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伊丽莎白的荣光
伊丽莎白即使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统治者，最起码也是其中之一。虽然用她的名字来命名的时代就那么几十年，但她的影响却远不只是那几十年。实际上，她再次缔造了英格兰的辉煌，也塑造了英格兰人的新品质——而这些新品质将在帝国缔造中大展身手。当然，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同样在起作用的客观社会力量；不过，这些社会力量本身是无规律可循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而女王那独特的思维和理解能力，则将它们熔合进正在缔造帝国的英格兰人的品质中。
在姐姐玛丽一世死后，虽不漂亮但还算清秀的伊丽莎白登基，是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年二十五岁的她，扭转了英格兰历史的航向。不过，她也具有其父在展示华丽与壮丽方面的特有才华，她喜欢看盛装游行，也喜欢亲身出现在盛装游行中。她被斯宾塞（Spenser）颂扬为“光荣女王”。这个光荣来源于人民在她的统治下辛勤努力所作的贡献，而她则成为一个象征。伊丽莎白在全国的“游行”并不仅仅是场“秀”，还有助于给人民留下深刻印象，让人民铭记她那令人瞩目的华丽和威严。
自诺曼底的威廉这个外国人入主以来，相比于其他统治者，她是一个更纯种的英格兰人，尽管她的性格和脾气都更像其父亨利八世而不像她那英格兰籍的母亲安妮。她也以自己与人民一样是纯种英格兰人而自豪。在她那么长的统治生涯里，她一直没结婚。极少有统治者能像她那样把国家建设看得比自己的个人生活还重要，也很少有统治者能够像她那样成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抱负的象征。
当她得知玛丽的死讯并要开启自己的新时代时，她正坐在哈特菲尔德庄园的一棵树下。她的教育和经历让她足以胜任摆在面前的那些艰巨困难的任务。由于文艺复兴的影响，贵族阶层渐渐能接受那些有学问、有文化的女人。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伊丽莎白也更容易获得他们的尊重和敬仰。她能像讲英语那样流利地讲法语和意大利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也很不错。她将之主要归功于书籍和她的老师罗杰·阿斯克姆（Roger Ascham），但其实更应归功于她自己的经历。
伊丽莎白还不到三岁，母亲就被斩首。自那时起，这个年幼的公主见过了太多的生与死、大起与大落、阴谋与反阴谋。在其中一次阴谋中，她还曾被怀疑是同谋，并被关入伦敦塔。当时她都想着可能要被处决了。她开始变得谨慎小心且不怎么信任别人。由于没有武力支持，她不得不将其女性的心智和魅力发挥到极致——在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如此。她能够利用男人的爱慕或野心、花花肠子和谎言，发现危险并找到出路，有时甚至能够快速作出大胆决定。经过童年时期的那段经历后——从现代标准来看有点品性不佳，但本质上却无所谓对错——她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尽管她为此饱受折磨，但冷静的头脑还是指引着她不断前进。
最重要的是，伊丽莎白拥有都铎家族那理解和信任其子民的全部本能，并将人民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合二为一；而这恰恰是玛丽一世缺乏的。除了这个本能外，她还相当钦佩她的父亲，也很好地继承了他的理念和政策。此外，当她被玛丽一世关入伦敦塔、身处危险之中时，是议会和人民保护了她。她也一直没有忘记这一点。的确，当英格兰的权力和财富实现增长的时候，她的权力和财富也会随之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狭隘的个人野心驱使她去实现国家的独立、强大和繁荣，而当国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就用忠诚来回报她。
伊丽莎白对官员甚是严厉，她必须小心谨慎地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陷阱，这也让她时常看似残酷、吝啬。但这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献身于整个国家的理念。这似乎也重新焕发了这个国家的活力，使得所有人都愿意自担风险地为她服务。她表现出具有都铎特色的专制，也操控议会，但一直尊重并顺从国家的真实意愿和目标，以致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这样跟下议院说：“上帝荣耀了我，我也为我的王冠增添了荣耀。而你们的爱是我统治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还要提及与故事相关的另一点。那就是，玛丽和伊丽莎白都曾被英格兰法庭宣判为非法的继承人。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苏格兰的女王、法国太子多芬的妻子玛丽·斯图亚特才应该登上王位而非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是根据她父亲的遗嘱和议会的法令继承王位的。她登基后召开的第一次议会肯定了她的合法性，并根据血统接受她为合法的统治者。如果议会是最高权力，那么伊丽莎白的权利是无可置疑的。但与玛丽不同，伊丽莎白的合法性从来没有得到过罗马教皇的承认，因而也违反了天主教条——就像议会拥有最高权力也违背了君权神授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教条一样。因此，伊丽莎白的女王头衔只是议会赋予的，她也从没有忘记这一点。在她的一生中，关于她的继承问题以及她死后谁将继的问题交织成一张极为复杂的网，需要极高的智慧和技能才能解开。有些评论家指出伊丽莎白的政策有时左右摇摆、漫不经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宗教改革
不过毫无疑问，伊丽莎白一登基就面临种种困难。国内外都面临严重的问题，国库空虚、海军衰弱、没有陆军等。一方面，没有经验的新女王马上展现了她那非同凡响的能力。在玛丽一世逝世（即1558年11月17日）后几个小时，威廉·塞西尔（WilliamCecil）拟定了宣布伊丽莎白继位的公告。新女王深谙塞西尔的能力和特殊品质，立刻任命他为总顾问。她做了一个其他人很难做到的最好选择。塞西尔不是大贵族，作为政治家，他的名声也没有
佩吉特（Paget）大。不过，他的勇气、诚实和可信赖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工作上不知疲倦，还是一流的组织者。与女王一样，面临不确定情况时，他不会焦急地仓促处理；他也同样小心谨慎。
在国内，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教会问题，因为处理教会问题需要仰赖国家的团结甚至是和平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爱德华和玛丽的两段短暂统治已经给出了教训：爱德华告诉我们过于急速、强硬的新教改革是不可行的，玛丽则告诉我们仅通过火刑是不可能镇压信仰变革的。
伊丽莎白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建立像亨利那样的中途之家，而是要创立一条相对灵活的、大部分国民都赞成或是能够容忍的“中庸之道”——而两派中的极端分子则留待单独处理。
在国际上，伊丽莎白与其国家同心协力，反对让英格兰再次顺从于外部控制。在国内，天主教的反攻势头固然很猛烈，但其导致的危险明显不如各类更为激进的清教徒的无序化趋势那么大。伊丽莎白任命的一个由比较中庸的新教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已经为她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她统治期内的第一次议会也通过了《统一法》（Act of Uniformity），要求轻微修改爱德华统治期间的第二版《公祷书》并投入使用；还通过了《君主至上法》，要求相关人士宣誓承认女王为“世俗、精神和宗教上的”最高统治者。
不过，只有那些获得了大学学位或担任公职的才需要宣誓；而拒绝宣誓的人也只是失去学位或公职。伊丽莎白无意用宗教迫害来划分民众，甚至还愿意容忍那些私下里做弥撒的。另一方面，她也没有放任新教的左翼极端分子不断妨碍国家的统一，因为他们所持的理念根本不能为公众接受。
幸运的是，与爱德华和玛丽不同，伊丽莎白不管对新信仰还是旧信仰都算不上狂热，因此她才能清醒地将宗教问题当作是政治问题来处理。而且，她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标准是：能给国家带来和平与好处；如果条件允许，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那就更好了。在她统治早期，在她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确实现了这个目标。伊丽莎白还提拔了大量天主教教士或具备天主教知识的人，结果导致议会并不怎么支持她，大主教和上议院里的很多上层贵族也不支持她，由此，伊丽莎白很难落实她的政策。这样英格兰教会的重建就成了女王和下议院的事情。不过，尽管只有一个大主教接受改革，而其他大主教被剥夺了职权，但由于顺应了大众意愿，伊丽莎白还是很容易就得到了至少八分之七的教士的支持。
这样，普通信徒就控制了教会，宗教事务也越来越多地由女王和议会来裁决。这一体系也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容忍度还不时提高。即使在诸如今日的美国，虽然没有国家教会，在宪法上所有宗教都是允许存在的，其政治也不能说不被宗教因素所部分影响。伊丽莎白时代的此类容忍可能会带来政治混乱，不过要到下个世纪才爆发出来。
很多在玛丽的宗教迫害下被流放的英格兰新教徒现在回来了。而那些排斥宗教仪式和教会法衣的人往往认为这些都是天主教而非基督教的，他们为伊丽莎白团结民众增加了困难；而那些信奉加尔文宗（长老会）的人对于解决宗教－政治问题而言是个更大的威胁。约翰·加尔文组织的教会更是严厉，并要独立于教皇和政治国家。不过，长老会本质上又是民主的，因为它的权力来自每个会众——不论这些会众多么卑微。在长老会，没有大主教；不过在一些国家如法国，是由会众选举代表组成。公会议是个全国性的机构，它的权力植根于普通会众，它抵制独裁政治的统治。
在苏格兰，加尔文教派的领袖是约翰·诺克斯。苏格兰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组织，这个组织里还包括了很多贵族，他们希望推翻和攫取旧秩序下的那些大主教的财产。不过，整个运动的主要力量还是来自农民和普通大众。比之于英格兰，苏格兰加尔文教派对信徒的控制要更深，这部分是由于两个民族的政治观点的差异。因为都铎时期和后来的英格兰，一个国家教会比独立的教会——不管是由教皇从上而下控制的，还是由普通教徒从下而上控制的——更适合普通大众。
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加尔文教派这个教会组织自身的苦行和严格的纪律。每个地方教堂都选举一名普通教徒为长老，负责对会众的私人生活和道德进行最严格的监督，并有权开除那些犯有以下恶行者的教籍：玩扑克、唱歌、在安息日搞娱乐活动。这套制度适合“不苟言笑”的苏格兰人，但不可能被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大众所接受。至于后者的性格我们将在后面提到。
不过，在同一年，英格兰重新恢复新教、苏格兰接受了更加激进的新教这些事实——尽管两者的形式有所不同——在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关系中极为重要。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遍及欧洲全境。天主教加强了老的欧洲大陆权力的政治结盟，不过新教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伊丽莎白刚登基的那段权力平衡尚不稳定的时期，苏格兰意外地成为整个局势的核心。西班牙仍然是最强大的帝国。但苏格兰的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不久之后就在其公公去世后成为法国的王后。我们在前面提过，玛丽与法国太子多芬结婚时双方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协议规定如果玛丽没有孩子的话，苏格兰就归法国管辖。但结果恰恰相反。
玛丽还宣称英格兰王位是属于她的，而当她成为法国王后后，她还让英格兰士兵与她的士兵一起扎营。苏格兰－法国的结盟，对英格兰来说可谓是由来已久的危险了；如今这两个国家联合在一个统治者之下，英格兰所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英格兰所处的位置就好像是铁钳中间的坚果。它还面临欧洲大陆的两大天主教权力——西班牙和法国。后者穿过多佛海峡到英格兰只有二十英里，而前者由于占据了荷兰，到英格兰的距离也只有六十英里。不过，事实上，英格兰也有优势，而伊丽莎白迅速捕捉到了这一点。
英格兰已故女王玛丽一世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个天主教徒，同时也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尽管他统领的领土是分散的。而如果法国、苏格兰和英格兰都归一个统治者所有，那么腓力二世的优势地位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对他而言，如果他不能占有英格兰的话，那么英格兰最好就不要被他人占有。尽管伊丽莎白的这个姐夫提出要娶伊丽莎白，不过伊丽莎白从玛丽的遭遇和民众的脾性中清楚地看到了与西班牙人结婚的危险。所以她虽暗示腓力二世适合她但她就是不结婚，一直吊着腓力二世的胃口。
她还清醒地认识到，菲利普四世和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其实都不希望她好，他们也都不会让其他人控制她的岛国。此外，事件还将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亨利二世意外被杀，苏格兰女王玛丽作为亨利二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的妻子，成为法国的王后。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与法国签订协议，结束她姐姐发动的对法战争，不久之后还与西班牙达成和平协议。年幼的玛丽由其母亲玛丽·德·吉斯（Mary Guise）以摄政的名义统治苏格兰，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苏格兰人民冷漠无情。议会里的贵族与其农民追随者曾起义反对她，担心被打败的她还曾请求伊丽莎白帮忙。
伊丽莎白犹豫了一年之久。但吉斯在苏格兰召集了一支法国军队，而她的女儿不仅宣称是苏格兰和法国的女王（王后），还宣称是英格兰女王。这时候，伊丽莎白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出兵并夺取利斯。好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人虽然乐意与法国结盟，也对法国盟友心存感激，但他们并不想成为法国的封地。而加尔文教派也在之前苏法联盟的心脏要害处插上了一块劈裂楔。
事实上，法国人在苏格兰的不受欢迎程度都赶得上西班牙人在英格兰的不受欢迎程度了。1560年末，弗朗西斯二世在法国去世，他年幼的弟弟查理九世成为新国王，他的母亲凯瑟琳·德·梅第奇（Caherine de Medicis）成为摄政者。当梅第奇反对吉斯派系并猜疑玛丽时，之前宣称拥有三个王国的年轻女王不得不撤回爱丁堡谋求臣民的保护；她也由此失去了法国王冠。而在伊丽莎白夺取利斯之后，法国人承认伊丽莎白是英格兰女王。玛丽则拒绝承认，因而也就只能经由海路回国，因为伊丽莎白不会愿意让一个王位觊觎者登陆英格兰。
女王的选择
这两个女王间的对立几乎持续了一辈子，估计没有任何人之间的对立会比她们的更大更长了。玛丽个性更娇弱，因而也易动感情。她能够密谋、策划复杂的长远计划，但也可能因一时冲动而前功尽弃。伊丽莎白更冷酷无情，不过也很女人化。几乎就在玛丽回到苏格兰之时，伊丽莎白的确在一个男人身上犯下了愚蠢的错误。这个人就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罗伯特·达德利勋爵。
伊丽莎白让自己陷入了与罗伯特·达德利的流言蜚语之中：有传闻说，罗伯特·达德利会毒死他的妻子艾米·罗布萨特（Amy Robsart）来跟伊丽莎白结婚。作为英格兰的话题人物，如果他恢复单身了，那么女王是否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当他的妻子真的意外身亡且死因可疑时，伊丽莎白立即意识到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并选择了退缩。如果伊丽莎白继续在此犯傻，那估计就是她最后一次犯傻了。自那以后，尽管伊丽莎白喜欢有男人陪伴，也可能真的爱上了莱斯特和埃塞克斯，但她主要还是利用婚姻传闻来服务于国家治理。虽也有各种医学上的猜测，认为伊丽莎白是因为身体上的缺陷而不适合结婚，不过这种猜测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很显然，她拒绝结婚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
不过，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就缺乏这种自我控制了。对于这个打小就没在苏格兰生活、喜欢享乐的女孩而言，霍利鲁德与凡尔赛间的差异是相当惊人的。不过，不管当时她是否主动选择回苏格兰，她选择的时机还是相当不错的。伊丽莎白刚刚因为拒绝了阿兰（Arran）伯爵的求婚而与苏格兰的一个强大派系结仇。而且，尽管伊丽莎白挽救了这个国家的宗教改革，但这个国家还是准备迎回它自己的女王——玛丽。玛丽不仅已经不再是法国的王后，而且在法国也不再重要了。这样，苏格兰人接受玛丽也无碍于苏格兰的独立，苏格兰不会因此成为法国的附庸。而且玛丽似乎还乐意维持加尔文教派的秩序，尽管她因为坚持要在自己的王室教堂里做弥撒、热爱跳舞和其他娱乐活动而惹怒了诺克斯。
尽管诺克斯不停地对她进行讽刺、谩骂，但她还是赢得了绝大部分贵族的支持。而在当时的苏格兰，也就只有贵族和农民，中间没有任何其他阶层。想再次结婚的玛丽，拒绝了伊丽莎白的建议，最终与达恩利（Darnley）勋爵亨利·斯图亚特结婚。亨利·斯图亚特是个粗人，人也不聪明，在很多方面甚至就是傻瓜一个，但他最终成为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开创者。于是，玛丽煽动起义。玛丽的私生兄弟默里伯爵（Earl of Murray）纠集了一些人发动叛乱但被击败，并逃亡英格兰。与此同时，达恩利勋爵也开始怀疑他妻子与其意大利秘书大卫·里奇奥（David Rizzio）间的关系。
很难说达恩利勋爵对女王不忠的怀疑是否有理，但从她丈夫和宫廷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女王，在精通音乐、文雅的拉丁人的陪伴下应该会很快乐。
不管怎样，玛丽那心怀嫉恨的丈夫参与了一场密谋，将里奇奥谋杀于王宫。大约在三个月后，玛丽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后来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和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玛丽后来又和博思韦尔（Bothwell）伯爵恋爱了。博思韦尔是个粗鲁、野蛮、做事不择手段的人。至于说他的动机是源于对玛丽女王的爱还是对权力的渴望，就不得而知了。女王和博思韦尔都是已婚人士。后来玛丽的丈夫达恩利勋爵被引诱到一栋孤零零的别墅并在那里被火药炸死；而博思韦尔则与他的妻子离婚，从王宫里诱拐了玛丽并与她结婚。
如同对这个可悲的女王生命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的看法不一，很难说她是否参与了谋杀丈夫；但不管怎样，她已经众叛亲离。当废物博思韦尔流亡丹麦时，她也被迫退位。而为了躲避追捕者，她到英格兰寻求庇护，从伊丽莎白那里寻求保护——而之前她还宣称伊丽莎白的王位是她的呢。怎么处理玛丽就成了伊丽莎白的一个棘手问题。她显然不能把玛丽送回到苏格兰王位上，也不能让她回到密谋策划之中心——法国，伊丽莎白也不想承认国民有权罢免他们的统治者。玛丽的事情最终交由负责调查达恩利勋爵谋杀案和著名的“银匣信件”事件——这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谜团之一，不过最终被认为是真实的——的委员会处理。委员会最终证明玛丽女王是有罪的，她参与了谋杀其丈夫。在接下来的日子，玛丽成了一名囚犯，而且还是一名带来大量麻烦的囚犯。
与此同时，法国的天主教和新教间爆发了内战，英格兰也卷了进去。双方于1564年达成了和平协议，但英格兰就颗粒无收了。这也让伊丽莎白在接下来的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没法在欧洲大陆用兵。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女王虽然努力在宗教和教会组织里寻找一条中庸之道，以图凝聚绝大部分国民，但她仍面临着来自两派的压力。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低地结合为一派，大贵族则是另一派。更特别的是，信奉旧信仰的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肯定很乐意用被罢免的玛丽——此时玛丽计划跟天主教徒诺福克公爵结婚——来取代伊丽莎白。1569年爆发了“北方叛乱”，但被轻易平定。结果是伯爵逃跑，其追随者很多被处决。这两个伯爵逃到了苏格兰。而在苏格兰，当年幼的詹姆斯六世的摄政者默里被谋杀后，一些贵族密谋恢复玛丽的王位。这对伊丽莎白而言可是个巨大的危险，因为每个国家的天主教都会支持玛丽坐上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而且在其他人看来，有个儿子的玛丽显然比没结婚、没孩子的伊丽莎白更有可能实现王位的和平继承。1570年，天主教会给了英格兰女王又一次打击：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开除了伊丽莎白的教籍并要求英格兰国民不再拥护她。
至于谁将统治英格兰这个问题就更是被明确提出来：统治者1 1569年，英国北部天主教贵族因反对新教，在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等郡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叛乱被镇压后，北部天主教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应该是罗马教皇提名，还是议会提名？这之间的斗争究竟有多激
烈？在十年后，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给某些阴谋家的信件中宣称，刺杀伊丽莎白不算是犯罪。枢机秘书在1580年12月写给教皇在马德里的教廷大使的那封信，也显示了罗马教皇对伊丽莎白的仇恨程度及其想要达到的目的。
与此同时，还存在其他危险。英格兰与法国、西班牙的关系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僵化了。西班牙在阿尔瓦（Alva）的领导下，试图摧毁荷兰的新教。而它采取的手段实在是太残酷了，以致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国民都反对，这导致它疲于应付。在法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内战再次爆发，尽管后来也实现了和平，但统治者不希望英格兰重归天主教，因为那样的话，英格兰就可能和法国的天主教联合起来。
于是，英格兰的天主教徒求助于西班牙。他们通过在伦敦的一名叫里多尔菲（Ridolfi）的意大利银行家与阿尔瓦取得书信往来。他们希望阿尔瓦派遣军队到英格兰来领导起义，他们声称能够取得成功。他们计划的第一步是谋杀女王，而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也同意了这个安排。只知晓该密谋部分内容的伊丽莎白，开始玩弄法国人：提议和安茹公爵结婚，但实际上她根本没想过要结婚。
当她的情报机构搞清楚了整个阴谋的详细内容后，那个曾被提议和玛丽结婚的诺福克公爵，被发现牵涉其中是，因而被送上断头台。此时，议会要求处决玛丽。
这些事件和接下来一年的大事件，孕育了英格兰最重要的果实和帝国的发展。在法国，梅第奇诱使她那尚未成熟且地位不稳固的儿子查理九世相信胡格诺派正密谋反对他。而查理九世本来是支持胡格诺派的，其后突然而至的惩罚就是恐怖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1。海军上将科利尼（Coligny）就是其中诸多受害人之一。胡格诺派教徒的社会职衔主要是法国各行各业最能干的工匠，其中的许多人由于这次大屠杀而移居英格兰。这类迁移本身就很重要了，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本来在科利尼的领导下，在很大程度上组成了法国最好的航海群体。如果科利尼和他们没有被法国人屠杀，那么法国与英格兰的海军竞赛就会更激烈，法国也不至于落后那么多，更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将在下一章具体介绍的德雷克和其他“海盗”也不可能那么快速地推动英格兰走上帝国之路——如果没有1572年大屠杀的话。查理九世死后爆发的另一次内战，也同样绑住了法国人的手脚。
这些年见证了荷兰共和国的崛起，也见证了西班牙和天主教权力在荷兰的衰落。西班牙极大地浪费了它自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获得的看似取之不尽的财富。由于那残酷、愚蠢的压迫，西班牙被驱逐出荷兰的十八个省。尽管十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南方省份仍听命于帕尔马（Parma）公爵，但七个主要信奉新教的北方沿海省份，在奥兰治王子的统治下建立了共和国。这也降低了荷兰对其近邻——新教英格兰的威胁，但这又影响到英格兰将来的大陆政策。
不过，来自爱尔兰的危险还没有解除。这个时常威胁着盎格鲁人和爱尔兰人之间关系的讨厌命运，一直持续到玛丽时期：玛丽派遣殖民地开拓者去爱尔兰为国王和王后占领土地。事实上，一直以来，就像19世纪的意大利一样，爱尔兰也只是一个“地理词汇”而不是一个国家。爱尔兰被看作是坐等殖民的蛮荒之地，就好像美洲大陆。结果也是一样的——殖民者和土著之间爆发了灭绝之战；土著人中的首领彼此之间也战争不断。伊丽莎白，与之前的统治者一样，并没有资源来完成征服或维持秩序。另一方面，一直以来，爱尔兰并不仅仅只是英格兰的敌人，它还是其他准备入侵英格兰的敌人的便利的登陆点和聚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