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桂毗连地区传世碑铭汇集初编
我国的省际交界地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一系统在地理上体现为多元化的地形特征，行政界限相互交错，并由此延伸出复杂的经济运作现象与独特的文化次区域。粤桂毗连地区[本文提及的粤桂毗连地区，除行政区划上的粤桂边界外，包括西江中下游个别在两广互通中较为活跃的州县。]是一个由山分隔，以西江主干流联通的区域。地区山脉是九嶷山脉的支脉，盘亘于两粤各州县之间，地势险要复杂。广东封川县“流连山（一名黄冈山），在县北一百三十里，县之祖山也。跨德庆、四会、怀集、封川境，万峰切云，绵亘无际”。开建县“昭埇山，在县东二十里路，通广西怀集，有鼠石，旁有三穴可容数十人”。郁南县“凤皇山，在城西北三十里，高二百丈，高峰挺秀，曲涧潆洄，形如翔凤，中有径通苍梧”。“铜镬山，在城西北四十余里，高三百余丈，绵亘三十余里，西北属苍梧，东南属县。”铜镬山位于西江南岸，是两省三县的交界之处。广西苍梧县“芋荚山，县东北一百六十五里，值东安葨竹闸，与封川、开建两县交界，山产金砂，岚气特厉”。“大岭，县南九十里，与广东西宁县交界。”岑溪县“横山，城东南一百一十里，界西宁”。
在传统社会，山地是隔离的障碍，山地中的洞穴与水源为王朝秩序之外的“边缘人”提供了优良的聚集居所。广东封川县留连山“深树丛筱，人迹罕到”。开建县昭埇山“有三旁穴，皆能容人”。两省三县交界的铜镬山“山多杂木，附近贫民赖樵采以资生焉”。广西苍梧县的龙塘山“旧为伏莽之所”。岑溪县的冷水山“昔多劫掠”，林丁山“昔多摽掠”。直至今日，这一片山区仍然是两广关注的扶贫片区，封开县南丰镇长期被称为广东的“西伯利亚”，而河儿口镇则接受珠海市的对口支援。
粤桂毗连地区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随着清前期以来商品经济的繁荣，粤商及广州府籍士人西进，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入汉族，形成了汉文化中广府文化占主体，却又迥异于珠三角的区域文化。主要表现在：1.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痕迹明显体现在当地广府文化当中，广东郁南县、罗定市曾经是罗旁瑶聚居区的中心区域，今日两地的民间文化中还保留不少瑶族文化痕迹，郁南县乡村民间的禾楼舞被证明深受瑶族文化影响。封开县则有“刘三妹”的传说。粤桂边界两地的人民则有深厚的山歌传统。2.被山区间隔的小盆地则形成独特的文化孤岛，典型例子体现在封开县南丰镇，在广府文化占主流的边界地区，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如南丰方言中就带有较为古朴风格的用词，如“你阿喫饭？”“你阿肚饥？”这种现象可归结为在相对封闭的山区中早前移民文化演变的相对缓慢性，“‘阿’大概是在宋明时代从别的方言借入的。”3.当地文化中带有浓厚的移民与原住民融合的痕迹，“地名隐含着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的变迁”。当地山区中多存在洞穴及水源的特色，当地带“峒”字的聚落多处于深山中，应当可理解为处于国家秩序以外的“边缘人”纳入秩序的历程。而罗定地区的盆地村落名则多带“榃”字，“榃”意为“水塘”，不仅反映出当地的地形特征，也体现了汉人移民对水利灌溉设施建设的一种固有情结。4.当地继承了广州府地区的商贸文化，重商氛围较为浓厚，枢纽市镇工商业发达，即使是山区也盛行走商风气。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区域仍然是岭南重要的轻工业出口基地及开放地区之一。
结合地理、经济与文化三种因素，粤桂毗连地区处于大西江走廊的枢纽位置，连接珠三角、桂北及桂西三大板块，在经济层面上承接东部向西北扩展的角色，在文化上则是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广府文化次区域。“珠江—西江走廊”作为“岭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的南部边疆”。同时又为施坚雅划分的中华帝国九大经济区域之一，包含了多个次级区域市场中心。如何解读这一大区域的内部整合，当地碑铭这一基层特点明显的材料作为钥匙之一，势必获得广泛关注。
碑铭是民间社会用于传播公共信息，树立功德，参与公共建设的重要媒介，碑铭的材料是各种石材，为记録地方大事件、纪念特别人和事而篆刻碑铭仍然是今天中国乡村的文化传统。在方志、笔记、正史等传统文献匮乏的两广地区（珠三角及桂林地区等政治核心地区除外），碑铭成为了解当地基层社会的重要材料，石碑的自身物理属性也带来了其在干燥、避湿环境下的良好保存性，为后人发现其价值提供了可能。“广西地区虽然传统纸质文献数量不多，但却以温润的气候和独特的山水地貌，石材丰富，易于雕琢，且不易风化，人为破坏较少，产生并保存了丰富的石刻。”在田野中寻找文献，以“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以地方解读中国成为当今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月，梧州学院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联合粤西与桂东两地县市的文博单位及民间团体，对粤桂毗连地区的广西梧州市区、玉林市区、平南大安镇及广东封开、郁南两县的存世碑刻进行两期田野调查，在摸底调查中为所有存世碑铭制作了拓片。调查传拓的原则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碑铭不作调查；字迹模糊不清及已成小块破碎状态的碑铭不作调查；正常人力无法攀爬抵达的摩崖石刻不作调查。在调查中共发现三一八通碑石刻，涉及唐、元、明、清、民国等时代。
在业已收集的碑刻中，唐代碑刻一块，为广东郁南县博物馆藏“唐康州刺史墓碑”，元代碑刻为广西贺州市博物馆藏元代六面佛塔上的碑文。明代碑刻数量略多于前者，共一六通，其中成化时期碑刻有三通，分别为梧州市区的“重建吕仙亭碑记”及广东封开县的“肇庆府封川县修城记”；弘治时期一通，为封开县的“弘治六年（一四九三）重修东岳庙记”；正德时期一通，为梧州市区的“正德九年（一五一四）重修冰井禅寺碑记”；嘉靖时期的碑刻略多于前几个时期，为六通；万历时期碑铭略少于嘉靖时期碑铭数量，为四通，但保存状态良好；清代碑刻占据了所有碑刻的主要部分，其中顺治时期二通，康熙时期七通，当地暂未发现南明纪年的碑铭；雍正时期五通；乾隆时期三五通；嘉庆时期三五通；道光时期六二通；咸丰时期一五通；同治时期三四通；光绪时期三〇通；宣统时期五通。民国时期碑刻比明代碑刻数量多，比清代碑刻数量少，有一八通，年代最晚的为贺州市博物馆藏的一九三九年徐悲鸿为梁文山墓题写的摩崖石刻“瑞应来仪”。同时还收集清末英国深入西江流域活动的证据——英领事馆地界碑。无法确切辨认年代的碑刻有五二通，此外，还有对联、石匾、器物浮雕二七通。在空间分布上，梧州市辖区二四通；苍梧县五二通；贺州博物馆及老贺街存世碑刻七三通；平南大安镇大王庙九通；玉林妈祖庙四三通。广东封开县境内存世碑刻八二通；郁南县境内存世碑刻四九通。上述县市中的碑刻絶大部分存放在宗祠、庙宇中，少量碑刻在山岭的野外，部分碑刻被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保存，其中一部分在当地政府大院中存放，甚至部分碑刻在田野边发现。絶大部分碑刻保存完好，少量碑刻破坏严重。如玉林緑杨妈祖庙内的主要碑刻均保存完好，但仍有相当数量碑刻破碎严重被填埋在土中充当房屋基石。一些完整的碑石被移作他用，苍梧县文化宫内的“辛巳年置捐资碑”被当地民众用作洗衣板，而封开县光孝寺村外的“重修东岳庙碑记”被用于野外休息的案桌。一些碑刻则被当地居民错误挪动位置，张冠李戴，如封开县居仁社坛存放的乾隆时期“万世永赖”石匾，应当为封川古城的物品，重新发现后被误认为是社坛的匾额。石刻对联散佚较为严重，且基本无法判断来源年代，除平南大安镇大王庙的两对石联外，所收集的石联基本不完整。
从目前收集的地方碑刻内容，可分为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学校教育类、路桥井渡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及其他。其中祠堂宗族类与寺观庙宇类碑铭占据了碑铭的大部分。
清初以来，粤桂毗连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粤东会馆在广西各地开花，苍梧县粤东会馆碑刻是广西区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会馆碑刻。而清代粤桂毗连地区遍地开花的寺观庙宇则有浓厚的商业背景，各路士子、官僚捐资修建庙宇，实际上是建设地方商业平台。平南大安镇（原大乌圩）是清代西江走廊三大商业名镇之一，直至今日大安镇人口繁多，各项基础设施水平在地区其他市镇之上。大王庙（列圣宫）是当地与粤东会馆毗邻的庙宇，其收藏的“飞来碑”“东西厅题名碑记”“列圣宫增建后楼碑”“重修列圣宫收支数目并庙向界址碑”“嘉庆乙丑重修列圣宫通墟喜助工金不敷各商贾再将赁利加捐银两题名碑记”均有十分浓厚的商业信息。“依据大乌圩列圣宫碑刻资料可知，康熙年间重建列圣宫参与捐款的商民有六三九人，其中广东籍的有六〇〇余人。嘉庆年间重修列圣宫时，有八四八家（次）商号捐款，有一九九家商号参加抽厘。与同一时期广西各地圩镇相比，大乌圩商号并不算少，甚至与国内的一些著名商镇也不相上下。”而列圣宫的一些偏殿名称也拥有浓厚的商业气息，比如道光丙午年修建的财帛宫，其门联为“瑞献重门白沙银浪用，商通两粤新客宝泉来”。作为两广贸易重镇的角色信息一览无遗。
商贸的发展带来山地少数民族的“华夏化”，南丰镇利水村是过山瑶的传统聚居地，与镇上周边乡村不同，当地种植高山旱作的玉米与红薯，当地村民将玉米晒成干粒用作家畜饲料。当地的盘古庙还保留黑犬偶像，这是瑶族盘弧信仰的象征。然而在庙中保留的碑刻反映了该庙宇演变的过程，从“六庙盘古宫祠生碑记”“重修六庙祠碑记”“重修六庙盘古宫碑记”三通碑记可知，盘古庙的等级由庙升级至宫，不仅规模扩大，庙中的对联还反映了瑶族民间信仰与王朝“秩序”的融合，纵使少数民族还保留着“斑布斓裙”的服饰特征，但他们已不再是“匪”，而成了“化内”的“中国之民”。
因经济开发时期较为滞后而造成传统纸质文献匮乏的现实，由当地较为丰富的碑石刻材料得以弥补。粤桂毗连地区作为“珠江—西江”走廊的重要节点，对其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将会得到全面展开，而碑石刻则是重要材料。其价值可以论述如下：
第一，碑石刻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与方志、笔记、谱牒、契约一同，是不可被忽视的重要文献，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补充。这些碑刻既有国家管理基层的角度，也有基层自发管理的角度，基层属性十分明显，相比方志等典籍在传抄翻刻过程中文字出现改动的情况，碑刻保留原貌属性更大。两广方志当中记载碑文汗牛充栋，仅是宋代也十分丰富，然而方志记载的碑文多是国家或“中层社会”担任地方治理主角前提下的“功绩碑”“告示碑”“诗文碑”与“表彰碑”，而体现地方社会自我运作的碑刻在方志中是缺席的。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量官方告示碑已在之前的历史时期中被损毁，而存留的多是基层自发撰写的碑文，“石刻在文学方面的传播之功又表现在对文学创作活动直接的推动”。在立石刻碑依然作为民间文化传统的当代背景下，这些碑文成为后世新修碑刻的文本模版。“各时期碑刻铭文反映出来的文字、词汇、语法、音韵、语用等方面的面貌、特征、发展演变的情况及规律等都十分模糊，亟待投入精力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从发现的存世碑铭中，发现了大量的异体字，这些异体字的产生、书写与本义值得学界认真钻研与开拓。
第二，地方文献的独特区域性，站在行政区划的角度上，粤桂毗连地区碑石刻很难一定属于广东或广西，而整个毗连地区则是一个整体。在语言片区上，这一片地区整体通用粤方言，而杂以客家方言与西南官话。在方言分支上，封开方言与苍梧方言，梧州市区话与郁南话十分相似，在方言的背后是区域中的人员与物资的流动，而桂东南的玉林则扮演了“珠江—西江”走廊的南部出海通道，因而不同于代表河流的龙母信仰，妈祖信仰是当地的特色。在今日地方研究中方志资源已经被发掘殆尽的情况下，碑石刻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第三，碑石刻是重要的基层史料，国际关系史研究讲究从外部视角与国际法要素来阐明一个国家如何作为“民族国家”而存在。中国史研究则注重从内部角度阐释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支撑这一基础的材料则在于基层性强的民间文献，如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粤桂毗连地区作为“帝国的南疆”，多民族杂居，开发时间较晚，粤商在地区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整个清代经济史是区域市场整合的过程，两广市场处于区域市场的佼佼者角色，这一角色奠定了两广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苍梧粤东会馆碑刻、平南列圣宫碑刻是清代区域市场发展的重要见证。而在田野中发现的两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百坵坟碑记”则清楚地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范围及社会受冲击程度，是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地方史料。
第四，碑石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从石材选用到碑铭设计，再到碑文刊刻，对研究书法艺术、造像艺术、文学艺术及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粤桂毗连地区的碑铭大多数为精美的书法与雕刻精品，字体多为楷书与行草，笔划浑然有力，刻工精细，即使历经上百年风雨也清晰可见，“碑的版式从设计角度而言，与中国书法的传统章法理论关系密切。但碑作为一种使用的传播载体，它与书法创作的纯艺术表现又不一样，经过刻工在石头这一特殊材质上的刊刻，其呈现的面貌已经是二次经营的结果”。当地保存的一些画像砖，虽然轮廓模糊，但仍未失本来面貌，而不少碑石的纹饰是图腾与符号研究的重要材料，贺州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明代人物造像砖，对研究岭南地区的明代服饰提供了一个实物例证。
第五，碑刻拓本整理的意义，在碑铭收集整理中，拓片的制作具有独特的优势与意义，拓片是目前能较为清楚地反映碑刻原貌的纸质文本，传拓既是对碑刻材料的复制，也是对碑刻文字的文献保存，是文物的复制与再现。即使在文献数字化工作已经突飞猛进的前提下，碑石仍然存在原物笨重不易移动且易受恶劣环境（如酸雨、pH值过酸或过碱的雾气等）影响等问题，因而，碑文的田野传拓意义十分重要。
从对粤桂毗连地区个别县市的田野调查中，当地碑刻类别种类繁多，从碑刻材料中能管窥当地延续至今的传统与习惯，是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的真实载体。这一资料宝库的发掘有待继续推进，并有望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与探讨外，还需提高对碑铭这一民间文献的保护力度。地方高校在田野调查工作中获得了地方文化取证的第一手材料，为地方高校发展科研，助力地方文化发展，及深层次、全方位地扶助乡镇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