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林金枝
20世纪60年代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研究院前身，以下或简称“南洋所”）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国内发展的需求，组织研究人员对时属广东省的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福建常山、双阳、北硿华侨农场的归侨，以及当时临时回国，居住在广州、福州、泉州、厦门等地华侨大厦的华侨工商业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这批珍贵的访谈、口述历史资料，囿于历史条件一直未能出版。半个多世纪之后，南洋研究院计划对这批一手的口述史料进行重新整理、出版，以期贡献于学林。
一、田野调查的背景与目的
20世纪60年代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组织的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访谈、调查主要以印度尼西亚为主，这一状况主要源于当时的两个大背景。第一，1959—1960年出现的印尼排华运动；第二，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以下或简称“中侨委”）为反制印尼排华而采取了一些措施。1959年11月，印尼政府颁布“总统10号令”，规定居住在第一、二级自治区（即省、县）首府和州府以外的外侨小商贩从1960年11月1日起必须停止营业，这一禁令导致当地数十万华侨丧失生计，流离失所，许多华侨甚至被无理拘禁。因而，大批华侨被迫回国。中共中央为了保护华侨，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于同年12月20日出台了《关于准备大量接待归国华侨的指示》。1961年1月，“中侨委”根据指示制定了“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的方针，计划将大多数的归侨安置在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四省区，新建或扩建了数十个华侨农场。
南洋所在建立之初，即是由“中侨委”直接领导，所里的领导或者本身就是归侨，或者同时在侨务部门工作，因此能准确领会中央和“中侨委”的意见和指示精神。此外，南洋所成立之时，印尼问题、印尼华侨问题本就是重点关注的领域。所以，在印尼出现排华，中央发布反排华斗争的指示后，为贯彻中央指示，所里的领导和党支部经过研究以后，就决定组织对印尼华侨进行调查。
二、调查地点的选择与人员选拔
选择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福建云霄常山、晋江双阳华侨农场和永春北硿华侨农场，作为采访调查的主要地点，是和我们具体的业务人员以及领导的共同商定、研究密不可分的。根据“中侨委”集中安置的指示，华侨农场是归侨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地方。而从当时全国情况来看，海南万宁兴隆农场，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华侨农场。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甚至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都曾经去参观访问过。1960年，印尼排华发生后，兴隆农场的规模又得到进一步扩大，当时即安置了2700多人。与扩建的兴隆农场不同的是，福建晋江的双阳农场是完全新建的。而位于云霄的常山农场，最初是用来安置马来亚归侨，可以算是福建最大的华侨农场，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当时安置了2000多归侨。因此，我们就选择了这几个有代表性的华侨农场，作为印尼专题调查的主要场所。
所里当时之所以指定我来带队下农场，与我的专业背景和调查经历有关。1956年，我从厦大历史系毕业留校后就来到南洋所工作。当时建所之初，资料不多，主要依靠报纸、杂志，我们订了一百多种报纸，还有少量的图书，除此以外就是去侨乡收集的资料。最初，我们对侨乡的分布也知之不多，主要通过侨务部门了解，才知道去哪里的侨乡。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再加上此前也下乡做过族谱调查、近代华侨投资企业调查等等，所以所里就让我带队。其他去农场的调查人员都是临时派遣的，像林伍珖是研究马来亚的，黄有土是研究泰国的，吴凤斌刚从厦大历史系调过来，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我们当时考虑业务人员的人选时主要是看他/她是否有时间，有没有调查能力。起初基本没有考虑调查的语言问题，也就是方言的问题的。我们调查采访的对象，一般来说也都能讲普通话。
当时我们的调查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持，都是依靠南洋所里每年的预算，而南洋所的经费都是“中侨委”负责的，并没有专门拨款支持我们调查。因为经费少，我们的调查非常辛苦，能省就省。出差都是坐汽车，没有飞机可坐。例如，我们当时是这样去海南岛的：首先，从厦门到汕头，要坐十个多钟头的汽车，然后从汕头到广州还要坐十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从广州再去湛江，然后再坐船到海南海口，最后再从海口坐汽车走三百多公里才能到兴隆华侨农场。这一路奔波，马不停蹄，顺利的话起码也要四五天！
三、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虽然，1959年底印尼就出现了排华，但是我们真正开始调查是1960年，因为调查的前期准备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要有一个了解、联系的过程。
从我自己来说，对印尼情况多多少少还算知道，对印尼华侨也比较了解。我们当时主要是通过书籍、杂志、报纸来了解东南亚和华侨的点滴。南洋所当时有十几个资料员在做剪报的工作，还有就是收听东南亚当地的广播，进行信息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在开始具体调查之前，我们都是这样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的。
采访之前，我们会草拟访谈提纲，但不是很具体，也就是说，要有“框框”（提纲），又要根据现场情况打破“框框”。这主要根据我们的业务能力以及知识面来定，在具体的访问中可以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改变。因为，我们在访问之前，对这些归侨根本不了解，都是去了以后才知道采访对象情况的，所以都是采取灵活的提问和座谈的办法。如果归侨是小商小贩，我们就访问关于小商贩的内容；如果是工商业者，我们就访问工商业的内容；如果是从事工业的，我们就了解工业方面的内容。
每次调查访问的时间长短，都是根据所里预算经费的多少来决定的。我们在兴隆农场时间花的时间最长，大概有两个月到三个月。还有前后两次去云霄常山农场和永春华侨农场，调查的人不同，访问的对象也不同。在晋江双阳农场的调查，时间就比较短；对华侨工商业者的访问，因为对象比较少，所以时间也比较短。我们当时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农场的华侨小商贩。
四、调查访问对象的联系与确定
我们调查访问的对象主要分为华侨农场的归侨和暂住在城市华侨大厦的华侨。具体的调查对象不是我们调查人员事先所能决定的，一般是由当地的侨务部门乃至华侨农场安排确定的。比如，我们会先到华侨农场场部，场部再联系分部，分部再最终联系、确定被访问的归侨本人。所以，对要被采访的华侨的职业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农场方面在安置归侨的时候，对他们的情况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农场方面根据我们提出的访问时间、地点，受访人的职业、经历，以及愿不愿意，来最终确定采访对象。在农场，我们主要访问小商贩，也包括契约工人、种植烟草的工人、矿工（旧时被蔑称为“猪仔”）等。
至于采访暂住在各地华侨大厦的华侨，则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主要根据他们当时住的地方——华侨大厦来确定。华侨大厦的主管人员知道入住的这些华侨是从哪里回来的，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些还了解一些华侨的经历，然后就会安排我们去访问，所以访问对象也都不是我们事先知道的，都是随机确定应变的。在华侨大厦，我们主要是采访工商业者。为什么要采访工商业者呢？因为1960年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签订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协定生效，当时有一部分华侨需要选择国籍，所以先回来看看国内情况。他们主要是一些商人，多是比较有钱的。当时他们回来探亲、访友或者准备投资，先回来考察一番，人数不多，主要住在广州、福州、厦门、海口的华侨大厦。我们的做法是，在采访农场之前或结束之后，临时经过或利用我们住在华侨大厦的时候，就抽出一部分力量来采访他们。另外，当时南洋所也有人员专门去各城市访问工商业者的。
所以，不论是华侨农场还是华侨大厦，访问对象都是灵活和千变万化的，不是我们事先知道的，只有调查时间、地点是我们与受访人员共同商量、确定好的。
五、调查访问的形式
根据当时的情况，一对一是我们采取的主要访谈形式，但是一对二、座谈会的形式也有，主要是访问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亲身经历。在谈到一些具体的经济统计数字的时候，可能会不太精确，有的扩大些，有的缩小些，但还是可以作为参考。当然这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比如他们说所在地区有多少家同行商户，那应该是可靠的。如果是大城市，说雅加达有多少个小商贩，那就依靠官方统计比较精确。一般来说，在谈及他们本身的经历时，他们提供的情况更准确和可靠。在采访工商业者时，其中一些资本家，他们谈的时候，有的会夸大自己经济实力一些，有的则保守一些。比如说在介绍发家过程时，其与外面的联系或涉及资本数额的内容，他们就不太愿意讲得太具体。我们作为访谈者，也是抱着能谈就谈的态度。我们的采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尊重，因为是当地领导选择他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其实也是一种荣誉。虽然，他们也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有时候还影响他们挣工分，但在我们的访问中，他们还是感到非常亲切。有些工商业者和小商小贩在谈到过去的经历的时候，原来在印尼那边还有一点顾忌，现在回来了，反正管不到他们了，谁还怕？所以，他们所谈的问题还是比较可靠的。这是我们当时访谈时的一个明显感受。
我们调查组成员在分头采访之后，一般都有碰头，你采访什么，他采访什么，大家在小组会上，相互交流、磋商，这些都是我们访问与调查的必要工作。虽然，我们调查的对象不同，目标有所侧重，但主题差不多，都是围绕着印尼华侨的经济问题，以及印尼华侨的近现代史问题。华侨经济问题的访谈，既有关于整个行业的，也有行业里面的个案。调查的目标主要是为我们收集的印尼华侨资料提供补充，抢救第一手、最原始的资料。结合当时“中侨委”反排华的需要，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调查材料，送给“中侨委”或中新社参考。
我们调查回来后，调查人员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中去了。当时，所领导虽然重视专题调查和访谈，但是不久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再加上没有经费，所以这几次调查的资料整理与出版就搁置下来了。
六、调查资料的主要内容及其出版价值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印尼的排华运动是大规模的。起初虽主要是印尼政府禁止华侨小商小贩在县或县以下地区的经营，但随之波及的范围是全国性的，涉及的地区也是非常广泛的。在爪哇岛，冲击的范围包括西爪哇的雅加达地区，中爪哇的万隆、梭罗、三宝垄地区，东爪哇的泗水以及巴厘岛；在苏门答腊，则有巨港、棉兰；外岛的加里曼丹，则有望加锡、坤甸；甚至是邦加、勿里洞等地区。涉及的行业除小商贩外，亦波及到印尼社会经济的各行各业：工业方面，有花裙纺织业、肥皂业、碾米业、蜡烛制造业和手工业等；商业方面，有出入口商、土特产商、杂货商、汽车商、棉布商、当铺商等；农渔业，有烟草种植业、蔬菜种植业；矿业方面，主要是锡矿业；金融业方面，有金铺、高利贷者等；还有自由职业，如医生、教师、报人等方方面面的华侨。我们这次访问人数之多，至少有数百人，除小商小贩外，有工人、农民、渔民、矿工、工商业者（老板和伙计）、文化工作者以及侨团领袖，被访问的人员和职业较为广泛，可以说是代表了印尼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通过对华侨和归侨的访问，我们获得了许多关于印尼华侨史、印尼近代史口述历史资料，尤其是二战前后活动在印尼华侨社会中数以百计的人物传记或部分经历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访谈对象都是生于斯、长于斯，在印尼各地经营或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他们所讲述或回忆的内容，不仅具体而且真实。此外，他们基于在印尼生活的所见所闻，还提出一些关于中国侨务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看法和见解，非常贴近现实，十分难得。他们提供和反映的情况不仅是当时印尼当地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了解当地社会经济的一种重要资料补充，更是在当地社会出版物或我们在书本中看不到的东西，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印尼国情和华社。归根到底，这部上百万字的第一手、独家材料，正是印尼经济专题调查的贡献所在，也是本套丛书出版的学术价值所在。
《东南亚华侨口述历史丛编》此次经整理后分编为8册。其中第1至第6册前一部分，所收录调查访谈的内容以印度尼西亚华侨为主。第6册的后一部分是和第7册的前一部分，是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等的调查访谈，第7册后半部分收入的是柬埔寨归侨的访谈。第8册收录的是广东华侨企业史（江门地区、汕头地区）、福建华侨企业史等，福建侨务第二次调查的相关资料也被收录在本书内。
这批口述历史资料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历史、文献价值，现南洋研究院决定将这批资料影印出版，不仅是嘉惠学林的一件美事，也是对当时参加这项专题的调查人员、被访人员或协助采访人员艰辛工作的一种认可和安慰。五十余年后，这套珍稀史料得以与世人见面，南洋研究所/院的众多同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厦门大学图书馆更是将其电子化进行保存，为本套丛书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逝者如斯夫”，学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不同时代学人的积累与递进。南洋研究所的前辈们砥砺奋进，开拓了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贡献卓著，南洋研究院一代代后来者秉承了坚持实地调查的学术传统和科学精神，亦在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