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本书之所以选编，系因2010年岁末厦门大学钞晓鸿教授在武夷山学术会议上的邀约。在这之后，笔者迟迟未交出书稿。2012年6月26日早上近8点，父亲邱源地(1937—2012)在早饭后，于睡梦中过世，撒手人寰。守丧期间，我回想父亲一生对家庭的辛勤付出，及其与我们在山野、田园一起耕作的点点滴滴，自觉应该集结一本书，以纪念他以及他与家园、土地的深厚关系，于是开始着手进行。
根据祖谱，我的祖先原籍福建龙岩州(今龙岩市)，明末清初迁至漳州府龙溪县。乾隆年间，先人由龙溪渡海，至淡水厅竹堑堡芝巴里庄(原桃园县中坜市芝巴里)垦拓，后到大溪丘陵地开荒。嘉庆十年(1805)前后，又迁至噶玛兰城以西枕山下的山前地，闽南语称之为“姓邱仔底”(今属宜兰县员山乡同乐村)。迁居兰阳之初，主要于枕山之下的平地垦拓，后来渐渐垦拓至大礁溪上游的大礁溪山南面河阶地。当时，泰雅人经常下山“出草”(砍人头)。小时候我听祖母邱胡绸(1909—1989)说：清朝末年，曾祖父邱长古(1875—1954)还是小孩时，遭遇泰雅人“出草”，他躲在米缸中才逃过一劫。另外，据说族人亦曾与阿兰城的庄民械斗。为了自保，族人多半锻炼拳脚，并留下若干祖传的跌打损伤、治中气药方。至于昔日庄头残存的一丛丛刺竹，应该是清代以来环卫自保的一个佐证，但现在都已砍除殆尽。
从清代到台湾光复初期，山前的邱家老宅，一直是茅草盖顶的土埆厝。父亲出生之后六日，七七事变爆发。据二姑妈说，太平洋战争末期，台湾物资愈益缺乏，日本兵在乡间搜刮粮食与牲畜，父亲见到日本兵来，马上跑回家通知家人。而为了躲避美军轰炸，全家曾疏散至大礁溪山的火炭坑，在山上种植番薯、南瓜、萝卜、山姜等农作物，中间偶尔回家取米，直至日本投降全家始又返回山前老宅正常居住。
1945年秋，台湾光复以后，父亲除与父母、姊弟于果园耕作外，并在大礁溪火炭坑山种植番薯、山姜等，在大雪山支脉的暗坑山种植桶柑和南瓜。祖父邱承灿(1904—1971)身体不佳(后以肝癌辞世)，父亲除辅佐祖母外，对弟妹极为照顾，而自己以身作则，勤劳节俭，工作不休。由于父亲不识字，不懂药单上煎药的剂量，曾到宜兰市五谷王庙随汉学先生认字。但由于两姊出嫁，父亲身为长子，为承担家计，不久即辍学。父亲婚前曾与二叔在太平山林场担任运木工(闽南语叫“拖马仔”)，赚钱贴补家用。1961年，父亲与母亲黄阿美结婚，次年长子国桢出生。紧接着，因昔日祖产山地出售，祖父在老宅南边不到半里地购得一块番石榴(俗名“芭乐”)园及麻竹林，并于建造小路之处盖砖瓦新房。1964年5月底，我来到这个世上，当时新房正在修建。数月后，父亲被征召为补充兵，至凤山等地服役。两年后退伍，父亲仍与诸叔在果园与大礁溪山上耕作。其后，大妹淑丽、二妹淑娟、小弟昱仁陆续诞生。
早在迁台以前，我的祖先就与丘陵或山地有着不解之缘，而这在迁台以后亦然。在淡水厅竹堑堡的芝巴里庄和大溪庄，在噶玛兰厅枕山下的山前邱氏庄，先祖们亦多在丘陵地种植作物。日据时期，对于山林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大礁溪山口有管制哨，百姓不准随便进山。太平洋战争末期，管制稍见松弛。光复以后，虽亦有山林警察管制，但百姓私下绕道进山日益增加。当时，枕山村、邱氏庄等地村民，多在山上种植桶柑、椪柑等水果。祖父跟进的决定较晚，近山早已被别人垦殖殆尽，仅能寻觅海拔较高之处垦殖，这些位置日照不足，名叫“暗坑”。上中学以后，我与大哥随父亲、叔叔们上暗坑山，先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到一处山溪谷口，把车子藏在草丛里，再爬近两个小时，经过无数别人的土地，才到由祖父、父亲及诸叔所开垦的柑橘园。那一层层阶地上，种着一棵棵相同间距的柑橘树，看起来真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由于路程较远，每次上山多半在杉木搭建的工寮过夜。暑假时一住常是五六天或七八天，中间会有人回家补充米、菜上山。
从小学开始，我与大哥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上去的山，是位于望龙埤对面的火炭坑山。从地名可知，这是早期先民砍树烧炭之区，但在我小学与父兄等上山之时，山上早已没有什么大树，倒是有不少桶柑树。长期以来，由于其非管制之区，历来是先民“刀耕火种”的游耕之地，主要是种植山姜和番薯。就像传统的农民一样，父亲早已学会如何在山上相地选址，在找定一块较为平缓的坡地之后，先将芦苇和灌木砍倒，再挖出芦苇根、树头等杂物，将其焚烧；接着，用锄头整地成垄。小时候，我看着父亲光着身，仅腰间穿着“黄埔大内裤”，在山上拉着锄头整地，总觉得很滑稽，但这样的身影现已不在了。
在火炭坑山上种植番薯，先整出一阶阶的条状土垄，上下相距约六七十公分至一公尺不等，接着在垄上栽植事先已经剪好的蔓段，薯株之间相距约二十公分。种山姜，整地的工法与番薯略有不同，每阶的宽、高二三十公分，分为两个部分，靠内侧挖条沟(栽入姜母块)，靠外侧为走道(必须踩踏紧实，以供左右移动)。父亲偶尔也种萝卜与芥菜，整地开垄较为粗犷。至于冬瓜、金瓜、瓠瓜、丝瓜与佛手瓜，则种在姜田的周边，任由其向芦苇丛中蔓长。
农民对市场的敏感度，并非如想象中迟钝。在利益的驱使下，随着某种农产品价格的飙涨，农民一窝蜂大量种植，是常见的。光复后，桶柑、柳丁(柳橙)与姜等农产品被大量输往日本，曾经为农民带来一股动力，大礁溪上游的山上，除出现大面积桶柑种植之外，山姜田亦一块块浮现，从山下望过去，恍若穿上了百衲衣。1980年代，宜兰山姜价格不断上升，至1980年代末，一台斤(16两，600克)涨至台币32元，大盘商开着大卡车到山下直接收购，即使姜上附有薄土也不计较，双方当场银货两讫，村里的叔伯在山下的停车场高兴地喝起啤酒和汽水。父亲身高虽仅158公分，却以擅长挑重出名，从山上挑着山姜下山，走上一个多小时，重量常在130—140斤，甚至曾挑过160斤。直至今日，想起父亲肩上突起的坚硬肉球，我心中总有一种辛酸之感。但在1990年代，山姜价格因输日量骤减而下降，火炭坑上的山姜种植日少，“百衲衣”的密度亦随之日稀。约略同时，桶柑与柳丁的输日与收益也大不如前。
1980年代，父亲与二叔李阿日(过继李家)、四叔邱清泉在农闲之时，还参与了林务局森林开发处的山林工作。起初是受雇于其他的承包商，后来二叔自组团队承接业务，在宜兰县太平山、台北县乌来山、桃园县拉拉山、花莲县立雾山、台东县大武山、台中县大雪山等地造林、砍草或育苗。在1980至1990年代，员山乡许多村子中，承包此一工作者颇多。而村中许多叔伯，也跟随父叔在各地砍草与造林，母亲还曾带着小弟昱仁(才四岁)在山上工寮中煮饭。砍草与造林的团队成员，还包括其他乡民，最多之时达40余人。其间，由于人手不足，还曾雇用泰雅人。或许由于小时候的生活经验，小弟昱仁后来在宜兰农工职业学校选读园艺科，退伍之后考入林务局兰阳林管区罗东管理处担任技工，负责相关业务，并参与林务局的林业调查。
从清代以来，祖先在枕山附近及大礁溪开垦的果园面积并不算大，更随着几代分家，到祖父之时，分到的面积不足一甲，种植番石榴、柿子等果树。祖父曾经在阿兰城又买了三块地，面积约七分，种植李子、柳丁与金枣(金橘)。由于同居共财，父亲兄弟合作无间，赚得不少财富，故在祖父遗下的旱地之外，又陆续增购不少农地，包括枕山与阿兰城之间的一块旱地，以及在深沟村的一块水田，两者面积均各约一甲。直至祖母去世前几年，父亲和兄弟才分家析产。分家之时，父亲作为长子，原可先挑选田产，但为避免兄弟争阋，主张采取抽阄，最终父亲抽得的是位于阿兰城最贫瘠的三块旱地，而后来竟因这些地而与邻人对簿公堂。
阿兰城金枣园的边界，是由一堆碎石垒出来的。诉讼的缘起，是邻人吴家将碎石不断地往我方移动，并将农药罐也丢过来。某日，父亲与母亲到果园除草，与邻人吴某理论此事，对方竟欲殴打父亲，父母于是直接至派出所报案。返回家中，父亲犹气愤不平，萌生提出鉴界的想法。鉴界的结果，虽证实对方确实侵占土地，但纷争却未止息，并且发现相邻的一块地的面积明显不足，应该也是被吴家侵占，父亲决定提出土地侵占的诉讼，这时我已经从淡江大学转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职。长期以来，民间的分产并未实质分割，常以“共业地”的持分比例辗转售卖，祖父买到的阿兰城土地就是如此。经过询问，若要法院判决实质分割，必须提告“共业地”的所有持分者。此举虽破坏彼此的感情，却对土地的实质归属与地界确定有所帮助，父亲决定不要将问题遗留给我们这一代。在宜兰“地方法院”一审期间，三叔邱元恺帮忙写诉状，母亲陪父亲出庭为自己辩护。二审期间，则是我到台北“地院”代为出庭。最后，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后，土地终于获得实质分割。
亚热带的宜兰，是雨水丰沛之地，历来有“竹风兰雨”之谚。冬季时阴雨绵绵，夏季暴雨迭见，春季与秋季亦常下雨。从小时候起，父亲除非遭遇大雨，总是上山或下地。十几岁时，某天他与二叔一起上火炭坑，傍晚担着山姜下山，过溪时被暴涨的洪水冲走，漂流一百多公尺，所幸未遭溺死。另一方面，宜兰是台风最常登陆的地点之一。台风来之前，父亲带着诸叔与我兄弟俩，固定果树树干、拉绑树枝。而在台风过后，父亲一早去查看损害情况，我与大哥也常跟着，搭架扶起倒地的果树，或拉锯断落的树枝。
宜兰虽不常有严重的旱情，但阿兰城的金枣园是石砾地，夏天特别容易干涸。为了浇水，家里后来花钱凿了洋井，用马达抽取地下水，注入十余立方公尺的水柜中，再分接水管灌溉。夏天干涸时，水抽不上来，父亲贴着井壁，下到约十公尺深的马达处，注水入马达管，一试再试，直到水抽上来。而在1979年，我中学毕业升高中那年夏天，一连数十天没下雨，父亲拉着“リアカ”(日式人力车)，带着大哥和我，一路往大礁溪找水，这一景象至今仍深植脑海。高二的暑假亦是干旱，火炭坑山上的山姜枯黄，父亲带着我到山上挑水浇灌，晚上睡在简易的草寮——除斜插在山壁的屋顶外，其他三面无任何遮蔽。塑料布铺地，树干当枕头。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大。第二天一早，狂风暴雨，我和父亲披着塑料布下山。过大礁溪时，山洪已经暴涨，我与父亲各自推着脚踏车(自行车)，硬是强渡三道洪流。回到家，才知道台风即将登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不畏苦怕难。每天清晨两三点，载着农产品进城，总是不太麻烦诸弟，而售卖蔬果所得，丝毫不敢私取，即使以公费吃一碗面，也觉得不宜。七八点回到家，简单吃一下早饭，又骑着脚踏车出发，去火炭坑或果园。为了增加载货量，父亲后来买了摩托车，拉着附加的板车，如此穿梭在田间与街市。为了自行耕地，他购买耕耘机后，也是自行学习驾驭。由于长期劳累，营养不足，加上与农药长期接触，肝与胃一直不好，经常吃着中药。不知为何，父亲常说他的命只到六十五岁。奇怪的是，在这之后确实常遭厄运，起先是车祸造成颅内出血，数月之后突然陷入昏迷，经过开颅引流手术，捡回一命。接着是发现肝肿瘤，在罗东手术时镭射(激光)刀误划过肝脏，造成大量出血，险些去天国报到。约略同时，发现父亲肾脏萎缩及尿毒症，必须一星期洗肾两次。
父亲虽然知识有限，但于儒家道德却能身体力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不做恶事，与世无争。不饮酒、不抽烟、不赌博。除田园劳动之外，没有其他嗜好与娱乐，在山上及田园偶尔喜欢唱唱山歌，无事则常抄录中医旧药方。又爱惜物资，不喜欢浪费，即使是小纸片也加以收拾。综合他的一生，耕种是他的生命重心，晚年虽罹患肝癌，仍不能忘情于田园，依然到果园除草、修枝或种菜，直到不太能劳作，还每每以杂草滋生为念。
父亲患肝癌后，定期至台大医院治疗，一直控制得不错。过世前三年的那个秋天，色若珊瑚的柿子，一直没有采摘，他舍不得掉落满地，清晨只身前往，不幸从柿树上摔下，等到小妹派送完报纸抵达果园，才发现他已倒卧多时，口中吐血。后来，父亲腹部越来越凸，而且坚硬如鼓，宜兰医院的医生误以为是肝癌后期产生的腹水。待我回家，觉得有点奇怪，带他上台北到台大医院，才检查出是内脏出血，而且原来控制得很好的肝癌细胞，已经转移至骨髓。接下来的两年，骨癌日益严重，最后半年甚至无法走路。父亲殁逝后，母亲整理父亲的遗物，拿父亲的八字命状给我看，最后一行批注的正是七十六岁。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不要管地大地小，重要的是将它耕好，也无须跟人家比较。”多年来，我脑海中不时浮现他对我说这句话的神情，那时他额头上的皱纹还不是太多。本书所考察的一些面向，其中若干概念与想法，来自父亲的生命经验及其给我的灵感。
2016年9月9日，记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仲麟又记：2016年，此书书稿交出之后，因故未能出版。2019年，蒙谭徐锋兄不弃，慷慨应允接手出版事宜，铭感于心。其后，因疫情等时空因素，有所耽搁。2024年，复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刘隆进社长垂青，玉成此事，笔者无任感激，不多赘言。
——摘自邱仲麟著《山林水火：明清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