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言可谓中肯！余以为，无论散文、韵文还是论文，多少要有些为时事而著作的志趣。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入到当今的司法实践中来会发现，近些年来发生的影响重大的案件几乎都与疑狱有关。所谓“疑狱”，通俗地讲就是疑难案件。本书作者开篇提及的南方科技大学贺某非法编辑婴儿基因案、山西席某订婚强奸案等，皆是其类，或者是在法律适用层面存在矛盾，或者在事实认定层面上尚有疑点，进而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曾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冤假错案——呼格吉勒图案，与其说它是一桩冤案，不如说它是一桩疑案。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法官当着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宣读了再审判决书，认定呼格吉勒图无罪，这一判决结果可谓大快人心。不过，还有一个可能会引起人们疑惑的问题便是：既然呼格吉勒图无罪，那么，1996年4月9日晚上在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奸杀被害人杨某某的真凶是谁？2019年7月30日，自认“呼格案”真凶的赵志红被执行死刑。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负责人就赵志红死刑复核一案答记者问时指出，由于赵志红自认真凶的供述与当时案发现场的事实有很多重大的矛盾和差异，且前后供述不稳定，因此，对赵志红自认“呼格案”真凶的供述不予认定。那么，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便出现了，即一桩轰动全国乃至引起国际关注的强奸杀人案，过了二十多年还没有破案。不管警方对无法破案这一事实在客观上有多少种合理的解释，但对死去的受害人及其在世的家属来说，都是他们的生活无法承受之重。我们如果将目光放到与之类似的案件上，就会发现一对很纠结的司法概念——“命案必破”与“疑罪从无”。虽然这二者对负责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具有同等的意义，但究竟谁更重要呢？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打击犯罪与保护被告人人权这两种价值实现最大限度的平衡呢？关于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古代的疑狱审断中寻找启示。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类似呼格吉勒图案的疑狱多不胜数；而古代的狱官或法官，与现代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一样，也会在“有利于被告”和“有利于原告”之间纠结。而纠结中的古代官吏们，对这些疑狱的处理虽然也会存在或枉或纵的情况，但也创设过一些经过历史检验后发现相对有效的独特机制。在司法实践日渐深入完善的今天，我们去研究中国古人创设的这些独特的疑狱审断文化，或许对有效解决当代的重大、复杂、疑难、敏感案件等会有所裨益。
学术存在的意义，如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所言，是要“为世界祛魅”。这里的“魅”，如果用拆字法进行解析，就是从“鬼”从“未”，或许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未知的鬼”；当然，如果对其进行更为严谨的解释，则是指人们面对的未知因素和未知力量。而所谓“祛魅”，即意味着除掉存在人们心中的那些“未知的鬼”，进而由已知替代未知，并由理性认知替代感性认知。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的历史中，最容易让人产生未知感并且无所适从的，莫过于疑狱。而每一桩疑狱的顺利解决，往往要运用一些常人难以知悉和理解的方式，这些方式本身便意味着另一种未知。本书选择中国古代的疑狱作为切入点，意在深入探究古代刑狱审断中那些“未知的鬼”，进而让其变得可知。就目前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关注中国古代疑狱审断实践的学者大有人在，但既有研究的切口往往比较窄，鲜有较为贯通与系统的成果面世。作者选此课题，正是试图以一种“通古今之变”式的思路去填补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通观全书，其案例之丰富、立论之通达、行文之流畅，皆算得上是佳作。
《荀子·劝学》中说：“君子结于一也。”此言意在提醒学者，求学贵在专一，不得三心二意。以此观之，学术领域的涉足与论著题目的择取，首先应当从自身既有的知识积累和一贯的研究兴趣出发，以图继续开拓。作者刘奇2014年与我结下师生缘分，先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六年视野所及，不外乎中国古代狱讼文化。其硕士论文题为《〈后汉书〉中经义决狱考论》（2017年），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古代疑狱审断机制研究》（2020年），学养一以贯之。其学成后远赴河洛就职多年，屡遇法律史学科“边缘化”危机与法律史学人的诸多窘境，但依旧能够心无旁骛，坚守阵地，将十余年所学所悟集结成书，取名《疑狱审断：中国古代的司法与文化》，洋洋近20万言，实乃呕心沥血之作，珠玑自在其中矣！
如今弟子书稿付梓在即，又请序于我，我亦乐见其成，故欣然为序。
龙大轩
2026年8月2日于银川天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