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言
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在研究中国贸易的领域中，学术界更为明确地关注了私营商人，并且把对于私营商人的研究置于更为中心的地位。私营商人是错综复杂的商业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填补了资金和货物流动方面的空白。欧洲的大型贸易公司，与行商一样，都非常依赖私人投资来推动贸易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投资，大多数公司都将缩减在中国的贸易业务，或者完全放弃与中国的贸易。
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诸多高级职员的私人贸易和亚洲内部的港脚贸易的研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米尔本（Milburn）、马士（Morse）、普里查德（Pritchard）、德米尼（Dermigny）、奎森（Quiason）、克里格（Krieger）、柯宁克克斯（Koninckx）、鲍温（Bowen），以及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聚焦于亚洲私人贸易的各个不同方面。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欧洲人的，而且重点放在与印度的贸易上。在21世纪之前，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路易·德米尼（Louis Dermigny）、厄尔·普里查德（Earl Pritchard）、乔纳森·高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雅克·当斯（Jacques Downs）和安妮·布利（Anne Bulley）就已经开展了对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私人贸易的研究。可以说，他们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其他学者。1951年，格林伯格出版了他的专著《英国贸易与中国的开放1800—1842》（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这是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旨在探讨私营商人在终止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East India Company）在中国的贸易垄断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他把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在公司身上，并且把英国的私营商人更多地看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手，而不是帮助公司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的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把私营商人置于更为中心的位置。
从格林伯格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掘和研究18世纪在中国的私人贸易活动的历史。1957年和1958年，普里查德发表了两篇关于18世纪前后（1680—1833）中、英之间私人贸易的文章。这是最早专门针对英国私营商人的研究之一，并且将他们视为合法商人，将其贸易活动与公司的贸易活动完全区分开来。普里查德的研究更为明确地聚焦在印度私人贸易机构的活动上，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如何融入中国贸易的整体运作的。
从1959年到1964年，德米尼出版了三种书，其中，《印度的货物、士兵与公司1781—1793》（Cargaisons Indiennes. Solier et Cie 1781–1793）和《查尔斯·康斯坦特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回忆录》（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包含了大量关于18世纪在中国的私人贸易活动的信息。1964年，德米尼出版了他的多卷本研究著作《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 siècle 1719–1833）。这是一部长达1,450页的鸿篇巨作，主要集中研究了大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另外，在第三章中，他讨论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在第四章中，他讨论了私营贸易机构的活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德米尼没有查阅过任何美国方面的档案记录，而是从二手出版物以及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搜集了这些资料。他的研究还讨论了鸦片贸易，当然主要是私营商人从事的鸦片贸易，因此也应适当地将其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中来。
高德斯坦（Goldstein）对费城的对华贸易商人的研究（1978），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关于史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的书（2011），极大地推动了对美国商人的研究。1979年，张荣洋（Weng Eang Cheong）出版了《满大人和商人：怡和洋行，19世纪初的中国贸易代理商》（Mandarins and Merchants: Jardine Matheson & Co., 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这本书主要研究了这家英国私人公司在对华贸易，尤其是在鸦片贸易中的活动情况。
1992年，安妮·布利出版了《自由的水手：航行在东印度群岛的约翰·阿道夫·波普1786—1821》（Free Mariner: John Adolphus Pope in the East Indies 1786-1821）一书，随后在2000年又出版了另一本书，书名为《孟买的港脚船1790—1833》（The Bombay Country Ships 1790-1833）。布利在自由水手约翰·波普的档案中发现了许多有详细记录的文件，由此解开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私人贸易的许多谜团。1995年，布利还编纂了“孟买港脚船1790—1833，附录：船长和名义船东名单”。在1999年，她又更新了这份名单。这份未公开发表的名单存放在大英图书馆，供我们查阅。这份名单为我们追踪私人船只及其船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像波普档案这样的私人文件很难找到了。
1997年，当斯出版了《黄金圈住地》一书。最近香港大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这本书（2014年）。当斯在该书的结尾强烈地谴责了鸦片贸易，并且把美国在广州的贸易活动视为一种自以为是和充满罪恶的行为，同时他的书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中美之间私人贸易的数据。抛开书中的宗教色彩，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专著中汲取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2004年，莫家咏（Patrick Kin Wai Mok）完成了题为《1800—1842年英国与中国的亚洲内部贸易》（‘The British Intra-Asian Trade with China, 1800–1842’）的博士学位论文。他的论文主要研究了英国与中国经印度、槟城（Penang）、新加坡中转的亚洲内部的私人贸易。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出，相关研究都集中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私营商人。虽然对这三个商人群体的研究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私营商人参与了亚洲的贸易，而目前与他们相关的研究还较为有限。
2003年10月，香港大学（HKU, Hong Kong University）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18和19世纪中、印之间的交流互动：澳门、广州和香港的巴斯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这次研讨会是由范岱克教授协助组织，香港大学和澳门文化局联合主办的。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讨论的所有私营商人都是从印度来到中国的。这是一次充满巧合的会议，因为提交论文的五位学者在2002年才相互认识，并且几乎同时完成了他们的研究。这些学者以前没有发表过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因此他们的报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突破，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这些印度贸易集团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中国贸易。自那项研究完成以来，郭德焱、沙利尼·萨克塞纳（Shalini Saksena）、施其乐牧师（Carl T. Smith）和马达维·坦皮（Madhavi Thampi）出版了一些关于巴斯人的其他专著和文章。施其乐牧师和范岱克教授还发表了关于广州贸易中的亚美尼亚和穆斯林商人的文章。在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98年和1699年开始在广东进行稳定的贸易之前，这些私营商人中的一些人已经活跃在广州贸易的活动中了。
塞布·阿斯拉尼安（Sebouh Aslanian）等学者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17、18世纪亚美尼亚商人网络及其与中国联系的了解。然而，由于我们对其中的大多数商人还知之甚少，所以仍然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2008年12月8日至9日，范岱克教授及其同事在澳门大学举办了一次小型研讨会，主题是“美国人，澳门和中国1784—1950：历史关系、互动和联系”。由于当时对其他来华私营商人，例如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的新研究尚未完成，因此也还没有必要将研究的重点扩展到美国商人以外的群体。为了吸引足够多的学者来参加此次研讨会，从而使研讨会更有价值，我们扩大了研讨会主题讨论的范围，不仅有美国商人，还有美国领事和传教士在内的所有来华美国人。当时，在中国进行来华美国人研究的学者仍然很少。此次研讨会的一些论文编辑成论文集《美国人和澳门：华南沿海的贸易，走私和外交》（Americans and Macao: Trade, Smuggling, and Diplom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于2012年正式出版。
2013年11月，范岱克教授及其同事又组织了一个主题为“中国贸易中的私营商人，1700—1842”的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2008年至2013年间，与中国贸易有关的私人贸易领域的新研究成果大为增加。在会议上，我们讨论的对象不仅包括美国人和来自印度的亚美尼亚人，还包括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和德国人，甚至还有广州的中国商人和店主。随着一些新学者的加入，这个研究领域终于有了突破性发展。这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就被收录在此论文集中。范岱克教授在书中又增加了一章，但是这篇论文没有在会议上发表。这篇论文题为《广州贸易中的模糊面孔》，文中提供了对参与对华贸易的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和巴斯人的简要介绍，还提及一些有关希腊人、犹太人和东南亚人的例子。关于这些个人的历史细节往往都非常简短和不完整，这就使得包含这些零碎信息的这篇文章变得尤为重要。
2014年，理查德·格蕾斯（Richard Grace）出版了《鸦片与帝国：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的生活与事业》（Opium and Empire: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William Jardine and James Matheson）。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渣甸和马地臣的专著，涵盖了两者从青年到去世的整个人生历程。此二人是对华贸易的主要参与者，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更为完整翔实的研究，填补了19世纪初期这段历史的巨大研究空白。当学者们把这本书与收藏在怡和洋行档案中的263封信件一起使用时，就会发现这本书特别有用。这些信件抄录于阿兰·勒·比雄（Alain le Pichon）编辑的《中国贸易与帝国：怡和洋行和英国统治香港的起源1827—1843》（China Trade and Empire: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27–1843）。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对推动19世纪初期中国私人贸易活动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美私营贸易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课题，我们无法将其纳入某个单一的研究领域。2010年，冯建明（James Fichter）出版了他关于美国全球贸易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虽然这属于全球史研究范畴，也并没有特别关注美国人在广州的历史，但是其中包含了许多相关的参考资料和信息。冯建明阐明了在欧洲的战争年代，美国人是如何利用其中立地位，扩展全球联系网络的。2015年，何思兵出版了《早期中美关系形成中的澳门1784—1844》（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一书。他的研究概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美国私营贸易商的情况，并提供了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的不少最新资料。
其他学者也写过有关中美早期贸易以及交流互动和联系的论文，但同样没有专门论述在广州的美国人。北美海岸和中国之间的毛皮贸易有极高的商业利润，其中大部分是由私人贸易商运营的。这些交易尽管是零星的，而且相对于广州的总体贸易活动而言也不居主要地位，但却展示了珠江三角洲私人交流互动的其他方面的情况，而这些内容也正是其他研究著作里所没有涉及的。
韩达德（Haddad）、弗兰克（Frank）和约翰斯通（Johnston）最近出版的专著更加关注中美贸易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物质和视觉艺术方面的交流互动。韩达德列举了许多美国人参与贸易的个案，并且阐述了这些交流对美国思想和社会的影响。弗兰克认为，在美国掀起的“中国热”早在1784年第一艘美国船驶往中国之前的几十年里就已经开始了。约翰斯通和弗兰克编了《新英格兰联邦时期的全球贸易与视觉艺术》（Global Trade and Visual Arts in Federal New England）一书，书中的研究内容和观点特别有见地，其中有几章对中美贸易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这几章的研究重点是在美国，但是也有许多地方提到了广州的私人贸易活动，其中许多资料是首次出版的。
关于中美贸易的历史资料，数量非常之多，而且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城市里，有的还珍藏在档案库和私人藏品库里面。若想全面了解两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我们需要查阅数百种主要的和次要的历史资料。在这些出版物中，有些尽管只关注当地的历史，并且带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但仍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当然，也有许多关于这些贸易的史话在流行，但是在这里我将不涉及这些出版物，因为其中一些是历史小说，没有提供史料的来源，而另一些则主要基于二手资料，这些出版物都是在不断复述那些我们早已知道了的事情。
关于中国商人的私人贸易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进展。2014年，弗雷德·格兰特（Frederic Grant）出版了《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基石：广州的担保体系与银行存款保险的起源1780—1933》（The Chinese Cornerstone of Modern Banking: The Canton Guaranty System and the Origins of Bank Deposit Insurance 1780–1933）一书。这本书虽然并没有研究广州贸易中的私营商人，但包含了许多参与贸易的外国和中国商人的相关信息。至于金融机构及其处理在广州和美国的私营商人的债务和破产的内容，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2011年，范岱克教授出版了《广州和澳门的商人》（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第一卷，接着在2016年出版了第二卷。这项研究包含了众多行商家族的历史，发掘了许多最新的史料。其中也有部分章节讨论了瓷器商人和丝绸工人的历史，在过去几乎没有任何人关注过他们。（在广州和澳门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店主通常被统称为“行外商人”。）这两卷书中讨论的大多数人都与外国私营商人有交易，因此这些案例都给每个人的故事增添了色彩。
2015年，范岱克教授和莫家咏出版了《广州十三行西洋商馆图志1760—1822：艺术中的历史》（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Reading History in Art）一书。虽然主要内容是讨论以广州外国商馆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及其历史价值，但是书中也包含了大量关于在中国的私营商人的最新史料。其中，第六章题为“私营商人的兴起1790—1799”，简要阐明了这些年间私人贸易的爆炸性扩张及其对贸易结构和外国商馆管理的影响。两位作者还确定了美国人、穆斯林、巴斯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私营商人经常在广州居住的一些建筑，从而为对他们的贸易活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
2016年，王迪安（John Wong）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全球贸易：浩官家族与广州贸易体系》（Global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House of Houqua and the Canton System）一书。这是首部深入系统研究著名行商伍浩官的著作，并且对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商业体系的建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问题。通过格兰特、范岱克和王迪安出版的新书，还有莫家咏书中的一章内容，我们现在对这些私人贸易中的中国一方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当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在澳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尽管传统上学者们将他们与广州的私营商人分开进行研究。这种划分背后是有逻辑的。虽然葡萄牙商人确实是私人贸易的一部分，但他们与中国的大部分贸易是通过澳门进行的，不属于黄埔的对外贸易。当然，他们是在广州购买货物，然后把货物运到下游，但这些业务都是在一套不同于黄埔贸易的规则和管理下进行的。未经葡萄牙政府批准，其他外国商人不得在澳门进行贸易活动。通常，只有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才能在那里进行贸易，当然，他们也是天主教徒。近年来，对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研究，也出了几项成果。乔治·布莱恩·索扎（George Bryan Souza）数十年来一直处于这项研究的前沿，并且最近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在18世纪，一些葡萄牙船只实际上是进入上游到黄埔进行贸易的。1785年以前，也有几艘西班牙船只前往黄埔。然而，这些个案是很少的，不过是正常贸易的例外而已。1785年，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在黄埔开始了更为正规的贸易活动，几乎每年都有一艘或多艘船只抵达黄埔。但是，即使黄埔成为贸易地，大多数西班牙船只还是继续前往澳门。和葡萄牙人一样，西班牙商人也不得不去广州购买货物。然而，他们通过澳门进行的贸易，仍然服从于澳门而不是黄埔的贸易规则和管理。
2013年，安德·佩曼耶–乌加滕迪亚（Ander Permanyer-Ugartemendia）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主要研究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西班牙与广州、澳门的贸易，特别关注了鸦片贸易。这项研究还讨论了黄埔和澳门的西班牙商人和广州的私营商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的是，实际上西班牙人1788年就已经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商馆。从那时起，他们就像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样，让国旗高高飘扬在广州上空。
当时在广州的一些西班牙贸易是在1785年成立的皇家菲律宾公司（RCP, The Royal Philippine Company）的赞助下进行的。这是一家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经营的公司，因此不属于私人贸易范畴。还有一些抵达黄埔的西班牙船只是私人拥有和雇用的。皇家菲律宾公司的西班牙要员还进行了大量的私人交易，这些交易与该公司的业务无关。这些交易和西班牙私人船只的贸易参与也应适当地纳入私人贸易的研究中去。然而，除西班牙船长阿戈特（Agote）的日记外，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这些私人交易的其他记录，而且也不总是能很清楚地区分出哪些船舶和货物是私人的，哪些是属于皇家菲律宾公司的。
由此可见，私人贸易和公司贸易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区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最好是把贸易作为一个整体来谈，把私人贸易和公司贸易放在一起谈。我在《广州贸易》（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这本书中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确实是必要的，便于我们了解所有的贸易组成部分是如何共同推动贸易向前发展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私营商人的运作知之甚少，因此，重要的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和他们自己的叙述来研究分析他们，以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动机和局限性。当我们将私人贸易与公司贸易混为一谈时，前者的特殊性和特点往往被后者的叙述包含或隐藏。
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不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在广州的荷兰私人贸易？本来我们是欢迎这样的讨论的，但是我不知道关于这个方面的任何最新研究成果。因为在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停止派遣船只去中国之后，究竟是哪些荷兰人留在了广州和澳门，大家对此相当困惑不解。我将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荷兰官员与负责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人是同一批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停止向中国派遣船只后，这些人就摇身一变，成为荷兰政府的官员，担任领事、助理、簿记员等职务。他们都成了领政府薪水的公务员。
租用广州的荷兰商馆的费用主要来源于过去行商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荷兰政府官员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支付他们的工资和生活费及其他费用，这些费用主要是取自他们向每艘船征收的税款。在1794年后的许多年中，他们资金短缺，不得不向澳门的私营商人借贷来维持生计，直到下一艘船到达或者他们的债务人又偿还他们一笔钱为止。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在荷兰和巴达维亚的政府来管理的。
一些居住在中国的荷兰官员也在进行私人贸易，这些贸易活动是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的。不幸的是，这些私人贸易的交易情况并没有被详细地记录下来。还有一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停止向中国航行后抵达黄埔的荷兰船只是私人所有的，也会被算作私人贸易的一部分。或许有一天，有关这些航行的文献资料会被发掘出来，这将有助于我们揭开荷兰贸易的神秘面纱。
至于那些从1795年到1830年居住在广州和澳门的荷兰人，我们有很多的文献资料，但是大部分的记录内容都是他们为荷兰政府处理的官方贸易。这种贸易不属于私营贸易。在没有荷兰私人船只来华的年代里，这些人雇用中国、葡萄牙、美国、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其他国家的私人船只来运送货物。事实上，当时为荷兰人运送货物的一些瑞典船只实际上是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SOIC, Svenska Ostindiska Companiet）的。然而，所有这些贸易都是受荷兰政府委托进行的。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并没有将荷兰官方委托的贸易纳入本书或其他私营贸易的研究范畴中。
在这本论文集中，我们还收录了韩洁西、史苏珊和丽莎·赫尔曼的论文。这三位学者最近都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文中都有关于中国私营贸易活动的内容。韩洁西的研究涉及广州的英国私营商人。史苏珊则讨论了法国私营商人。赫尔曼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关于在珠江三角洲经营的瑞典私营商人的最新资料。这三位学者现在都在准备出版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们还收录了莫家咏的一篇论文。她最近也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外销画及其制作和销售这些画的工匠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们看到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非常高兴。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研究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有成百上千的外国私营商人参与到中国的贸易中来，现在我们也只是了解到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历史。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些私营商人在推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也希望其他学者加入中国的私人贸易这个崭新的、充满迷人魅力的研究领域中来。
范岱克（Paul A. Van Dyke）
广州中山大学荣休教授
——摘自[美]范岱克、[美]史苏珊编，俞强译：《广州贸易史（1700—1840）：公司与商行以外的私营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