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试读章节
已经躺在床上的达拉戴上iPod耳塞，和罗伯特各自关上台灯。两人的Kindle都自带背光。一丝微弱的巴赫的旋律从妻子的耳塞中传出，不过罗伯特很快就意识不到了。不久，他开始反复不停地阅读同一个句子。罗伯特关上Kindle。
“晚安。”注意到身边的光线消失，达拉开口说。
“晚安。”罗伯特回答。虽然两人很久以前就达成一致，认为他如此正式的回复是没有必要的。现在这个时候，她满脑子都是音乐，根本听不到他说话。
也没有睡前吻。
他们彼此太过熟悉，以至于这种熟悉已经成为他们亲密关系的主要表达方式。
罗伯特睡着了。
又醒了。
他一直在做梦，却丝毫不记得梦里的任何情景。
他不是没试过，不过只要醒过来就好。
房间里很黑。
他扭头看看达拉，不用看，他靠感觉就能分辨出达拉身体的姿势。她脸朝外侧卧着。
为了不打扰她，罗伯特轻轻拉开被子下床，穿上拖鞋和睡袍，走出房间，穿过走廊下楼，从门厅的壁橱里拿出外套穿在身上，走进黑漆漆的客厅，再穿过落地玻璃门，来到后边的阳台。
他站在阳台边。没有月亮的夜空很晴朗，星星很亮。裸露在外的脚踝感觉冷飕飕的，胸口却很温暖。他曾经也可以偷偷躲在这里吸烟，不过戒烟这件事，他并不需要达拉来劝，就算是在开放的独立空间吸上一两根他也不干。他父亲呼噜呼噜的咳嗽声成功地劝服了他。
他只是在星光下吐出胸中的气息。
那棵橡树伫立在眼前，稍低的枝丫水平伸展，像大多树木的枝杈一样浓密，比如水栎，比如针栎。之前的一些夜晚，无论有没有香烟，他都感觉他的学术方向、他毕生的工作、他的思想，在这棵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毕竟，它站在那里，见证了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将氧气释放到那样一个时代的空气中。它有可能目睹了南方邦联的诞生和灭亡，甚至可能经历过安德鲁·杰克逊在塞米诺尔的那场战争，老山核桃的冷酷无情遭到了印第安部落捉摸不定的游击战的有力反击。
但是今天晚上，当罗伯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直视着这棵橡树时，他感受到的并不是历史的幽灵，而是鲍勃的出现。假的越战老兵鲍勃。他在保健食品商店通过藜麦唤起了罗伯特对越南的记忆。因为他是假的老兵，罗伯特无法排解的战争记忆，又回到他自己的身上。正因为如此，在今晚站在面对着橡树的阳台是个错误的选择：有一棵树长在罗伯特心里的那个越南的正中间。
他放下手臂，想转身回到床上去，但没有行动。他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他身边躺着一个女人，赤身裸体，身材娇小。她也正在醒来。她睡前为了助眠而点的熏香，味道依然浓重。罗伯特曾经在她身边纠缠数日，在顺化香河河畔的后街和她一起沉沉睡去。那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北越军队从西面的山里发射的火箭炮、迫击炮的爆炸声让他们从梦中惊醒。
罗伯特使劲眨眨眼睛，想把回忆挡在门外。
有些事，他不想回忆。
他条件反射一样拍拍口袋，就像能找到一根烟似的，然后把脸扭到一边，不再去看那棵橡树。但是那个女人依然在他的脑海中徘徊，赤身裸体地躺在黑暗中。远处燃着一簇大火，火光越过屋顶，透过窗户照进房间。
罗伯特正迅速穿上衣服。顺化应该是特殊的，习惯上不属于交战的任何一方。北方军队“春节攻势”的目标，在昨天早上这个时间开始的战斗中应该已经显露出来了。这目标肯定是调整过了。
等他穿好衣服，那个女人正站在床边。
她的名字叫林莲。莲花。
她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是金属。他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把法国造32口径手枪，是她父亲的枪。
罗伯特和那个女人说话了吗？
当然。
他爱她。
但是现在，有关她的记忆不会再增加了。
他从后面的楼梯下楼，走进散发着死鱼臭味的小巷子。河对岸不时爆出AK-47的枪声。越共，甚至有可能是北越的主力军。罗伯特的主要工作就是统计，从所有搜集的情报中统计人数和武器数量，但他还是认为，统计了又怎样，我们对人家还不是屁也不懂！
他走到街上，远远地，沿着河边的路灯，他看见那些人在移动。他数了数，心里想：我死定了。
他转身朝六个街区以外的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方向跑去。快速冲过街边的店面，从通道进入后院，身边充斥着发霉的味道、死鱼的味道、燃烧的木头的味道，以及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种武器声。轻武器声，RPD轻机枪声，火箭炮呼啸而过后轰隆隆的爆炸声。河对岸，在顺化皇城更远的地方，火光冲天。北越的攻击目标是城北的一个空军基地。他现在看到了前面的人，一队黑衣人在沿着远处河边的一个街区快速移动，周围枪声四起。一股尖细的压缩空气声从头顶呼啸而过，他飞身跃进巷口。他拼命地奔跑，看到人影已经到了门口。他以为是当地共产党冒出来了，脑子里再一次出现那个念头：他死定了。周围一片黑暗，脚下的路泥泞不堪，他用力向前奔跑。假如一定得死，他也宁愿不要亲眼看到自己的死亡来临。他目不斜视，也不看那些跑出来的人，只是跑啊跑，不停地跑。后来，他跑出小巷，发现自己在一个小公园里，正站在一个巨大的黑影前。
一棵榕树。
那是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它的气生根像年轻的小树一样粗壮，紧贴在一起，长成一片浓密的森林，支撑起一片绿叶搭成的天空，如海浪般翻滚。它们弯曲回旋交错，形成一个深深的内弧。美军司令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双方正打得激烈。他听到了AK-47的声音，随即听到M60机关枪和M16自动步枪的反击声。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罗伯特爬进了树里。
他挪到榕树根拐弯的地方，后背倚靠着树根坐下来，双腿收拢，把自己藏于黑暗中。在这个位置，他能看到树根外围的情况。有人出现了，身影和夜色一样黑，携带的武器摩擦发出沙沙的金属声，从他身边飞奔而过。他把头往后仰，使劲往树根方向靠，闭上眼睛，闻到一股湿漉漉的泥土味，还有一种更微弱的味道，几乎是甜蜜的味道，有一点点刺鼻。这让他想起了那个女人熏的香，还有她为之祈祷的逝去的人。他知道，这棵树夺走了另一棵树的生机才得以活下来。在黑暗中支撑他，围绕在他周围的这些根须，很久以前就开始盘根错节地包裹在另一棵树上，这叫扼杀根，紧紧地缠绕着另一棵生机勃勃的树，直至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在茁壮成长的榕树中。耳边传来来复枪的声音，罗伯特把身体向后缩进榕树诱人的怀抱中。
他右手握着那把法国造手枪，紧贴在胸口处。他希望自己就死在这儿。
罗伯特迈步离开阳台，大口喘息着。
他已经好几年没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他穿过草坪来到橡树旁，用力按住树干，好让双手不再颤抖。
然后重重地靠在树上，等待着这一切安然度过。
但他心里仍然在想：我不该在这儿的，我不该过这样的生活。我早就应该死了。很久很久以前就应该死了。
达拉醒了，睁开眼睛，眼皮沉甸甸的。对她来说，深夜里出现这样的状态很难得，也很脆弱易逝。她仰卧在床上，身体上方唯有难以理解的黑暗。她闭上眼睛。床晃了晃，达拉重新睁开眼睛，眼皮的沉重感已经不复存在。她看着自己的丈夫在一旁不停调整着姿势，先是动动胳膊，再动动腿，然后再动动胳膊。她意识到，罗伯特已经尽可能地小心翼翼了。以前不知道他从哪儿回来的时候，他做得比这更糟糕。他在努力。达拉本来想说话，但是又不想因为聊天而彻底清醒过来。如果他心里有事，又选择不主动说出来，那就等到早上再说好了。她侧过身，把后背留给罗伯特。
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七○年五月八日，也就是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反战学生事件发生四天后。他独自一人坐在巴吞鲁日市中心一家咖啡馆的角落里。她觉得自己把他看透了：宽松的弹力裤和扣式短袖运动衬衫只能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生着装规范中的潮流装束，到最近才废除。不过，她在他身上应该还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也许是头顶稍长的头发和两边刚长出的新发；也许是他安安静静、专心地用双手捧着咖啡的样子；又或许恰恰是她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因为体内分泌的信息素告诉她自己会迷上这个男人，让她觉得他的衣服是在军营商店里买的，他曾留着典型的美国军人的发型，他手里的咖啡比他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喝到的所有咖啡都要好喝。他是一名退伍军人。
她身后的第四大街上，数千名刚刚从州议会大厦游行回来的人缓缓走过，因为正义感满满而兴奋不已，喋喋不休。很多人涌进咖啡馆，于是达拉顺理成章地取了自己的咖啡，一步步走向这个长着绿色眼睛、乌黑头发和像大理石一样光滑而坚强有力的下巴的男人。
当她走近时，他抬起头看着她，动作很慢，好像并不情愿把注意力从咖啡上移开。
达拉凭直觉说：“你好像对这杯公众咖啡渴望已久了。”身为研究生一年级的纽约姑娘，她已经迅速熟悉掌握了巴吞鲁日城市北部的这家咖啡馆里本地咖啡的研磨和烘焙知识。
“我曾经离开过。”他说。
达拉站在拥挤的咖啡馆里四下环顾，仿佛在找空位。她知道这么做没用，但还是做了。尽管几年来，她已经非常享受这个新时代所赋予她的女性权力，达拉还是想通过这个动作来诠释她后面将要问的问题的实际原因。她冲他对面的空椅子点点头，问道：“可以吗？”
“当然。”他说。
她把咖啡放在桌上，坐下来。
他躺在她身边，轻轻地翻身。
她停止了回忆。
她已经不困了。现在她需要做的是盯着想象中的一面墙数砖块，她需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慢慢地呼出来。
她心里想：是什么引发了这段“追忆似水年华”般的回忆？不是那块法国海绵蛋糕的问题，也不是公众咖啡的问题，大概是我吃的那些泰国藜麦沙拉的问题。不是因为它让人怀旧，是因为太辣了。
她甚至没办法对着自己嘲讽地微笑。她是很乐于用这种故作潇洒的玩笑来摆脱对往事的回忆的，但是近来她慢慢认识到，终其一生她都懦弱地无法抑制某种冲动，她清楚地记得的事实是：爱他，爱他，还是爱他！
现在，在巴吞鲁日的这间咖啡馆里，她就坐在他对面，中间只隔着一张法国街头咖啡馆风格的小咖啡桌。她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那让她想起莫奈森林的翠绿色。她想聊这个，虽然两人相处才不过几分钟。她还想谈谈这种让莫奈为之疯狂的颜料，以便掩饰自己的欲望。但一开口，话却变成了——“你参加游行了吗？”
他慢慢眨了眨那双绿色的眼睛，琢磨着她说的话。
想到自己对他现在，或者之前的身份的预测，达拉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可能也明白，这是在变相地问他是不是军人。最近军人一直饱受诟病。
她澄清道：“去议会大厦游行。因为战争。”
“啊，”听他的口气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一样，“没有。”
“你肯定知道，”她说，“我们就从那扇窗前走过去的。我们上千人呢。”
“我以为那是希腊式野餐游行。”他说。
有那么一两秒钟，她相信了他的话。绿色的眼睛里空空洞洞。
下一秒，那双眼睛突然鲜活起来，睁得大大的，神采奕奕。达拉和罗伯特一起大笑起来。
他的眼睛。
她在黑暗中扭头看向躺在床上的他。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有段时间没注意他的眼睛了，于是在脑子里提醒自己，今天要好好看看他的眼睛。
这么多年来她脑海中第一次冒出一个念头：哦，老天！我其实是期待着借助观察让莫奈疯狂的颜料来掩饰自己的欲望的。但那样做应该已经把我的欲望昭示天下了。他的眼睛让我疯狂。
她当时有没有公然继续观察那双眼睛的颜色？
她努力回忆。
想不起来了。
她觉得没有。
我从没告诉过他，她在心里说。
继而又想：幸亏他很快就把我弄到了他的床上。
但其实她是告诉过他的。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他们一整天都是在巴吞鲁日的公寓的床上度过的。早上做爱，之后的时间都用来阅读，准备博士口语考试。两人都认为这么做是明智且必要的，也确实这么做了。因为是寒冷的二月，他们又一丝不挂地窝在床上，于是把暖气温度调高。傍晚时，窗外照进来的光线慢慢褪去，就在罗伯特拧亮了床头灯以后，她和他说了有关眼睛的那番话，心里想着，也许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两人会再一次亲密接触。她和他谈到了眼睛的颜色，说她打算马上让他现原形——通过对莫奈的评价。或许她坦陈心声的时候，罗伯特正满脑子都是历史的学术术语。其实她也一样。他只对她微微一笑，平淡无奇地说了句“真好”，然后便各自回去继续自己的阅读。那之后的几天，他们都没有什么亲密接触。等有了，这事儿也已经被忘到脑后。
达拉正数着想象中的一面墙上的砖块，每数一百块就暂停一下，快速地深吸一口气，再尽可能缓缓地呼出来。她尽量不去关注身边那个已经睡着了还焦躁不安的人，只一心一意想着入睡。
刚数到三百多，罗伯特突然重重地翻了个身，脸朝上仰卧，叹了口气。达拉犹豫片刻，旋即意识到，要顺从本能，犹豫是毫无道理的，片刻都不必。她摸到他放在两人之间的手，把自己的手覆在上面。她觉得他大概是睡着了。他确实睡了，但她依然把手放在他的手上，继续数砖块，刚刚数过四百，她也进入梦乡。
罗伯特醒来的时候，透过闭合的百叶窗的纵向边缘可以看到，天空已经泛出一丝灰白。达拉早已松开了他的手。这个动作，他错过了。他仰面躺着，她侧身躺在他右边，脸朝外。他可以做一个差不多的动作，可以趁着她熟睡用手轻轻地抚上她的臀部，过一会儿再拿开，这样就不会在两人之间造成任何问题或者挑起任何期待了。上个礼拜她睡觉的时候他就这么做过。但今早醒来，他发现脑海中出现了吉米的身影，他需要先应付这个问题。罗伯特轻轻地翻过身侧躺，背对达拉。为了不吵醒她，他的动作非常温柔。达拉有时候睡眠很浅，被打扰时会发脾气。
这些年，每当罗伯特想起自己这个弟弟时都会感到有点惊讶。但这一次的起因他很快就想清楚了：晚上跑到阳台上去却没有用香烟来宣泄，尤其是在听过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晚上，以及后来回忆起在顺化逃离北越士兵追捕的情景，在榕树下躲避的情景，那同时也是他躲开自己的队伍，在一个越南女人的怀里度过的一个夜晚。
罗伯特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这件事的荒诞了。可以说，他比吉米更早就逃避，更早躲藏。
但情况不一样。
即便到了现在，事情过去了差不多四十七年以后，他依然觉得有必要一遍遍长篇赘述那些差异：很多在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美国人，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在当地有女人，时常见面；前一天晚上越共对其他五个省会的进攻让顺化的所有人确信，双方都默许接受顺化不会遭受攻击这个传统会继续保持下去；罗伯特离开部队这件事连擅离职守都算不上，更别说是临阵脱逃了。而且罗伯特并没有从战争中逃离，甚至没有从那天晚上的战斗中逃离，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掩体躲藏，过后就会出来的。
过后，他会出来的。
不跑就得付出代价。
罗伯特没有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想下去。
他并不想从榕树里出来。今早不想，再也不想。没必要。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接受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些日子。
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几代人的时间啊。老天啊，他都有自己的孩子和孙辈了。
讽刺他的行为和吉米的行为相类似的做法是很浅薄的。太自以为是了。吉米是真的逃了，从战争中，从很多其他事情中逃跑。
罗伯特不是在责怪吉米。
当然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几十年来都没有。
罗伯特再一次调整到舒服的姿势，仰面朝上，期待着借此驱散有关吉米的想法，结果脑海里又出现他和吉米坐在软垫椅上，他们的父亲斜对面坐在靠背椅中的情景。父亲处于常见的打瞌睡状态，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低垂着头。不过他很快就会头也不抬眼也不睁地在原地慢慢转身，像胎儿一样在天鹅绒毯子上安然睡去。
那天是一九六七年的劳动节，罗伯特接到被派往越南的命令后回家探亲。他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从杜兰大学毕业，整个夏天都在纠结着该做什么。他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办理了延期手续，等秋季学期结束后他就退学，然后应征入伍。
罗伯特很高兴父亲看到他穿着绿色军装。父亲十九岁的时候曾经在德国服役，在巴顿将军麾下做下士，战争结束时刚准备晋升中士。
但是他们之间的谈话很怪异，极简短，还跑题了。对父亲来说，几乎可谓沉闷。老爸是个沉默寡言的酒鬼，但是清醒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聊天的。他能说会道，有时候伶牙俐齿，没上多少学，但是读了很多书。他们家里总是堆满了书，他甚至在儿子的谈话中找到了新奥尔良第三区方言的痕迹。尽管如此，罗伯特的理解是：在真情实感方面，父亲也是一个沉默的人。他沉醉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拒不开口。
罗伯特还猜测，老爸不说话，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发生。他猜，自己回家前老爸和吉米可能打架了，而且这场争斗目前超越了所有其他事情。他的弟弟，还是像以前一样倔强地一意孤行，他缺乏关爱，突然间跳进来，横在了罗伯特和父亲中间。
罗伯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不去看天花板上的橡木横梁，仿佛它就要掉下来，把床一分为二。他忍不住想快进到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在劳动节那天下午，在新奥尔良的家里。
但他没有。
他让自己的思绪停留在他和吉米安安静静坐在一起的那个时刻，看似平静的样子。他们看着父亲坐在他们位于爱尔兰海峡区的双排房的前厅里，沉沉睡去。老爸买这栋房子的时候，刚刚被提拔为第七街码头搬运工的工头。他把两个半独立房间，就是这个客厅和后面厨房中间的公共墙打通，成为一套完整的房子。那年，罗伯特十岁，吉米八岁。
父亲的呼噜声响了起来，兄弟俩互相看着对方。距离上次两人在一起已经有一年多了。罗伯特独自做出了参军的决定。之前的夏天，吉米搭顺风车到西部去旅行，又在东北部的某个地方与一个旅途中结识的姑娘一起度过了感恩节和圣诞节。
兄弟俩一声不响却不约而同站起身来走出前门，走下门廊的台阶，陶土广场就在眼前。在他们共同度过的童年时代，陶土广场实际上就是两人的前院操场。分开两年，他们的关系从玩伴到敌人，然后做朋友，现在因为都在寻找各自独立的自我，很大程度上是彼此漠不关心，不确定的状态。这次短暂的散步中，两人准备以新的面貌面对对方，罗伯特即将去打仗，吉米在“爱之夏季”度过了几个月的伪流浪生活后，进入了他在洛约拉大学的四年级学习阶段。
他们在人行道上站定，扫视着公园宽敞的橡树围绕的草坪。两人有太多共同的童年往事，太多的争吵和尖叫，眼泪和伤痛。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感觉还在。他们转身走到第三街，朝着河边走去。
“所以说，这件事你已经做完了？”吉米问。
“这件事？”
“驻越美军。”
罗伯特看着吉米。
吉米一看就是罗伯特的兄弟，两人都长着和他们父亲一模一样的下巴。吉米的头发颜色更浅，肤色也更白皙。这一点不像他们的母亲。她继承了她自己的意大利裔妈妈的深肤色。除了语速很快，充满挑衅，吉米并没有看罗伯特，他的眼睛直视前方，盯着街的尽头。
罗伯特说：“入伍这件事是我决定的，不过去哪儿他们说了算。”
“这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吉米说。虽然仍然没有看罗伯特，但他的态度很平淡。“是他怂恿你这么做的？”
罗伯特知道吉米说的是谁，老爸。直到一九六七年这个劳动节的周末之前，他们都这么称呼他，但现在吉米谈到他时，用的是冷冰冰的代词。
“没有。”罗伯特很快说道，用这个词的字面意思简单作答。没有，没有谈话，没有要求，没有劝告，也没有恳求。
吉米说：“这不是他的战争，你知道的，就算他想也没办法。这场战争和二战根本不一样。”
“我跟你说了不关老爸的事。”
“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吉米说。
罗伯特说：“是你在夏天碰到的那个女孩让你这么做的吗？”
吉米猛然间停住脚步。
罗伯特也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吉米。他以为他们会打起来。
但是，即使罗伯特就站在他面前一步远的地方，吉米的眼睛依然盯着街的尽头。
他们就那样站了很久。
罗伯特感觉到他的弟弟在艰难地做出选择。显然，打架是选择之一。
吉米看着他的眼睛。
根据多年的经验，罗伯特能读懂弟弟的表情。他很惊讶。吉米的表情和他说的话完全不相符。没有烦恼，没有愤怒，没有痛苦。没有一样符合他的脾气。
“我的感觉是我自己的。”吉米说，声音实际上是温和的。罗伯特不记得上次听弟弟这么说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相信你。”罗伯特说。虽然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但他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也很温和。
“我敢打赌，他以你为荣。”吉米说。他还在调整说话的声调。
“我没听出你在讽刺我。”罗伯特说。
“根本就没有。”
“她是个佩花嬉皮士？”罗伯特问，“是她教会了你温和？”但他说完就后悔了。哪怕一开始听到吉米的语气是装模作样，谎话连篇，但显然对他们来说，交谈是更好的沟通方式。
吉米没有回答。他的脸颊微微紧绷，然后又放松下来，紧绷，又放松。他在咬牙切齿。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能让他弟弟变得温和，还是值得支持的。虽然有点向弟弟示弱的感觉，他还是坦陈：“他没有表现出来。”
吉米松开牙关，说：“我没明白。”
“老爸，”罗伯特说，“他的认可。他从来不会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点我们都知道。”
吉米微微皱眉，轻轻咕哝了一声，表示同意。
“决定是我自己做的。”罗伯特说。
吉米再一次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把目光移到罗伯特身后的广场上。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吉米依旧看着远处，开口说：“她把它从我身上发掘出来了。”
轮到罗伯特不懂了。
吉米转过身，看到了他脸上的困惑。
“温和，”吉米说，“她只是把原本就属于我的一些东西发掘出来。”他顿了顿，补充说：“她并不是什么佩花嬉皮士。”最后这句话说得却并不温和。不是很生气，但非常坚定。这要是在以前，吉米肯定就已经生气了。
罗伯特说：“我不是有意侮辱她。”
“就算她是，那也算不上是什么侮辱。”吉米说。
罗伯特心想：如果没觉得是侮辱，你就不会这么口气生硬地否认了。但他没流露出来，说：“我就是问问。估测一下，我穿上这身军装后在你们眼里是几级战犯。”
“我以为你是想知道我变温和的根源。”
“这两件事这段时间常常是混在一起的。温和与批判。”
“我们批判的是政府。”
“读点历史吧，”罗伯特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或国家的手是完全干净的。”
吉米脸上紧绷，皱了皱眉，眼角也抽紧了。但很快放松下来，前额舒展，心平气和。
罗伯特发现吉米这么做有点奇怪地令人感动。自己的弟弟还在努力地取悦女朋友。
“我不会因为越南和你吵架，”吉米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受不了这种政治宣传、术语和口号，也受不了吸毒成瘾的无聊。但我为战争以这种方式进入我们家庭而感到遗憾。很遗憾。”
“战争也会进入你的生活。”罗伯特轻轻地说，并不是意志力作用下的温和，而是内心感受到的一种尖锐的疼痛。对于这个感知，他很惊讶。他甚至对弟弟含蓄的指责置之不理。已经有消息说，研究生院的延期计划即将取消。这场战争可能在明年五月就会进入他弟弟的个人生活。
吉米没有回答，也没有把目光移开。他和罗伯特互相凝视良久。然后，两人就像商量好了一样，转身沿着第三大街继续向南走去。
他们不想继续谈论战争问题了。今天不行。而事实上，他们之后再也没谈过。
不论是脑子里想的还是躺在床上，都让罗伯特受够了。
房间里很冷。
他想喝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了。
他掀开被子坐起身，把脚放在地板上。
但是关于一九六七年劳动节那天的回忆已经进行了这么多，他必须把剩下的内容完成，才能把这段往事重新归为过往，然后才能喝咖啡。
最后一幕的大部分记忆是模糊的，毕竟不是关于他自己的。他只是站在一旁的一个目击者，甚至不确定他们都在家里的什么位置。他看到吉米和老爸两个人在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可能他们当时在厨房，因为妈妈从罗伯特身边经过，走了出去。罗伯特应该跟着她一起出去，但他没有。
他留在那里，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人在心不在。吉米在父亲的影响下一直在使用他说他鄙视的那些政治语言，而且以高分贝声音不停地说。罗伯特把这些话屏蔽了，让自己不去听。
突然，争吵声停了下来。
有那么一瞬间，房间里很安静，这引起了罗伯特的注意。
吉米和老爸面对面站着，距离很近。
片刻，吉米开口说话，语气轻柔。
罗伯特听了听，没听完全，但是主要意思明白了。是关于这场吃人的战争，关于那些敢于公然对抗自己国家的人。吉米的嗓门高了起来，后面的话罗伯特听得清清楚楚，“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威廉举起右手给了儿子一记耳光。罗伯特看到吉米的脸猛地扭向一边。
这个动作瞬间结束，威廉的手也消失在视线中。罗伯特一时间脑子有点跟不上。他看到发生的事情，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吉米很快就把脸又扭回来看着父亲，以至于罗伯特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虽然父亲平时气势汹汹，身为工人阶级的男子汉气概十足，但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儿子动手。
同样的事又发生了。罗伯特看到威廉的左肩一动，随即一声清脆，吉米的脸猛地扭向这边，朝着罗伯特。老爸用他另外一只手又打了吉米，大声吼了一句：“懦夫！”
罗伯特被吓得一动不动，大脑却飞速运转，努力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随即，他明白了：是乔治·巴顿将军，老爸最敬爱的那位高级指挥官，是巴顿的那个让他声名狼藉的动作。一九四三年在西西里的一个战地医院里，巴顿打了一名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说他装病，是懦弱的逃兵。这件事被媒体捕捉到，然后艾森豪威尔介入，斥责了巴顿，并在战争关键的一年将他调离指挥官岗位。老爸不止一次说起过这位战争英雄为了正义的行为所经历的狗屁遭遇。多年来，老爸把这个动作吸收到自己的大脑中，让身体肌肉记住了它。最终，熟悉的情景让他条件反射般做出了那个动作。
就在这些念头乱糟糟地在罗伯特的脑子里翻腾的工夫，房间那边的两个人已经又说了些什么话，吉米已经抬腿离开。他经过罗伯特身边的时候，罗伯特的身体依然还处于迟钝状态。罗伯特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整件事的理解并没有提示他，他的身体应该采取何种行动。
吉米离开了房间，继而走出家门。他不会回来了。
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
但是对于站在父亲厨房里的罗伯特和躺在自己卧室里的罗伯特来说，结束的仅仅是一九六七年的劳动节。吉米会继续他在洛约拉大学四年级的学业，十个月以后，他会去加拿大。
那时所发生的，以及在吉米挨了第二记耳光后的一切，罗伯特都没看到。那记耳光让吉米的目光投向罗伯特的眼睛。但是那一刻，罗伯特正在关注自己脑子里的画面：想象中，巴顿正在医院病房里打那个被骂得晕头转向的士兵耳光；老爸手拿啤酒坐在某处，正在哀叹巴顿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
罗伯特没有看到吉米的眼睛盯着他，也没有看到吉米眼神中的问题。
于是，他像往常一样不再理会这件事：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什么都不能做，反正这都只是那两个人的事。
罗伯特从床上站起来。
没多久，罗伯特站在厨房里，做好清晨的准备工作。他身穿卡其布裤子和羊毛开衫，一边磨咖啡豆，一边努力让思绪完全回到这栋房子里，回到这个冬天的早晨，回到今天正在等待他的，有关一个世纪前美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中。为了做到这点，他仔细思考着正在研磨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就好像他是星巴克基金会特聘的咖啡专业教授，正在撰写有关复杂的咖啡豆的专著。这些咖啡豆在毕洛亚村的合作社里经过清洗和日晒，生长在周围群山中不低于一英里高度的阴凉处，由一千名农民负责种植，每人不到两英亩。这种咖啡一共有十二种原生种，久留米、沃利什和德加等等。上周刚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烘焙完成，比中度烘焙稍微深一点点，咖啡豆微呈深色。
然而，正当他等着刚好200华氏度的水通过咖啡机的过滤器时，他惊奇地发现：我脑子里的所有想法都是新叶商店那个男人引出来的。哦，也不是他，是我最初对他的错误印象引出来的。他和越南无关。
“你昨晚睡得不踏实。”达拉说。
罗伯特转过身面对着达拉。
达拉穿着红色羊毛外套和黑色运动紧身裤站在门口——这位达拉·昆兰博士依然保有一双美腿。她手里拿着她的户外保暖帽，头发在脑后扎起来了。因为头发向后拉，脸上的皱纹也拉平了，从罗伯特这个位置几乎看不到。如果再靠近一点，他会把指尖放在她下巴下面，微微托起她的脸。那样的话，她刚刚出现的下巴上的赘肉也会消失。
“不比平常更差吧，我觉得。”他说。
“也可能吧。”她说。
“抱歉我吵着你了。”
“跟我没关系。我是担心你怎么样。”
“我没事。”
他们默不作声地看着对方，都想再说点什么，但是目前也都想不出说什么。
“先喝茶？”罗伯特最终开口问道。
“我喜欢先跑步。”她这么说着，但口气中丝毫没有“大骗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是应该知道吗”的感觉。罗伯特觉得她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正考虑先不去跑步了。
“今天早上别去了，”罗伯特说，“外面太冷。”
她犹豫了一下，但仍然坚持，“这样的话，等我跑步回来再喝热茶就更好了。”
两人又陷入沉默。
“那会儿你应该在工作了吧？”她问。
“你要多久？”
“我不知道，”她说，“我昨晚没睡好。”
“抱歉。”罗伯特说。
“跟你没关系。我知道你睡得不踏实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醒了。”
“睡得好不好，会影响你跑步时间的长短吗？”
“会跑得更久一些，通常来说。”
“坚强的姑娘。”他说。
“是的，坚强的姑娘。”她说。
“回来再看吧。”他说。
她歪着头，表示她不太明白。
“看你回来的时候我是否在工作。”他说。
“我可以待在家里。”她说。
“你应该去跑步。”他说。
“好吧。”
她戴上帽子，转过身，又转回来。“既然那么喜欢这些咖啡豆，你可以再喝一杯。”
“第二杯等工作的时候喝。”他说。声调不带一丝起伏，感情也不带一丝波澜。这么多年了，她应该知道这一点。
达拉走了。
达拉离开家去工程项目管理局铺好的碎石子路上跑步和待在楼上睡觉，这两者是怎么造成厨房里的安静有所不同呢？反正有点不一样。最近罗伯特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这样的感觉，就像新出现的隐隐约约的关节炎，他说不出为什么。
罗伯特端起咖啡壶。现在为了工作，他必须努力不去想达拉，就像对待鲍勃、吉米、林莲和老爸，以及徘徊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一样。
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会经常让他去关注一些细微的语义内容，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从过去的记忆转换到了现在。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老爸已经不再是老爸，是爸爸了。当面叫他名字的机会也是几乎没有，和母亲谈起这个男人的时候，也是称呼他为“爸爸”。
这恰恰是他需要自己坚持不去想的那些所谓的“徘徊在周围”的人。从语义学角度看，他的思绪刚刚被束缚在了父亲身上，所以他认为要想让思绪回到厨房里，回到咖啡上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意愿问题。学术的一天即将开启。正在这时候，一个女人在他的脑海中悄然而至。令他惊讶的是，这个女人不是达拉。
是林莲。昨晚她跨越了这些年来到橡树下。而他又离开了她，一如多年前越历“春节攻势”开始时，他离开了她一样。现在，她像往常一样，一声不吭，轻轻地来到他身边。这一切，与所思所想无关，与一条河有关。
水面上波光粼粼。他面对着她，坐在她叔叔的小舢板狭窄的船头，虔诚地捧着她的脸按在自己脸上。林莲的叔叔就站在他们身后视线之外的地方，在三板船正中间的竹篷顶的另一边。他陪着他们，正奋力划桨，带着他们越过要塞，穿过椰林和鸡蛋花丛，奔向恩古平山。罗伯特和林莲几天前刚刚在林莲的堂兄开的裁缝铺里相识。林莲在那儿工作。他好像想在裁缝铺订制一套衣服，一趟一趟地跑过来，直到最后她说，我真高兴罗伯特一直没做出选择。她邀请他一起在她的河里漂流，在这个给了这条河名字的季节。事实上，周围的河水确实让他们沉浸在一股令人陶醉的芬芳中，那种只有在即将腐烂前才会散发出的芳香。上游的果园里盛开的鲜花——荔枝、番石榴、面包果和石榴的花——飘落在河里，在河水中腐烂，随着河水汇入南海。波光粼粼。他看着她，她也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亲吻，没有拥抱，几周以后才在一起做爱。他们就这样沉迷在香河的芬芳里，互相盯着对方看。她对他说，罗伯特先生，你的眼睛是莲叶上水滴的颜色。他说，林小姐，你名字的意思是“莲花”，对吗？她扭过头，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望向她叔叔，确定他看不到，然后转过头看着罗伯特，黑猫一样的眼睛在阳光下变成褐色。她的身体靠过来，他们吻在一起。
很多年了，因为恐惧和抗拒，他脑海中并没有出现这一段记忆。他知道怎么放手。他让另一个记忆重新驻留在脑海中：林莲把属于她父亲的那把法国造32口径手枪给了他，他拿起枪转过身，从她的家里走出去，下了楼梯，投身于战争。这是一段他不需要意志力就能放下的记忆。
他闭上眼睛，闻着煮好的咖啡香，又睁开眼睛。
他再次拿起玻璃过滤器，把埃塞俄比亚咖啡画着小圈倒进杯子，心无旁骛地听着咖啡倒入时发出的如流水般潺潺的声音，倾身过来，鼻子伸进冒出的香气中，将桃子、蓝莓和可可的味道隔离开，条件反射一样想着像往常一样把咖啡拿进客厅，坐在阅读椅上。阅读椅对面是那扇通往阳台的推拉门。但是，推拉门上映照出那棵橡树的轮廓。
于是他坐在了厨房中岛旁的一张吧台椅上，背对着朝向阳台的平开窗。这样一来，就只有咖啡了。他把手放在咖啡杯把上。
电话铃响了。
他一下子挺直身体，并不准备接听，应该不是达拉在树林里遭遇什么困难，用手机打过来的电话。电话答录机就摆在厨房到客厅中间的走廊里，能听到留言。第二遍铃声响起时，答录机中一个机器合成的女声说：“佩吉·昆兰。”
是他母亲的手机。
罗伯特看了一眼洗菜盆那边的时钟。
刚过七点。
母亲患有失眠症。她毫无理由地担心爸爸，又完全有理由对他心生恼怒。她感到孤独，哪怕他一直陪在身边也一样。她从来不会想，现在是什么时间。
电话再次响起，答录机又一次报出她的名字。
咖啡太烫了。
罗伯特决定让机器来应答，一刻钟以后再给她打回去。
他双手捧着咖啡杯，让手暖起来，想等安静下来以后再喝第一口。
很快，答录机接通电话，他母亲紧张而急促的声音从走廊那边传来——“罗伯特，如果在家你就接电话。你爸爸受伤了。我们现在在医院。他髋骨骨折了。”
罗伯特放下咖啡，站起身。
他穿过厨房，感觉自己动作太慢。其实他在努力适应这个情况。十一月父亲已经满八十九岁，心脏有问题，髋骨再骨折可就糟糕了。
母亲那边已经没有了声音。
罗伯特走到厨房门口，就在答录机即将挂断电话前，母亲的声音再次传来——“好吧，听到留言尽快给我回个电话。我需要你，罗伯特。”
罗伯特的父母住在佐治亚州托马斯维尔的一个辅助生活型养老社区，在他家北边四十英里，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他进入走廊，路过达拉的书房，透过敞开的门瞥了一眼房间那头的空桌子和屋外更远处的橡树，在门厅对面的电话桌前停下脚步。
他拿起电话拨打母亲的手机号码。
“谢谢，”她说，“你刚才在哪儿？”
“他怎么样？”
“不太好，亲爱的。不太好。医生很担心。”
“等我到了咱们再谈，”罗伯特说，“你们是在阿奇博尔德？”
他母亲没有回答。沉默片刻后，随着一声压抑的“是的”，她哭了起来。
“没事的，妈妈。他是条硬汉。我就来。”
“快点来。”她说。
罗伯特动作很快。他把咖啡倒在保温瓶中，穿好衣服，给达拉留了一张字条，用胶带贴到前门上：我父亲髋骨骨折了，我在托马斯维尔，别担心。好好工作。
他拐弯上了阿巴拉契路。
他的脑海中乱糟糟地冒出各种在医院里可能遭遇的画面，但是都被他一一抛弃。他尽量思考一些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比如是否要在他的论文中，将约翰•肯尼斯•特纳在墨西哥内战中的党派之争与越南反战运动中支持北越的一方内部的派系纷争联系起来，以及如何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他想考虑的是像这样简单的事情，与家庭无关的事情。
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罗伯特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把目光投向了路边即将路过的羔羊之血全备福音教会教堂。他照例从显示屏上看到了滚动的极具讽刺的可笑的文字。那些话本意大概是先规劝堕落的人类进入教会，学习有关宇宙的绝对真理，但是这么一弄，传递的信息风格突变，变成了介于幸运签饼和重生的米尔顿•伯利说的俏皮话之间的一种口气。但今天早上，他的目光滑过显示屏上的新讯息，落在了停在教堂门前的莱昂县医疗急救车上，然后看到两个身穿白色衣服的男人把第三个人，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从轮椅上抬到急救车后面。之后，目光略过他们，投到第四个人身上。那人个头高高的，身穿整洁的轻便外套，笔直地站在那里，观察着周围情况，看上去应该是牧师本人，也就是那个愚昧的，负责显示屏文字的主编大人。
教堂已经过去了，罗伯特又想起他的父亲，想他会和他的儿子一样，对穿轻便外套的人持可笑的蔑视态度，而他的蔑视又令人不快地延伸到妈妈的牧师身上。罗伯特不知道父亲现在是否依然这样，因为他即将了解到宇宙的某种绝对真理，一种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了解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