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面临之如雨诉状
建炎四年（1130）九月，朱熹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小名沋郎，据说是取尤溪水“沋湲连延”之意。“沋”字生僻，本指鱼鳖失势颠倒之貌，若用于昵称，我们不妨想象鱼儿畅游的样子。在言必称“中兴”的时代，悠游过活的人生确如梦境。
事实上，自五岁起，朱熹便开始苦读，他说：“读四书， 甚辛苦。”十岁时，慨然有做圣人之志。后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 深受激励，“奋厉感慨， 不能自已”。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进士，为“五甲第九十人”。据朱熹回忆，此次登科的关键不在勤学，而是得益于“胡说”之禅机：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 “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
宋孝宗称朱熹“安贫乐道，廉退可嘉”，“谦谦自牧”的朱熹也以君主臂膀自居，正所谓“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者也”。这份尽忠之心早在他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就生发了，绍兴二十三年（1153），24岁的朱熹开始效仿友人陈元滂的治县八字法——“开收人丁，推割产税”。朱熹一生都为他的士大夫职业所萦绕，征收税赋，逐日清点账簿，吏不敢欺，而民不忍欺，颇有些不怒自威的清官相：
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与一块饱经风霜的儒家磐石合而为一，这种奇怪的融合散发着令人惊惧的贵族气息。吏与民都在官员的掌控中，法度与政事被分门别类地划分给承担职守者。我们来看一位县丞给主簿朱熹的为官建言：
适值朝廷推行经界，初得户部行下事目，读之茫然不晓所谓，而僚佐吏史亟请施行。因窃自念己犹未晓，何以使人?乃闭阁谢事，覃思旬日，然后通晓，心口反复，更相诘难，胸中洞然，无复疑滞。然后集诸同官而告语之，使其有疑，即以相问。如是数日，而同官无不晓者。同官既晓，然后定差保正保长，合县通差……但取从上丁产高人，分为两二等……分置两贴。又于两贴各分四类，或物力高强，或人丁众盛，或才智足任谋画，或筋力可备奔走，各以其类，置于一贴。
在朱熹眼里，乡里民间是一个生命力强盛且复杂的生命体，而他与治下百姓休戚与共，是一位无微不至而又要求严苛的主簿：他拥有以角色视角说话的权力、资格与能力，而民（人户乡司主人头）似乎在舒适的无知者的面纱掩盖下且信且怕。
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任知州的朱熹61岁，《朱子语类》记载了这位一州之长“整治词讼”的盛况：
某在漳州，丰宪状如雨，初亦为随手断几件。后觉多了，恐被他压倒了，于是措置几只厨子（橱柜）在厅上，分了头项。送下讼来，即与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诸同官，各分几件去定夺。只于厅两边设幕位，令逐项叙来历，未后拟判。俟食时，即就郡厨（厨师）办数味，饮食同座。食讫，即逐人以所定事较量……如此事都了，并无雍滞。
从“状如雨”到事情“都了”，朱熹分门别类地较量定夺民生疾苦，如砍瓜切菜。在朱熹的心目中，恶习从来不是孤立的，父子兄弟夫妇（诸伦）皆天理自然，君臣上下的伦理秩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贤人君子据此为万民“铸型”。
朱熹心目中的人是根据三五种既定品质塑造出来的，比如，他认为来到他面前的“万民”是从儒家的教化中浇铸出来的，理应蕴含着它所有的属性，此人与彼人的不同只是这些属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的比例不同而已。
如雨的诉状代表着诸多伦常失调事件，反正逃不出“天理自然”，他的吏役幕僚自会处理。朱熹和同时代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一样，视冤抑与词讼为苦差事，认为这些会拖累他、压倒他，让他做不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