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工业化与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习俗的变化
半工业化现象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变和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而且促进了农村雇佣关系的发展，冲击了农村中传统的社会习俗。
由于农村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加，单纯依靠农民家庭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手工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家内雇工现象在半工业化行业中大量出现。如高阳织布业兴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农民织户雇用雇工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1931年后有所减少，据对382家织户的调查，仍在雇用雇工的家庭仅154家，“共有雇工369人，平均每家24人”，其中雇用1人者59家，2人者47家，3人者20家，4人者11家，其余17家，雇用5至12名雇工不等。在369名雇工中，本地人占43%，为157人，外地人占57%，达212人，多为16岁至35岁间的青壮年，且“多系由熟识之亲友荐于主匠织户”，这是一种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雇佣关系。“他们大多来自高阳县，是没有资金购买织机的贫困织布工人。也有的是长期被雇用作辅助工后，掌握了织布技术后被升为织布工人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邻近各县的贫困户，在当地无法谋生而来的。其中以来自蠡县、大名、易县、清苑、冀县、安新、博野、安国、南宫各县的为多数。”在丝绸业较发达的江南农村，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过雇用外地农民经营农业、自家劳力全部投入手工业的情形，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丝绸业规模的继续扩大，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如盛泽镇，“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又如新编《盛泽镇志》记载：“盛泽农村，土著乡民多事机织，大部分农田归客籍人耕种。”可见，半工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分工格局的产生。
不过，半工业化农村中最大的雇主并非普通织户，而是商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将他们称之为“商人雇主”。商人雇主和机户或织户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商人和普通手工业者之间的买卖关系，而注入了新的内容。随着农村手工业经济区域的进一步扩大，从事手工业的农户越来越多，商人雇主与织户“本来是各不相识，从来没有谋过面的”，彼此之间难以建立起信用关系，他们是建立在基于熟人关系上的信用关系，搭建双方桥梁的中间人或称“领机”，或称“领头”，形成中人制。中人制是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伦理信用向契约信用转化的产物，对商人雇主而言，中间人必须是殷实而有信用的，“多半是乡间殷实而为布商所信用的机户”，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经济信用关系，中间人与机户之间是以传统的乡族、乡缘关系为纽带，中间人“熟悉他附近许多缺乏资力和原料的织户”，普通一个中间人属下的机户约10余家到30家，这样，商人雇主与织户间建立起了一种现代信用与传统乡缘相结合的过渡性的新型关系。继中间人而起的“领机”，更具有传统色彩，他不再像中间人那样从商人雇主处赚取差价收入，与商人雇主之间也没有经济契约关系，只为商人雇主承担介绍、督察机户的道德义务，即便机户无法按时缴布，领机者也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领机虽然没有酬金收入，但却通过“馈赠”这种传统社会的礼仪形式获得了酬劳，“领机所得的报酬为：每逢时令佳节，布商馈送鱼肉等食品为节礼，表示酬劳之意；领机自己所织的布匹，即成色较差，布商亦吃情收下，缴布时布商亦特别看待，常留他用膳，凡隶属于他的机户，逢节时也有馈送礼物，或平时特别敬重于他”。在人类学家看来，馈赠是传统社会中的一种古老的交换形式，“它既不是纯粹的自发免费无偿馈赠，又非纯粹出于实用和功利的生产交换，而是二者的交错混合”。但在表面上却少了一份现代人的功利性。可见，在“领机”制下，商人雇主与织户间的雇佣关系更具乡土社会中的情义色彩，领机所得到的实际利益也并未因此减少。
半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民精神面貌与农村社会观念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习俗观念有所弱化。时人曾以宝坻为例指出：“因此种商业关系，对外接触机会增多，金钱周转较便，交通运输发达，新思潮随之输入，人民之见闻亦因而增广。当斯业最盛之际，一般识者咸抱乐观，至以为他种企业亦能随之发达，一般社会情形能加改善，可见影响之深也。”农村中千百年来的乡村传统习俗也发生了若干变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态开始弱化。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劳动的强度，男女生理、社会习俗（如妇女裹脚对其劳动能力的摧残）的限制，“男耕女织”的界限十分明确。随着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织布已不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织布明显增多。如对高阳织布区内织户劳动力使用状况的调查，“织布者，男多于女，约为3与1之比，络线则以女多于男，约为45与1之比”。南通头总庙村1939年全村93户，从事织布的农家45户，90人，其中男子47人，女子43人，男多于女。由于铁轮织布机的广泛应用，男子较多地介入织布工作中，妇女退而从事整经等辅助环节。在潍县织布区，还有农民将织布工场搬到县城的例子，如居住潍县眉村的辛德昌与家族合伙以3台织机、300元资本于1938年8月到县城东关开始经营机房，到1946年已发展成为拥有织机13台、雇佣织工10人的小型织布厂，其雇工皆为本村同乡，且多为男性。居住潍县北乡的魏儒庭与东乡的徐明寿、王秀农、于续立等4人各出资50元，于1940年8月到县城东关开设机房。
妇女的社会观念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早婚早福”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青年女性中明显流露出要求晚婚、自主自立的现代意识。如广东南海蚕丝区，乡村妇女走进丝场后，“在这些女工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一种要求独立的心理状态。在一个丝厂中，很难约制这些女工。罢工的意识，已经深入缫丝女工的心中，她们已经懂得用罢工来对付实际存在的或她们所设想的不公平”。这在19世纪80年代的华南，已经相当超前了，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近代早期女权主义的萌芽。在这种早期女权主义的冲击下，认为男女同工有伤社会风化的旧习日趋淡化，“在鬼?创办之初，乡人以其为西洋鬼子的机械文明，皆存歧视的心理，并认为不祥之物，此为鬼?名称之由来。故初时鬼?之招致及训练丝女，颇多困难，而乡人更以鬼?内男女工人混集，认为有伤风化，诸多留难。惟当鬼?发展到相当时期，乡人皆知鬼?原为可以兴旺蚕桑、繁荣农村及养人之所，而一般观念都认缫丝工作为一种正当的职业，丝女的地位由是得到社会的承认。且每当鬼?开工，此等丝女皆争先恐后到厂，务求占得一位置为荣幸矣”。
华南缫丝区“自梳女”数量的增多与乡村缫丝业的兴起和发展密不可分。研究表明，“自梳女”（不愿出嫁的独身女子）早在清初就已经出现，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缫丝业的发展，自梳女数量急剧增加，19世纪末20世纪初，乡村缫丝业集中的广东番禺大龙乡的自梳女占妇女人口的12%。顺德、南海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这种现象是与乡村缫丝业的发展相关联的，有人统计，南海乡村缫丝工场从1881年的11家增至1926年的45家，顺德的缫丝工场也由1874年时的1家增长到1926年时的156家。缫丝工场只招未婚青年女性，在1928年广东丝织业调查中，每厂平均需用女工的人数是450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自梳女。乡村缫丝业的发展使青年女性有了独立工作的机会与一份独立的收入，女性的自主性得到增强，“其女子皆能采桑缫丝，一日所得，多者可七八角，小者亦三四角……以此自给，绰然有余。彼辈既有所恃，又以嫁为人间最羞辱之事，于是遂相约不嫁。即为父母所强嫁，亦必不落家”。她们可以不必像传统社会中的女性那样唯男性是从，生儿育女，遵从“夫以妻贵、母以子贵”的旧式伦理，对“女大当嫁”的习俗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在花边业中，从事花边编织的妇女必须保持“个人及家庭，整洁异常”，方可保证花边成品的洁白与较高售价。受农村家庭生活极度贫困，以及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束缚，女子多在十五六岁依父母之命、凭媒妁之言，被迫结婚，很少有自主择偶的机会。而那时，青年女子借花边收入可以自养自立，不必再受家庭束缚，“早婚之陋习，自可免也”。一些从事花边编织的女子“以物色相当之夫婿，有至26或28岁而尚未结婚者”，这种现象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半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农村封闭经济的既有圈子，拓展并加深了城乡经济联系和同区域外市场的联系，带动了本地交易市场的繁荣，传统市镇开始转型，新兴市镇陆续兴起。在这一进程中，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从中受益，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但获益最大的还是商人，他们将农村手工业者组织在自己的周围，按市场需求的规格、样式进行生产，并大规模向外地市场推销，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其中部分商人捐资地方公益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救助能力。半工业化的发展还促使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习俗的变化，农村雇佣关系进一步发展，异地劳动力的流动性显著加强。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进程中，社会观念也有所改变，传统社会习俗开始松动，所有这些都对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
摘自彭南生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
地方能人在半工业化兴起中的示范效应
近代乡村手工业中的织布、缫丝、针织等若干行业之所以能在中国早期工业化已经发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形成以市场导向、技术进步、分工明确为特征的半工业现象，一个共同的因素乃在于，在技术引进、市场开拓、生产组织等方面，某些杰出人士、群体、组织、团体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了研究的便利，我们将他们统一概念化为“地方能人”，因此，“能人”包括多个群体，可能是某些杰出人士，如广东南海县的陈启沅、通海地区的张謇、潍县织布区的滕虎忱等，也可能是一群不知名者所形成的群体，如高阳、宝坻织布区的商人、“机领”“机头”等，他们的背景相异，地位与作用有别，学识与经验参差不齐，在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存在着差别，但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不可或缺地促进了各自所在的手工业经济区的形成。以下将通过对地方能人的背景、所起作用的分析，探讨在客观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主观因素在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陈启沅、张謇、滕虎忱分别对华南缫丝、通海织布、潍县织布业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是地方能人促进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杰出典型。
陈启沅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的过程中尽显地方能人之本领。首先，他认真分析了在家乡简村办厂的有利条件，如原料采购便利、乡缘亲情可资利用、迁就习俗，如工人可早出晚归，既无需工厂建造宿舍，也符合当地女子不在外过夜的风习，于是他筹集7000余两资金，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改进手工煮茧技术，安装蒸汽锅炉，“继昌隆的缫丝位，它与旧式不同的是装置较灵活，且设备许多小铁支柱作轴乘重，旋转较为合度，各女工用起来，比旧式快”。其次，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对旧式丝织业者的反对，陈启沅善于处理与乡邻的关系，据后人回忆，继昌隆投产后，“首先引起经纶堂的丝织工人的不满，认为有了这样的工厂，就会打破他们的饭碗，曾放出要纠众拆偈的空气。但陈启沅素有心计，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应付乡邻，颇为圆滑”。其实，所谓“圆滑”乃陈启沅关心家乡桑梓公益事业的行为，如办学、铺桥、修路、施药、兴修水利等。
继昌隆的影响极大，陈启沅的能人效应在南海及邻县广为传播，“使其初‘咸非笑之’者，为之结舌销声。而绅商大户，则有亟欲仿效之者，及后凡有关于开办丝偈机器等事，来咨商者，陈启沅必为之详实介绍，并传授缫丝之法，计自‘癸酉之秋’以后三年间，‘踵其后而学者约千余人’”。继昌隆之后，广东南海、顺德、三水、新会等地也出现了技术改进的缫丝工场，到1881年，仅南海县境内能容纳三四百女工的丝偈就有10家，均坐落在大冈墟一带乡村，其中简村4家，学堂村1家，吉水村2家，大桐2家，南畔1家。至1887年顺德县有丝偈42家，新会县亦有3家。
陈启沅父子还使蒸汽缫丝走进了蚕农家庭，他与次子锦篇改机汽大偈为“机汽单车”之小型缫丝机，此机一出，带动了当地家庭缫丝业的发展，“果然在南、顺各属，群相仿效。近十年间，通府县属，为之一变，用此法者，不下二万余人”。可见，在华南丝区，无论是规模较大的缫丝手工工场，还是蚕民家庭缫丝业，陈启沅的带动作用是很大的。
张謇属传统的知识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经营大生纱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海织布业对机纱的需求，反过来大生纱厂的成功更加促进了通海土布的生产，“机纱的出现促进了土布的改良和市场化，而大生纱厂的兴建与壮大，激发了通海地区土布业的潜力，使关庄布市场进一步扩大”。大生开车之前，通海关庄布的运销年约10万件，计400万匹，到1904年便突破15万件大关，合计600万匹以上。但从1921年起，关庄布市场萎缩，南通土布生产一度下降。即便如此，1929年年产量仍有924万匹。1933年，南通县境年耗棉纱1586万包，若全部用于手纺，至少需专业纺工2344万人全年的劳动，但当时南通全县的人口也不过135万多，显然，机器进入棉纱业对通海土布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农民的织布技术，张謇还先后设立了大生传习所和海门土布改进所，前者“由大生厂派吴蓂阶经管其事，招集大生的失业工人，轮流学习织布。仍以改良大机布为主体，从事传习织造技术和染色方法，在唐闸就近一带，是起了相当的作用”。后者由大生三厂于1935年前后设立，共有布机88台，铁木机为多，手拉机少数。
潍县是一个后起的手工织布业经济区，效率较高的铁轮机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能得到大面积推广，得益于本县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潍县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华丰机器厂为潍县东乡人滕虎忱于1920年创办。滕虎忱先是以一架日本“石丸式”织布机为样机，经多次改进，试制出脚踏铁轮织布机。1931年，山东工业试验所对该厂的铁轮织布机进行性能试验，鉴定报告中称该机“诚为现代人力织机之良品”。随着铁轮机的推广使用，华丰厂铁轮机得以批量生产，年销售量逐年增加。1920年刚建厂时，仅出100架，1927年已增至700架，1930年又增至1000架。此后每年能出3500架，占全省布机产量的一半。因此，潍县织布所用“布机之制造，无须外省”，这无疑降低了织户的购机成本，方便了铁轮机的推广使用。潍县东乡潍河两岸各村率先采用新式织布机，1915年约有布机500台，1931年由东乡传入南乡、北乡乃至西乡而遍及全县，布机台数达50000架以上，后又超出县境而至昌邑、安邱、寿光等境，形成以潍县为中心的手织区。据该县棉业公会统计，该区织布机已达90000台以上，号称“十万大机”。由此可见，滕虎忱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不仅如此，他还带动了其他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华丰机器厂的带动下，潍县又相继成立了10家铁工厂，年产织布机7400多架，占其全部出品总值的73%，占全省织布机总数的8655%。
陈启沅、张謇、滕虎忱等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带动当地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就在于他们为家乡引进了先进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家乡父老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他们也从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些地方能人的技术引进行为实乃技术回乡，他们大多属本地人，有浓厚的乡土情结，虽然各具不同的背景，或为侨商，或为知识精英，或为技术能手，但他们视野开阔，眼光敏锐，具有开拓与冒险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爱乡爱国、报效桑梓的赤子情怀。陈启沅是广东南海县江浦司简村堡简村乡人，少读经书，以科举为业。十四五岁时曾两赴童子试，均落第。十七岁时协助二兄启枢在村中设私塾训蒙，学童十余人，后启枢赴越南觅工谋食，由启沅独任私塾教席。1854年陈启沅也离开家乡赴越南与启枢一道经商，他一边经商，一边留心法国机器缫丝之术，尤其于汽机之学，默记其要旨于脑中，归而忆录以图文，经六七年的积累，机器缫丝之法已了然于胸。他感叹家乡旧式缫丝法的落后，认定“养蚕缫丝，是以我国之物而易他国之财，岂非大有益之事业乎！况蚕丝是制衣之物，非独外国可用，即我国亦必所需之物也”。1872年，他决心回到家乡经营缫丝事业。张謇是传统时代的知识精英，更为可贵的是，他不满于在封建官场中碌碌无为，毅然决定下海经商，并选定在具有悠久植棉历史与织布传统的江苏通、海地区建厂，他的勇气与所承受的风险，是同时代的传统士人所无法比拟的。大生纱厂与通海织布业是相互依存的荣损关系，通海传统手工织布业为大生纱厂提供了产品市场，大生纱厂廉价的机纱促进了通海手工织布业的技术进步，使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滕虎忱是潍县滕家庄人，在创办华丰铁工厂之前，曾在青岛水师工务局工作多年，熟练掌握多种机器维修的技能。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夙愿，“他勃发了创办机器厂的欲望”，为此，他变卖了家中仅有的房产、田产，联络广文中学校长尹焕斋等人集资3000元，创办了华丰机器厂，“取‘中华’‘丰盛’之意”。可见，如果没有深厚的报国报乡的赤子情怀，他们是很难在十分艰难的背景下，披荆斩棘，成就一方事业的。
陈启沅、张謇、滕虎忱等是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的杰出人物的代表。不过，在这些杰出人物的背后还有一个能人群体，没有他们的存在与努力，仅仅依靠个别杰出能人也是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的。在广东顺德，从脚踏机到复缫机的改进中，“有岑某者，顺德五区人，首先仿效，增设复缫工厂。一时同业靡然风从。自是昔日之四角车丝一变而为复缫式之六角车丝……经兹改革后，成绩颇优，价格日增，销路日畅，蓬蓬勃勃，有不可遏抑之机”。在高阳织布区，据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民国初年，北沙窝村苏秉衡、苏秉凯从天津将大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手艺高妙且富有经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有：“（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历史文献中并未留下这些“机领”或“机头”的名字，但他们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做出了贡献。宝坻织布业的兴起实归功于一批学生，20世纪初年，宝坻学生赴天津实习工场学习新式纺织，“传入日本织布机器与新式织布方法。复因邻接天津，耳濡目染，于洋布之价廉物美，亦渐有认识，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
通海织布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大量外销也与该地“能人”的努力分不开，据调查，该区龙芽嘴人王二洪，“于1914年到江阴学习织布，回来后，首先在农村中使用了第一架小木机，此即手拉机在通海农村使用的开端”。这些地方，“能人”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如在南通曹公祠一带，“陆志安、张乔等技术尤精，也有文化，能番新机，新品种上市，可多获利，故农村增办铁木机，改织大机布，风起云涌，出产日增，至抗战前夕，近城四乡，几于全产大机布了”。在效率较高的铁木机使用上，顾祝三于1929年在海门创办宝兴布厂，之后“通华、国华、利生各厂继续开办小型布厂，又有了各种传习所的大力提倡，终于乡村农民普遍使用了铁木机，学会了染色技术和经纱方法，因此产生了大机布，推广了销区”。“凡生手织工从各厂训练成熟手者，一般估计当在千人以上。此后有了各种形式的传习所，大力提倡，又推广了技术的学习，农民在积累经验中改变了手工付业的面貌。”通海地区的铁木机大多由当地机匠王三和木匠汤二开设的翻砂厂制造，王三负责铁件及梭筘等物，汤二改机装配，每架售五六十元，至1932年底，“乡区的铁木机，已近万架，发展很快，其铁件大都是王三翻砂厂的出品”。通海土布的广泛外销是当地一批商人努力开拓的结果，其中最著名者有创设同兴宏品牌的恒记布庄经理沈燮均、创办章源大布牌的章维善、创设通济与通魁等品牌的新地商人吴斗南、龚文记的创业者龚文卿等。他们将通海土布推销至本省各地及东三省、闽浙赣皖，1931年以前，年营业额达2077万元，1931年以后，因“九一八”事变导致部分丧失东三省市场，销量大幅下降，但年营业额仍有1729万元。还应特别指出，这些土布商人为张謇成功创办大生纱厂发挥了关键作用，功不可没。如在张謇办厂遭遇到资金困境时，沈燮均以“自己所经营的同兴宏布庄全部资力接济大生，同兴宏专运南通土布到东北三省行销。它所经营的土布，布质细、门面大、尺头足，合东北人的脾胃，营业额相当大，沈将同兴宏的大部分资金贷给大生。不足，更以同兴宏的名义向上海和南通钱庄透支巨款，转借给大生周转。大生靠沈之力购进了棉花”。正是沈燮均使张謇渡过了依靠其自身力量难以逾越的难关。在江阴，1901年“有华市人黄哲卿首先将投梭布机改制为手拉布机，布的门面可以放阔……有些地方就有手拉布机厂发生”。浙江平湖织袜业的兴起实得益于一高姓商人，1910—1911年间，“该县商人高姓，见社会上需用洋袜日多，遂向上海购买袜机十余架……试办一年，所织线袜……渐为社会所乐用，至民国元年，添购袜机数十架，设立光华袜厂……女工到厂租机，领纱回家工作，缴袜时给与工资，于是有家庭职务之妇女不能到厂工作者，亦纷纷租机领纱于家务闲暇时，在家工作。自此制一行，而平邑针工业遂日臻兴盛”。
近代潍县第一个引进宽面织布机的为寒亭镇寒亭村人张瑞芝，他曾去日本留学攻读印染专业。1907年，张瑞芝卖掉部分家产，直接由日本购入6台铁木织布机。由该机制织的布比传统土布更加光滑均匀，纹理紧密，可与洋布媲美。但由于缺乏资金并且乡人对这种新工具疑虑重重，铁轮机此时没有得到推广。民国时期潍县东乡人最早倡导使用铁轮机，据《潍县志稿》记载，民国初年，有东乡人自天津购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获利颇丰。此处所说的东乡人，即为前邓村胡日汉、胡玉瑶二人。胡日汉曾直接去哈尔滨俄国机器厂学习，并担任该厂机师十余年。回籍后到天津日商三井洋行购买织布机4台并联络乡人购买，数年之间“潍东一带有铁机20000余架，近来附近昌邑安邱各村亦仿效焉”。胡玉瑶祖祖辈辈以耕织为业，得知东三省有铁机织布厂，“乃命长子巨镐赴营口肄习并购机器以归为乡人”。
这些地方能人虽然没有杰出人物那般呼风唤雨，但他们以实际行动影响了乡村邻里，形成了示范效应，他们从技术改良中获得的好处是促进其他乡邻进行模仿的动力。正是这些普通能人与杰出人物所形成的合力，才造就了一方乡村手工业的一度兴盛与繁荣。
总之，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兴衰不仅受到自然生态如地理位置、河流水利、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文生态，尤其是“地方能人”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乡村手工业能否进一步向工业化迈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精英的出现，在这方面，曾在近代乡村手工业兴起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方能人”似乎显得力量不足、办法不多，原因在于他们所能发挥作用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近代中国的时代环境、农村传统经济关系、国家导向现代化的机制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地方能人”向具有推动农村现代化这一强烈政治使命感的现代精英的转化，因此，地方乡村手工业最后无一例外都走向衰变。这是近代乡村手工业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也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悲剧。
摘自彭南生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版。
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
学术界对影响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即生产与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尚缺乏应有的重视，这就使得对乡村手工业发展曲折性的原因挖掘不够全面。本节拟在全面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生产中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负面影响及其产生原因做一个简要分析，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需要说明的是，欺诈行为不仅在半工业化阶段的手工业中存在，而且是近代手工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本节所征引的材料也就不局限于半工业化的典型地区和行业。
欺诈行为是指在生产与经营中，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减轻损失的现象。造假者为了让劣质产品更有欺骗性，根据不同原料、不同产品的特征采取了不同的作弊方式，或搀杂作伪、以次充优，或短斤少两、偷工减料，或粗制滥造、假冒品牌，只要能获取眼前利益，减少亏损，只要能蒙骗顾客，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利用。因此，近代乡村手工业生产经营中的欺诈方式五花八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搀杂作伪是最常见的欺诈手段，在各行各业广泛存在。如浙江吴兴缫丝业中，生产者“以货销甚广，获利甚丰，于是作伪增胶之弊发生。奸商用白芨膏，将摇成之经，于胶内重摇一次。于是胶质黏附于经丝之上，分量增重，可省原料不少，甚至有以白丝七十五两，摇为经丝百两者”。又如河北宝坻织布业中，“织布者浆纱之时，恒以白垩涂之，用增分量（多增白垩一两，即省棉纱一两，即可多得一两棉纱之利）”。江苏通海地区的手工织布业者通常的作伪手法是“浆纱”与“作潮”，浆纱就是“把纬纱也照经纱一样，轻加浆水，织在弯头里（折迭处）”，作潮则是“把布折好，将下手布竖立在喷过热水的地上一夜，听其吸收潮气，加重细微分量”。山东缫丝业者则在生丝中搀杂浆糊：
它们掺杂着所谓的浆子——即用豆粉做的一种浆糊。一包次等茧绸打开检查时，会弄得满屋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浆糊变成的……英国商人强烈地抱怨中国丝商或经纪人的无情和轻率。他们说，他们从不相信他们的定货能得到满意的履行。中国人并不努力使产品质量符合要求，他们对于约定期限也很少考虑。此外，他们不注意给市场配备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适合需要的货物。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商人的漠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更是山东人的特色。
清末直隶乡村的轧花业者则以搀水增加棉花的重量，其内幕经时人揭露，颇为惊人：
轧花贩对于掺水作伪情形，甚为普遍，当地有“撒水不算假”之谓，可见内地对于搀水已成为公开习惯。轧花贩轧水之方法，有于轧花时随轧随加水分者，但此法轧水不多，约可加百分之二之水分。如欲加多量之水分，则于轧后行之，其法先将皮棉铺于地上，厚约二尺许，然后用喷壶盛水，匀酌浇于花层上，水须开水，否则不能吸入纤维中，出售时易为人觉察，加水后再用细棒击打，使水分散入花衣，此法可加水分至百分之十五，如欲再加多量水分，则可于搀水后之次日早晨在送至棉花店出售之前，再加水一次，加后用大木棒击打，水分即均匀散布花衣中，出售时非有经验而熟习之棉商，则难以觉察，此法可加水分多至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俗称“加二潮，加三潮”。
四川榨油业中，油贩与油铺均存在作伪现象，其中又以油铺搀杂最为严重：
搀杂之方法，在清油月份：（1）将油篓下部装欠度油，上铺油纸，上面再装好油。俟出口行收油前数分钟揭去油纸，是时好油徐徐下流（纯桐油较重），底层及中部均为好油，收油者常被蒙混。（2）搀合其他植物油。（3）以油脚、油渣等搀入（每篓通常有油渣半斤，有时多至一二斤）。（4）以松香搀入，提高折光指数。在冻油月份：（1）以木油熬化，搀入每篓之底或四周，中心与面上，则装好油。（2）以熟洋芋、红苕、稻草、砂石、油渣搀入，增加重量。（3）以盛过桐油之篓再装。
制茶业者则综合上述各种方法，将搀杂作伪发展到极至，如在湖北羊楼洞制茶业中：
羊楼洞茶区，贩户资本十分有限，不过数元以至数百元。为获取蝇头小利，时有掺杂之举。其掺杂方法，约有数种：（1）掺灰，将干茶喷潮，将灰末筛上，盖以麻布芦席，俟茶发热，灰末紧贴茶身，再以钩松开，散去热气。（2）掺水在新老茶及青茶中。（3）掺次，在好茶中掺次等茶。（4）掺假，将株树叶制成茶叶形状，掺入毛红茶中。以上伪劣茶，虽然均有办法鉴别，但是茶号在察破后，仍欲贱价收买，因其价格较低，可以获利也。且茶贩勾结茶号中职员，故虽明知其伪，尚给与好茶同样之价码。
以次充好是商人欺骗客户、诈取利润的惯用伎俩。20世纪初年广州的地席出口十分畅旺，为了应付这种局面，“遂有铺户搀用次等之货，发售与人”。乡村榨油业者作伪的方法通常是将低价油搀合在高价油中混同出售，如四川万县桐油加工业中，“因卖帮价涨，农家榨房或收买乡贩，图一时之私利，舞弊渗假，有以菜油混合（因菜油价较低），或以桐籽夹杂烟籽或者夹花生籽合榨者，而各商号亦未严加检验，积弊已久”。有时，农民小生产者采取以次充好的手法应对商人的剥削，如盛泽手工纺织业中，机户为了弥补绸庄过度剥削所带来的亏损，维持简单再生产，“惟一的方法，只有减轻绸的分量，或缩短绸的丈尺了（以次充好——引者注）。这样，声誉所关，盛泽的纺绸市场自然日趋衰落”。
缺斤少两是小生产者自欺欺人的一种手法。在造纸业中，“业此者恃市景之佳，逞驵诈之伎俩。每块海纸本应三千三百四十张，彼之所制者，则每块之中，全张者仅一千二百张，半张者数亦如之。乃至运至市场，无人过问”。湖南鞭爆生产中各个环节上的短斤少两行为已经形成为习惯，“如纸之槽坊，故意减轻每担纸之重量或减少其纸张，如引之作户，任意刻减引内之硝斤；再就鞭爆作坊言之，如裁纸，则任意增加裁破数目，以减小爆竹筒子纸之宽长，如装药，则有所谓抹硝之弊；至于爆庄，其最大弊病，为折扣子头，如买进十足数目之子头，而卖出名实不符之响数，不惜牺牲同业信用，以求私利”。湖南醴陵夏布原本“品质之佳，冠于全国”，然而，由于“短尺减扣，空纱烂尾，或表里异色，以是布值益落”，据记载，“光绪初，醴布每匹定为四丈八尺，名曰加二扣，宽一尺四寸。光绪末，减为四丈四尺。近（1926年前后——引者注）则仅及四丈”。
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往往发生在市场价格高涨、产品供不应求时。由于产品不愁销路，质量稍次亦能获得较好售价，生产者与经营者有恃无恐。如在东北市场上十分畅销的通海关庄布，在“九一八”事变的沉重打击下，销量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落千丈。为了重振关庄布市场，地方同仁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不久生产者故态复萌，粗制滥造，致使关庄布信用丧失：
布业同人提倡一种改良布（亦名雪耻布），长八丈，宽二尺二寸，重八十两至一百两，以谋救济。两年之间，每年销数达百余万匹。农商经济，为之一振。销路既广，而同业竞争，机户作弊，日以改劣取巧图利为能事，浆潮短狭，层出不穷。至于今日，其布长不及六丈，宽不及二尺，重不及五十两，品质日趋次劣，价格日渐低落，对外信用扫地无余。
标准为“长八丈、宽二尺二寸、重八十两至一百两”的改良布，粗制滥造的结果，竟变成“长不及六丈、宽不及二尺、重不及五十两”的劣质布。因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不无忧虑地指出：“若不亟谋改善，则土布消灭，即在目前”。浙江草帽编织业的出口市场主要在英、美两国，运往伦敦和纽约市场上销售，“由于产品畅销，不愁卖不出去。生产者发觉那些编织得又快又松的草帽也同精工细制的一样容易脱手，当然编制者就尽量赶快而放松了对质量的讲究。而草帽市场里已形成‘不怕编织差，只怕没有货’之局面”，这样一来，“老毛病——拼命追求数量、重量不重质，一味生产，结果是粗制滥造自欺欺人”。
从上述种种作伪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看，欺诈行为其实是小生产经营者对市场的一种不良反应。它多发于市场兴旺时，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小生产经营者往往有意无意地采取作弊方式，达到虚增产品数量的目的，这样既暂时舒缓了供求矛盾，又获得了可观的市场利益。此外，欺诈行为在市场不景气或市场竞争激烈时也时常泛滥，在市场不景气时，小生产经营者往往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为了减轻亏损，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投机取巧，构成欺诈。在市场竞争激烈时，小生产经营者也制假造假，屡试不爽，以此作为战胜对手、占领市场的手段。乡村手工业生产中的欺诈行为，无论发生于何时何地，有意也好，无意也罢，都表明了小生产经营者缺乏应对市场挑战的胆识与勇气，给近代乡村手工业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造成了极大危害。
摘自彭南生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
欺诈行为的形成原因
近代政府与社会对欺诈行为所产生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其泛滥并非视而不见。商人对欺诈行为更是有切肤之痛，在分析商业不振的原因时，他们指出：“同业参差，因无公定规则，售价不一，甚有巧计营生，或跌价放秤，抖揽生意，或次货混冲，欺谎买客，种种技巧，奸伪百出，贪图目前之小利，不顾永远之大局，信实全失，致买客疑窦丛生，外负重利之虚名，内受亏蚀之实害。况来源货价日增，近时销路日减，似此互相倾轧，受耗无穷，以致亏本倒闭者，年有所见。”痛定思痛，近代政府与民间均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欺诈行为予以打击和取缔。晚清时期，一些旧式行会组织就在行规中列入了反欺诈条款，如湖南洪江油蜡行规定：“灌卖支油，务宜割脚提净，照称足。如有搀和枯楂水脚杂油以及欠秤等弊，除照价赔补外，公同议罚。”益阳山货行条规强调：“收各项货物必须全干洁净，倘有潮湿及搀拌泥沙等弊，无论多寡，即罚戏一台。”湖南浏阳夏布曾畅销一时，但“城乡机司，取巧短尺窄扣，滥沙皮面而零贩买卖。今有以长剪短，甚至三丈六七接布弊端，希图渔利”，在这种情形下，行会重订章程，严禁收买短尺窄扣，“倘有贪图便宜，混买三丈六七尺者，将布充公，有指明混收者，查获罚钱八百文”。清末民初的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组织也加入反欺诈的行列中来，如“宁波棉花公所步上海商会整顿棉花掺水办法发出章程，凡做棉花生意者，须依章程而行。本处所出棉花有八成装上海转运日本，此等棉花掺水甚多，宁波棉花公所洞悉此情，力为整顿”。重庆毛巾业是一个新兴的手工业行业，发展很快，由于缺乏行规约束，无序竞争和假冒伪劣盛行，“织造取巧，贱价滥市。尤有奸狡工匠，买水湿霉滥洋纱织造欺骗。远商抵制，好货不能行销”，整个行业的生存受到这种无序竞争和假冒伪劣的威胁，于是“毛巾各家，及工匠人等，公同妥议庄会帮规章程”，并得到地方政府“准予立案出示晓谕”的批示。常州土布业中有布贩“滥放劣纱，换取好布，致令各女工送庄之布，斤量加浆，布匹短狭”，于是，安尚、政成、丰南、丰北、升东、大宁六乡布业公所针对布贩经营中的欺诈行为，议订规章十二条，予以防范或惩罚。万县市社会局为了取缔榨油业中的制假行为，“为维持民生，维持国际贸易起见，除设法检验，实行取缔外”，并曾于1930年发布《劝告桐油商及榨房切勿渗假书》，“甚望农家不早收桐籽，榨房不榨杂油，乡贩不贩杂油，各商号不收买杂油，如此一致共谋油业之发展”。
但是，政府与民间反欺诈的成效似乎并不明显，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中的欺诈行为依然十分猖獗，原因何在？欺诈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笔者认为，欺诈行为的形成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上述措施并未完全清除它赖以滋生的土壤。其中，短期寻利动机、小生产经营者追求手工业的眼前收益是欺诈行为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应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与商人的过度剥削是欺诈行为发生的推力，缺乏对乡村手工业生产经营的有效管理是欺诈行为形成的制度缺陷，此外，诚信意识的缺失及商人道德的败坏助长了欺诈之风的盛行。
首先，追求短期利益动机的驱动。近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就是人均耕地严重不足，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劳动力闲置情形比较普遍，依靠农业的收入极其有限，因此，除非举家离村进城，完全脱离与土地的联系，否则，开辟户内或跨农户合作经营的非农产业领域是解决劳动力闲置与提高农家经济收入的有效手段，尤其是技术较为简单、投资较少、市场需求较大、比较利益相对突出的手工业行业如手工纺织业、编织业等成为农家的主要选择，这是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长期存在的最基本原因。对大多数小农而言，乡村手工业是农户经济的重要补充，甚至是农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因此千方百计提高手工业的经济收益，成为小生产者最现实的愿望。但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最为有效的手段当然是提高技术水平，或扩大经营规模，但是作为近代社会中的贫困化阶层与弱势群体，在没有外力介入时，小生产者是很难有足够的资金投入，通过技术改造或规模经营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于是，采取欺诈行为、谋取短期利益，成为乡村手工业生产经营者的主要手段。如乡村织布业中，“自厂布兴盛以后，土布的销路陡落千丈。乡人又因滞销的关系，赚钱不易，乃不惜自坏根基，尽量掺杂面粉浆在织纱中间，以期布的重量可以加增，售后可得高利”。如果说这还只是小生产者在市场残酷时应对竞争的一种消极方式的话，那么在市场景气时，生产者与经营者贪图近利的短视性就更为严重。“布商在营业佳好之时，因为得盈利容易，便增加其求利心理，因求利心切，使彼等想到各种求利之方法，其中最接近而方便之方法，厥为减低成本，减低成本除以低价收买农家织布外，更以成色低之布冒充成本高之布出口。”又如在制茶业中，茶农亦深知采茶“以愈嫩为愈贵，若多延数日，则叶片已老，便成无用”，然而为了提高产量，希图多获利益，在茶树鲜嫩的时节，他们“故意不去采摘，以图长得略大，可以增加重量”。
其次，残酷的市场竞争及商人的过度剥削，促使生产者采取各种欺诈行为消极应对。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1871年沪港及香港和伦敦间海底电线的接通，上海的行情便随着伦敦行情的波动而波动了，中国不仅是世界价格市场上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不等价交换的受害者。商人为了转嫁部分损失，对处在近代市场底层的乡村小手工业者百般挑剔、残酷剥削，于是，小手工业者以各种欺诈手段予以消极反抗。以乡村织布业为例，其欺诈行为就与市场价格的波动有连带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卷土重来，棉纱供过于求，价格猛然跌落，16支纱每包平均价格在1919年为26840元，其后两年每年以约30%的幅度下降，1920年为24092元，1921年为21028元，1922年进一步下滑到每包20419元。棉纱价格的急剧下降使得土布商人的利润相应下滑，“于是收布时常多苛求抑价，而卖方亦习于作伪欺骗，品质遂日趋劣下”。茶农往往在封建政府、茶商、茶贩的层层盘剥下，“不得不迟摘粗茶，并以搀杂、水湿充数，希图多压斤两”。江苏南通、海门织布区所产蓝布，“原定每匹长度为五丈八尺，但后来事实上只有四丈八尺，甚至仅有四丈，阔度原为一尺零五分，结果仅在一尺以内。概由同业不守信用，抢做交易，门收上压低进价，收买次货，便于廉售，造成‘以货凑价’的现象，从而迫使织户出现‘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等种种流弊”。在宝坻织布区，由于商人的剥削过重，织户“乃以偷工减料相抵抗，甚至设法以油类肥皂及食盐等渗入棉纱以增布量而减棉纱，或偷减经纱道数，因此往往布匹未经售出，即已腐烂”。
商人往往以无端挑剔产品质量或巧立名目等方式达到压价购买的目的，获取超额利润。但是这种狡诈伎俩迫使小生产者以不正当手段消极应对，以欺诈反狡诈，形成恶性循环。宝坻“商人为以劣代优起见，并不欲多出价钱收买较好之布匹，仅会以坏布去欺骗外地商人，结果亦因好布不能多售价钱，乃尽力掺假，掺假方法大半用‘土粉子’（亦名白土子），在布织好以后，将其拉直，洒以少许水分，然后将土粉洒在表面，稍干后，即将其叠起，遂成一匹出售或交活之布。‘土粉子’洒在布上，可以使稀疏之布填密，可以使劣布变白，又可增加布之重量。‘土粉子’复价贱非常，几枚铜板可购一斤，而一斤之假，即可赚下一斤之线，虽布价低廉，亦不无利益，试想布商将此种布运出去，对于本县土布信用当然使之一年降低一年，是外边市场上之需要愈缩小，出口愈锐减，商人收买之价格愈奇贱，农家之掺假与制劣布愈殷勤，故时至今日，宝坻土布已成为使人生厌之名字”。在南通、海门的土布交易中，土布商人常常以“匹余”“洋厘角色”两种手段剥削小生产者，“农民吃尽苦头以后，只好走投机取巧的道路，用营私作弊的办法”。南通兴仁镇是以手织纱带闻名的专业乡镇，在众多种类中，“连大”牌最为有名，此纱带“原定每并长二丈四尺，后因价格被商人逐步压低，不够成本，造成偷工减料，以货凑价的流弊，缩至二丈，甚至一丈六尺”。
商人剥削过重，小生产者难以维持生活，如何反抗剥削、维护自身应得的权益呢？无奈之下，欺诈手段就成为一种选择。如在包买主制下，“工厂对于工人之工资过廉，大抵每日一机可织布两匹，每日工资不过八百文，两匹合计一吊六百文。而所需人工且在二人以上，为数甚微，不足维持生活，因此弊端遂生”。有时，小生产者和小商人以欺诈行为作为经济恐慌发生时降低成本、减轻亏损的手段，“每逢经济恐慌，恒不免减低成本，使作物之品质，更趋低劣，而手工制造品所恃以畅销市面之惟一优点，亦坐是丧失矣”。又如浙江制茶业中，“据称在平水、绍兴，商人烘烤平水茶之损失计达二成。可是宁波商人以平水茶为主（约75%）再掺入价格比较便宜之天童茶叶约25%，就不但不亏损倒反赚了钱。有些平水茶叶就拿来掺入在当年的新茶叶中使用”。这是一种明显的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
再次，缺乏有效管理所造成的制度缺陷也是乡村手工业生产中欺诈行为形成的重要因素。近代乡村手工业是一种分散性的农家副业，各地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农户都生产着标准不一的手工业产品，使得欺诈行为者有机可乘，如果缺乏有效管理，难免愈演愈烈。尽管如前所述，近代政府与民间组织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打击假冒伪劣，反制欺诈行为，但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效果不彰。从总体上观察，产品标准的缺失、无序竞争的泛滥都是乡村手工业缺乏有效管理的具体体现。宁波乡村是草帽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土产草帽品质参差，无一定等级之厘定，乡村妇女手艺既熟，不免生弊，有偷工减料等事发生，致信用大减”。即使有了产品标准，如果执行不力，也容易产生欺诈行为，如在棉花加工收购中，天津就曾设立了专门检验人员，制定了统一的收购标准，但“内地入口棉花，其检验及格与否，全视缴付额外不正费用之多寡而定”，据调查，“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由下西河赵县运津棉花六十包经考验三次，并贿赂洋二十四元，平均每包四角，又棉花五十六包经检验二次，贿赂洋三十三元六角，平均每包六角，而后方得检验合格。每包入口棉花除需缴纳检验费二倍或三倍外，尚须担负四角至六角之额外费用，是以棉花成本增加，棉商无利可图，只得趋于搀假作伪之一途，以博微利。此足见搀假作伪之恶习，不独关系商人之缺乏道德，而检验人员实难辞其责也”。
此外，小生产者和小商人资本少、生产规模小等客观因素也容易引发中外贸易中的欺诈行为。如草帽辫业中，由于“行栈本小利微，不能承办大宗之买卖，或迫于期限，苟且以图塞责，致有搀杂劣品，缺少尺码之弊”。在西方商人眼中，超过合约期限，已属欺诈行为，根据合约应该受到惩罚；为了在规定期限内交货，不惜以劣充优，则是一种更为恶意的欺诈。商人为了减轻损失、应对恐慌，有时也采取欺诈手段。涪陵榨菜是一种颇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产品，市场销路好，但小生产者缺乏资本，在生产旺季时不得不仰仗高利贷，“为了减轻高利贷子金的负担，做户多偷工减料，以‘水八块’（水八块是形容榨菜的榨干程度不够，所含水分过多的意思）赶售市场。这样的榨菜，品质窳劣，不能久藏，容易变酸”。
如果说上述因素是欺诈行为产生的显性原因的话，那么诚信意识的弱化与少数商人道德的败坏，则是隐性原因，它的存在助长了欺诈之风。“我国商人无知，贪取近利，惯弄骗技，源于商业道德之败坏，固无可讳言。”诚信是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中华民族有着诚信的传统，商业经营中遵循“信义通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规范。但是，传统诚信建立在与农业宗法社会和熟人社会相适应的习俗型信任基础之上，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输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外交往日益频繁，国人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陌生人社会，尤其是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与无情打击，传统信任基础逐渐弱化，而新的信任文明，即以契约为基础的新型信任关系尚未建立起来，从而造成国人理性精神的缺乏，对政府与民间社会防治假冒伪劣的措施熟视无睹，失信与失范行为开始增多，行规中一些惩罚欺诈行为的条款屡屡被破坏，以至于行会常常哀叹“人心不古”“人心不齐”，其实这就是近代诚信意识弱化、商业道德参差的另类表现。此外，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本性的暴露，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商人与小生产者贪图近利的行为。在近代早期中外贸易中，英国商人曾不惜以不正当手段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如，由于棉布成本较高，在中国市场上竞争不过美制棉布，于是英国商人在布料上加上很重的浆料和其他杂质。1879年输入汕头的一部分漂白布中，搀用垩粉、面粉和胶料等杂物的重量，竟有高达布匹重量的25%者，“中国市场上的英货，也就常常发现霉烂”。这种不顾商业道德的不法行为，极易引起中国商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式的报复。
总之，欺诈行为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中广泛存在的一种丑恶现象，是小生产经营者面对变幻难测的市场所表现出的一种胆怯行为。从根本上说，它是社会转型时期诚信意识的弱化与理性精神的缺失在经济生活中的反应，它的泛滥既表明了手工业在面对机器工业竞争时的无能为力，也反映了手工业者在面临商人残酷剥削时的消极被动，尽管政府与社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打击欺诈行为，但是对于如何扶持弱势产业升级，如何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政府并未采取真正有效的对策，由此所带来的制度缺陷助长了欺诈之风。然而，无论是小生产经营者的主动选择，还是被迫之举，欺诈行为都对乡村手工业造成了极大危害，使乡村手工业活动陷入了衰变的怪圈中，所谓“始创则争烈，争烈而制精，制精而广销，广销而滥造，滥造则业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分析乡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的障碍性因素时，欺诈行为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摘自彭南生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
一条没有走完的工业化道路
近代中国农村若干手工业行业中的半工业化是一条没有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是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一段曲折的历程。
在人类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半工业化是一种介于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状态，它已经驶离了传统手工业的经济轨道，无论是在技术进步的程度上，还是与市场的联系，尤其是在与区域外市场的联系上，传统手工业都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半工业化进一步向前发展，或者说其内涵性扩张的结果，应该是工业化。但是，中国近代若干农村、若干手工行业中的半工业化并没有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而是半途而废。能否据此断定“家庭手工业—半工业化—工业化”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呢？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在1949年之前的近代中国，这种判断确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但是如果我们将半工业化现象放到明清以来迄今为止的农村工业化历史的长时段看，那么，我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中的半工业化只是一条没有走完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首先，从历史基础看，近代中国农村中的半工业化现象是明清时期原工业化的继续和发展。与西方相比，我国明清时期的农村手工业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经营形态，都毫不逊色，江南地区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完全可以与西欧相媲美，可以与西方工业化之前的农村手工业一样称之为原工业化，虽然客观环境的制约使其发展陷入困境，但是，一旦这些制约条件解除了，明清时期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势头仍有可能继续。在研究近代农村手工业经济时，我们不应受限于一些人为的历史分界线，罔顾明清时期农村手工业已有的发展趋势。近代半工业化现象存在的地区与行业，大多在明清时期农村手工业已较为发达。可见，没有明清时期农村手工业发展的深厚传统基础，不可能出现近代农村手工业的半工业化。
其次，从半工业化兴起的历史场景看，半工业化是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半工业化现象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江南、珠江三角洲农村的手工缫丝业中，这不是偶然的，明清时期这些地区的手工缫丝业就已经较为发达，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上机器丝织业的发展对生丝的需求剧增，刺激了制丝业的发展，因此，辑里丝才得以在原有规模上继续扩张，陈启沅也才有可能改进传统缫丝技术，可以说，这是与工业化如影随形的市场化带动的结果。手工棉织业、丝织业中的半工业化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手织业历史悠久的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对传统手工纺织业造成了空前的打击，手纺业衰落下去了，原来从事手纺业的那部分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但工业化尚未发展到能够充分吸纳这部分劳动力的水平。另一方面，机器工业的发展为手织业的技术变革创造了条件，手拉机和铁轮机的使用就是民族机器制造业发展的结果。因此，无论在市场方面，还是在技术上，半工业化都是工业化初步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对农村手工业是一柄双刃剑，少数手工业行业的衰落缘于此，部分手工业行业的发展亦缘于此。
再次，从历史趋势看，半工业化已经显示出了向工业化发展的良好势头。工业化在技术上是以非生物动力替代生物动力的过程，在市场上则是不断向外地，乃至国际市场扩张的过程，半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就是技术进步和对区域外市场的依托。从半工业化自身发展趋势看，技术进步使得半工业化不断深化，甚至某些半工业化行业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机器生产的边缘，高阳织布业就是其中的典型。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则使半工业化现象不断广化，在区域上和行业上不断扩张，技术进步与区域外市场两方面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半工业化向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生，如果晚清至民国年间的政府引导得力，半工业化完全有可能渐进式地向着工业化方向继续发展，直至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既然半工业化进程的中断主要是由外力造成的，因此，从其自身演进的历史趋势看，在外力解除后，它仍有可能恢复并继续向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种模式。
若干农村、若干行业中的半工业化现象表明，近代中国存在着两条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由政府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直接创办大型的机器工业企业，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条则是由民间自发的、在传统工业基础上通过技术嫁接、改造，渐进式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之路。自上而下的工业化由政府主导，起点高、规模大，其方式往往是暴风骤雨式的，在落后国家和地区能够产生示范效应与先导功能，可谓工业化的捷径，但常常受到国家财力与外国技术转让的制约，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境地。19世纪70—90年代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的转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大力提倡，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深藏于民间，起点低、规模小，其方式常常是和风细雨式的，虽然向工业化的转化过程相对缓慢，可谓工业化的迂途，但它强调民众的创造性，富于活力，也能产生“功到自然成”的效果，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在认识上，我们在重视落后国家和地区中自上而下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时，也不能忽视自下而上的平民工业化之路，在实践中，则应坚持自上而下的国家工业化道路和自下而上的平民工业化道路并重。
最后，从我国当代农村工业化的实践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近代农村半工业化现象的逻辑延伸。抗日战争爆发后，近代半工业化现象存在的主要地区沦为敌占区，转入战时经济轨道，半工业化进程中断了。抗战胜利后，接踵而来的内战打乱了农村经济建设的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的探索，即1949—1957年的农村工业萌芽时期，1958—1959年的“公社工业化”时期，1959—1965年的非农企业调整时期，1966—1978年的非农产业发展停滞时期和1979年以后的非农产业大发展时期，我国当前正处在农村工业化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中虽然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东莞模式”的区别，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却大体相同，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或以社队企业为基础，或以家庭手工业为支柱，或以“三来一补”为前提，技术含量低，与解放前若干农村、若干行业的半工业化现象相似，有些甚至是近代农村手工业的“复活”，其中“温州模式”最为典型。“温州模式”的提法最早见于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中。当代农村研究者认为“温州模式”就是强调“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工业”为支柱，或“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当代农村研究者将温州模式概括为“以民营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以十万供销大军拓展市场为重要渠道，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农村致富的农村工业化之路”。温州已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向工业化的转变。因此，如果我们突破既定的历史分界线，放眼于当代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伟大实践，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近代农村半工业化确实是一条没有走完的工业化道路。
摘自彭南生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