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秩序”为线索统摄《风俗与历史观》：从“后16世纪问题”与17世纪东亚秩序的政治层面，到“名片”“老爷”称谓所见的潜在社会权威秩序，再到“礼教、契约、生存”三者张力中的市场与社会秩序，层次清晰地呈现了岸本教授跨越地域社会、法制史与海洋史的学术图景。作者把岸本的史识与E.P.汤普森、刘志伟式的关怀暗中勾连，显出书评人自身的学养。文末借《红猪》与《地海故事集》作喻，点出个人命运与时代风向之间的永恒命题，令学术评论兼具锐度与温情。
——编者按
从我们自身出发的历史世界
请想象有一天，你穿越回了四百年前。 也许你能够背诵明清两代帝王的年号，熟知“靖难之役”“土木堡之变”“三藩之乱”……但显然，对于实际生活在那个社会而言，这些知识几乎没什么直接帮助。 回到那个时代，如何说话做事、待人接物，避免“社会性死亡”，大概才是更迫切需要的知识。
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稍微转换，大概就是如何“依据当时人的思考理路去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现象”。岸本美绪教授的近著《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将这一点作为核心问题。当然，这并非“穿越指南”，而是追求从历史中具体行动者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每个人作为个体都处在某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这本书也是在关照从“我们”自身出发而展开的历史世界。
岸本美绪教授是日本中国史学界名宿，她对明清时代历史的诸多洞见，至今仍是牵动学界不断讨论的重要话题。只是在中文世界，岸本美绪教授著作的译本不多，此前只有一本《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她的代表作《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截至2022年还没有中译本，多少有些遗憾。现在的这本论文集是将岸本老师自2012年至今在日本研文出版社出版的四本论文集综合精选而成。译者梁敏玲是岸本老师的入室弟子，毛亦可亦曾亲炙岸本先生之教。 两位译者也都是近年来明清史与近现代史领域活跃的青年学者。她们的译笔相当值得信赖。
作为一本论文集，书中所收录的文章的主题与时间跨度都很大。按照岸本老师自己的总结，地域社会、契约与法制史、海洋史是她所关心的三个主要议题。“这些文章看似分散，但从我的学问生活来看，他们就如同一个树干上生长出的枝叶，其中流淌着同根的问题关心。”（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梁敏玲、毛亦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页）我想为读者说明的是，“秩序”可能是进入这本内容丰富的著作的关键词。秩序有不同的层面：对于王朝统治而言的秩序，以及对于平民日常生活而言的秩序，还有官员、士绅维持其权威所需要的秩序。本书中所讨论的各个题目，可以从三重秩序的角度进行把握。第一层面的秩序是政治力量之间的，以及内部的秩序；第二层是构成社会权威，或者说维持一个社会统治安定的秩序；第三层则是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秩序。
第一个层面，岸本老师将其概括为“后16世纪问题”与“17世纪东亚秩序”。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前半的东亚世界，几个历史过程各自前进而又相互关联。16世纪末，丰臣秀吉集结军队渡海侵略朝鲜。朝鲜李氏王朝经历了最初的冲击后，与明朝结成联军在海陆两线展开鏖战。直到丰臣秀吉病死（1598年），双方停战。此后的历史走向，从日本方面看，是德川家康崛起，进而建立江户幕府，日本的政治进入相对安定的时期。 而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明王朝经历此战后，东北方向的军事力量大为虚弱。一个新兴力量意外崛起了，这就是以努尔哈赤家族为代表的女真军事贵族。本来在明初，明王朝在东北设立诸卫所，以羁縻控制女真各部。明代中叶瓦剌兴起后，这一体制已经遭受冲击。到万历时代，一些新兴的女真军事贵族，在东北亚的皮毛、人参贸易中积累了财富与世界视野。当明王朝的军事实力虚弱之后，趁势而起。清王朝兴起的草蛇灰线，正在于此。
同样是在16世纪后期，东亚海域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动。来自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地的欧洲冒险家在东南亚逐渐站稳脚跟，建立若干殖民港口城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马尼拉，以此为枢纽的美洲、东亚、欧洲贸易经济活力空前。
这也是属于冒险家的时代。1540年，葡萄牙冒险者门德斯·平托到达了宁波外海的双屿岛，他在岛上看到三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人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还在岛上建了教堂和市政机构。 他们在当地最主要的生意是从日本套购白银，据说每年达三百万金。（[葡萄牙]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葡萄牙航海大发现事业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等，1999年）
这种商业的活力当然不是毫无代价的。对王朝统治来说，这些外海的冒险家是不安定的因素。双屿外国人社区的结局就是为巡抚浙江的朱纨所剿灭。在朱纨看来，这个平托眼中的冒险天堂与富庶之地则是另一幅景象：
内地叛贼常年于南风迅发时月，纠引日本诸岛、佛郎机、彭亨、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 内地奸人交通接济，习以为常，因而四散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胜言。（朱纨：《海洋贼船出没事??禁船出洋》，收入《明经世文编》）
据平托所说，明朝派出了一支舰队，有三百艘中国大帆船和八十艘双桅帆船，总计六十万大军。这个数字恐怕是夸大了。平托另外说，明朝军队在双屿杀死了一万两千多欧洲人，其中八百人是葡萄牙人。尽管这恐怕是有些夸大的数字，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推想双屿岛曾经有多少世界各地的冒险家会聚于此。
双屿岛覆灭之后，漳州、泉州、澄海在东南亚贸易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明代末年，郑氏家族在南洋、日本等地的贸易中叱咤风云。 郑芝龙势力最强大的时候，据说“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郑芝龙在安平建筑海港要塞，建设海军，甚至到了“八闽以郑氏为长城”的程度。
从各个方面看，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东亚都是相当热闹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7世纪之后，清王朝建立，江户幕府的统治秩序也基本安定下来。此后，东亚海域上的“豪杰”似乎也逐渐销声匿迹。欧洲人的活动，也受到这两个政权的严厉限制。此前东亚海域豪强并起，虎踞鲸吞的局面，一转为相对安定、保守的局面。这种变化是如何演变的？新的秩序如何从这种鼎沸的状态中生成？这就是岸本老师所说的“后16世纪问题”与“17世纪东亚秩序”。
（在更大的世界史视野中）如何重建在16世纪商品经济冲击下被极大撼动的社会秩序，这一问题超越了从中国到东亚、东南亚的范围，是包括欧洲在内的多个地区所共通的从17到18世纪的全球性课题。（《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191页）
由此，岸本老师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雍正时代著名的曾静案。湖南的一个普通士子曾静，据说是受到吕留良著述感召，将清朝政权视作“夷狄”，并鼓动岳钟琪举兵叛清。 他当然被立即抓捕。 有趣的是，这一叛乱案件看似简单，雍正皇帝却大费周章地逐条批驳曾静的主张，形成了著名的《大义觉迷录》。 岸本老师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将《大义觉迷录》看作雍正皇帝回应“后16世纪问题”的文本。 她从中演绎出三个问题：
第一，民族、宗教与国家统合的问题。 在进行国家统合之际，国内的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应该如何处理？第二，市场经济与财政的问题。 是应该放任还是限制16世纪以降急速活跃化的市场动向？应该如何控制市场经济才可以从中汲取国家建设所必需的财源？第三，王权与中间团体的问题。 在伴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呈现流动化的社会中，是以君主为顶点，排除与其对抗的中间势力以构筑一元性的国家秩序，还是考虑联合那些稍具独立性的团体，以此形式来实现国家的统合？这些问题为雍正帝所直觉，也同样为日本以及欧洲等其他地区所共有，各地的人们各自寻找并谋求问题的解答。（《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192页）
第二个层面，是由“风俗”所见的潜在社会权威秩序。 不少地方的朋友可能有这种经验，宴席入座前，会有很长时间谦让主宾之间的座次。 我之前在山东上学，就对山东同学娴熟于主宾、主陪、副陪等“秩序”叹为观止。 近年来的学术会议中，学者们拍集体合照前，往往要花很长时间安排座次。
这种“风俗”，其实就反映了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如何理解相互的社会关系。 岸本老师将“风俗”视作法律之外的更为弹性的社会规范， 但和英美法律传统中的习惯法又并非完全重合。她说：
“风俗”一方面意味着具体的地方性习惯。……“移风易俗”的目标并不是单纯的“文明化”，也不是单纯的“回到自然”，而是把教养、礼仪、天真的良知等各种要素综合起来实现的“一团和气”的理想秩序。（《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52页）
该书所收录的有关明末“名片”与“老爷”称谓的研究，大致都在表达这样的意思。 明代所使用的名片通常是小小的一方纸笺。和当代的名片不同，明代名片中的“自我介绍”主要是说明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例如“晚生”“侍生”“同年”“盟弟”等。 特别是初次拜
访，主、宾之间的人际关系如何界定，这是双方都在意的事情。 来访者在名片中的自称就体现了这种认知。 如果双方的认知差异巨大，拜访多半会不成功。
到了明末，不仅名片的式样更加华丽，而且刚刚进入社交场合的青年士子也往往费尽心思考虑名片上的自称如何书写。 岸本老师认为，明末“名片”的书写方式，显示出明末社会关系中独具特色的迫切感、焦躁感，“被生活在竞争社会中的不安感所推动，哪怕让人在背后说闲话也在所不惜，拼尽一切推销自己来形成人际关系”（《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87页）。
“老爷”称谓的变迁，也显示出明清之际社会秩序的潜在变化。一个比较显著的趋势是，可以称为“老爷”的人群在逐渐扩大。 清代中期常熟士绅王应奎有本著名的文集《柳南随笔》，其中就讲到这种现象。 明代的时候“九卿”、翰林院任官（词林），以及外任司道
官会称为“老爷”，其他的官员、士绅只能称为“爷”。 到了清代，则不仅各类在任官员，未任官职的进士、举人也可以称为“老爷”。 岸本老师将之概括为“带有血缘性尊卑感觉的人际关系网已超越了实际的血缘关系而广泛地蔓延至整个社会群体”（《风俗与历史观：
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111页）。这种情况下，“老爷”称谓的扩张，也显示出整个社会以官僚、科举为中心所确立的尊卑关系的扩张。
第三个层面则是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秩序。 最近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显示出，清朝是一个相当尊重市场秩序的王朝。 各种交易都普遍使用契约，并且发展出了规范交易形式的契约活套。 这些契约在纠纷诉讼中，往往都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 清代中叶著名的官箴书作者黄六鸿就在《福惠全书》中强调，有关田产的纠纷，一定要查验契约、鱼鳞图册、纳税凭证，再访问当地四邻。 至于借贷，则必须以契约为凭证。
即使是儒家意识形态中特别敏感的土地兼并问题，清朝也与历代王朝有着不同之处。 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有一段专门针对“土地兼并”的辩论：
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 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奢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 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
岸本老师对此阐发道：“政府非但对这种流动性不作遏制，毋宁说在设计出能有效应对这种流动性之制度的方向上，推动了政策的展开。”（《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186页）与清朝政府“不抑兼并”的态度相应的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将土地作为“货殖手段”，土地频繁流通是清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特征，国家财政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
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清代的地方统治必须掌握好几种因素之间的平衡。 岸本老师将之归纳为“礼教、契约、生存”。首先，儒家价值观仍然是维系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儒家对于逐利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有一整套特定看法；其次，清代的地方官必须面对一套成熟发达的市场规则；最后也最难处理的是，儒家意识形态或社会内在的市场规则，如何回应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策略”。
岸本老师所举的例子是清代出现过的各类卖妻案件。 从儒家价值观来看，卖妻严重违背人伦。 与此同时，卖妻在不少地方又形成了夫家、娘家共同参与的一些“市场规则”。 最后，很多案件中的男性都声称“因贫卖妻”。 对于清代官员来说，这是否是能够接受的“生存策略”？
岸本老师发现，基于“生存”的立场，清代官员对于土地纠纷，有时会保护贫民提出的与契约相违背的利益主张；而在卖妻案件中，又基于贫民“为生计所迫”的认知，承认卖妻契约的结果——尽管这是严重违背儒家伦理的。 这里也有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问题，比如在这些案件中是否能看到女性自身的能动性。我们当然能联想到 Ｅ. Ｐ. 汤普森的名作《买卖妻子》，其中将一些卖妻仪式视作女性解除婚姻的方式。
“礼教、契约、生存”之间的平衡，不仅是清代地方治理中的课题，恐怕也是当时很多普通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我就曾经读到过一份晚清徽州的合同（当时人称为“墨据”），合同内容是一个江姓家族的寡妇余氏招赘了一名严姓男子，生下一子（大成），协商由这个儿子同时继承江姓、严姓两边的家业，同时也承担宗族祭祀的责任。这就意味着这位叫作“大成”的年轻人既是江家人，又是严家人。合同中写道：“两姓宗祀，永远承祧，则身幸甚。”如果以儒家伦理来衡量，这当然违背礼制，但这又的确是乡村中的普通人协调生计与人际关系的生存策略。
岸本老师的研究所展示的是，在明清时代的历史情景中，“时代风向”与“人之常情”的走向及其所以然。 我想用宫崎骏执导的电影《红猪》中的一段话作为比喻。
《红猪》设定于1930年代法西斯崛起中的意大利，马克·布鲁克（红猪）是拒绝加入法西斯军队的独立空艇飞行员。他的旧日战友、同样热爱飞行的菲拉林对马克·布鲁克说：“国家、民族，我只能在这些不中用的名义下继续飞行。”每个时代的每个具体的人，都有其自身的对于人生的意愿。菲拉林代表的大概就是多数普通人的情况，努力将人生意愿与时代风向捆绑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唯有马克·布鲁克能够以红猪的身份超然地说：“那只是你们人类应该考虑的事情。”从时代风向中挣脱而出，为自由意志做自我牺牲，这在任何时代都十分难得。
个人命运将如何在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政治结构、社会秩序的框架之下展开？又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参与塑造了历史进程？如果读者对这些问题有兴趣，都将从岸本老师的著作中获得启发。这本书虽以明清史为切入点，但其史识不限于此。
最后我想讲一个也许有些偏题的故事。《地海传奇》是厄休拉·勒古恩的系列奇幻名著。 其中最后一本是《地海故事集》，这是追溯地海世界历史的一组短篇故事。厄休拉解释了为何以一组历史故事为一个奇幻小说系列收尾。 她认为哪怕是对于故事中的世界，为了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必须去研究历史。她说道：“以历史感知现实，如同阳光映照海面的波纹。”岸本老师的著作也是一束锐利但有温情的阳光。
（评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梁敏玲、毛亦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原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2年9月23日）
节选自赵思渊《轻舟渡海：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对话、评论与追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