祖宗谱》、歙县西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郡云峰居士书《西山洪氏家乘》、婺源严田清光绪早期抄立《严田李氏家纪》、歙县南乡七贤清光绪年间抄立《琅琊王氏谱略》、婺源阆山外山清光绪癸卯年（1903年）汪仁坛记《汪氏宗派》、歙县南乡清中后期抄立《潘氏世系》。此类谱以手写本为多。
(4)祭祀簿。即为祭祀祖先而写立的谱系、祭祀方式等，又称清明簿、祖宗簿等，许多是在封面题“慎终追远”四字。如黟县北乡民国年间抄立谯国郡戴氏祭祀簿、歙县南乡民国年间抄立章氏文德堂清明簿、歙县南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季冬月抄立方氏二乐堂二房《追远簿》、歙县北乡小灵山中村民国八年（1919年）冬月抄立方善德堂《追远簿记》、歙县周邦头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秋月周氏祭祀《慎终追远》等。此类谱一般皆为手写的薄册。
(5)追荐簿。即追善、超度本家本房亡者的法事簿，由于其所追荐的人为已故先人的多代群体，且注有名讳辈分，故亦可归为谱牒的一种。如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绩溪遵化乡借溪里投苏西社管居住人高氏奉佛追荐宗亲簿、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歙县孝女乡延宾里街口义和上社管居住人张氏奉道追荐宗亲簿、淳安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立洪氏《设斋信士亡人簿》等。此类追荐簿又因做佛教法事和做道教法事之不同而分为“奉佛追荐簿”和“奉道追荐簿”。
第二，就谱牒的版本形式看
关于徽州谱牒的版本形式，过去一般是分为“刻本谱”和“手抄本谱”，其实依笔者所见，更真实和合理的分类应该是：
(1)印制本谱。包括雕版印刷本谱和活字印刷本谱，前者有如徽州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印发《汪氏通宗世谱》木刻印本、祁门营前清道光元年（1821年）修《锦营郑氏宗谱》木刻印本等；后者有如婺源西乡民国十七年（1928年）重辑《燉煌隐溪洪氏宗谱》木活字印本、歙县大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重刊德本堂《新安大阜吕氏宗谱》木活字印本等，民国以后还有较少的铅活字版谱，如绩溪1935年惇庸堂铅印《遵义胡氏宗谱》⑨。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徽州宗族非常重视血统，极力反对冒族、冒籍，因此对谱牒的印制数量都是有严格控制的，每部谱都会注有领谱字号，不仅印制的数量很少，并且还会在谱牒印制好了以后当众毁版，故在徽州家谱中，铜版本谱和石印本谱十分鲜见。
(2)手写本谱。包括写本谱，即手写而传世的谱，它相对完整，如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修立《詹氏统宗世谱》、黟县潭口清康熙后期抄立《钟山胡氏支派》等；抄本谱，即抄录母谱上有关自己本宗、本支、本房内容的谱，如徽州清中后期鱼川程幹文抄立《程氏世系》、歙县南乡民国初期抄立歙南中村《洪氏家乘》；抄接本谱，即不仅抄录了母谱上有关自己本宗、本支、本房的世系等内容并且予以接页的谱，过去也称“草谱”，如婺源阆山外山清光绪癸卯年（1903年）汪仁坛记《汪氏宗派》、徽州民国年间汪兆贤抄录义和堂《汪氏宗谱》等。此类谱除写本谱的数量可能超过一部外（一般也不会多于三五部），其他大都具有唯一性，版本上即为孤本。
(3)稿本谱。即为刊印而形成的底本谱，如休宁北乡明崇祯三年（1630年）编修《休宁吴氏族谱》稿本、民国甲子年（1924年）《黟北吴氏族谱》底册⑩、歙南程家村一九五〇年修世忠堂《程氏宗谱》等。此类谱皆为手写的孤本，根据刊印已否又分为“已刊稿本”和“未刊稿本”。
(4)印制接写本谱。即印制本留有空白版式与格式而抄录、接写的谱，它在形式结构上一般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印制，内容一般为统宗谱或宗谱的谱序、宗族源流等，后一部分为依照版式与格式的手写，内容一般为属于本支、本房的世系内容及接页等。如歙县南乡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修宝纶堂《新安张氏宗谱》全一部，分为上、下二册，上册是印制本，下册是印制格式手写本；歙县西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郡云峰居士书《西山洪氏家乘》，全一部一册，前半部分为印制内容，后半部分为印制格式手写内容。推测此类谱最初产生的根据，当为宗族在修谱时，为满足族内更多人的需要而统一制作了印制本及格式，然后分发给所需要的族人，让他们各自抄录与接页。
另外，2003年，黄山市有人在歙县发现了疑是南宋淳熙年间编修的《姜氏统宗金字族谱》及其手卷，笔者也曾见到实物原件并拥有了它们的图片，当为存世极少的另类。
第三，就谱的籍地情况看
谱籍的概念从人的籍贯概念而来且与之内在关联。籍贯又名祖居地，是指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由于迁徙的问题，籍贯地又分现籍地即现在的籍贯，和原籍地即迁徙之前原先的籍贯。我们通常所称的“籍贯”一般也就是指现在的籍贯，但“现住地”的概念不是“现籍地”的概念，区别的主要标准在于在现住地生活的代系有没有超过四代以上。谱籍的概念与之相类。所谓谱籍地即谱牒所记述宗族的世居发祥地，其“世居”的概念是指四代以上的居住，其“发祥”的概念是指各支派的来源。谱的编制总是以某一个始祖为中心节点，简述其前生即宗族的源流而厚记其后世即宗族的繁衍，谱的编制主体也必是这一始祖四代之后的裔孙，因此始祖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就是该宗族的籍地，它自动就成了该宗族所编制谱的谱籍地。谱籍地的宗族总是具有某种主体的地位的，大凡离开了谱籍地的群体总被称为“外迁”的群体；同时，谱籍地的地名在谱上往往会以体现主体意味的第一人称形式出现，如“本府”“本邑”“本村”“本地”等，而之外的地名一般是用第三人称。由于宗族的迁徙而导致谱的重编和再编，谱籍地又要分为现籍地即现在的谱籍地，和原籍地即宗族迁徙之前原先老谱的籍地，但通常意义上的“谱籍”概念也就是指现籍地的概念。
徽州谱牒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徽州谱牒是指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广义的徽州谱牒还应包括与徽州的宗族和在徽州居住人群密切相关的谱牒。从谱及谱所记述的人籍地情况看，依照笔者的看法，徽州谱牒至少包括以下几类：
(1)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此即正宗的徽州谱，其谱籍地为徽州，且谱所记述的人的籍地也为徽州，目前存世的徽州谱大多为此类，如祁门贵溪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胡氏族谱》、徽州歙县绩溪民国十四年（1925年）修《新安柯氏宗谱》等。
(2)自徽州迁居某外地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此类谱及谱所记述的人的现籍地在某外地，但由于它们的原籍地皆为徽州，且现籍地的宗族对此认同，故可作为徽州的谱。此类谱有如婺源迁庐州潜川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修三槐堂《王氏宗谱》、婺源迁无为民国三年（1914年）仲冬月编修扇枕堂《濡湏黄氏宗谱》、休宁芳迁怀宁钦化民国十年（1921年）修世德堂《吴氏支谱》等。
(3)回迁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此类谱所记述的人原籍为徽州，迁居到某外地后，宗族获得很大的发展，编制了自己的谱，后来有人回迁徽州，再续修、续立了谱。其谱的原籍地尽管为某外地，但现籍地为徽州，谱主的现居地也为徽州，理当为徽州的谱。此类谱有如徽州迁潜山再迁祁门清同治光绪年间修敦本堂《黄氏族谱》，其出自地为祁门县凫峰乡峰联村黄村，2017年8月19日我在该村的外围即祁门县凫峰乡赤桥村附近调查采访当地村民时，曾获得此村的黄姓原属“江北人”即安庆地区的人之信息，至2017年10月28日我进入了黄村本村调研，村民却说该村的黄姓就是本祁门的姓。
(4)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现居徽州人的谱。此类谱的籍地虽然为外地，但出自地是在徽州，谱所记述的人有支派和群体迁居、生活在徽州，且历时较长，已经融入到了徽州的宗族社会体系之中，因此其谱尽管不是在徽州编修的，却还是可以作为徽州人的谱。此类谱有如（出自徽州）淳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续修追远堂《龙屏方氏宗谱》、（出自歙县）严州遂安西源清光绪晚期修《西源詹氏宗谱》、（出自黟县西北乡）太平美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刊印《义门美溪李氏家乘》等。
第四，就谱的出自地情况看
谱牒关照的是人，这就是谱主。广义的谱主是指该谱所记述的宗族群体，狭义的谱主则指该谱所记述的宗族群体中拥有该谱的主人。谱的出自地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与谱籍地概念不同。谱的出自地是指谱的现实存在之地，它关注的是谱主的现居地；而谱籍地则涉及谱之编制及谱主的世居地问题，更多关注的是谱主先世的居住地。由于宗族的迁徙与分派，谱籍地与谱主现住地一般很难统一与一致，同一谱籍地的谱，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而出自某地的谱其谱籍地可能在某地但更有可能不在某地，其中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谱的出自地概念就不一样，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大凡某地出现了谱，则此地就一定会有其谱所记述的宗族或人群的存在，且无论此宗族或人群在现住地是本籍还是寄籍。实际上，谱籍地的概念作为谱主先世世居地的概念，尽管它在空间上有所指的区域范围，但这一区域不是要关照到宗族的迁徙与分布，而是在关注着宗族的“源”与“始”，因此谱籍地对谱主来说更趋于是一个表征性的和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谱的出自地概念则是一个十分精确、务实的概念，它体现的是宗族存在与分布的现实状态。对“第三者”的研究者来说，谱的出自地问题甚至比谱籍地的问题更为重要。某谱的谱籍地知道了，但出自地还是难以判断和不得而知的，而如果已经知道了某谱的出自地，则我们总会了解与把握某谱的谱籍地，前者比后者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不仅如此，“出自地”问题还直接关切到“发现”问题，甚或在逻辑上它是由“发现”而直接导致。目前已发现的徽州谱牒，从谱籍地与出自地的关系看，至少存在三大类，即谱籍地和出自地皆为徽州的谱、谱籍地为徽州但出自地为外地的谱、谱籍地为外地但出自地为徽州的谱。对此的举例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言。
三、徽州谱牒的整理与出版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浸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古徽州是谱牒产生与留存的大户地区，估计的存世量是近万部，目前已发现和登记了的就有三四千部。它们皆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在徽学研究上意义重大，在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档案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目前已发现的徽州谱牒大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与公布，尤其是没有得到反映原貌的影印出版。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和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皆是中国家谱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所收录的徽州谱牒也很多，但其成果形式仅是家谱的目录和简略提要，至多让人们知道有这些谱牒的存在以及藏在哪里，而无法让一般的读者和研究者更便利地看到其谱牒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内容等，实为不足；不仅如此，正如上文所说，即使是“迄今为止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专题性目录”的《中国家谱总目》，也存在明显的和较为严重的徽州家谱收入不全的问题，尤其是民间私家藏的谱牒收入更是很少，实为缺憾。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和从事徽州文书与徽州谱牒的抢救与收集， 1988年至2000年10月期间在徽州乡村民间获得的徽州文书与徽州谱牒已经于2001年5月19日悉数捐献给了安徽大学，共计12000多份，其中谱牒有40多部，为此，安徽大学设了特藏室，命名为“伯山书屋”，交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管理；从2000年11月至今，笔者仍然继续在徽州乡村民间抢救、收集徽州文书与徽州谱牒，目前所获得的数量已经可观，其中谱牒数量就近200部。从2004年6月份开始，由于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力配合和共同协作，笔者开始了徽州文书的整理、调查与影印出版工作，至2017年，已经出版八开本《徽州文书》6辑60卷
，其中第一辑至第三辑整理出版的是安徽大学“伯山书屋”和祁门县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第四辑以后整理出版的是自己家藏的徽州文书，后者皆为笔者自2000年11月以后的新发现。这项工作现在还在继续，之后将会有更多辑的《徽州文书》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徽州文书》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是显著的，《徽州文书》第一至三辑30卷是获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发2009—2010年度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著作类一等奖；《徽州文书》第四辑10卷和第五辑10卷分别获2011年度、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在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版）中，《徽州文书》名列“中国高被引图书各学科 TOP 3名单（1949—2009年高被引图书）”。
在对徽州文书整理出版的同时，笔者一直考虑对徽州谱牒的整理和影印出版。此意在2006年时就提出，当时就曾得到时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宾长初博士的充分肯定。后由于工作精力的问题，此事一直耽搁。2016年8月上旬，时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编辑的汤文辉先生、文献图书出版分社编辑鲁朝阳先生来合肥，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再次提及徽州谱牒的整理出版事宜，得到双方的积极响应，此项工程遂正式启动。
实际上，在已出版的《徽州文书》中就整理收入有不少的徽州谱牒。它们皆是作为归户徽州文书的一部分而收入的，共计收入有39部（见表一），其中有21部是原归于所归的归户文书的，有2部印制本的谱由于体量较大，仅收入了卷首的一小部分；另有18部是笔者在对归户文书的出自地进行田野调查时于实地、实时的再发现，它们各自皆是与所调查的归户文书有内在关联，内容上形成补充，逻辑上各自都归户于所调查的归户文书。由于《徽州文书》重在文书的整理出版，于是属于单独发现的谱牒本身就难以全部纳入到《徽州文书》中去整理出版，因此就需要形成专题的《徽州谱牒》系列。
徽州谱牒皆是宝贵的文献资料，理应天下共器之；同时，存世的徽州谱牒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理应努力抢救之。《徽州谱牒》将以八开本多辑多卷的形式实现对目前已发现、可发现和尚待发现徽州谱牒的系统整理与影印出版。具体方针是：
（1）在谱牒收入的标准上，我们努力尊重历史，坚持两条原则：其一，在空间上，取广义的徽州谱牒概念，凡本徽州宗族和人编制的谱、自徽州迁居某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谱、回迁徽州宗族和人编制的谱、出自于徽州的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谱，无论其内容性质与版本形式如何皆予以整理收入；其二，在时间上，取徽州“老谱”的概念，它们一般都编制于1949年之前，少数手写本谱编制时间放宽至20世纪80年代，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编的谱不在整理收入之列。
（2）在谱牒整理的方法上，我们努力实现创新，形成两个特点：其一，凡归户的谱牒、归户的谱牒与文书皆作归户的整理，后者入选《徽州谱牒》的标准是谱牒的数量要居重，整理时除了要整理谱牒与文书的本身外还要整理册籍的内夹、包背文献等；其二，对每部谱牒除了作定名、藏处说明和必要的内容提要等外，还要记述其发现的时间和地点，考证与调查其出自地。
（3）在整理出版的策略上，我们努力追求重点，做到两个优先：其一，优先整理出版民间私家藏的谱牒，努力将可发现的谱牒转化为已发现的谱牒；其二，优先整理出版目前还保存在谱主手上的谱牒，努力将尚待发现的谱牒转化为已经发现的谱牒。后者我们拟采取或拍摄、或扫描、或复印的方式进行，而让谱牒的原件继续保留在谱主手上。
由于徽州谱牒的存世量大，收藏的地方多，整理的工作是很艰巨的，尤其对各谱的出自地考证与调研非常不容易，因此，其整理和影印出版工作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是分期、分步进行。《徽州谱牒》将与《徽州文书》一样分辑出版，每辑10卷，每卷500页左右,八开本。
《徽州文书》与《徽州谱牒》虽然分列出版，但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分立的，而是内容上互补，逻辑上共洽，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皆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重视和持续出版，足见该社的学术担当和出版魅力。
四、关于《徽州谱牒》第一辑的说明
《徽州谱牒》第一辑共整理收入谱牒28部，其中26部的原件为刘伯山家藏，它们均是2000年10月份以来在徽州民间的新获得与新发现；2部是十几年前刘伯山分别根据原件和复印件的拍摄，当时原件还藏在徽州乡村民间，为谱主所有。共有印制本12部，印制本的复印本1部，手写本13部，印制接写本2部，另有文书5份。28部谱涉及徽州11个姓氏，有程氏谱3部，皆为手写本；戴氏谱2部，印制本与手写本各1部；洪氏谱5部，其中印制本2部，印制本的复印本、手写本、印制接写本各1部；胡氏谱3部，其中印制本1部，手写本2部；黄氏谱2部，皆为印制本；柯氏印制谱1部；李氏谱4部，其中印制本2部，手写本2部；吕氏印制谱1部；潘氏手写谱2部；詹氏谱2部，其中印制本与手写本各1部；张氏谱3部，其中印制本、手写本、印制接写本各1部。在谱牒的种类中，属于本徽州宗族和人编制的谱24部；自徽州迁居外地宗族编制的谱1部；回迁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1部；出自于徽州的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谱2部。
本辑谱牒与文书的整理工作由我独自完成，得到了我妻子吴春华、我儿子刘润泽，及部分我所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配合与帮助；本辑谱牒与文书的拍照、扫描等工作是由我主持完成，参与人员主要是我所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包括已经毕业的和在读的，同时还邀请了其他人员参加，以姓氏笔画为序，他们是：丁升平(安徽省黄山文化书院理事)、万四妹（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马璐妹（安徽大学哲学系2008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训练管理系讲师）、王玮（安徽大学哲学系2003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王珏（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2014级研究生，现为巢湖市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王倩（安徽大学哲学系2010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肥西县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王培鑫（安徽大学历史系2018级考古学专业博士生，现为安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副主任科员、讲师）、付丁群（安徽大学哲学系2012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学秘书）、刘璇（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2016级研究生）、刘润泽（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本科生，现为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江恒平（安徽大学历史系2013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究生，现为深圳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主任融资专员）、孙文静（安徽大学哲学系2010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和安徽大学哲学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现为淮海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孙国芳（安徽大学哲学系2014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阜阳市招投标监督管理局法规科科员）、苏冬雪（安徽大学哲学系2015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杜晓婉（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城市轨道交通与信息工程系辅导员）、李少华（安徽大学哲学系2003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自主创业）、李东侠（安徽大学哲学系2006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自主创业）、李春田（安徽大学哲学系2009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阜阳市教育局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维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研究生）、杨楠楠（安徽大学哲学系2012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合肥市教育局职成处工作人员）、吴边（安徽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工作人员）、吴丽丽（安徽大学哲学系2002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吴春华（安徽大学文学院科研秘书）、汪慧（安徽大学历史系2013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现为中共安徽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小孔（安徽大学哲学系2005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安徽医科大学机关第二党总支秘书、讲师）、张平平（安徽大学历史系2015级考古学专业博士生，现为铜陵学院团委副书记、讲师）、张俊（安徽大学哲学系2006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亳州市分行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倩（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07级研究生，现为黄山学院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陈慧丽（安徽大学哲学系2009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安徽出版集团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金沛（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2017级研究生）、周振明（安徽大学历史系2012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现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责任有限公司编辑）、郑雪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2015级研究生，现为江苏省常州市王府双语学校教师）、赵懿梅（安徽大学哲学系2003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安徽大学历史系2016级考古学专业博士生、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洪虹（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2014级研究生，现为合肥市海顿学校教师）、顾玉乔（安徽大学历史系2011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现为合肥市包河区滨湖城管办公室工作人员）、徐淑娟（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国伦理专业2017级研究生）、高光（安徽大学哲学系2008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山东省莘县教育局机关工作人员）、高筠（安徽大学哲学系2010级中国伦理专业研究生，现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编辑）、彭家国（安徽大学哲学系2004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黄山学院思政部教师）、詹海波（安徽大学历史系2013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现为中国平安人寿安徽分公司培训部职员）、廖开颜（安徽大学哲学系2006级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现为苏州市一中分校教师）等。
为了本辑，我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我的调研提供直接和具体支持、帮助的单位有：黄山市城市建筑设计院、黄山市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休宁县地方志办公室、黄山学院、祁门县人民政府、婺源县江湾镇政府等；直接参与我调研的人员有：吴春华、赵懿梅、郑雪巍、刘璇、徐淑娟、洪虹、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王颖、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绪、黄山市城市建筑设计院院长陈继腾先生、黄山市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原馆长陈琪先生等；支持和陪同过我开展调研的人员有：黄山市汪氏宗亲会副会长汪祝明先生、休宁万安罗经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兆光先生、歙县三阳镇司法干部洪春录先生等；为我的调研给予了理解和帮助的人员有：黄山市经济开发区主任金涛先生、黄山市档案局局长田玉峰先生、黄山市政协旅游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陈政先生、黄山市人民银行蒋毅华先生、休宁县公安局叶旭平先生、祁门县公路局干部何健先生、黄山市财政局干部程浩先生、黄山市房产经营公司原副经理吴淑华女士、黄山市城市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陆笑旻先生和办公室主任苏琼女士、休宁县蓝田中学退休教师吴学锦先生、屯溪四中教师查虎先生等。在此鸣谢。
本辑的整理、研究、调查、编纂和顺利出版还特别得到了中国高校古委会、安徽省教育厅、安徽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光明日报》国学版、安徽省社科规划办、安徽省徽学学会、安徽省黄山文化书院、《安徽史学》编辑部、《江淮文史》编辑部等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黄德宽教授、现任党委书记李仁群教授、常务副校长王群京教授、副校长程雁雷教授等的关心与支持；得到了《光明日报》社梁枢先生、安徽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现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王世华教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安徽省徽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洪永平先生、黄山市政协原副主席程永宁先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晓光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主任徐斌教授和副主任刘道胜教授、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施立业研究员和科研处处长陈瑞研究员、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经济研究处处长凌宏斌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鲍恒教授、安徽大学“三农”研究中心主任张德元教授、安徽大学社会学院沈昕教授、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曹高峰先生、安徽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李东和教授、《新安晚报》终身首席记者章玉政先生、《江淮文史》执行主编陈劲松先生、安徽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张治栋教授和刘晓耘女士、安徽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钱宝平高级政工师、安徽大学历史系王开队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王曦博士、安徽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何峰先生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研究员、张小坡副研究员、陈联先生、孟义昭博士、刘猛博士等同事的理解和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本辑为2015年度高校古委会规划项目“民间藏明清徽州谱牒的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获得了2016年度高校学科拔尖人才重点学术资助，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徽州归户文书与报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系列成果之一，也是以周晓光教授为首席专家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对本丛书以及本辑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热情和全方位的支持，集团总编辑汤文辉先生、副总编辑宾长初教授、编辑鲁朝阳先生等直接参与了本书的策划，持续地关注了本辑的整理与出版；责任编辑肖承清先生工作认真细致，纠正了我不少在工作上的失误；等等。这是要特别感谢的！
当然，本辑也一定存在不少的错误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恳请大家不吝批评指教，以帮助我们改进。
2018年6月23日定稿
①明嘉靖《徽州府志·风俗》。
②祁门武溪清同治十二年重修《陈氏宗谱》卷一《陈氏重修宗谱序》，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
③歙县绍村清雍正后期修《张氏统宗谱》，笔者家藏。以下凡引录藏于笔者处的谱及其他文献，皆不再注明藏处。
④王鹤鸣：《上海图书馆馆藏徽州家谱简介》，《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⑤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一卷，第1页。
⑥陈玲、冯剑辉：《黄山学院图书馆馆藏徽州家谱简介》，《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⑦明嘉靖《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卷首，凡例。
⑧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1页。
⑨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第三卷，第1699页。
⑩民国甲子年《黟北吴氏族谱》底册，全一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92页。
同上，第404页。
分别是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一辑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刘伯山编纂《徽州文书》第二辑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刘伯山编著《徽州文书》第三辑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刘伯山编著《徽州文书》第四辑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刘伯山编著《徽州文书》第五辑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刘伯山编著《徽州文书》第六辑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