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虫开生面，逢子亦在野
弗里施(K. von Frisch)观察蜜蜂的舞姿、王世襄斗蛐蛐、朱赢椿制作虫子书、王芳养蝇蛆处理厨余垃圾，很好地体现了人虫互动的多样性。
而“现代性”的大局面是人口、人欲膨胀，过度开垦、大规模使用杀虫剂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人的快速演化，既威胁到大虫(古人曾称老虎为大虫)也威胁到小虫的生存。 我看花草，不玩虫子，对虫界的人物和故事了解得很少。却也听说过个把玩虫子的人，远有法布尔(Jean-Henri C. Fabre)、柳比歇夫(A. A. Lyubishchev)、埃西格(E. O. Essig)、纳博科夫(V. V. Nabokov)、威尔逊(E.O.Wilson)、约翰逊(M.W. Johnson)，近有蔡邦华、周尧、赵善欢、钦俊德、朱耀沂、赵力，见过面的则有张巍巍、李元胜、严莹，以及本书作者半夏。其实我认识三个“半夏”， 一个男半夏，一个女半夏，另一个是天南星科的半夏。男半夏曾送我《我的花鸟虫鱼》《果子市》《中药铺子》。本书作者是女半夏，优秀作家，在这里作为虫子爱好者出场。
昆虫在地球上拥有最多的物种数量，其“人口”(虫口)数也最 大。但深受人类中心主义之害的高傲人类通常不尊重这些虫子，对其美丽、精致、演化智慧以及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鉴赏力。没有虫子传粉，我们就无法得到许多食物，还有重要的丝绸;到野外被蚊虫叮咬，便生怨恨，好像虫子天生与人作对。我个人从小不怕虫子，不讨厌虫子，却也谈不上特别喜欢虫子。我的自然爱好聚焦于植物，朴素地认为植物不好动，观察、拍摄起来比较容易。 另外基于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基础地位而对花草树木敬佩、崇拜有加。后来晓得，生态共同体中，每一成员都有自己的天职，缺了谁都不行。于是，曾想过把爱好扩展到贝类、鸟类和虫子，但都没有当真， 还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太贪。因为一旦喜欢上植物以外的东西，有限的业余时间分配就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反而可能损害了自己多年的植物爱好。博物的对象虽然十分广泛，但作为个体，确实不宜一时什么都喜欢。
但是，虫子确实有诱惑力。2018 年 8 月我到云南勐海看植物，住在海拔 1700 米的一个林业管理站中，夜间门口一盏大灯吸引来无数甲虫、蛾子，美不胜收。那场景令我十分震惊，我差点因此启动了植物之外的第二个爱好!其实，我不知道这些虫子的确切名字，一种雄虫长着五只角，太特别了，我才忍不住实际查了一下，大约是犀金龟 科五角兜属的。我更不知道这些虫子对人有什么用处，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可以肯定，吸引我的首先是它们的美。面向公众，为了便于记忆，我对博物(BOWU)的诠释第一项便涉及大自然之美(beauty)。五年前，吸引半夏走向观虫之路的是什么?我猜想，肯定包含美，或者首先是不可抗拒的美。果真，在这本书里，半夏说五年前的某天她雨后散步，偶然间用手机拍到一只停歇在美人蕉叶上的丽蝇，它的美令她成为“虫拜者”，从此，节假日她都去野地里看虫子、 拍虫子。
博物爱好者或自然爱好者，都在乎自然之美。但不会只因为美， 局限于美。诚如半夏在序言中所说:“只唤起人们发现美是远远不够的，在现代生产方式下，人发生异化，需要在劳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之外的事物来完善自己的人生，不要只是感叹人生无聊和无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可以找寻到与自我相处的完美的关系，这是一种必要和高尚。”人与自然有四种可能的拓扑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分形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小就开始广泛地接触大自然，仰观星座月相、接受风吹雨淋，近察花开花落、亲听鸟鸣虫吟，既是个体做人的权利，也是自我实现的必要环节。大尺度上看，尊重自然、 回归自然、融入自然，而非超拔、凌驾、征服自然，才有可能做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生存。
博物离不开科学，但当代科学已经远远地抛弃了百姓对自然事物那点可怜的爱好、情感。比起科学的客观、严格、艰深、体系化、有力量，博物不算什么;如今科学家有足够的理由鄙视博物。称某位科学家是博物学家，不是在表扬而是在羞辱。威尔逊把自传书名定为《博物学家》(Naturalist)，是极少有的自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博物与科学还有相当大的交集，但是千万别指望博物能通过“套科学的近乎”而获取足够的声望。真的不可能。退一万步，百姓的博物即使全都科学化了，它也只是科学大厦或科学帝国中的一小部分，肤浅的一部分。科学史研究当然可以多挖掘一点博物的材料、人物，以表明历史上博物对于科学是多么重要，但是这样做是科学中心主义的，没什么大出息。博物还原为科学之路，走不通，一方面博物自身太杂、太平面化，另一方面人家瞧不上眼。很显然，博物也不等同于科普， 虽然许多人这样以为。那么，博物不从属于科学，不是科学，不是科普，还能是什么?
是文学，是艺术。当然，只是打比方。博物可以是文学一样的东西，可以是艺术一样的东西。博物就是博物，是它自己。各个时期的文学、艺术，自然会借鉴同时代的科学技术，但是从来没有化归为后者。博物也一样。在西学语境中，博物归根到底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宏观层面的探究，即古希腊人讲的“伊斯特利亚”(对应于拉丁语historia)。我读过一点材料，反复琢磨、努力建构，想弄清楚博物与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结论是:平行关系。博物平行于科学存在，演化，发展。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可能也差不多。很自然，平行于科学的东西很多，也都不可能跟人家较劲，去比力气、比效率、比资助额、比风光程度。博物平行于科学，与科学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远也不近。不远，是指要努力学习科学，借鉴科学的各种知识性进展;不近，是指不依附于科学，不寄人篱下，不追求发论文，不幻想控制和操纵这个世界。
《与虫在野》饱含深情，是不可多得的自然观察笔记，虫子书。 我相信，它的出版会推动、丰富正在复兴的中国博物学文化。
我也很喜欢这个书名。与虫子在一起，而且不是在室、在朝，而是在野。非常有趣，有诗意，有画面感。
中国古人常描写“在野”，如“云为车兮风为马，玉在山兮兰 在野”(傅玄)。杜甫、陆游、黄庭坚、王安石的诗歌中都喜用“在野”两字。杜甫写道:“豺狼在邑龙在野”“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云”。王安石甚至写过“仁义多在野”。
与虫在野，“逢子亦在野”(孟浩然)，博物快乐!
刘华杰
2019 年 5 月 12 日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