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在北美独立战争失利、第一帝国解体之后，英国如何在1784到1939年间，经过一步步的改革、发展和扩张，从而重新崛起的过程。

就国内而言，面对人口增长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贫富分化，英国并未受到抽象理念的蛊惑，而是以议会为改革机制，本着互相迁就的精神，使得丛生的社会矛盾没有激化成大规模暴力。

就海外帝国而言，北美的失败使得英国的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不再进行僵化控制，而是强调以自由的价值和王权的象征为纽带，赋予殖民地更多自治，也得到了世界大战的检验。

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1878～1949）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

187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0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专注于英美历史的研究，代表作为“新英格兰史三部曲”，以及畅销书《美国史诗》。

作者序

第一章 新时代

群众的崛起：圈地运动

工业革命：法人与机床

流动的“人手”

两个英格兰

改革的福音

第二章 帝国与法国大革命

小皮特：不二人选

法国风暴：恐怖的传染

人民之间的战争

伟大的舵手

双重的种子

第三章 扩张的帝国

爱尔兰：无情的失败

英美关系：作为外国

印度：接管解体的莫卧儿

新帝国成形

第四章 拿破仑战争

重启战端

特拉法加海战

涅曼河上的木筏

铁像脚下的粘土

柏林敕令

维也纳会议：未来的蕴涵

1812 年战争与帝国

第五章 后拿破仑时代

和平之后：苦难的渊薮

毛毯派与彼得卢惨案

托利党内阁的改组

外交部的新风

知性与审美生活：面向普通人

海外帝国

第六章 思想革命

赫然在目的“人民”问题

爱尔兰的怒火

代表性的危机

伟大的《改革法案》

从自由放任到国家责任

第七章 新生活气息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

“人民宪章”运动

智识氛围的断裂与宗教复兴

新的帝国理论：加拿大的成功试验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奇迹

南非和印度的新动向

鸦片战争：不光彩的句号

第八章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

皮尔与《谷物法》

乐观主义与万国博览会

错流：下水道与批判的先知

克里米亚战争：提灯女神

进入成年与来自黄金的加速

印度兵变

第九章 转折之年

“未来事物的雏形”

合众国的再确认：两次危机

德国的崛起

1876 年改革：最大的一步

淡然的帝国主义：最低点

第十章 新兴大国和新力量

帝国主义的竞赛：分割非洲

被掩盖的真相：英国落在后面

迪斯雷利 : 改革与帝国

东方问题：下错了赌注

旅行竞选、周末与大众化

第十一章 1880 年代

格莱斯顿内阁的困难

埃及危机

地方自治：“政治就是爱尔兰”

劳工的崛起：“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

第十二章 新帝国主义

新的感情：“把地图涂成红色”

禧年庆典与帝国会议

争夺白热化：失去安全阀

印度成为统一国家

加拿大的稳定发展

新西兰的大胆尝试

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

第十三章 帝国主义引起的反应

布尔战争：罗得斯的败着

英国的孤立：强大到没朋友

帝国得到检验：实质性的统一

澳大利亚联邦：介于英美之间

印度的寇松：最好的旧式

第十四章 爱德华时代

维多利亚的最后岁月

爱德华七世：布尔战争的和解

埃及和印度的离心

最后的危机正在逼近

英国被高估的分裂

第十五章 世界大战及后续

1914 年不可避免的夏天

跛脚的和平

战后的英国本土

从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

艰难的责任：印度与埃及

新的世界大战

在失去美国之后，英帝国如何升级为2.0版？

天才编辑珀金斯慧眼挖掘的作家

普利策奖得主亚当斯的另一巅峰之作  

用“奶与蜜”讲述的万花筒式英国史 

“英帝国的故事，就是自由不断增长的故事”

第一章

新时代

1783年是大不列颠的黯淡之年。它刚从一场对付北美武装叛乱的耗时费力的战争中摆脱，不得不接受美国独立的事实，基本葬送了近两个世纪的探险和殖民事业。从殖民地加拿大——其领土和资源那时尚不可知，还未得到认识——到西印度群岛的剩余岛屿，英国丧失了在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属地，连同三百多万人口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个沮丧而焦虑的国家，尚不能预见在下一个世纪会建成一个新帝国，达到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巅峰。

可是，如果说英国两千年的历史中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这个种族在失败中，当其似乎失去一切时，才最强大。有一句被一再证明的老话：英国屡战屡败，最后一次除外。坚毅、勇敢、拒绝承认失败，总是以某种方式使它渡过难关。一次次它看上去面临灭顶之灾——毁于撒克逊人和丹麦人之手，毁于诺曼人威廉之手，毁于西班牙帝国之手，毁于路易十六帝国之手，毁于拿破仑帝国之手，毁于德意志帝国之手。然而，如果说它没有想过去应对危机，那么它也没想过去承认失败。如果说它不曾遭受一次永远的失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曾”遭受彻底失败的经历和对自己优势的信念，这一点有时使外国人颇感费解。本卷以重大损失起笔，以面临另一场壮阔斗争的威胁结尾，同时也以拥有全球四分之一领土和五亿人口、作为世界迄今所知最大的政治因素的英帝国的出现而收尾。

在本书所涉时段的初期，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英国处于既未能意识、也不能理解的几种力量的支配之中，而这些力量将把人类推向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一段最令人困惑和不可思议的路程。对于普通英国人的生活而言，在接下来一个半世纪中发生的变化，将会证明远超过去两千年所有变化的影响。也许，在紧随和平而来的动荡中，业余的霍勒斯·沃波尔比任何一个政治家显得更有先见之明，他写道：“当被问及‘这一切如何收场？’时，我的回答是‘它将如何开始？’”这个开局的确将最终影响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居民，并且把我们这一代人带入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之中。

群众的崛起：圈地运动

就统计数字而言，与许多大陆邻国相比，英国居于劣势，如同一只身负重伤的病狮，面对着世界和未来。据 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统计，在 19世纪初，它的人口与意大利接近，远远少于俄国或法国。然而，本章所涉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我们第一次精确统计之前五十年，英国人口迎来大增长。 1753年一份盘点人口的提案被议会拒绝，理由是“完全颠覆了英国自由的最后遗产”，以及向敌国暴露了国家的弱点。然而，在 19世纪后半期，英国人口从 650万增加到超过 800万。

对于这个标志着“群众崛起”之开端的增长，并无一致的解释。工业革命此时还处于早期阶段，而且这种增长绝非仅限于英国，在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也几乎同样显著。这很可能不是由于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因，而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助产学和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导致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加上卫生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有助于延长成年人的寿命。然而，到 1801年（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年前美国就已经举行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英伦诸岛的人口惊人地增长到约 1500万。在我们的故事中，人口的作用相当大，显著地影响着经济、政治和阶级思想。此外，在考虑机器时代的罪恶时必须记住，在真正的工业革命之前，人口增长的趋势就已开始。新的社会秩序的确有着许多方面的罪恶，但没有机器在就业、交通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新的大量人口是不可能养活的。

在更具体地考察这些人口的生活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到这一时期，尽管领土面积不大，在北美损失严重，在统计数字上居于劣势，英国还持有一张王牌：由于世界贸易的变革，英格兰成为连接欧洲、美洲和远东最重要的海上航线的枢纽。如果可以通过海上力量维持这些航线，如果英国的新兴制造业能够超过欧陆诸强，它就可以控制世界市场，在财富和权力方面把任何竞争对手甩在后面。制造业、贸易市场、海上霸主，这些将是使英国走出耻辱的失败而赢得醉人的成功的武器。

英国还是贵族社会，权力基本上掌握在以贵族、地方望族、乡绅、神职人员和治安法官为代表的上层阶级手中。他们控制着立法和司法，当然，几乎完全地、通常也是无情地偏向于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上层阶级以及不断增加的与他们结盟的新富人来说，英国即使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也是一个极其舒适的国度，其统治阶级害怕看到任何变化发生。

然而，尽管他们没有觉察到，变化正在发生，富人与无地穷人之间“两个英格兰”的分裂已经开始。许多密切关联的因素促成了它的发生。这个国家八成的地区还是农村，伦敦是唯一的大城市，其他地方城镇远远落在后面。昔日的英国乡村不仅是农场的集合，而且维持着一种大体上公社式的和多种职业的生活。

两种力量，一种是意识到的，一种是尚未觉察到的，注定要侵蚀这个古老的乡村社会。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农业改良领导者都认为，如果农业耕作技术要得到改进，增长的食物供给要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那么圈地和土地私有制，不管数量大小，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直到1798年马尔萨斯才发表他著名的《人口论》，可是对改进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早就在发挥作用。确实，公社农业的传统方式阻碍了探索实验，甚至阻碍了已知的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一个顽固无知的农民会阻碍任何变革，没有圈地就不可能改进家畜饲养或从土地中获得最大收成。

然而，当从公地到圈地的改变真正大规模发生时，其影响是改革者不曾预料到的。旧的生产方式浪费、低效，却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在新制度下，在相当程度上，那些越来越少的农民，或者是拥有的土地过小不适合耕种，或者无钱，或者懒惰，或者无能。还有许多被诱导卖掉自己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变革的程度可以由下述事实显示出来，尽管从 1710年到 1760年只有 30万英亩土地被圈，但此后到 1843年间，有超过 700万英亩土地转手。而且，有一个从小农场到大农场的稳步发展过程。一名观察者记载，在多塞特郡的一个村庄，二十年前有三十个农场，到此时仅剩下两个了。

圈地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尤其 1793年以后，既归因于经济因素，又归因于心理因素。在饥荒和战争年代，农产品——尤其小麦，到 1812年时售价还高于126先令——为地主和进步农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这些进步农民发现他们受到旧式公社制度的束缚，除非能够教育和带动所有那些更保守、顽固的邻居，否则休想引进新的观念和方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加入圈地运动，以便得以自由开发自己的土地，而无需同那些不愿与时俱进的人商量。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还远未扩展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到 1851年英格兰乃至苏格兰的所有农场中，三分之二还未达到一百英亩的规模。然而不管怎样，相当大一部分旧式农业人口发现他们每况愈下，尽管土地的总体产量增加了。许多人失去土地，成为农业劳工阶级或城市人口，为蒸蒸日上的新型产业提供了方便的劳动力。

工业革命：法人与机床

另外一个降低乡村人口舒适度和安全感的因素也在发酵，这个未觉察到的和非个人的因素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它将对乡村和城市带来深远影响。要界定这个概念和准确追溯这场运动起于何时是不可能的。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以竞争替代以前控制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制”。在这方面，亚当·斯密于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是其最早的伟大的划时代事件之一。这本书鼓吹在工业和商业生活中用自由取代规制和限制，长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家和商人的思想观念，其“自由放任”学说的流行，有助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在更一般意义上普及到不受限制的范围。

工业革命的基本意义在于由机器时代的问世而发生的一整套复杂变革。我们也许可以将其追溯到 1760～1800年或者 1760～1840年；虽然这个问题至今仍远未能获得解决，且有些新发明要追溯到19世纪早期，但上述年代或多或少准确地标志着对旧的生活秩序——对这一生活秩序及其变体的认识，几乎是从文明世界一开始就有的——的推翻，以及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新秩序的艰难开端。

我们通常认为是某些发明家引入了机器，但实际上其中许多只是对早已为人所知的原理的采用，这些原理因为具有任何商业用途或价值的时机还未出现，并未付诸实践。 18世纪末许多因素的交织，产生了对机器的需求。除非有更大的市场，否则超越旧式手工方式的大生产将无用武之地，而要有更大的市场，除非有交通运输手段。资本也必不可少，而这就需要引入现代银行以及越来越多的法人（corporation）的运用，尽管那时法人在金融、保险和交通比在制造业公司中更加显著；制造业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革命，但基本上还保持着个体经营模式。在这场大转型中，英国走在世界前头，不是因为它的许多发明，而是因为它有市场、资金和原材料（主要是煤和铁），使得新的生产方式有利可图，然后发明应运而生。

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特别提及历史学家通常不曾注意的一点。尽管当时机成熟时，应用发明会自然地随着已知的科学事实和原理而出现，但机器却不得不等待特定的商业需求，以及另一个条件，即制造大型机器的机床的发明和生产。例如瓦特就是这样改进了蒸汽机的理念，以确保它一旦成品，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如果缺少机床，它就无法制造出来。而在 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机床的粗陋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有的几乎完全使用木工。

新机器需要加工钢铁和其他金属的机床，瓦特的发动机制造不出来，因为没有机床能够准确地制作一个直径六英寸、两英尺长的汽缸。十多年以后人们才设计和制造出合适的机床，以生产 1765年瓦特设想的发动机。人们谈到机器时代来临的故事时，通常是指伟大发明家，如瓦特、阿克莱特、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等，但要是没有另外一批伟大人物，这些人的发明可能是徒劳的，而这些使得机器成为可能的机床建造者，在历史上几乎默默无闻，如约瑟夫·布拉马、塞缪尔·边沁爵士、亨利·莫兹利（所有人中最伟大的），还有更多。因为某种原因，在本章所涉时期直到1850年，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床制造者。其他民族有一些 理念，但不能应用于实际。

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纺锤，提高了操作工的产量。五年后，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使得水力替代人力用于纺织业。到 1793年，美国的伊利·惠特尼用他的轧棉机，让美国的棉花产量开始了其惊人的上升之路。原料的供应量每年跳跃式增长，同时，远东，尤其是英属印度帝国，为加工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市场。这个例子说明，多种因素，包括英国的岛国地位，在大致同一时期综合作用，使得机器生产既必要又有利可图。

另外，这一时期，机器制造和其他用途对钢铁的需求日益增加，英国的木材供应因用于冶铁燃料而趋于枯竭。大约在 1783年，迫于形势压力，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可以用烧炭的方法来利用煤。煤的焦化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被应用于冶铁，在朝向机器和工厂时代的转型中，使英国最重要的两种自然资源发挥了最大作用。采煤和冶铁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运输重材料的更高需求，驳船建造的伟大时代开始了。良好的国内交通与对航海线路的控制结合起来，帮助英国启动了新的征程。我们无法进一步具体陈述一种因素如何与另一种因素相互关联以及所有的因素如何综合作用，使得英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场”，而必须回到始于18世纪末的大变革对人民的影响。

流动的“人手”

回到人口的主体，即农业人口，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群体不仅深受机器，而且深受产业转换的影响。英国绝大部分毛织业，为小农场主及其妻子和孩子提供在家兼职。然而，新的棉花产业依靠机器和非人力。棉纺生意不是将劳动分解成不同的阶段让村民在家里干活，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特定分支上的小本经营者，而是要求建立更多工厂和集聚附近的人口。工人不再是老板和房屋的业主，而成为纯粹住在出租房里挣工资的人。

在法国战争期间，工资与生活成本变得严重失衡，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议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善这种局面的努力留给了地方当局。在 18世纪，由议会产生的政府不仅腐败，对工人阶级的需求漠不关心，而且十分低效。直到进入下一个世纪，政府才全面改进工作方法，以便能够在日益发展的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它大体上还是一个在不同于都铎时代的环境下尽量运转的都铎式机器。例如，国家管控工资的理论在英国生活中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要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劳工法》，但是议会日益受到自由放任学说的影响，在 18世纪末拒绝干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虽然旧法规还在名义上发挥作用。

以治安法官为代表的地方权力，愿意尽力帮助农业劳动者，可是不幸地采取了一种将会导致灾难性结果的错误方法。 1795年在斯皮纳姆兰召开的一次伯克郡治安法官会议上，他们规定了工资随谷物 [小麦]价格涨跌的幅度。虽然他们建议雇主按照这个计划提高工资，但同时规定，如果劳动者没有获得认定的数额，应该用堂区基金（parish funds）给予补贴，条件是他首先被宣布为一个贫民。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雇主们利用了他们的机会，不是加薪，而是让堂区基金来填补缺口，结果一大部分农业人口为了谋生而沦为贫民身份，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明显沉沦了。尽管地方税收增加了，这项制度还是受到雇主的欢迎。它不仅避免了许多人担心的劳工阶级的革命，而且利润和租金的上涨远远填补了税收的上涨。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这项制度实际上推广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一个村庄，代价是诚实的贫穷劳动者遭受了许多苦难，失去了尊严。

直到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所有这些力量的全部影响才被感觉到。但这个过程在本章所涉的时期就开始了，人口和工厂的增加，几乎立马开始显现出负面效果。在毛纺业时期，工作是由相当数量的工人在自己家里完成的，没有现代工业主义的妖魔，即管理费用。但是建立工厂和安装机器需要巨额投资，对于用自己的资金或借贷投资的雇主来说，未能盈利就可能导致破产。

在旧的家庭手工业制度下，风险和利润被广泛地分散成较小的份额，而新制度意味着所有权的集中，少数人可积累大量财富，而从前独立的家庭手工工人沦为纯粹的雇用劳动者，依赖于新工厂主获取所有生活资料。先前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用于贴补家用，工人的食品和住房已经得到保障，尽管相当贫穷。而现在，雇佣制和不同水平的工资制度，已经意味着产业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能够达成什么协议。

日常开支和通过新方式迅速致富的欲望，使得大多数雇主残忍地对待他们的工人，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机器的生产力，劳动强度增加了，因此通常童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最流行的人道主义极限是十二小时。要是劳动力的供给受限，境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正如我们在工业革命一开始就看到的，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造成劳动力供给的过剩，而这种过剩又被快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加剧。诚然，机器生产使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但是整体的生活成本并没有降低，主要是食物成本，而这应归咎于谷物法和对法战争，我们将在下文论述。此外，旧的乡村贵族虽然专横不公，但他们从土地的长期占有和与佃农的关系中，养成了某种责任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新富的工厂主中通常是整体缺乏的，在谋利过程中，他们把机器和操作机器的人看作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对任何过往时代的社会状况作出准确评价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权威们观点各异，我认为一般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回顾的古老的英格兰，无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乡村地主与世代依赖其土地生存的佃农之间，还是作为生意所有者的城市商人与住在师傅家的学徒之间，较之新工厂主与他们或许根本不认识或叫不出名字的流动的大量“人手”，有一种更加亲密和人性化的关系。个人主义和金钱关系的时代开始了，善与恶交织在一起。

两个英格兰

距大型工业区的快速兴起还有一二十年，但是为了一窥“两个英格兰”，我们不妨对这一时期的伦敦做一个特写。富人和小康人家正在快速地从这座城市的老区向西迁移，或者面朝新开发的花园广场建造房子。然而在 1801年的大约九十万人口中，这一阶层只是一小部分。其他人的住宅，我们可以根据经济水平依次排列如下：在大街、在小街、在庭院、在小巷、在院子、在过道。

从小说、日记、书信中，人们对上层阶级的家庭生活以及具有同样社会等级的人的乡村生活已经十分了解，通常形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乔治时代的英格兰”的图景。然而，如果不展现穷人生活的阴暗画面，我们就不能理解下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还必须记住，我们今天所称的“白领阶层”，如小职员等，其工资通常低于熟练的工匠。

在伦敦的劳工阶级中，整个家庭通常住一间屋。最穷的住在地下室的黑窟窿里；稍好一点的住阁楼；更好一点的拥有第一层或第二层的房屋。最穷的人的境况非常糟糕，几乎难以形容。而对于拥有单间的家庭来说，数个成员，有时多达八个或更多，要睡在一张床上。床单，如果有的话，一年只洗两三次。害虫滋生的毯子从未洗过。窗户通常不能打开，由于群居者不洗漱，加上烧饭炒菜，屋里空气污浊，而且充满着来自楼梯间底层的厕所的恶臭。即使那些居住在较好楼层的人，也要忍受楼上楼下的邻居租户。对于从事“体面行业”的工匠，标准的住房是一个单间，他既在其中频繁地开展业务，也在其中过家庭生活。

没有便宜的交通工具，因此作为工人不得不住在工厂附近，一般非常拥挤。尽管我们可以从上述条件中逐步上溯到过得更舒适的人，我们也必须下落到占人口大部分的更低生活水平的人，他们寄身于租金最便宜的、由悍妇看守的破屋漏宅。其中一个就是法雷尔夫人，她于 1765年去世时被发现有六千英镑的积蓄，而这都是通过出租两便士的廉租屋得来的。在这些还不算最差的避难所里，居住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不时可以发现冻馁而死的尸体。毫不奇怪，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屈服于杜松子酒的普遍祸害，作为无法忍受生存现状的唯一解脱。

我们易于把 18世纪看作一个相当冷漠、固化的时代，而不管其政治上的徇私腐败，但它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基调是不确定性。基本条件的改变，比如我们所谈到的农业变革、富人赌博、商人融资困难、穷人对失业的担忧或者已经失了业，这一切都助长了不确定性。债务人的出路只有被放逐或者进监狱。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伦敦的“弗利特监狱”或王座法院这些地方，恢复自由的希望渺茫。有时整个家庭被监禁，孩子在狱中养大。这里，或诚实或欺诈的债务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得不与最粗鄙的罪犯打交道，在最狂放堕落的环境中生活。到1814年，据说弗利特监狱成了伦敦城最大的妓院。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暴力，无论在乡间公路还是城市街道，哄抢、骚乱、公路打劫这类危险比比皆是。

我们还可以勾勒许多阴暗面，但是，所述内容已经足以冲销圣诞贺卡上“快活的老英格兰”图景。很容易高估早期人类实际遭受的苦难，就如同很难将两个时代总体的光与影放在一起比较。这样说不是要最大程度地缩小过去或现在的罪恶，而是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观念和世界观改变了，而且显然我们神经系统对痛苦和磨难的敏感性也改变了。例如，不用麻醉就截掉一个人的腿在今天不仅被认为是极端残酷，还会受到质疑：是否一个人实际上不必比一个世纪前的先辈遭受更多的苦难，当时的人还没有听说过麻醉药。正如我们发现缺少许多东西将造成难以忍受的不便，而我们的祖先因为从没有听说过那些东西，也就根本不觉得缺失。

回顾 18世纪末的伦敦，我们看到了不公正和恐怖，然而很可能 当时居住在其中的人与世纪之初相比，看到了进步。实际上许多方面都进步了，例如供水、铺路、街道照明以及由此导致的夜间街头犯罪的减少，而最大的进步是多数公众对于弱势人群态度的改变。对比中世纪的慈善事业，近代人道主义刚刚起步。那场运动的镜头已经变色，而我们现在便是借此镜头回顾所有过去时期，通常会非历史地遗忘这些近代人道主义景象是多么新颖，以及我们对苦难变得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