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关于开展“70后”作家研究的倡议
张丽军
学者陈思和先生在《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中追问：“我们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设立的，博士点的设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的高校中文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博士、硕士，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到他们同代人身上？”
要回答陈思和先生的追问，我们就会发现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个极为不良的症候，即重现代轻当代、重大师轻边缘作家、重名人轻新作家的“规则”，几乎在文学研究者、期刊编辑、出版社那里，乃至在整个文化界形成了一种“无名的潜意识”。因而，对于那些研究边缘作家、新作家、无名作家的学者来说，不仅其研究成果的分量受到质疑，而且其成果能不能发表也成为问题。而事实上，现代文学的边缘作家、当代文学的无名新作家最需要研究者去发现、关注、开掘、引导、评价与定位。但是，既然文化界存在这样一种“典律”，那么同样处在成长中、同样汲汲乎被关注的“70后”批评家，自然是无暇把目光放到他们同代人身上了。
据陈思和先生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讲习班上，30多岁的王安忆对她的母亲茹志鹃说：“你们老一代总是说，对我们要宽容，要你们宽容什么？我们早就存在了！”“70后”作家同样如此——他们早就存在了，尽管这种存在处于重重的遮蔽之中。
在当代文坛的整体格局中，“70后”作家是一种尴尬的存在。首先是来自代际的尴尬。前有“50后”“60后”作家成熟、大气的光芒，后有“80后”“90后”作家锐不可当的气势，“70后”作家恰好处于历史的夹缝之中。
其次，“70后”作家受到来自外部市场的遮蔽。市场与媒体联合命名了“70后”，一提起“70后”作家人们就想到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及她们的“身体写作”。再次，“70后”作家既旧又新，既信又疑，“拘谨、忧郁、心事重重、瞻前顾后”（徐则臣《“70后”的写作及可能性之一》），从外部存在到内心世界都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最后，“70后”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审美认知，思想漂浮，难以建构深邃的审美艺术境界。
在审视“70后”作家的尴尬处境之后，我们同样要看到“70后”作家独特的乃至不可复制的审美优势与精神气质。相较于“50后”“60后”作家而言，“70后”作家有着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健全的人性认知，正日益成为文坛最坚实的创作力量。事实上，一些不同于“美女作家”的“70后”实力派作家如徐则臣、魏微、金仁顺、刘玉栋等，正逐渐被批评家与研究者重视。他们厚重、大气、沉静、娴熟的一面已经显现。在湖南卫视《零点锋云》节目中，王蒙与张悦然对话时说，“80后”作家缺少历史与生活的维度，在这一方面“70
后”作家恰恰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优势。“70后”作家经历了乡土中国的历史裂变与新生的阵痛，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既有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又有互联网时代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和审美接受力，从而具有一种多元混合的审美模式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我们有理由相信，“70后”作家必将在21世纪文坛呈现出他们独特的审美特质和精神个性。
“文学需要阐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话语密码，需要给以理性阐释而不是媒体上的随意起哄。这是关键的问题。今天主流的作家和主流的批评家都已经是中年人，作为同代人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好的沟通。而更加年轻的作家崛起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时候，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显然是严重滞后了，以至于常常需要作家自己出来发表一些词不达意的话，来表达自己。”（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批评家。面对21世纪在历史夹缝中尴尬存在的“70后”作家，面对21世纪喷涌而出、沉静坚实的“70后”文学，正如陈思和先生所呼吁的，作为同代人，“70后”批评家已经不能再犹豫了。
让我们一起关注同代人的文学创作，让“70后”作家与“70后”批评家一
起成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