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关于杨度、汪精卫等人于辛亥民军、清军的战事陷入胶着时成立的国事共济会，学术界一直认为不得人心，因而短命，其组织、人员也语焉不详。仔细梳理比勘新旧各类相关资料，不仅能够求证国事共济会成员的身份作为以及该会之于辛亥政局鼎革的复杂关系，还能深入探究国民会议（大会）发生演化的脉络及其对近代中国政制建构的长远作用。国事共济会虽然为时短暂，所提出的国体政体主题，却牵动南北各方的敏感神经。而其主张的以国民会议（大会）公决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不仅成为南北和谈纠结不已的一大关键，而且对民初以来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列强与南北和议的政争
南北议和第二、三次会议之间，袁世凯对于唐绍仪提出的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议案，迟迟未作答复。他虽然大权在握，但在亲贵、革军、尤其是列强的压力之下，必须竭力保持平衡，避免局面失控。列强本来赞成君主立宪的居多，随着局势的变化，英国逐渐倾向于接受由中国国民公决的共和制作为解决时局纷争的选项。与英国保持同盟关系的日本出于自身利害考量，坚决反对中国改行共和制，受制于英国和其他列强，不能单独采取干涉行动，被迫袖手旁观。袁世凯主要关注权力的归属而非国体政体的形式，他既要利用内外矛盾达成目的，同时也要因应时势的变化，调整实现政治诉求的具体方略。因而必须造成“非袁莫属”的时势，才能水到渠成地登上权力的，从容施政。在外力干扰解除后，袁世凯转而逼迫清廷及亲贵就范。
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
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由于民军根本否定帝制，主张共和，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暗示清帝退位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其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
南北战事相持不下，为了避免因战祸延长给国家社会带来重大危机，促使清帝退位成为首要选项。这一场台前幕后牵涉中外南北各方的政治博弈，孙中山和袁世凯可谓棋逢对手，彼此出招拆招，明显较相关者技高一筹。在清廷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袁世凯上下其手，一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束。他力图借权力来自清帝逊让之名主导南北政府合并，使得延续清朝的法统与承接清朝的政府相辅相成。对于袁世凯的种种心计，孙中山虽然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无力回天。通过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以小代价换取成果，在实现帝制到共和的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同时也留下重大隐患，令当事人后来痛心疾首当初做出的妥协。
接收清朝旧署
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中国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前清的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以图偷梁换柱延续清朝的法统，抵拒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革命法统。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
创建民国新阁
既往研究中，民国肇建的具体过程主要关注军事冲突和政治角逐，至于国家行政权力机构如何建制，则语焉不详，甚至略而不论，而这对于理解民国的创建及其趋向至关重要。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互纠葛，使得各种风潮层出不穷，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大幅度被弱化和虚化。精心导演了这一幕开国大戏的袁世凯，看似渔翁得利的获益者，各方角力的结果，府一极坐大坐实，终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民元8、9 月间，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 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4 天与逊清皇室往还，不仅出席了清皇室的宴请，还分别拜访了前摄政王载沣、贝子溥伦、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并由后者及其所派人员陪同，游览了颐和园、南海、天坛等宫苑名胜。隆裕太后积极回应民国政府的呼吁，对孙中山来京表示欢迎，虽然带领宣统会见孙中山的初衷碍于皇族内部的反对未能实现，仍为招待孙中山提供仪驾之便。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包括黄兴）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在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是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为此，隆裕太后还从全族和宗庙陵寝的安危以及中国的安定着眼，扼制各地亲贵旧臣的图谋不轨。在京满人的满族同进会，则积极在民国政治架构里争取自己的权益。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时，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其表现在民初得到一般国民的普遍认可。这样的大势所趋，重要的动因在于晚清因应外强的压迫，清廷不得不撤藩建省，放弃内亚的藩部制而一律采取中华体制，同时逐渐弱化旗人的特性，使得旗民分治的界限日趋模糊。虽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凸显了满汉矛盾，仍不宜用民族识别以后的观念来加以解读。尽管后来宣统卷入张勋复辟和伪满洲国，祸及全族，逊清皇室和旗人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毕竟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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