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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游历丛书02 和田绿洲 (英)奥雷尔·斯坦因 著 方晶 孙莉 译
斯坦因备受争议的西域考古探险全记录探寻鲜为人知的神秘遗迹,复原绚丽多姿的历史图景1000多幅罕见考古实景照片、文物图片、遗址平面图,颠覆你的想象和田绿洲 古代绿洲文明的鲜活样本
ISBN: 9787559827128

出版时间:2020-04-01

定  价:56.00

责  编:罗财勇
所属板块: 文学出版

图书分类: 文物考古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 考古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210 (千字)

页数: 312
图书简介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西域游历丛书集斯坦因这三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古资料于一体,对上述考古报告进行整合修订,使大众能更便捷了解其中的经过和成果。丛书共15册,本册出自《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和田绿洲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孕育了丰富多姿的文化宗教艺术,斯坦因发掘和收集到的各式各样文物,成了古代和田绿洲发展演进的历史标本。

作者简介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方晶、孙莉,考古学家,出版译著《古代和田》(合著)等。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和田绿洲的地理和人口

第一节 和田绿洲的地理特征 ......................................................1

第二节 和田的农业和工业 ........................................................13

第三节 和田人口的分布和特点 ...............................................23

第四节 和田人口的体质特征和种族起源 .............................34

第二章 关于和田的历史记载

第一节 早期文献记载中的和田及其名称 .............................48

第二节 关于和田的传说 .............................................................55

第三节 自汉至隋文献记载中的和田 ......................................72

第四节 唐代时的和田 .................................................................79

第五节 晚期文献记载中的和田 ...............................................86

第三章 和田绿洲的古代遗址

第一节 牛角山的山丘 .................................................................97

第二节 约特干的文化地层 ......................................................107

第三节 古代和田都城遗址 ......................................................124

第四节 玄奘描述的佛教场所 ..................................................135

第四章 丹丹乌里克遗址

第一节 前往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沙漠之行 ...........................154

第二节 首次发掘佛教遗址 ......................................................166

第三节 神庙内的艺术遗迹 ......................................................189

第四节 首次发现古代手稿 ......................................................206

第五节 发现纪年文书 ...............................................................227

第六节 来自护国寺的记录 ......................................................248

第七节 全面调查丹丹乌里克的其他废墟及遗址 .............264

第五章 从丹丹乌里克到尼雅河

第一节 热瓦克遗址 ....................................................................278

第二节 犹太—波斯文文书 ......................................................285

第三节 克里雅、尼雅和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 ........291

序言/前言/后记

出版说明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此外,斯坦因还详细描述了深居亚洲腹地的中国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的种种奇妙景观。斯坦因的著作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轰动,西方列强的学者们对此垂涎欲滴,纷至沓来,形形色色的探险家也紧随其后,蜂拥而至。

斯坦因的这三次探险考古活动,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地区,几乎盗掘了我国汉唐时期所有重要的古遗址和遗迹,对遗址和遗迹造成了严重破坏,所出文物也几乎被席卷一空,并运往英属印度和英国本土。此外,斯坦因在河西敦煌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等地也进行了大肆的盗掘和劫掠,其中尤以对敦煌石窟宝藏的劫掠最为臭名昭著。可以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斯坦因是我国西部地区古遗址最大的盗掘者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斯坦因的上述著作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铁证,同时也为那段令国人屈辱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因此,我们在阅读斯坦因上述著作时,一定要牢记惨痛历史,勿忘国耻。

斯坦因上述三次考古报告都是综合性的学术性专著。为了方便一般读者更多地了解斯坦因在我国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以及河西敦煌等地区的发掘工作和搜集文物的情况,我们对上述三次考古报告原著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根据原著各章内容的关联性进行分册,删除一些专业性特别强的内容,将插图进行适当调整并重新编序等。

本册出自《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和田绿洲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孕育了丰富多姿的文化宗教艺术,斯坦因发掘和收集到的各式各样文物,成了古代和田绿洲发展演进的历史标本。

精彩预览

第四节 首次发现古代手稿

不必说贝叶图案的发现使我急切地渴望找到古代手稿。尽管在寺庙的头三天没有发掘出任何东西,但前面已提到过的两块画板上沾着的书页残片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残片上面几个尚可辨别的字迹显示出一种书面体笔迹,而这清楚表明这些书页曾经属于某种贝叶形式的手稿。

有如此之多发掘物的小寺庙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礼拜物和艺术品,它们属于埋在沙子下面被废弃之前的居住区。但是很显然,关于他们每天的生活状况及其他文书记录的现象将要从其他方面的发现中寻找。在它附近的一座废墟建筑是一处古代居址,其平面状况可从内部看到的伸出沙子部分的木柱子的排列推断出,对该处的发掘我进行到了 12月 22日。建筑 D.III距最后所说的那座寺庙殿的西北角约 20码,因为紧挨它南面的沙丘的高度很高(之后被确定为离最初的地平面整 16英尺),因此找到它没有被近代挖掘干扰过的内部是有希望的。

对 D.III的发掘是从西边开始的,而且很快就弄清了墙的顶部结构。它仍然是用木材和灰泥建造的,但更厚,即 10英寸。尽管这种结构增加了抵抗力量,但所发现的南墙已经完全毁坏了,这种破坏很显然是在废墟被它现在的沙子保护层保护起来之前进行的。另外从在那边高耸的沙丘斜坡上滑落下来的流沙为清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堵墙属于一个长方形房间,房间从东到西有 23英尺,宽近 20英尺,形成了居住房屋的最低层。从一些在构架中仍然完好的柱子来看,房间最初的高度约 10英尺。图 34表现的是清理过程中的西北角和用来装饰墙上部的厚泥模件残块,现在它们几乎都已完全分离了。

在离地表面只有 2英尺的深度,从位于塞满西北角的松软沙子中发现了一小块有婆罗米文字母的纸片。我很惊喜有这小块残片的发现,但是没有任何一丝满足,我还无法把它当作是随之而来的丰富发现物的前奏。沙子不断从南边沙丘上滑落下来,民工们的清理工作很不容易。为了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我为第一个发现手稿的人给了一小份报酬。此后还不到一个小时,便传来喜讯,一个年轻人发现了一件亥特(书信、文书——译者)。这个年轻人在一小块区域的底部工作。

我小心地把亥特抽出来,并清理了附着在上面的沙子。这是一张被保存得很好的长方形黄色纸的书页,而且上面很清晰地有以菩提形式排列的一大部手稿的部分。书页是用竖芨多体的婆罗米文字书写得很清楚的 6条线,这些线覆盖住了叶子的各边。书页上有为穿绳子用的圆孔,绳子就是穿过这里把这些分离的菩提书页串连起来,并使它们保持一定的顺序。与大多数从西域发现的古代手稿一样,圆孔位于书页的左边。

上述发现物是在离地面约 5英尺的深度弄出来的,而且正如图 35所示,它靠近固定在地板上的粗质木柱。很快地就有一系列其他手稿发现随之而来,所有的这些手稿都是由残片组成,残片呈单页较大部分或众多小碎片等不同状态。这些残片(编号为 D.III.2~11)在纸张、大小和书法上表现出的一致性,其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很容易地认出是最初形成的涉及佛教典籍梵语手稿的一部分(图 36)。

所有这些手稿残片发现的位置,都嵌在位于原始地板 3~4英尺高度的水平面上的松软沙子中,它们应该是偶然被带到这里的。它们在不同深度和地方的分布,表明它们可能是从高层掉下来的,而此时地下室正逐步被流沙填满。这个假设被动物骨头、毡、羽毛和油渣饼的小碎片所证明,它们也是在同一地层发现的。任何手稿遗存到达被沙子覆盖的地下室所提供的安全停放地点时间越早,它们分布的范围就应该越广泛。因此我带着不断增长的兴趣来看民工们在 12月 23日清理原始地板附近的沙子的进程。第一个发现在已经提到的柱子东边一点,在地面之上约 1.5英尺,它是一件文书( D.III.12)的一部分,该文书写在一页约长 10英寸、宽 8英寸的粗糙薄纸上,是用公元 8世纪的草书婆罗米文书写的(图 37)。文书中的大部分只在纸的一面书写,因为它们与现代和田纸张一样,既薄又没有形状,而且很容易吸墨,并使得墨汁渗到纸背。

当发掘工作向房间中心推进时,发现了一根粗大的杨木大梁赤裸地躺在地上。它有 11英尺厚,保存完好。该木梁长度近 19 英尺,这与它的位置显示出它曾经恰好伸出穿过房屋,无疑是在支撑房顶。两根雕刻得很好的八边形柱子以前就发现了,它们每根高 4英尺 5英寸,而且极为相似(图 34、35)。柱子的铃形柱头有 4英寸高,顶部有圈带,这准确地显示出了印度建筑的阿摩洛迦装饰风格,柱子下面就是 8英寸见方的地基。我无法描述这些柱子的精确位置和排列,但是它们可能曾经用来支撑中心大梁。

在后者之外朝东一点,民工们刚好清理到这个地板上的沙子,就发现了一个紧密折叠的手稿页层( D.III.13.a),而且很显然它仍然保留着曾经在原始菩提中的顺序。随后又发现躺在附近的两件更小的有页的小包,它们属于可识的 MS(D.III.13.b、D.III.13.c),就是它们为我带来了希望。这些书页由于位置离地面不远,潮湿使得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且变得非常脆弱。想要成功地分离它们,只能通过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 MS部的专业帮助才能完成。虽然是这种情况,但它们实际上仍是完好无损的。位于通常的穿线的洞附近的书页末端已经弯曲,而且经过多个世纪的折叠,它们常常散开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把它们重新安装回恰当的位置。

正如图 38中再现的样本,完整状态下的书页长约 14.5英寸,宽约 3英寸,每一面有 6行芨多体类型的婆罗米文字——霍恩雷博士认为那是公元 7或 8世纪的文字。在其中的梵语文书中,同样著名的印度学家已经认出大乘教派一篇著名的经文——《金刚经》,它由后来的马克思?穆勒教授第一个发表。这个发现极大地推进了书页排列的准确性,而且还向霍恩雷博士显示出有 20多张书页在整体或部分地被保存了下来。这件手稿最初包括不少于 15张书页。我饶有兴趣地来记录紧靠着《金刚经》书页的小包 D.III.13.a,在它里面也发现了一些卷曲得更厉害的梵语手稿残片。手稿是用大的芨多体文字书写的,是一种《般若心经》。这些残片很容易碎,它们显然在较早的坟墓中就属于金刚菩提,比其他碎片进入地下室的沙子中要早得多。

在这处废墟建筑中发现的所有手稿遗存的事实证明它们有宗教内涵。它们极有可能来自曾经占据这所建筑物的一座寺庙建筑的图书馆,而且毫无疑问是为毗邻的小寺庙的侍从僧侣们提供服务的。发掘的地下室仅为这些佛教文学残片遗迹提供了偶然的庇护。这个地下室最初是为小僧院服务的,但当清理工作进展到东墙时就非常清楚,它们是很普通的小厨房。此外还发现了一处靠着地下室建起来的壁炉,它用坚硬的灰泥加上精致模制的顶部构成。那个顶部看上去像一个烟囱,但并不是作烟的出口,它整体的高度达到了在地板以上 6英尺。

从图 35中可看到,在它旁边的一个壁龛中塞着一条宽长凳。类似的安排仍然可从突厥房屋中观察得到。从长凳下面发现的粗制的破裂陶片判断,这条长凳可能是简单储藏烹饪用具的。长凳前面离壁炉不远的地方立着一根粗质的木头三角凳,这种东西当地现在仍在使用,用来支撑厨房里的水缸。靠近第一份手稿书页被发现的地方,在地上固定着一根粗质的分叉短木柱,这肯定是用来悬挂水壶的。此外,还发现散布在几处地面上的古代的骨头、油渣饼和小炭层的遗存。

在南面废墟群中有迹可查的建筑遗迹中,有两处通过沙子之上有特点排列的柱子可以很容易认出,它们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小寺庙类型相似。这两处遗迹( D.X)中第一个清理的地方,位于小僧侣居住区的西—北西方向 80英尺处。该处证明包括有一个长方形的殿,殿的外边从南到北长 10英尺 6英寸,宽 9英尺 6英寸。与这群中的其他小寺庙一样,其入口也朝北。绕殿有一条约 4英尺宽的通道,但是通道北边和西边的墙几乎已完全毁坏,其他墙也只有距地面 1~2英尺的高度。殿墙也没有高于 4英尺的。殿墙的构造为木质结构和灰泥,厚约 6英寸。墙上的装饰非常简单:殿的内外几乎全是单纯的小坐佛画像排成的行列。包括围绕在画像周围的光环和鲜艳的着色背景,每行有 6英寸高。佛像的服饰颜色交替为深褐、红和白,背景也是按同样的形式变化。这些小壁画整体上体现出较粗糙的工艺,很显然是用模板制作的。

寺庙雕刻的装饰相当普通,而且只有一尊单独的塑像,占据在殿内南墙附近发现的八角形地基上。这尊塑像本身所剩无几,只有一根曾经用作它的核心的木柱及没有形状且非常易碎的灰泥残存下来。但是北边的地基仍然相当完好,高约 2英尺 6英寸,并显示出一些特殊特征。地基下面有八个面,底部宽 1英尺 5英寸,并逐步向内倾斜变窄,最后的宽度大约只有 1英尺。接下来是一个高度为 1.5英寸的圈形模制物,在它上面有八个面积极其相似的面,朝相反的方向排列,因此向外倾斜。这些面的上部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坏,当把地基的背后的沙子清理出来时,发现它几乎已被挖到中心了,这无疑是“寻宝人”干的,他们可能已想到这里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看到这样的破环,我对清理能够揭示出地基的前面部分而感到更加高兴了。紧靠着地基的是一系列绘有图画的方板,它们还未受破坏,仍保留了庙宇内最后的侍者放置的位置。方板中有一些保存得相对较好,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并没有放在殿内实际的地板上,而是放在绕底座脚一圈的一个高约 3英寸、宽约 5英寸的泥台边上,这个台边显然是为了放置供品。这些图画中最有趣的也是有幸保存最好的一件是 D.X.4(图 39),它被画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发现这块木板时,它正靠着底座前方面的东拐角处直立着。我想我能很确定地认出它的主题强烈表达出传说的主要特征。该传说就是玄奘讲述的养蚕术被介绍到和田并由公主推广的故事。图中左边的第二个女性是公主,因为在她浓密的卷发上戴了一个制作精细的金质王冠。图中右边第一个是一名女性侍从,她的食指和胳膊伸出,指着王冠,这样显著的手势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王冠上。我们看到,藏在公主头发里取出的蚕茧已经被堆放在公主面前的一个篮子里了。她的眼睛朝下看着它们,而且右胳膊伸出指向它们。根据传说,这似乎表明,公主热切地希望有一条敕令来保护尚在茧中的蚕。

虽然我能正确地认识到第二个形象的特征、第一个形象手势的重要性,以及放在她们俩之间的篮子,但同样是女性的第四个形象的态度姿势和她前面的物体仍然令人十分费解。由于已经识别出方板的主题内容,尽管方板上图画的颜色消褪了,现在还是很容易认出那个褐色的、长的、伸出的物体是织机或编织丝的机器的木质构架。这种织机现在还在印度的村庄里使用,为纺成的棉线的纬提供准备。第四个形象手中拿着的可能是木质工具,像在尼雅一座废墟房屋 N.xx内发现的一把马梳,其用途是纺织时用来压紧纬纱。坐在公主左边的带有四只胳膊的第三个形象是一个男性神,他可能是掌管蚕的天神。他穿着高筒靴,与另一个出现在图 40中的有趣方板( D.VII.6)上所显示的神相似,但是他手中的象征物并不足够鲜明,我们还无法对他的身份进行判定。

在认定了形象的所有绘画和颜色细节之后,我必须谈及在物品清单中所给出的描述,尽管不能试图再现最初的所有颜色和鲜明的浓淡色泽,但也可作出附加的声明,即整个景观的位置是巧妙安排的,人物形象的绘画自由而传神。除了她的中国起源,公主脸上所表现出的波斯类型是有趣的,这也在传说中有恰当的保留。这里我们已经有关于伊朗绘画艺术在和田影响的清楚的认识了,这也是在丹丹乌里克的其他方板上见到的。在方板左末端很模糊地看到一个看上去像一座带有四个塔楼或是尖顶饰的塔的小图像,这是一种圆形卷轴,是在为形成经线准备时卷曲的丝线所围绕的。背景上出现的花瓣形涂料的黑色石竹花表现出了与繁荣的真达罗神(药师佛十二神将之一——译者)或是檀香软膏有着相同的特征,它们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喜爱的崇拜和奉献的装饰物。

另一块保存得很好的方板是 D.X.3,它的两面都有绘画(图 41)。这块方板的意义在于它的正面表现出了三个坐着的菩萨像,菩萨的形象与姿势似乎非常接近西藏和蒙古佛教对这种广泛流行的神像给出的典型形象。因而我必须将它们留给从事北方佛教肖像研究的专家,让他们来断定它的确切身份。方板上左边第一个是一个有两只胳膊的形象,其右手拿着金刚杵,那可能是金刚手菩萨。第三个形象有三头四臂,左边的一只手拿着碗,看到这种姿势可能会让人猜测这是文殊师利的某种形式。因为我们经常发现金刚手菩萨和弥勒组合成一个三人共同体,尽管弥勒的两个常见的特征——转轮和圣水瓶很特殊,但在他的手中似乎有表现,因而我倾向于认为中间靠后面的画像就是他。此外他的胳膊上环绕着像披巾的外套,内衣为深红色,这些也表明他是弥勒。他两边的画像留着中国式的薄胡子,对于它们的这种非印度形象我难以理解。在背面最初的四个坐着的画像中,只有中间的两个容易辨识。右数第三个表现出禅定印。但应当注意的是,这个画像和与它相邻的一个画像的眼睛轮廓线都被一条黑直线延长了,这条线从外眼角延伸到耳朵,这恰恰是眼睛的影响。这样的解释是可能的吗?

对我们来说,这三块方板上发现的主题与丹丹乌里克另一座庙里发现的绘画同样是一无所知的。相对而言,我们能够了解的是,即使没有表现出神话的重要性,图像表现的细节已经被固定下来了。在 D.X.5的背面(图 42),我们看到骑手和鸟的景象,这在论及 D.II的壁画时已经提到了。将这块与另一块方板 D.VII.5(图 33)比较就会发现,尽管它们的艺术手法和关注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两块方板都直接或间接来自相同的原型。骑手和马的姿势都可以看出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性已经扩展到衣服、配备甚至是马鞍上。圆锥形状的帽子和它的“锯齿形边的”角是从 D.VII.6中骑骆驼的人的形象借鉴来的。将它与 D.VII.6联系起来看,可先把其他细节放在一边讨论,也许就会注意到骑手和马有着波斯面容。绘画得很精致的三头神形象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怛特罗(即密教——译者)形式,这在 D.VII.6(图 40)中已有体现,这一形象在 D.X.5和 D.X.8的正面也有表现。尽管后者保存不佳,但它的图案仍很有趣,因为上面显示了一位与他的莎可蒂妃组合的天神(图 42),这是西藏对特殊保护神或本尊常见的表现手法。女性头部的波斯处理方式反映出伊朗的影响已经影响到了神的形象和群体,而它们在和田的佛教中与西藏的一样,必须假定已经接受了已有的并固定下来的印度大乘形象的所有关键细节这样的现成物。

这座寺庙的手稿发现物很少,但它们发现的地点和分布使得它们具有了指导意义。在前面提到的呈小包形式的边缘处有一个安放塑像的基座,就在基座的前面和东面发现了大量写有婆罗米文的书页残片。这些残片的放置路线位于不同的绘图方板之间,显然是作为庙宇的最后信徒们的供奉物而放置的。我发现点缀在书页上的红色标记与这个结论完全相符,因为就我们所见,它们也出现在几块方板上。

这些观察证明了在作为供奉物之用以前,为了便于放置,这些不同手稿的分散页已经被故意弄成几小堆了。随后我在安迪尔寺庙发现了一份处于极其相似条件下的相对较大的藏文菩提的一部分,它包括《稻秆经》和一份藏文文本。手稿被切成小包,甚至是分散的小片,信徒们认为这是在大量不同神像之前,对进奉物最恰当的分配。尽管手稿已不在最初的放置位置,但对于丹丹乌里克其他几处庙宇中发现的小的分离的手稿残片而言,这里发现的事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满意的解释。来自 D.X的书页中有两片属于用竖芨多体文字和非梵语语言书写的手稿,霍恩雷博士试图指出这是一种原始藏语。而第三份手稿的遗存包含在 D.X.10.a中,是用梵语写的,它与在 D.III发现的波罗蜜多乘文本的一份大页手稿相似。霍恩雷博士将这种竖芨多体书写归于公元 7或 8世纪。

上述手稿残片并不是这座小庙的唯一书写遗存。在充满殿外的西面通道上的沙子里,在一个距原始地面高约 2英尺的地方发现了一根保存得很好的木梁。它长 5英尺 11英寸,宽 4英寸,厚 5英寸,原来被固定在通道的墙上,以支撑邻近的柱子。在这根大梁非常平滑的面的一部分之上,我们可以安全地移动 D.X.6。其上位于 0.5~0.75英寸之间的空隙处写有 37个同样为草体婆罗米符号的文字,壁画下面写的题记中也有显示。尽管木头处于很好的保存状态,但其表面的内部已经变得很黑,因而对题记无法进行拍照记录。但巴尔奈特博士已经用眼睛观察并作了记录,霍恩雷博士就是利用这个记录进行的研究。霍恩雷博士已经能够判定它是用同样“不明”的东伊朗类型的语言书写的,这种语言出现在丹丹乌里克的婆罗米文书和壁画题记中。正如霍恩雷博士指出的,这个题记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实际上包括了“一少部分可识的梵语字词”,在“不明语言”方式后是“做”,即善根和菩萨。

位于 D.X东北约 15码处一座废弃的建筑被清理了,但没有任何发现物。发掘的房子可能组成了居址的底层,其长 29英尺,宽 19英尺。地板上面只覆盖了 4英尺厚的沙子,遗迹很可能以前就被“寻宝人”搜寻过。 D.III附近的一个小型居住废墟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因为吐尔迪记得它也已经被打开了。

位于 D.X南面约 70英尺处的另一座建筑 D.XII也有这种常见的建筑,即一间小殿,小殿的外边长 13英尺,宽 10英尺。小殿的入口在北端,原来被一条 4英尺宽的通道围着。尽管现在的废墟被 7英尺厚的沙子压着,但废墟表明它已经提早腐烂,这无疑是长时间暴露的结果。因此,正如图 43、44所见,殿墙没有超过 3英尺 6英寸,而那些围绕着通道的殿墙几乎已经碎到地面上了。在殿内朝南墙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用灰泥制成的八角形底座,其直径为 4英尺,形状与 D.X的那件相似,但设计得更好并且有更精致的模制物,放在一个由莲花座装饰的圈形低地基上。底座和地基的前面部分已经被破坏,这无疑是“寻宝人”所为,曾经站在上面的塑像连残片都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现的没有绘画的方板也可能基于相同的原因。然而北墙附近发现一些用熟石膏制成的小浮雕,说明墙的上部曾有与 D.I、D.II相似的装饰。图 45中所见的这些浮雕中的一件( D.X.II.1)和它原来的着色,表现了一个飞翔着的女性形象,在她向外伸着的手中拿着一件有华彩装饰物的衣服,这可能是一位乾闼婆。其他的残片是 D.XII.5内的乾闼婆雕像(图 45)的遗存,因为它显示是从一朵大花瓣的莲花中升起。我们已经在 D.I出土的灰泥塑像中遇到过这样的主题。

覆盖殿墙的壁画保留下来的很少。除了一面朝北的墙,每面墙都有三个与真人大小相同的佛或菩萨画像,它们被光环包围,并站立在一朵盛开的莲花之上。图 43、44再现的照片显示,这种墙壁装饰的遗存是在南墙的西末端。在两个光环之间最低部分所留下的三角形空间,有一个衣着华丽的女性形象。该画像头朝上,左手中拿着一把竖琴。她站立于一朵莲花之上,因此也意味着是一个神的侍从。从表现手法上看,墙底部的男女小画像应该是信徒。从这些壁画的形象轮廓上分离出来的色泽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它们通常是用白色覆盖在浅灰白色的颜料上。

众多的手稿遗存都是从靠近地板的东南角清理出来的,但不幸的是它们几乎都被毁坏到无法辨识的状态了。关于这些遗存的第一个描述是一个木质器皿 D.XII.6,长约 7.75英寸,宽 3英寸,里外边都黏附着已完全腐化的纸层。从它的一个黑色表面上刚好可识别出用竖芨多体书写的 4行文字。在它之下几英寸的位置,我碰到了坚固的“沙”团,黄土灰尘布满了一个长约 11英寸、宽 6英寸的空间,并且牢固地附着在地板上。地板里面被嵌入了几乎完全腐烂的很厚的手稿页层。即使是最轻微的触动也会使手稿层与它上面易碎的“沙”壳破裂。把书页脱离下来或是移动整个手稿层证明同样是不可能的。我成功地把手稿层从地板上切离下来,但只能是些残片,因为即使是在大英博物馆,将这些纸页分离也是不可能的工作。手稿表面上依稀可辨的少数字母是粗大的芨多体文字,它的写法与图 36中所示的一样。手稿页层中嵌有两块很薄的木板,它们长约 9.5英寸,宽约 4英寸(图 45),无疑是用来做一件菩提的封面,而那些腐烂的纸页就是菩提的内容。现在仍有很多层纸片附着在木板上面。第三块方板已经完全毁坏,挨着地面躺在最低处,它显然是第二本菩提的封皮。

导致这些手稿被全部毁坏的原因只能用潮湿来解释,因为它们躺在庙宇的地板上时就已暴露了很长时间。而居址被废弃后,洪水一定到达过遗址,至少这种情况是间断性的,但这已足够使水汽渗透到建筑的地下室。如果手稿已经处在建筑内的流沙层之上,或者如果洪水在到达地面之后很快就停止了,这些手稿受保护的状况就可能与 D.III发现的手稿没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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