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VR艺术与未来美学
祝东力
兰珺是以前在“青年文艺论坛”上认识的，后来成了我的作者，再后来又是同事。因为编辑兰珺的文章，我开始熟悉她的学术性格。兰珺兴趣广泛，敢想敢闯，她写过和她的专业不大相干的书法、芭蕾等题目，讲到舞蹈动作“阿拉贝斯克”的不同变体，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当然，我们知道，大众软件、人工智能、 VR艺术等最新的技术–文化现象才是她的主要关注方向。兰珺常以“民科”自谦自嘲，她当然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但的确野性未泯。
兰珺艺高人胆大，论Word文档，论电子导航，论数字滤镜，论朋友圈照片这些远离通常“学术领域”的新的“人伦日用”，能别出心裁，也常别开生面。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未经耕耘的草莽地带，没什么经典和传统，没什么清规戒律，才特别适合她的学术性格。
所以，兰珺与VR艺术一拍即合。我们知道，目前VR仍处于早期阶段，其技术还需要迭代升级，同时也更需要探寻和构建适配其技术特性的专属内容及叙事方式。总之，从技术和内容两方把身体借给影像：VR的具身交互和意义支点面看， VR要想成为独立、成熟的艺术形式，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在当前这个VR艺术的早期阶段，兰珺的某些探索性的判
断却很值得注意。其中我觉得特别重要，对于理解VR艺术，对于理解VR艺术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是她对“身体”的定位。兰珺认为， VR艺术实现突破的关键，是能否真正发现“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交互在意义生产中的本体价值，也就是说，使“身体”成为意义生产的主体。表述有点缠绕，但这是一个大胆的，在我看来很有洞见的判断。
应当怎样理解这个判断？我们看小说、绘画、戏剧、电影等艺术，只能面对作品阅读或观赏，也就是说，只能“静观”作品的世界，并不能“进入”作品的世界。但VR艺术不同，我们可以“进入”虚拟现实的空间，通过我们的操作或行动与虚拟现实中的人物、道具、环境进行互动。在我们“进入”的这个VR世界中，一切皆为虚幻，真实存在者唯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准确说，是身心一体的身体主体（ body-subject）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我
在身体之中，更确切地说，我就是我的身体。”身体当下的多感官体验，身体当下的现场感，这是唯一的真实，在VR世界中它是面对周遭“虚无”的唯一的“实有”；同时这也是唯一的支点，支撑、撬动、推进着周遭的“虚无”，赋予虚拟世界以一种真实感。黑格尔指出，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笛卡尔说，万物皆可怀疑，只有我的思维（“我思”）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在逻辑上，万物皆是从“我思”这个支点推导出来的结果。兰珺在书中批判了笛卡尔哲学，按照她的观点，在VR艺术中，不是“我思”，而是“我的身体”才构成世界存在的支点，一个点支撑一个面，支撑一个世界。这一立场翻转了笛卡尔主义，也可以说，它是颠倒过来的、身体镜像版的笛卡尔主义。
我们欣赏小说、绘画、戏剧、电影这些传统艺术，并不需要身体的主动参与，因此兰珺称它们为“非具身”的艺术。与之不同，在VR世界里，我们伫立、举手、转身、行走，与其间人物、道具、环境的每一次互动都可能推动或扭转情节的发展，因此身体的行动或行动的身体就成为叙事的动机和枢纽。我们不再外在于作品的世界，而是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一个剧中人，在内部直接参与作品世界的构建，参与意义的生产。这样，身体行动的具身经验常常会突破传统的审美形式。因此， VR作为具身的艺术，它所指向的就不再是“静观的美学”（the contemplative aesthetics），而是指向目前尚属于空白、有待于未来阐发的“行动的感性学”（the active aesthetics）。静观美学的基本原则由康德所奠立，由于
媒介技术的升级迭代，更由于身体的深度介入，这种18世纪末形成的现代性美学终将被超越。这样看，兰珺此书的意义就不限于VR研究领域，它还提示我们去追溯“美学”的原初含义—Aesthetica，我们知道， 18世纪中叶鲍姆加通创立这门学科的时候，其原初含义就是“感性学”，后来过滤掉了身体，才阴错阳差地被“译”成了“美学”。
身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有关身体的问题意识，可以说主要是舶来品，我们对此应保持某种反省的态度。其中特别重要的，我认为是应当意识到，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往往对应着不同的时代问题，例如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冲突，以及身体的觉醒和解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演进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相互之间具有历史和逻辑关系的“问题序列”，其中各个问题不能彼此替代和混淆。作为后发国家，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往往相互叠加，这正是特殊的历史境遇和特殊的本土经验。我们不能用后现代的身体话语取代、掩盖前现代和现代的难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三言
两语可以在这里解说清楚。但不管怎样，兰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把许多“很难正常表达的关切”诉诸身体，借用孟子的著名说法“反身而诚”，于是身体就成了生命的最终立场，也成为相互叠加的诸多问题的症候。
兰珺有两个娃，虽然还年轻，可总爱以“中年老母亲”自称，调侃中透出坚韧。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隐喻。也就是说，一个“哺育者”的隐喻，在学术研究方面意味着很少依傍前人，意味着以原创为原则，从论点到论域，往往自出机杼，且自成方圆，同时除了要具备创造的禀赋之外，还要付出大量艰苦琐细的劳作。所以，她具备拓荒者的一切共性，包括缺憾。例如，在我这个职业编辑，因而有一点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兰珺的行文有时会草率，论述有时不够周延。在我看来，她有时在使用“语言”“表意”和“审美形式”这些概念时，会表现出“静观美学”的某些思维惯性。这些书稿中的“缺憾”，我曾和兰珺仔细交流过，这里之所以还要提到，主要是因为她一再要求这篇序文要对她有所“批评”。
文如其人， VR世界外的兰珺也活泼而敏锐，惯常快人快语，声情并茂，有时放言无忌，甚至面折公卿，说起来也是佳话。
后记? 新媒介艺术和生老病死
我最早接触VR，应该还是在2014年。
2014年据说是第一个“VR元年”。那年，我博士刚毕业，还在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从事中华美术书法数据库的建设。当时我觉得，把书画作品放在网页上展示不够炫酷，于是就想着怎么用“VR+《第二人生》”这样的沉浸式开放游戏的形式升级一下。正是在项目建设的调研中，我第一次体验了VR。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戴上头显的那个瞬间。我感到，这不就是柏拉图的“洞穴”吗？这不就是艺术的终极形态吗？我对“实在”问题的所有哲学冲动，对“整体艺术”的全部智性好奇，似乎都可以在VR提供的可能性中获得满足。当时，我还在《中国艺术报》的《数字艺术》专刊上，组过VR影像专题。那个专题的名字就叫作《 VR，燃！》。虽然后来我们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并没有采取VR游戏这种“激进”方案，但这段调研经历却开启了我的VR
影像研究。
但这个研究刚启动不久就中断了。
2015年，我有了第一个女儿敢当。 2018年，我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巴尼。有道是“一孕傻三年”。六年间，我虽没有变得太傻，但确实觉得VR这种前沿科技与我的日常生活相距太远。在喂奶、换尿布的日常中，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我没有动力和条件去琢磨“极客少年的黑科技”。与此同时，我在“大众软件批判”中发现了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的结合点。于是，我开始关注Word、PPT（演示文稿）、 Excel（电子表格）、地图软件等我更能够得着的信息科技，在“大众软件”构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审视了中国人的当代日常生活，也写出了我的上一本书《编码日常：大众软件批判》。
后来，孩子们陆续上小学了。我又想起了我的VR影像研究。我依旧觉得， VR是一种黑科技，是一种奢侈品，它与我的日常生活无关，也大概与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无关。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自己的研究有点不接地气。直到有一天，我怀着让老年人尝鲜的心态，请我的公公婆婆体验了《消失的法老》。在作品中，他们“拜访”了埃及金字塔，“穿越”到了四千年前，“见证”了木乃伊的制作。婆婆摘去头显，我问她有啥感受，她告诉我：“一直想去金字塔看看，这下就算去过了。”说的时候，眼里好像有光。
一瞬间，我百感交集。公公婆婆帮我们带娃已有十年。若不是被我们绑在身边，他们完全有条件去世界各地看看。“就算去过了”意味着一种代偿，更意味着一种遗憾。这种遗憾背后，站着多少中国式奶奶/爷爷/外公/外婆的身影。她们用一种自发性、集体性的隔代育儿劳动，修补着这个固执的东亚式生育制度。我突然意识到， VR或许并非只能是“极客少年的黑科技”，它或许也可以建立在更多人的生命需要之上。也唯有这样， VR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就是在如此想法的刺激下，那天，我把93岁的奶奶推进了《唐宫夜宴》 VR。此前不久，爸爸告诉我，奶奶的时间可能不长了，剩下的日子，她大概只能待在医院或家里了。不知为什么，我对此的第一反应竟是告诉爸爸，我想带奶奶体验一下“元宇宙”，我想带她去“旅游”。爸爸一开始不太同意，说这怎么可能，奶奶现在坚持不了10分钟，就会睡着。但最终，爸爸还是同意了。
于是，我们一起带着奶奶在VR中“回”到了唐朝，“夜游”了盛唐河景，“参加”了唐宫夜宴。奶奶没有睡着，确切地说，不仅在近40分钟的VR体验中没有睡着，那天从出门到回家，奶奶都始终保持着清醒。此后奶奶再也没有过这么好的状态了，但即便糊里糊涂，每当我问到“奶奶，我带你去哪儿旅游了”，她总能回答——唐朝。就这样，“唐朝”成了奶奶此生最后的旅游“景点”。三个月后，奶奶也结束了此生的旅途。
奶奶走后，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参与了一个游戏，但这个游戏不是电子游戏，好像是一种需要肉身在其中扮演角色的真人跑团游戏。神奇的是，我在游戏的每个场景中，都见到了奶奶，但她始终背对着我。在一个场景中，我从后面抱住了奶奶，那种身体感是如此鲜活。
我才知道，原来，做梦也可以有那么真实的具身感。
当我醒来，我使劲想，为何我会梦到一个游戏，又在游戏中见到奶奶？我想这是因为，我最后一次带奶奶“旅游”是在VR中；而最近，堂妹用奶奶的微信语音数据复刻了一个声音版的AI奶奶，搞得我们常常给“奶奶”打电话。正是这些经历，让什么东西暗示我，或许可以在虚拟世界与奶奶相遇。于是，奶奶干脆就出现在了我梦境中的游戏里。外加我认为， VR的关键并非视觉而是身体，于是我在梦中就以不见面容却似乎更有质感的方式，触摸到了奶奶。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堂妹，堂妹说，她昨晚也梦到奶奶了，奶奶在家门口的菜摊买菜。她很羡慕我。我说，你都梦到奶奶买菜了，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堂妹说，她也希望梦到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像看电影那样，只能旁观。瞬间，我懂了堂妹的意思，“生活在一起”并不意味着看着她买菜，而意味着可以与她在同一个世界，共同参与，一起承担。而这，指向的不就是“游戏”这种新媒介艺术的存在论意义和伦理学内涵吗？
就这样，从2014年到2025年，我从一名少女变成一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妇女。 2014年， VR对于我是一种满足智性好奇和哲学冲动的“终极显示”。 2025年， VR对于我是一种应该与人生大事、人间悲欢相关的“知觉界面”。我终于明白了，无论是VR、 AI还是游戏，新媒介艺术并非只是通向吸引眼球的炫酷景观或Z世代的消费时尚。它能够也应该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与这个世界真正的爱和怕有关。
如果此生本就是一场伴随着生老病死的大梦，那么，VR作为梦中之梦，也该关联着生老病死吧？而这，或许正是我做VR影像研究乃至新媒介艺术研究最深的生命和情感诉求所在吧。
我时常觉得，自己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就是我在今生这场“大梦”中游历的奇境。我在这个奇境中有过很多有趣而温暖的相遇。而这本小书的成形过程，就少不了下面这些美妙的相遇。
感谢已经不在的“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感谢中心支持我们在常规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中开展前沿探索。期待更多体制内“牛马”，能偶尔有机会仰望星空。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各种平台和赞助。期待能有更多机构，能像这个老牌研究院一样，真正去鼓励和支持新事物的成长。
感谢发表过我VR影像研究的《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电影艺术》《当代电影》《中国文艺评论》《艺术广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投文章就像嫁女儿，感谢你们认可和善待我的“姑娘”。
感谢祝东力老师那句“有不错的作品，叫上我一起去体验”，感谢喻静老师促成那场佛学义理与虚拟现实的体验式对话。其实这些年来，我“忽悠”老师们体验的作品并非都很优秀。但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新兴事物，他似乎比我更加慈悲。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前辈愿意走近、了解和包容年轻人的兴趣和经验，相信代际间会有越来越多的共鸣和理解。
感谢周雯老师及其VR影像研究和创作团队。感谢这个团队对我这个“野生个体户”的接纳和支持。这个团队就像“容器”一样孕育各种可能，如果中国能有更多这样“容器型”（而非“山头型”）的研究团队，相信我们的学术生态会越来越好。感谢李迅和车琳老师，期待我们能有更多有世界眼光的VR策展人，把最优秀的作品带给我们。感谢赵文涛、华晓枫和苏翼飞老师，期待我们能有更多引领行业发展的文化科技企业参与到良性产业生态的建构中；尤其感谢西影对批评声音的包容。感谢范帆、黄薇、冯渲惠、黄华青等创作者，感谢你们让我看到，在这个不怎么好的创作环境中，依旧有人可以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感谢陈楸帆和陈婧姝老师，虽然你们已经貌似离开VR行业，但我想你们应该真诚地爱过，也确实给这个行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其实，我还想感谢某某资本，感谢你的眼光和耐心。但我没太找到你们想要的，期待未来能找到。
最后，还是要感谢我的家人。作为一名有两个孩子的中年老母亲，没有你们的支持，我的生命中大概只能有硬邦邦的现实，而完全容不下虚拟现实吧？
写下后记的2025年年底， VR大空间作为VR的最新业态，看起来还在“井喷式发展”。但谁知道，这本书出版的2026年，又会是一番怎样的繁荣或萧条呢？即便又是大梦一场，只要在这场梦中，与真问题和真爱相遇过，也算胜因不虚，没有瞎梦一场了。
2025年10月20日
于清河之源咖啡馆
2026年8月28日
修订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