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流动的边界与流动的身份（节选）
当今世界，人类的迁徙流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然而天下大同的趋势并未出现，国家与国家的边界控制反而顺势加强，有形的高墙不断开工，无形的壁垒愈发森严。起源于 19 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随着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并持续影响到今天，成为世界秩序的运作基础，而特定区域或国家仍然深陷纠纷和战火之中，其原因也多半和这个概念深度关联。到底何以为国、何以为家、何以为命运与共的国民，不同地区都有纠缠不清的范例。而与“民族－国家”共生的“国民身份”（national identity）讨论，也并未随着 21 世纪全球化的兴起而削弱，反而愈发显出长盛不衰的征兆。“national identity”，在不同语境下，中文翻译对应着“国家身份”“国民”“国族认同”等含义。简单来说，这里讨论的“国民身份”是指在多元种族国家里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形成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国族”这样一个集体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历史以及中文翻译的讨论，下文还会专门梳理。
正因为“民族－国家”现代体制确定了国家之间的边界，所以国家都必须为疆域范围内的居民塑造共同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其他国家形成区别，以凝聚民心。这种围绕国家归属建立共同认同感的话题，无论是在近年来被移民和难民大潮冲击的欧洲，还是在很早就定位为移民国家的北美地区，抑或在世界其他地方，今天都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的讨论也没有停止过，并且几乎覆盖所有国家。仅仅是标题中包含“national identity”的论文，在近些年的中外学术期刊中比比皆是，甚至多个期刊以此为名称 ，相关研究涉及几乎所有国家。留心新闻的话，同样能看到“国民身份”这一话题在各国媒体中频繁出现。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 2017 年就这个话题在 14 个国家做过民意调查 ，其中关于美国的数据表明，语言是国民身份认同的关键，这一结果经由《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报道而引发广泛讨论。而近年来在亚洲国家里，也常有这类公共讨论。尼泊尔的外交副秘书长在该国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刊《加德满都邮报》上刊文，呼吁“国家身份与认同极为重要”。
一些国家的做法更为直截了当，比如印度国家政策网站里专门列出“国民身份的基本要素”（national identity elements），把国民身份认同分解为民众容易理解和联系的日常事物，归纳成国歌、国花、国鸟等 11个类别，把平凡生活中的事物概念化、符号化，用来解释国民身份的基础。中国亦有类似情形，如 2020 年中国司法部和国家移民局计划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虽然并非涉及移民政策，但征求公众意见时立刻激起部分民意反弹，呼吁开放移民必须谨慎，其实也是担心移民难以融入社会而不易形成本地的国民身份认同。更多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说明，在人口广泛流动的今天，国民身份认同是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话题。
同时，本书初稿完成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国家之间都采取了人口流动管制，各国民众呼吁封锁边境的说法普遍可见，“国家／边界”的划分和进出许可重新得到了强化。在防止疫情入侵的名义下，旅客的国籍与身份也被用来作为一种“控制”的标准。“国籍所意味的共同体，在此时展现了它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虽然很少有人真的会自行选择国籍，但国籍仍与自身权利相连，比如通过本国国籍的身份，可在封锁边境时被允许入境。”无疑，人类社会还有可能面临其他的类似突发情况，这些涉及疆域、边界和出入国境的经验，也和最近十年里愈演愈烈的难民、移民、领土争端等现象一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国民身份归属的思考。
人口的流动和国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不仅讨论已持续多年，实际生活中也在不同地区引发紧张局面。人类社会将如何解决和调和这样的社会冲突？国家作为社会的组织机构又可以如何预防或者介入？本书讨论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建立在移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其国民人口源自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和中东等地区，在如此多元种族的岛屿上建立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新加坡的独特经验无疑值得关注。这里（包括本书后面的部分内容）也想反复强调：作为中文著作，本书虽然相对多地引用了新加坡华裔族群的经验，但也尽量多纳入其他族群的观点，因为新加坡国民包含不同语言和种族群体的人口，其国民身份建构并不是华人社群独自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新加坡作为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也有大量的临时外来人口在此不定期居住，这些候鸟型流动人口的生命经验和文化印记，毫无疑问也深刻地影响着新加坡。对这些多元变动因素的考察也贯穿本书研究的始终，只是在最终行文的时候，因为篇幅原因有所简化。
概括而言，新加坡是典型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国家，二战之后于1965 年正式建国，独立的历史并不久远。这种本土传统和历史并不深厚的社会特质，又会如何影响它的国民身份认同？了解东南亚地区的读者或许很快就能想到新加坡的殖民历史、国际航运、金融中心以及全球化时代等特质，感受到这些特质所代表的人口流动自然也会催生当地居民“流动”的身份意识，这些都自然而然对新加坡建立国族叙事或国民身份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新加坡人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国民身份意识有着不同看法。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 Hussin Mutalib 常年关注新加坡马来人族群的情况，在新加坡国民身份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他发现，在海外的时候很多新加坡人都自称“印度裔新加坡人”“华裔新加坡人”，而在新加坡境内，这些人往往自称“新加坡印度人”“新加坡华人”，这固然表明新加坡人有着清晰的国民身份认同，但也确实反映出，在不同语境下，“新加坡的国民身份具有多元性和可变性”。这个例子也说明，虽然新加坡在国民身份建构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依然有人认为其各个种族之间还是保持着族群意识。即使本书认为“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逐步落实的国民身份建构策略，也有学者很早就认为，“新加坡政府不断强调‘亚洲价值观’，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拉近各族的距离，不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宣扬的只不过是一种普世价值，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凝聚力还是疑问”。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曾被新加坡政府请来作为“亚洲价值观”重建的顾问，他在接受新加坡报纸采访时指出，华人语言在新加坡的国族建设中被边缘化，这对华人族群有很大影响，因为“语言是认同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当你的语言被边缘化，你的感情世界也会受到很大的创伤”。而同样说到族群被边缘化，马来裔的学者Lily Zubaidah Rahim 早在 1998 年就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讨论新加坡的马来族裔也面临类似问题，书名《新加坡的困境：马来族群在政治与教育上的边缘化》，就直接指出马来族群也有语言、文化和国家归属之间的疏离和区隔。不过，和这些东南亚学者强调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有众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相比，外来学者或许更能旁观者清。研究新加坡国家建设的德国学者史蒂芬·奥特曼（Stephan Ortmann）认为：如果新加坡（国族建设）体系包含人们所声称的许多主要缺陷，为什么新加坡如此成功？特别要考虑到，如果新加坡少数族裔成员真的面临歧视……为什么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忠于自己的国家，并尊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认为这些领导人是忠诚可信的新加坡人？
尽管不同的族裔社群都有人不满意族群和国民身份现状，但 Stephan Ortmann 认为，总体上来说新加坡在这方面还算成功，并且认为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是灌输和培养国民身份至关重要的一环。和 Stephan Ortmann的观点近似的是，不少研究也表明，“公民不是在某种教育过程的终端才被生产出来的人，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对公民的产生）进行了干预”。这也说明，和 Stephan Ortmann 强调的教育体系一样，文化机构包括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也都是国民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些涉及博物馆与国民身份教育方面作用的论断，和讨论现代博物馆起源的观点一致。19 世纪博物馆的转向就显示，“博物馆从之前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和专业人士的半私立机构，开始转变为国家向公众提供引导和教育的国家重器”。也正因为众多这样的现存研究，本书选择从博物馆对国民身份的影响这个角度，试图梳理新加坡的博物馆在国民身份建构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Stephan Ortmann 的研究也确认，新加坡政府把国民身份建构当作政府项目，并围绕这一目标常年推行各种项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前馆长李楚琳也曾提出类似观点，她在新加坡各个国立博物馆里工作了 30多年，了解新加坡常常以“项目”和“工程”方法管理文化活动和文化机构，只不过她认为，“来到文化艺术领域，很多工作其实是没办法机械化的，单靠机器是做不来的。人文工程，不是说把方程式输入电脑就自动看到成品”。这也让人思考，新加坡有哪些工作模式要通过博物馆建构国民身份认同？换句话来说，如果新加坡按照“政府项目”模式来开展工程建设，这项国民身份工程里又包含哪些“委托方”“投标人”和“承包商”？既然不是输入方程式就能得到结果，那么博物馆对国民身份认同的“项目”又如何确定工程目标和施工计划呢？ 何况具体到国民身份认同建设，每家博物馆未必仅仅参与一项工程。新加坡国家级的几个博物馆，各有分工，有的展示历史，有的展示亚洲文明，有的展示美术史，如果成体系地参加国民身份建构，这些博物馆、美术馆又是如何分工，如何体现各自独特的切入点，又如何形成合力呢？
这些问题也是本书的研究缘起。携带着这些基本问题，本书围绕博物馆如何参与国民身份认同建构这一主题，把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分析跨越 50 年的时间段里主要博物馆的规划、建设、收藏和展览等工作，试图从新加坡的国家博物馆体系总结出博物馆和美术馆如何连续地参与国民身份建构。因此，本书的框架也沿着时间顺序分段展开，参考新加坡的国家历史叙事，然后根据新加坡四个主要国家级博物馆的发展进程，将这几个博物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正好都对应着一个主要博物馆的建成与开幕。而表明博物馆建立初衷或主旨的博物馆开幕展览也就成为本书最主要的具体研究目标。
在介绍新加坡博物馆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之前，也需要认识到这一体系有着独特历史。其基本起源自国家独立以前殖民地政府建立的莱佛士博物馆，后来才发展出不同的国家级博物馆，就连 20 世纪 90 年代新修的亚洲文明博物馆，也追溯自己的“根基”（roots）是莱佛士博物馆。19 所以研究独立建国之后的新加坡博物馆体系也需要从头细说，本书姑且把这一段建国前的莱佛士博物馆历史称之为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前史”。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 1965 年建国后的头 20 多年，主要是前莱佛士博物馆向国家博物馆的转型。“国家博物馆”由莱佛士博物馆更名而来，它如何参与新独立国家的国民身份建构？新生国家的文化政策明确规定：国族建设的目标首先是“新加坡人”，要求把新加坡人身份放置在种族认同之前。但国家成立之前，殖民地各个种族被殖民统治所强化的文化身份或者说族群身份认同，还会在国族建设过程中继续存在，如今则需要塑造覆盖所有族群的最大公约数“新加坡人”，这种从无到有重新建构的经验，又如何能够体现在从殖民地继承而来、主要收藏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博物馆里？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体系扩建的阶段。1993 年国家文物局成立并主导规划国家博物馆体系，逐渐建成了亚洲文明博物馆和土生文化馆等新馆。是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推动了这些新馆的规划和设置？比如，为什么要在新加坡建立亚洲文明博物馆？亚洲文明丰富多元，突出新加坡是亚洲文明的汇聚地与建立本土身份认同、把新加坡人身份放到种族身份之前的国策有冲突吗？又为什么要建设一个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关联机构——土生文化馆？土生族群其实早已衰落，在二战后就基本失去了经济文化特殊地位，这个阶段国家为何要把土生文化搬进博物馆这样的文化庙堂？
第三个发展阶段的重要事件是 2015 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建成开放，这是 1993 年文物局博物馆规划中最后完成的一座。这一整个国家文博体系的建成，时间跨度超过 20 年，社会的语言、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不禁会问：和博物馆有较大区别的美术馆为何被纳入博物馆体系的规划中，又如何传递了国民身份认同的信息？同时通过美术作品传递出来的国民身份建构信息是否和博物馆整体规划的策略保持连贯？换句话说，参观者观看美术展览时感受到的“国家”和在博物馆中的经验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本书梳理历史资料，并结合文化研究、博物馆和美术馆研究等方法，从建国后博物馆发展的三个阶段里，总结出新加坡博物馆体系参与国民身份建构的作用，分别体现在对“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和“世界都市”身份的展示和塑造中。同时，这几种身份互相包容、互相推动，甚至在不同场景下可以互相转换。在这种建构下的叙事中，“新加坡人”和“亚洲人”“世界人”之间的符号既重叠又彼此独立。这种灵活性可以追溯到新加坡作为殖民地的历史渊源，例如：殖民帝国的臣民身份，既反映着早期全球化的世界因素，又孕育着对本土的在地认同。同样的道理，“亚洲的世界都市”国家定位，也意味着“亚洲”和“世界”的身份互相依存。最终这些身份和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前身——莱佛士博物馆所建构的“殖民地身份”也紧密相连，是博物馆参与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思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展现，整体上反映出博物馆和美术馆参与国民身份建构的同一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