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普罗旺斯的圣雷米小镇背靠嶙峋的石灰岩山丘，小镇的房屋安卧在鹅卵石铺成的小巷上。圣雷米的中心依偎在环形的林荫大道中，道路边有着织锦般的橄榄树丛、葡萄园和柏树，呈现出一派典型的法国南部景象。伴随着夏日的蝉鸣，野生百里香和迷迭香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之中。圣保罗精神病院的前身是一所修道院，位于小镇的南部郊区，上千年来，这所修道院一直扮演着避难所的角色。
虽然今天的游客也会由于罗马式的回廊而来到圣保罗，但最吸引他们的仍是体验文森特?凡?高曾经居住过的精神病院。在割掉自己的耳朵后，这位画家一直隐居在这个避难所中，也正因为这一可怕事件的发生，凡?高不再在阿尔勒的南方工作室与保罗?高更合作。1889年5月8 日～1890年5月16日，凡?高在精神病院共住了374天。
一张19世纪晚期的海报曾把圣保罗形容为“maison de santé”（健康之家）（图1） 。海报将圣保罗描绘成一个世外桃源，它位于“Les Alpilles”（阿尔皮耶山）的山脚下，精神病院周围树木成荫，如画的建筑围绕着小礼拜堂。海报上的文字说明当地的气候与法国尼斯和戛纳的气候类似—这种说法就好像是在描述旅游景点，但实际上，这里是一个精神病院，它向“les aliénés”（疯子）开放。凡?高很快便发现了，这里的生活与海报上的描述是南辕北辙的。
曾经的圣保罗修道院现在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精神病院，它的周围竖起了高墙。游客们可以进入花园、小教堂、12世纪的回廊以及几个二楼的房间，包括展示用的“凡?高的卧室”（这个小间被装饰成1889年的样子）。很多游客都以为他们见到的是艺术家真正休息过的房间，但凡?高可能甚至没有踏入过这间卧室半步。凡?高当时被限制在现在的翻新了。尽管这片区域禁止入内，带有怀旧气息的前修道院建筑群仍可以让游客们体验到凡?高曾经生活和创作过的氛围。
我从1987年开始真正对凡?高感兴趣，当年我还曾要求进入这家精神病院，尤其是进入之前的男宿舍楼。当然，安排访问的过程极其复杂，但最终我还是得偿所愿。负责人亨利?米森（Henri Mison）友善而又小心翼翼地带我参观了仍有病人的房间。我不禁想象起凡?高被禁锢在此的生活景象。
男宿舍楼前厅面向花园的景色让我感到无比震撼（图2），因为从 凡?高时期至此，它几乎没有改变（图30）。一扇大门通往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凡?高曾在这个花园里度过了他最快乐的时光。喷泉里仍然有水倾流而下，落在圆形的凹槽内—这幅景象在凡?高的一些作品中不止一次出现（图21）。可让病人搬到室外区域的前厅里的椅子，吸引了我的视线。这番酸楚的景象让我想起凡?高进入精神病院前几个月时，他在阿尔勒绘制的“空椅子”—他单独绘制了自己的椅子和高更的椅子。
医院的大部分区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翻新过，很多原始的物品在当时丢失了。为了扩大病人的房间，长长的走廊被缩窄了，下方的墙面也贴上了瓷砖，给人一种福利机构的感觉（图3）。至少在凡?高 时期，走廊还是有点建筑上的优雅的（图31）。
米森随后带我走入了另一个朝着阿尔皮耶山的花园。当我踏入这片曾是麦田的土地时，我立刻就认出了凡?高画中最常出现的有围墙的区域。我从花园里抬头仰望凡?高卧室所在的侧翼二楼（图4），并询问米森，精神病院的病人们是否知道曾有一位著名的画家住在这儿，他告诉我病人们通常不知道这点，他还补充说道，病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
1989～1990年是凡?高住进医院的第一百年，随着这个时间的到来，很多游客纷纷要求来此参观，但大部分都被拒绝了。现在进入这里更是几乎不可能，因此，我可能是少数几个曾来过此地的当代凡?高学者。工作人员还允许我拍摄了一部分室内照片，本书将会是第一本出现这些彩图的凡?高论著。
自第一次到圣雷米精神病院探望后，我无数次重回此地，但直到30年后，我才听说可能还有一部分关于凡?高的新材料未公之于世。时任镇档案室保管员的雷米?旺蒂尔（Rémi Venture）确认了市政档案中含有一份19世纪晚期进入圣保罗精神病院的病人名单。让人震惊的是，这份名单并没有引起凡?高学者们的注意——现在已经很少有关于凡?高的新资料了。因为这一新的发现，我和朋友及普罗旺斯的研究人员奥内利亚?卡德蒂尼（Onelia Cardettini）于2017年4月再次赶往圣雷米。
档案室在宅邸的第二层，现在是小镇的图书馆，旺蒂尔让我们在一张长桌边坐下，随后他搬出一只堆满了档案的箱子。我们飞快地浏览着这些材料，并终于找到了需要的文件—清单编号3Q5。抱着极大的期望，我们解开了保护文件的白色缎带，里面是一本已经斑驳的大登记册，上面登记了上百位病人的住院记录（图5）。
翻到1889年的那一页，我们发现了这个精神病院最著名的病人的身影（图6）：这一部分记录着凡?高出生在荷兰，时年36岁，之前住在阿尔勒。该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三个信息：凡?高进入精神病院的日期（1889年5月8日）、医生的检查报告（1889年5月9日）、报告发送给当局的日期（1889年5月11日）。我们已经知道凡?高住院的日期，因此这份资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登记本让我们有机会确认画家身边的病人朋友。
凡?高到此的当天，医院只有18位男病人，他和这些人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年，遭遇了和这些人一样的困境。凡?高在住院期间，逐渐与其他人熟识起来，还将他们叫作“我落难的伙伴”。登记册不包含任何的医学记录，但根据凡?高病友的名字，我随后又通过其他渠道查明了这些病友不同的背景和处境。我被他们严重的病情震惊了—这一情形为凡?高带来的麻烦也使我惊讶。我现在才明白，当这位艺术家写下“一直听到叫喊声和野生动物般可怕的嚎叫声”时，他丝毫没有夸张。
例如让?雷韦洛（Jean Revello），1887年他来到病院时才20岁，这个时间比凡?高进来的时间要早两年。 他从来没有学会讲话，有暴力倾向—这一点倒不足为奇，毕竟他无法与人进行口头交流。雷韦洛是精神病院的最后一位男病人，因为从一战后，医院只收女病人。在雷韦洛晚年的时候，他常常会坐在门房边，时不时发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声音。雷韦洛在1932年4月22日于圣保罗逝世，时年65岁—他在精神病院里被困了将近45年。亨利?昂里克（Henri Enrico）在凡?高入院的两周后进入精神病院。虽然凡?高没有直接说出他的名字，但他曾提到过这位新人“打碎所有东西，日夜不停地咆哮” 。亨利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曾入住圣保罗精神病院，所以他们可能有家族遗传的疾病。
另一位病人欧仁?菲杰埃尔（Eugène Figuières）曾是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知名律师，但不久他就进入了精神病院。他可能是唯一受过良好教育的病人，凡?高会时不时地和他聊天。更耐人寻味的是，菲杰埃尔还与凡?高一样患有“幻听”。
幻听产生的噪音能够解释凡?高之前为什么采取极端的方式割掉自己的左耳。他这么做可能就是绝望地想要远离可怕的噪音或他感觉自己听到的话语。尽管病院的医疗记录中有凡?高患有幻听的记录，但我仍觉得我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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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病人们遭遇的困境激发了我探究这所精神病院的热情。虽然这一时期很少被凡?高的研究者们关注，但我执意想更多地去了解凡?高、雷韦洛、昂里克和菲杰埃尔当时的生活。未发表的1874年圣保罗精神病院的观察记录揭示了一些令人咂舌的细节，幸运的是，这些记录促使刚上任的院长——泰奥菲勒?佩龙医生（Dr Théophile Peyron）立刻对精神病院的管理等进行了改革。他对待凡?高很温和、体谅。佩龙和他的员工们在工作中竭尽所能，但当时仍很少有人了解精神病的成因，对于精神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原始的。
凡?高一定很难在餐厅用餐，也很难与病友在同一个房间休息，因为他的大部分病友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无须多说，他肯定是远离家人、朋友、艺术家同好的，实际上他只能见到书上复印的艺术品，太多他生命中珍视的东西已无法企及，好在他还有绘画的机会。
尽管有62封凡?高从圣保罗精神病院寄出的信件被保留了下来，但实际上相对而言他不怎么提到关于精神病院日常生活的事情。也许他只是不想提及残酷的细节，或可能只是想要逃避现实；他将与外界的通信看作令人心旷神怡的躲避。我们可以理解凡?高传记作者们依赖他的这些信件进行写作，但这也致使他们谈及凡?高在圣保罗精神病院时期的遭遇时呈现出了过于美化的内容。
我决定重新审视凡?高艺术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几次去圣雷米访问，我追随着凡?高的脚步去探索他曾经绘画过的地点。我爬过精神病院后方的峡谷，冒险进入过他曾经承受心理危机的采石场；我探索过橄榄树丛，翻越过阿尔皮耶山。我无数次回到圣保罗精神病院，让自己沉浸在这所修道院改成的精神病院的氛围中。
我甚至成功地找到了凡?高为他侄子生日所绘制的作品中那棵开花的杏树（图106）。两位在圣雷米住了很久的居民带我见到了这棵古树，有些杏树可以存活150年，虽然不能确凿地证明它就是凡?高作品描绘的对象，但无疑这还是可信的。我不太想揭露细节，因为确认它的位置会危及树的生命—游客们可能会试图跟随凡?高的步伐，折断开满花朵的树枝（图7）。
我也试图去唤起认识凡?高的当地人的记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本没有发表的日记本中就包含了一些邻人的回忆，这本日记的作者是当地艺术家让?巴尔蒂（Jean Baltus），它能让我们确认首席护工夏尔?特拉比克（Charles Trabuc）的橄榄树丛的位置，凡?高就曾在那里作画，并和巴尔蒂的妻子让娜（Jeanne）聊天。我还采访了让—弗朗索瓦?普莱（Jean-Fran?ois Poulet），他回忆自己年轻时曾在精神病院工作，也曾陪伴凡?高一起采风，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确认凡?高在圣保罗精神病院绘制的最优秀的肖像画中所描绘的无名“园丁”究竟是谁。
传记作家很喜欢根据凡?高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将他的人生分成几个时期。他从快成年时就一直居无定所，总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1889年5月～1890年5月这一年通常被称为凡?高的圣雷米时期，但在我看来这并不准确，因为凡?高其实很少进入圣雷米镇，对这一时期的更确切表述应该是圣保罗时期，实际上凡?高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圣保罗精神病院和周边乡村度过的。 在圣保罗时期，凡?高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进步，阿尔勒时期热情的色彩让步于柔和的色彩，后者可能更能反映凡?高的心情。正如他的弟媳乔?邦格（Jo Bonger）后来所言：“他的色彩变得更加清晰，画作中的和谐感开始起作用。” 如果说凡?高的色彩变柔和了，那么他的笔触则变得更加有力，尤其是那带有独特卷曲、蜿蜒线条的笔触。
凡?高对艺术的热情虽不一定意味着他能够应付精神病院的生活， 但他密集的作画频率帮助他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不体面感，给了他生活目标，也让他能够忍受自己的病痛。人们通常认为凡?高的艺术肯定会
受到精神状况恶化的影响，他还真的有几周完全无法作画。但只有少数存世的画作能让人察觉到他精神状况的不稳定，在圣保罗，他大部分时候是清醒及泰然自若的。他明显非常高产，有150张存世的画作，还有几十张画作丢失了。这样的产出量相当于每两天便完成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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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图49）是凡?高在圣保罗精神病院中绘制的最有名的画作。我很好奇画作中有多少意象来源于现实，有多少是迸发于他的想象力。画作里的教堂代表着圣雷米的教堂，背景中的小山丘则是阿尔皮耶山，画作的主题依旧是天空。凡?高热衷于观察天空，在他来到精神病院之前，他曾写道：“星空的景色让我想到地图上简单的黑点，这些黑点代表着城镇和村庄，它们令我畅想。”因为圣保罗精神病院几乎没有人工光源，因此夜空看起来更加熠熠生辉。在爬上床前，凡?高透过窗户上的铁栏杆看向星空的瞬间应该就是他逃离现实生活的至乐时刻。
为了挖掘更多与凡?高《星空》有关的资料，我向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 in Greenwich）寻求帮助。彼得?哈里逊天文馆（Peter Harrison Planetarium）的布伦丹?欧文斯（Brendan Owens）友善地单独为我做了一场演示—他为我模拟了1889年6月15日～6月16日（凡?高绘画《星空》那天）普罗旺斯东方的天空。我独自一人坐在观众席上，他调暗了灯光，一点点地将凡?高可能看见的天空景色投影在巨大的穹顶之上。首先是月亮缓缓升起—这几乎是一轮满月，绝不是画中的新月。随后他又加入了星辰，在月亮的周边只有木星是真正明亮的。欧文斯加快速度投影了天空的变化，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金星—那颗最亮的行星出现在拂晓的天边。到那时，凡?高的房间是不可能看见月亮的。欧文斯接下来又为我投影了银河，他滤除了部分月光，使银河更加显眼。我很好奇凡?高是不是以银河为灵感绘制了山顶上那条盘旋的白色带状物。在离开天文馆的时候，我已经能够确定当凡?高站在画架前准备在空白的画布上作画时，他并没有按照前一天晚上自己看到的景象去表现，甚至与之相反，他保留了对无数个夜晚的星空记忆，这些记忆让他能够放任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创造出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惊世景色。
《星空》是凡?高精神病院时期的代表作。虽然凡?高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清醒的，还产出了大量的作品，但同一时期一系列的精神危机曾将他推入深渊，致使他无法创作。然而，只要他康复一点，或是从绝望的深渊中重新崛起时，他便会再次回到阳光下，拿起画笔。《星空》 就生动地体现了他在克服精神病院生活和创作困难时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