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以图证史：商馆画与贸易档案、航海日志、游记等材料精准对应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有关广州商馆图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阅读本书的读者们也许会问，这本书到底会提供哪些崭新而又富含信息的研究心得呢？近年来，我们在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和美国对华贸易档案中发现了很多有关商馆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确定诸多商馆历史的时间点。过去，学者们已经深入系统地利用英文（包括英国和美国）文献和中文文献进行相关研究。很多关于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比如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东印度公司的研究著作也陆续问世。不过，这些研究大部分都不是主要为了给商馆的历史确定时间点，也不是为了梳理与商馆建筑相关的确切信息，它们更多关注当时的贸易状况。这样，这些档案中与十三行商馆变迁相关的大部分信息，以及商馆住客等方面的材料，长期被人忽视，仍然淹没在史料的海洋中。
我们利用新发掘出的数据和史料，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出商馆的历史，比如何时重建，何时有人居住，何时商馆前竖起了旗帜；商馆的新立面、阳台和篱笆何时增设；在广州贸易和居住的法国人、美国人等外国人，他们何时搬迁到另一间商馆；商馆前的码头何时向珠江延伸。这些新信息有助于勾勒出商馆绘画中出现的细节变化。目前，我们所找到的大部分材料是1822年广州大火之前的，因此，本书的研究就以1822年广州大火为结束时间点。本研究起始时间定在1760年，因为这一年中国街建成，也是在这一年，商馆区发生变化的一些确切信息也逐渐开始出现。从这一年开始，大部分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就已经相对固定地居住在同一间商馆里，这使我们更加容易确定西方商人的居住地点。18世纪60年代，广州十三行区的一些西洋商馆开始呈现西式风格。这些变化所需的费用，部分是由外国公司支付的，这些费用支出都被记录在相关公司的账本里。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是广州商馆区风景逐渐声名远播、中国外销画画家开始绘制商馆区题材的画作出售的时代。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我们觉得有必要把此项研究的时间集中在1760年到1822年。
过去，常常有人质疑商馆图描绘的情景的真实性。尽管像卡尔·克罗斯曼（Carl Crossman）、孔佩特（Patrick Conner）和崔基溢（音译，Kee Il Choi Jr.）等诸位学者已经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之前，他们根据画面中的旗帜来判断大部分绘画作品所展现的时间。比如，画面出现白色的法国旗帜，意味着这幅画绘制于 1791年之前；画面如果出现帝国旗帜，表示该画呈现的是 1779 年至 1785 年之间的情景；如果画面上出现了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旗帜，则意味着该画呈现的是 1791 或者 1792 年的情景。画面出现美国旗帜，意味着画作绘制的是 1784 年或者之后的情景，西班牙旗帜出现在 18世纪80年代末及之后，描绘圣帕特里克红色交叉十字标志的英国旗帜的绘画肯定在1801年及其后。所有这些细节都是艺术史家们使用了数十年的重要标记。但问题是绘画上与这些旗帜同时出现的其他旗帜，又代表着什么呢？其他外国人是否也在这些年代里出现呢？比如，1791年和1792年的一些绘画上，除了绘制着革命之后的法国旗帜，还同时描绘了丹麦、西班牙、瑞典、英国和荷兰的旗帜。为了确定绘画是否准确地呈现这些内容，我们就得知道当年这些国家的商人是否出现在广州，而且他们是否也在商馆前竖起了自己国家的旗帜。唯一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途径，就是细致梳理和研究外国人抵达和离开广州的史料，以及他们升起或者降下旗帜的相关记录，研究者直到最近才能够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
崔基溢的论文《卡尔·古斯塔夫·艾克伯格与中国外销画的发明》（1998 年）是非常好的研究，他在论文中还探讨了外销画流行起来的原因和过程。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没有人知道艾克伯格（Carl Gustav Ekeberg）绘制的画到底描绘的是哪一年的情景，甚至也搞不清楚画面描绘得是否正确。本书第一章会讨论艾克伯格的画，它可能绘于 1770 年，这是他在广州的最后一年。画面的内容看起来大致是可靠的。但崔基溢把艾克伯格看成广州外销画的起源（外销画之父），似乎不太符合逻辑。我们会在研究中指出，其他关于商馆的绘画在 1770 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例如，下文会展示不少我们已经找到的，而且能够明确其绘制时间为 18 世纪 60 年代的绘画作品。我们还会展示 1771 年和 1772 年的其他一些商馆画。香港艺术馆最近收藏了一幅商馆画，我们将其描绘的情景确定为 1771 年。2 所有这些提到的绘画作品所描绘的商馆画面，都早于1773 年艾克伯格著作的出版。艾克伯格更有可能是受到了更早的商馆画的影响，而不是其他方式。造成这种困惑的原因很简单，也就是我们还没找到足够证据来确证这些图像所展现的时间。此外，还有很多画作在私人藏家手中，目前公众还无法看到，很难确定这些画作是否比艾克伯格的画作更早。
过去研究显示，商馆区的建筑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变化。1800 年美国馆的建造和 1815 年英国馆的重建全过程，都保存着完整的记录档案。不过，仍有许多其他建筑的变化不为人知。诸如荷兰商馆加建阳台，英国商馆拓宽走廊，丹麦馆、西班牙馆、法国馆等商馆重建，某些商馆建筑物上再加盖一层，拓展商馆前空地以便利用，丹麦馆西边一面墙壁的拆建，等等，这些变化都常规地呈现在画面中。不过，记录商馆区诸如此类变化的史料，过去不为人知，学者们大多靠猜测来推断这些绘画所呈现的大致年代。于是，为了稳妥起见，推断商馆画的年代，通常都只能大致到十年，诸如 18 世纪 60 年代或 18 世纪 70 年代。
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无法证实商馆前面竖起旗帜或者风景变化等细节是否真实。更复杂的情形是，比如“潘趣碗”（也叫“行碗”，hong bowls）上描绘的商馆情景，并不是描绘的某一具体年份的情景，而是更多地把不同年代的建筑特点和旗帜都集中描绘在一幅画面上。这些情景使得要辨认商馆的历史发展更加困难。当我们归纳考量这些研究时，多次碰到的情形是，我们基于对各国旗帜和商馆建筑的研究，刚确定了某个画面大致的年份，就发现不久之后出现了另一个不同的“潘趣碗”，上面描绘的同一个时期的商馆建筑和各国旗帜的组合完全不同。我们分析了大约 70 幅不同的绘画之后，逐渐意识到某些“潘趣碗”上描绘的商馆情景细节涉及不同年份，而不仅仅是某一具体年份的情景。相对而言，我们研究过的大多数二维空间绘画，呈现的都是某一具体年份的情景。
此项研究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汇总档案材料，以便尽可能多地填补历史认识的空白。近年来，我们收集了比利时、荷兰、丹麦、法国、瑞典等国的贸易公司留在对华贸易记录中的所有关于商馆和码头变化的史料。我们还全面爬梳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美国对华贸易档案。英文档案中大部分史料都已经被学者们收集和利用过，不过，我们仍然发现不少新的史料。我们还利用了目前新发掘的中文数据库收集中文史料。除了大英图书馆里的一幅中文地图（上面显示了 1822 年广州大火过火范围），中文史料中就再没有反映这时段商馆和码头的其他新材料了。因此，所有其他文献都来自非中文材料。
除了有关商馆建筑和码头的史料外，我们还尽可能多地收集外国人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往返迁徙的信息。后一类信息可以让我们知道，每一年有哪些外国人在广州，以及他们抵达和离开广州的具体日期。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将绘画上描绘的旗帜跟实际情况对应起来。
荷兰档案对这项研究显得最为重要。荷兰档案详细记录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所有活动细节。从 1762 年开始到 19 世纪 20 年代，荷兰人全年一直待在中国。1762 年 9 月到 1816 年 1 月，荷兰人还留下了完整的全年《日志》（称为 dagregisters）。《日志》记录了诸如重大事件、来往船只、外国人涉及的活动和问题，以及外国人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往返的信息等等。《日志》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备忘录（Consultations）相似，但荷兰人的记录中包含了大量英国档案中没有的信息。
18 世纪 70 年代早期到 90 年代初，英国人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广州和澳门两地外国人活动的记录。然而，1794 年之后，由于某种原因，英国人就没有再系统地记录这些信息了。尽管英国相关专员持续记录了每年的“在华外国人名录”，但这些名录并没有标明他们是在广州还是在澳门，以及他们抵达和离开的具体时间。2 所以，在把商馆画中的旗帜与在广州的外国人对应起来方面，1794 年之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没有太大帮助。
1774 年到 1792 年，以及另外少数几年里，丹麦相关专员也常年留居中国，他们记录了所有重大事件、外国商人和船舶的往返情况等信息。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搜集了所需的信息。尽管瑞典档案遗失比较严重，我们还是梳理了其中能够找到的内容。让·亚伯拉罕·格里尔（Jean Abraham Grill）档案可能是瑞典档案中最有价值的，其涵盖年份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初，而且信息记录相当完整。这些文献中详细记录了 18 世纪 60 年代末瑞典商馆建筑的变化。
我们还梳理了法国对华贸易档案和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档案。这些档案中记录了 18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关于商馆的重要信息。诸如每年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及帝国商人的信息。史苏珊最近有关法国商馆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人居住在广州的历史及其影响，以及法国商馆的变化等内容。
除欧洲和中国文献之外，我们还梳理了很多收藏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对华贸易档案。这些档案有助于我们了解1800年美国商馆建筑是如何建造、什么时候完成，以及后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查阅了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驻广州领事的报告，不过其中有用的材料不多。
过去两百年里，很多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游记陆续出版，其中有些材料曾被之前的学者广泛使用，另一些并没有。范岱克教授制作了一个更完整的游记目录，包括书和论文两种类型，按照作者在广州的先后年份进行排列整理。这些材料包括 1792 年到 1794 年之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留下来的游记和回忆录，1794 年至 1796 年荷兰德胜使团留下的游记和回忆录。1760 年到 1820 年之间的游记，已经公开发表的超过 100 种，我们深入梳理了这些游记中的相关资料。
附于书后的参考书目包含所有资料信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只列出了本项研究引用过的档案和已出版的文献。我们梳理过和浏览过的资料远远超出参考书目的范围，如果所找到的材料与本研究并不相关，我们都会将之排除。
我们利用新找到的文献资料，可以完整论述 1760 年到 1815 年于广州、澳门两地往返的外国人的情况。很多年份的信息是完整的，我们能够明确每个欧洲人抵达广州和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的具体时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相关国家的旗帜升降的具体时间。当时，包括美国人在内，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区的普遍做法是，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会升旗，日落时分就把旗帜降下来。
我们也收集了很多 1815 年之后外国居留者的信息。但是，由于荷兰人的《日志》终止于 1816 年初，因此，1816 年至 1830 年的 广州澳门两地间外国人往返信息就不完整。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荷兰对华贸易档案中找到一些信息进行补充。
全书即将开始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该项研究不是为了断定绘画作品或者行碗绘制的时间，我们只是希望断定这些画面描绘的时间。而这些绘画由什么人、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何被创作出来，画家在哪种介质上创作绘画，都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可能在研究中会时不时地提到这些因素，但我们的目的是要判断某一幅商馆图的画面是否可靠，如果可靠的话，进而讨论它具体呈现的是哪一年的情景。一旦相关信息明确，读者们就可以自己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将这些画面当作历史资料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