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骈文常被后世赞誉为美文，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骈文的特点有三：一、语句为骈偶（对仗）和“四六”；二、语言平仄相对；三、遣词多用典和藻饰（追求辞藻华丽或称丽辞）。
我们从古籍中去观察文章的骈体，可见它的渊源是颇为久远的。在经书方面，阮元在《文言说》中说：“《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引《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后人言丽辞者，遂均以此为证。其实，《大禹谟》中还有“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等，都是骈偶。
《诗经》的骈文特点主要体现在藻饰方面：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第六章）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小雅·出车》第四章）
诸子中的藻饰，处处可见，例如《论语》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老子》全文有韵，而且每章均有骈句，或全用俪辞。例如“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便是押韵的。又如“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而不居其华”，便是骈偶句。
屈原《离骚》开头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于此，“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屈原的著作中，运用对偶和丽辞的例子极多，此处不赘述。
在先秦时代文人著作中，体现骈文特点最为明显的，首推秦李斯的《谏逐客书》：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此文较多地运用了对偶、铺陈、藻饰，初步具备了骈文形态。
汉代文章承先秦的余绪，仍然是骈文与散文兼用的风格。然而，另一方面汉代却又是文章演变中一个重要的时期，即骈文与散文分歧时期。
西汉的赋作家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他们的赋中，骈文因素比先秦时代显然有所加强。司马迁的著作，特别是《史记》，成了后世散文之祖。然而，就他的文章本质看来，仍骈散兼行。曾涤生《送周荇农南归序》里对此有重要议论。他说：“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汉代文风可以用《史记》作代表。概括起来，西汉的文章来得淳朴自然，也可以说散文的调子多于骈文。例如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等作品，洋洋洒洒，均是以散文行文的，但也不能忘情于骈体，时有俪句。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的警句“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以及枚乘的《七发》里的“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乃是成俳的骈句，完全是同字数偶对，也是骈文的最初现象。又如司马相如，虽以词赋著名，然而他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均为极好的文章。特别是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服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袭貉狐之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等，我们已觉出上述作者著文错落有致，不再是单调的对偶，而是出之以变化，为此音节上也得到调节而铿锵起来。
经过西汉较长时期的酝酿，骈体因素在文章中逐渐增加，为此，东汉文章的风格便显得整齐华赡，而骈文的基础由此得以奠立。此时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那便是班固的《汉书》显现出骈俪的倾向。它和《史记》作为散文，恰成两大势力对峙，从而隐约之中成为后世骈文开山祖。曾涤生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一文中说： “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岳）、陆（机）、沈（约）、任（昉）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正如陈天倪所说：“《汉书》为整文，上承典、谟、训、诰之遗，下立黄初、典午之则，其流为六朝骈丽，与《史记》对峙。”班固《两都赋》里的“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借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这一段赋文和他的《汉书》作风相似，乃是散中带骈。东汉其他文人如张衡、蔡邕等人，均以骈散兼用作文，而以骈体成分居多。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举例说明。
两汉文章演变至三国和晋代，骈文渐渐地趋于独立。骈文与散文虽然有了分化趋势，但两者都有明显的进步。仅就骈文来考察，我们看出有两点进步：其一，已经不用假借、转注等不容易了解的字眼，略知音调上的谐和并注意于炼字；其二，行文时常常用双句来表示一个意念，对仗也求工整与流利，较此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步。
三国魏骈体文大为兴盛，究其原因，尽管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渐渐分歧乃是促进它取得进展的一个较大因素，但也同当时政治和学术风气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帝王的提倡，另一方面则是文士的求奇。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说得颇为深刻：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建安文学与前代不同之处有二：一为理论上要求把文章写得华丽，即提倡藻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赋乃散文的一种文体，他们著文作诗都力求华美。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骈文写得最好的是曹植。如他的《与杨德祖书》中说：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上述所引，既讲究藻饰，又体现骈偶。曹植虽然未公开提倡把文章写得华美，但他却在这方面用力甚多。曹丕的《典论·论文》及《与朝歌令吴质书》，既讲究丽辞，也同样重视骈体。
“建安七子”文章写得都好，其中陈琳、王粲、孔融的文章更显得突出。如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中，写到曹操时指出：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
陈琳从曹操的祖父骂起，一直骂到曹操，古代为文善骂者，在陈琳之前，实为罕见。文章不仅有文采，且有气势，并重视偶对。骈文到了建安时，又比东汉前进了一步。
魏末所谓“竹林七贤”，在骈文方面较著名者，当推嵇康和阮籍。刘师培说：“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发道教之绪，实与纵横家为近者也。”（《中国中古文学史》）刘氏对嵇、阮文章的评价是颇为到位的。
骈文在汉、魏之际初步形成，到魏、晋之际，几乎所有文人、学者，无论写何种文章，均以骈体行之。西晋骈文家代表人物有张华、左思、潘岳、陆机。潘岳骈文，极重对偶，如《西征赋》起于记时，他写道：“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其下又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纳旌弓于铉台，赞庶绩于帝室。”其主要特点为：用典较多，句以六言骈对为主，不像汉人写赋以四言散句为主。
陆机也是写骈文的高手。他的《辨亡论》分上下两篇，其下篇末段云：
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结士民之爱。……
刘勰在其专著《文心雕龙·论说》中说：“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此文不仅美，对仗也颇为工整。
东晋百年间，可称者寥寥无几，尤其是骈文大为减少，很少有新变可言。所不同于西晋的，唯玄风益盛，更加以佛教影响益深。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尔。仲文（殷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说的正是东晋百年间的文学衰风。
东晋时文坛上写骈文较为著名者有：刘琨、郭璞、葛洪、孙绰、陶渊明。陶渊明有辞赋三篇：《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归去来兮辞》。上述三篇均为骈体。《感士不遇赋》序的开端言董仲舒、司马子长先有此作，显然是说自己的处境有如前人，因此“慨然惆怅”，写了此赋。序用骈文写道：“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行文虽较质朴，但骈偶颇为鲜明。
骈文致力于技巧，结果虽然使文章走上了浮靡轻艳之路，但就文章本身来看，它脱离了散文的羁绊而独立起来，所以六朝时代可以说是骈文成熟和鼎盛的时代，它自己也因而有了独立的生命价值。此种情况下，在刘宋一开端，整个南朝浸润在雕饰自炫的潮流里。刘宋时，文学和儒学、玄学、史学出现了分野。当时享有盛名的作家有颜延之、谢灵运、鲍照等人。骈文较高境界有三：一是对仗的精核，二是用字的清新，三是声调的新奇。谢灵运和鲍照所致力处便在此。试看《艺文类聚》卷八所载的《岭表赋》：“顾后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罗石棋布，怪谲横越；非山非阜，如楼如阙。斑采类绣，明白若月。萝蔓绝攀，苔衣流滑。”从这一段引文中可看出谢氏之骈文对偶工整，辞藻华丽，全用四字句和六字句，骈文的因素几乎具备。
在文学史上鲍照以诗著称，其实他的骈文亦为六朝之杰出者。今存鲍照文十篇，表、疏十篇，启九篇，颂、铭六篇，碣文一篇。尽管他的文章散佚较多，就仅存者也可看出他的骈文之高妙。特别是他的《芜城赋》，不愧为其代表作。芜城指广陵的故城。自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至孝武帝大明三年（459），不到十年间，广陵已两遭兵祸，残败不堪，千里荒芜，鲍照于此时登楼远望，颇为感伤，有感而作此赋。
南齐的国祚很短，仅二十余年，但文学却出现了繁荣，其突出的例子是声律说的兴起。运用于诗文的写作上，在色彩之外又加上了声音之美。“永明体”主要指诗，却也不能排除骈赋和骈文。由于齐的国祚短，有些作家原仕于宋，入齐之后，就成为齐代文学家；有些在齐代文坛上就成了名，入梁后，领袖文坛，遂被视为梁朝人；甚至如沈约者，历仕三代，永明时与王融、谢朓等并为“新变”，却被论者置于梁代。撰写史传，此种错综纠葛固所难免。《魏书·江式传》言：“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此证音律之学，声韵之辨，乃早起于魏、晋之世。特将音韵之学运用于文章创作之中，则始于南齐永明之时。《南史·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就是指此。上述三人写诗和骈文，均有意地运用平、上、去、入四声。
梁陈的骈文，特别是陈朝乃骈文的鼎盛时代。这时造就了两个杰出的人才——徐陵和庾信，而骈文于此时达到了巅峰。许梿评徐陵《玉台新咏序》时指出：“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尤其庾信，在北朝以羁旅之臣写故园乡关之思，所以他的文章情感之丰富，无与伦比。杜甫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倒是颇能说出他的好处来。庾信的《哀江南赋并序》乃是骈文中之极品，又是骈赋中的典范。庾信的骈文，四六、藻饰、骈偶、用典的特点均已具备，且文中饱含着感情，读之令人感动。
论及梁、陈骈文，有两个人和两部书是不能忽视的：其一为萧统及他所编的《文选》，另一个是刘勰及其所著的《文心雕龙》。《文选》不但集录了梁代以前优秀的诗，也选了骈文，成为一部继往开来的巨构。萧统的一篇序文还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文士关于文学的观念——唯有能令人产生美感的，才算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与骈文的命运大有关系，因此，后来有一种以《文选》为研究对象的“选学”。促成《文选》为专门学问的原因，乃是唐代以辞赋取士，而《文选》则为必读的教科书之一。唐谚说“《文选》烂，秀才半”，足以见它力量之伟大了。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刘勰是在梁之前唯一用骈体文写专著的人。在这部专著中，讨论文章作法的二十余篇论文里面所讲的种种法则，为研究骈文者不可不知。他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
在庾信所处的南朝时代，除诗以外，写史书、应用文等方面，也多使用骈文的形式。这一点可以证明骈文风行之广了。因此，我们认为六朝是骈文的黄金时代，一方面因为骈文的文字技巧已经成熟，另一方面，也由于骈文这种体裁在这一时期已普及了。
尽管骈文控制了那个时期，成为当时文体的盟主，然而却不曾有“骈文”这个名称。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中说：“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他所说的“今体”，当然是指骈文而言的。刘勰《文心雕龙》中讨论骈偶的文章，有《丽辞》一篇，他的所谓“丽辞”，即是专指骈体文的。显而易见，那时候“骈文”名称尚没有确定。至于现在所用以与散文对称的“骈文”一词，乃是起于唐代柳宗元的《乞巧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而当时之称为“今文”，称为“丽辞”者，乃是几个假定的名词，正像词体在五代时尚有人称作“曲子”“曲子词”“乐府”“诗余”一样。“骈”的本字是四马之车，因为“丽辞”重在排偶，所以定名为“骈文”。“骈文”这个名称确立在清代，其实这时候的骈文已经在衰落期了。
唐初的骈文，仍沿袭六朝的余习而没有明显的改变。骈文成绩显著者首推唐太宗。唐太宗不仅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也能诗善赋，并长于骈文。他的主要文章有《大唐三藏圣教序》《晋书·王羲之传论》《晋书·武帝总论》等。谢无量在《骈文指南》中指出：“唐兴，文士半为陈、隋之遗彦，沿徐（陵）、庾（信）之旧体。太宗本好轻艳之文，首用瀛洲学士参与密勿，纶诰之言，咸用俪偶。”当时的文人，如虞世南、许敬宗、李义府、王绩等人所写的论赞，也都迎合太宗所好，均用骈体。同时，《文选》学到那时也大为兴盛，科举教科书即是骈文，因此骈文的势力依旧统治了当时。《旧唐书·王勃传》说：唐高宗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以文章齐名，时称四杰。许梿《六朝文絜》说：“六朝小赋，每以五七言相杂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远俗，初唐四子，颇效此法。”整篇文章，不用四六言固定的形态，而常参以五七言来调剂其句调，因此，它的意味便不会流于刻板、单调了。然而六朝骈文的散逸，不过是出于无意之中对技巧的炫弄，使得文章生出跌宕的风致，唐代的刻意为文自然与之有些不同。
如骆宾王，以五七言相杂成文的特点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就有体现。此文开篇大骂武则天的“秽乱春宫”以及“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罪恶，结尾处规劝武则天的左右时指出：“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此段开头两句便是运用五七言来调剂句调。
骈文由于格式固定，束缚了思想的表达，唐初便有人试图改变此种局面。但真正反对六朝骈俪、提倡秦汉古文的要算唐德宗和唐宪宗时的韩愈、柳宗元。韩愈、柳宗元并未把他们提倡的文体定名为“古文”。所谓“古文”这一专门名词的由来，乃是后人所题。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
唐人以笔为文，始于韩、柳。昌黎（韩愈）自述其作文也，谓沉潜秾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易》、《诗》、《春秋》、《左氏》，下逮《庄》、《骚》、太史（司马迁）、子云（扬雄）、相如（司马相如），以闳中肆外。而子厚（柳宗元）亦有言，谓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韩（愈）、柳（宗元）为文之旨也。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即先秦和西汉司马迁等人的文章。唐代文章，从初唐就有变化，再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倡导，文风的骈散兼用逐步推广开来。
将“四六”作为骈文的专称，始于晚唐李商隐。孙德谦《六朝丽指》说：
“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李商隐）《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
李商隐提倡“四六”，大概是要使后来作者有法可循。和律诗绝句一样，四字一句，六字一句，以及平声、仄声相间为用，可以使文章的调子不至于流为呆板，而有柔和调匀的感觉，所以他特别提出“四六”两个字来。一般人认为“四六”即是骈文，这是不对的。它们的差别是细微的，骈文较为自由，“四六”更为工整，骈文未必四字一句、六字一句。关于“四六”之盛行，李商隐文章之精巧对后代的影响，实不可忽视。
宋代骈体文已渐至衰败。若就骈文发展而言，到唐代已经不能再前进，故自唐初起，便衰而屡变。因此，五代的五十几年中，就没有一个能被写进骈文史的骈文家。宋代沿袭唐旧，故士子作文章，应科举，求仕上达，就不能不学作骈文，也不能不学作“四六”骈赋。明达之士在中进士以后，一面有鉴于“四六”文章之弊而转向古文，一面却还要用骈体写内外制诰，以达到官职对他的要求。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始创的“经义”，后来被称为“制艺”的八股文的前身，其实就是“四六”骈文的变种，一直影响了明清五百多年的士子，便是“四六”变革的显例。
力争写骈文与写散文有同样自由的作家，在宋代当推欧阳修和苏轼。因此骈文到了欧阳修、苏轼，一反李商隐的作风，开拓了另一个新世界。程杲《四六丛话序》说：
宋自庐陵（欧阳修）、眉山（苏轼）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要之，两端不容偏废也。由唐以前可以征学殖，由宋以后可以见才思。苟兼综而有得焉，自克树帜于文坛。
上述评价是公允的，说欧阳修、苏轼的“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的功绩，令人信服。例如欧阳修《谢复龙图阁直学士表》一文中说“苟临危效命，尚当不顾以奋身；况为善无伤，何惮竭忠而报国”，这是五字七字句。又例如苏轼在《谢量移汝州表》一文中写道：“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这是九字排句。此类例子尚多，此处不赘。此外，宋代骈文家还有王禹偁，他的《待漏院记》颇为著名。
金元时代的骈文，仍沿袭着宋代的余风，总体上呈衰败之势。元朝史官往往拿生肖纪年，如“兔儿年”“虎儿年”等。那时的教育政策，既不准蒙古人学习汉文，也不许汉人学习蒙文。政府所颁发的文告里，常使用俚言俗语。出现白话的记事文和文告，固然因为蒙古人的汉文水平低，但也可见白话文不断流传，能与骈文、散文保持着平衡。金元时的骈文，全为应付考试而作，多半随着题目敷衍成文，没有自己的性格，自然也不会有出色的文章了。骈文因为有专门的用处，才得以与散文同时流传，而不致成为古董。
骈文到了明代更趋衰落，此时虽有骈体文，但已不再处于重要的地位。本来散文的抬头，无疑为骈文敲响了警钟，但在宋、元王朝彼此消长的风云际会中，骈文还可以有苟延残喘的余地，犹如好歌一阕，终了还有袅袅余音。一直迁延到明代，它的余势已尽，再没有振起的力量了，统治地位便被散文取代了。因此，明朝一代文章变迁，出现模仿古文、学习唐宋和自抒灵性等派别，虽然他们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却向着同一目标前进，即把散体传播开来，使之成为有明一代最通行的文体。明朝骈文中较可称道的是袁中道（1570—1626）的《西山十记》和牛金星（生卒年未详）的《讨明檄》，大体如是而已。
清代，被有些评论家说成骈文复兴时期，其实仅是回光返照而已。尽管作家、作品大量产生，但它的艺术魅力和气势，同六朝和初唐骈文绝不能同日而语。清代骈文多取盛唐中唐及北宋人所走的路，以清新灵秀、平质疏峻见长。清代骈文代表作家有陈维崧、毛奇龄、朱彝尊、邵齐焘、袁枚、洪亮吉、吴锡麒、李慈铭、王闿运等人。此外，清代骈文复兴，还体现在大量选本、论著、别集的出现。论著有陈维崧《四六金针》、孙梅的《四六丛话》；选本有许梿的《六朝文絜》、彭元瑞的《宋四六话》、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张寿荣的《后八家四六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张鸣珂的《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
骈文的没落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此处所说的没落，是指骈文这种特殊的文体已逐渐减少，但并不是说此后便没有骈文了。有少数人作文仍用骈体，只是并非规范的骈文；有些人用白话作文，文中骈偶句与散句互现。此种历史的相似，值得重视。例如著名作家孙犁，他晚年所著十本小书，多为骈散并用，故我称孙犁文章“老更成”。
——摘自吴云编著：《历代骈文精华》（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