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大力打击封建迷信活动，重庆的派出所抓捕了大量从事迷信业，尤其是出售迷信物品的小商小贩。然而，巫俗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强大的韧性，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的观念。
——编者按
巫觋经济的日常：困在底层的人之选择逻辑
面对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巫俗，矢志改造社会、塑造新国民的国民党政府亮出了法律的大旗，试图通过各种自上而下的禁令来禁止社会中的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然而结果并不如其所愿，因为即便这些小贩被抓，由于其罪状较轻，警察局也不能对他们重判，最多罚款没收了事。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很快就重操旧业，根本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究其原因，并不在于小贩本身，而在于社会中的生活需求。社会中有大量对这些封建迷信产品的需求，这是传统与习俗的韧性，很难用一条行政命令就禁止。市场需求催生了迷信业经济，有专门的工坊制作迷信物品，也有小贩以此为生，带着产品走街串巷，这是一条完整的战时产业链。只在中心城区抓小贩而没有顾及整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话，效果如何就有目共睹了。
(一)巫觋经济的日常：制作迷信物品的人
随着抗战的深入，大后方社会生活逐渐进入一种“停滞”的“静怠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重庆社会中普通人的抗战热情，渐渐被日常生活中各种琐碎之事和困境消磨殆尽。如前文提到伊莎白在兴隆场上看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地方官员的无能和贪腐，各种社会不公产生，征兵变成了“抓壮丁”，就是其中一例。尽管国民党政府大肆宣传抗战，建立许多新式生活设施，如医院、学校等，但是，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样本而已。样本生活很美好，但是普通人的日常困境却无法通过这样的样本得到解决，就连疾病的治疗也是如此。
因此，到了抗战中后期，传统习俗的韧性显露出来。无论是治病还是其他，人们往往都在情感上倾向选择自己更为熟悉，也更容易获取的方式，那就是传统的处理方法。在风俗上延续巫俗，在治病上的选择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了那么多巫医治病的案例。这就是来自日常生活的需求。
这种需求大到什么程度呢？如前文所叙，巫术已经成为一种民俗，也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要用到。抗战时期的外地人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就是本地有许多风俗都跟巫俗有关。周俊元在1942年出版的介绍重庆风光的指南类图书《陪都要览》中，就直接说本地人喜欢请巫医治病：“夏、秋两季，人易罹病，川人常延巫‘烧胎’，以冀解脱病灾。”
这里的“烧胎”就是前文中巫师治病的一种方式，其中就会使用大量的迷信物品。而日常生活中已经化为习俗的各种巫术活动，更需要大量的迷信产品。虽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大力宣传新生活，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巫术活动已经融入习俗，简单易得，也不麻烦，在情感上又与既往的鬼神世界价值观相连接。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用了种种方式试图严禁，巫术活动却越禁越多，连警察自己都参与此类活动。如前面提到的警察局第十分局的杨局员就被举报自己在家里请端公送神：
地方上传礼金四百元，办数十桌酒席，烧钱纸蜡烛颇多。
可见抗战期间重庆社会的“巫风之盛”，即便在国民党的大力打压下也未衰落。
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才有了迷信用品——香烛钱纸等的供应。这些迷信用品——巫觋之物是从哪儿来的，又是由谁来制作的呢？
上文被陈家馆派出所抓捕的吴肖氏本人就是一个纸扎铺老板，她自己是专门做纸扎人马的。她的铺子就开在陈家馆，因而比较显眼，被派出所抓了好几次。而更多的香烛纸钱，则是由乡下的手工作坊做好之后挑到重庆城区来卖的。1944年被抓获的包炳云、况汉盛两人就从乡下收购了纸钱，打算挑进城来卖，结果路过刘家台的时候(刘家台是主要渡口，因此包、况两人应该真的只是路过)，就被刘家台派出所的警察抓起来，而且货物全部被没收了：
民等因旧习中元会在江北乡下购买冥券纸章弍挑，路过刘家台街，经钧局挡获，承蒙讯明，依法予以没收。
两人估计刚从乡下收购了冥券纸章，一人挑了一个担子，打算进城去买，结果就被抓了。
由此可见，除了部分在本地(如吴肖氏的纸扎铺)，还有更多的香烛纸钱来自城区之外的乡间。根据伊莎白在兴隆场进行的调查，小小的兴隆场就有好几家做香烛纸钱的作坊。
例如，住在兴隆场第3保第4甲的铁黄氏就是做金银纸锞子的。纸锞子是用金纸或者银纸叠起来的纸元宝，通常由妇女和小孩来折。根据伊莎白的计算，制作1000个银锞子的原料钱是5.76元，而1000个金锞子的成本是11.75元：
这样做1000枚纸锞子要买3.75元的黄纸(125张)，2元的银纸(10张)或8元的金纸(10张)。换句话说，1000枚银纸锞子的原料钱是5.75元，1000枚金纸锞子是11.75元。
而这些纸锞子，一个妇女一天就能做200枚，每100枚卖4元钱。按照成本来算，100枚金纸锞子的成本是1.175元，那么每做100个，一个妇女就能赚到2.825元，一天的劳动就可以挣五六块钱了。对于乡下的妇女而言，做纸锞子的劳动强度远远没有耕田大，况且她们也没有那么多田可以耕，因此，做这种迷信产品，对于乡间妇女而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刘家台派出所的呈解单里经常出现的“纸钱”，在兴隆场也有人做。纸钱的做法要比纸锞子简单、直接：
将黄纸用弯刀按固定样式裁成一摞摞纸钱(一般由男人操刀)。一经裁剪，这些黄纸除了当纸钱烧掉，便再不能派作其他用场。
做纸钱要用刀，要费力气，所以主要是男人做。做纸锞子因为更为精细，要折纸，要用浆糊，因此更多的是女人做。乡间的男人和女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了这样的巫觋经济日常之中，制作巫觋用品成为他们的生活来源之一。
而制作纸锞子和纸钱的原料——黄纸等物品，又是从城里买来的，乡下生产不了。迷信的物品从城市流向乡村，完成初步加工后，又由小贩带回城市之中。一个小小的迷信物品——纸钱，就完成了城乡之间的流动，让巫觋的日常经济循环顺畅自如。
这样的城乡底层经济的循环，依赖大量的市场需求：不只乡间，城市中对于这些迷信用品的需求也很大，连负责打击封建迷信的第十警察分局的警员都要在家里关起门来跳端公，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巫觋日常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支撑了各种巫术活动。充足的巫觋之物保障了仪式的进行，而这些活动其实在国民党政府看不到的地方，维持甚至提升了地方信仰在普通人心灵世界中的地位。这就是传统习俗和文化的韧性与惯性所在，也是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基层社会运行的基础。
(二)迷信业中“惯犯”的形成：国民党政府的社会控制力与来自日常生活的“弱者的反抗”？
被警察局第十分局陈家馆派出所抓捕的纸扎铺老板娘吴肖氏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女性“惯犯”的诞生。
抗战时期，女性在工业和商业中的地位一再提高。李丹柯所著《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用口述史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和工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老板娘吴肖氏也正是自家纸扎铺的主力军。从陈家馆派出所的呈解单来看，吴肖氏被抓不止一回，被放出来之后又接着干。那么我们要看，刘家台派出所、陈家馆派出所大张旗鼓地抓人封铺之后，这些小商贩们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在各个派出所主动出击，将从事迷信业的小贩抓捕，填报呈解单，向上级分局遣送这些人犯之后，基层派出所反封建迷信的工作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派出所的上一级单位，例如第十分局，来审问这些人犯，并做出处理。
根据现存的档案，我们基本可以发现，这些小贩被基层派出所送往上级分局之后，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通用的处理模式：
首先，分局宣布没收赃物——迷信用品香烛纸钱；接下来，身陷囹圄的小贩们“洗心革面”，(在刀笔吏或是文书先生的帮助下)写下具结保证书(当然有的案例中小贩们还要交为数不少的罚款)；最后，小贩们全身而退，各回各家，丝滑完成从被捕到释放的全过程。
1944年2月24日，原籍四川安岳，在第十分局辖区内(华新街)开油腊铺的刘王氏，就因为“贩卖迷信物品”全程“体验”了上述流程。
刘王氏当年34岁，居住在华兴街(华新街)27号。华新街位于现在的重庆江北区，原本叫作香国寺码头，因为抗战时期爱国商人胡子昂在此创办了华联机器厂，就改名叫作华新街了。香国寺码头很早就出现在重庆主城区的地图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改名为华新街道。刘王氏正是在此地开油腊铺的老板娘。
香国寺是重庆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庙，殿宇巍峨，抗战时期还因为寺内青壮僧众联合附近几个寺庙的僧众，组成了战时僧侣救护队而闻名。
在重庆大轰炸开始之后，中心城区的许多千年古刹，例如渝中区的罗汉寺等，都被炸成了残垣断壁，这种情况促使当时重庆的许多寺庙组建战时的僧侣救护队。他们在空袭之后救死扶伤，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南岸的知名大寺——慈云寺的僧侣救护队。后来的慈云寺方丈、重庆成为直辖市后的第一任重庆佛教协会会长释惟贤，当时还是一个在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读书的学僧，他回忆了慈云寺当年的战时僧侣救护队：
南岸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正式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住持觉通和尚任队长，乐观法师任副队长，全队共五十人……
队员们在本市未受到空袭时，仍然进行佛事活动……但空袭警报响了以后，他们就异常紧张地放下法器，脱掉袈裟，穿上军装，抬着担架出发了。
香国寺位于江北区，规模虽然没有慈云寺大，但是也联合周围的寺庙组建了类似的僧侣救护队救死扶伤。大概因为刘王氏的店就开在香国寺附近，地理位置优越，所以在本业油腊铺生意之外，她也兼做香烛纸钱生意。因为往来香国寺的信众多，而且香国寺是大寺，又有当时政府认可的身份(僧侣救援队是与政府在空袭中专门负责救治的防护队沟通协调的，任务是协助其工作，慈云寺的僧侣救护队成立时就有重庆市红十字会、国民党军委会的代表出席)，刘王氏自然不能放过这个赚钱的门路了。
哪知道华新街虽然靠近香国寺，但是本身就是重庆的中心城区，且香国寺码头是交通要道，这里出现的卖迷信用品的摊子，自然就成了本地派出所的目标。因此，刘王氏就被派出所一纸呈解单递送到第十分局处理。第十分局自然沿用既有模式来处理刘王氏的案子：罚款、让其写保证书、放人。
除了无妄的牢狱之灾，倒霉的刘王氏此时还“喜提”第十分局罚款二十元的罚单一张，并(在文书代笔下)痛哭流涕地写下了具结保证书：
关于刘王氏保证不再售卖迷信物品上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分局的缴状
具缴状人刘王氏，年三十四岁，籍安岳，住华兴街二十七号，油腊铺业，情因民等售卖迷信物品钧局查获讯明姑念初犯，沐恩径轻科处罚款二十元正。民等遵缴以没，再不敢售卖迷信物品，如违，愿受加重处分，中间不虚，具缴属实。
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分局钧鉴
具缴状人刘王氏
交完罚款，付完代笔师爷的润笔费，刘王氏总算走出了第十分局的大门。按照前文指出的兴隆场妇女叠纸锞子，每100个才能赚上两块多钱来看，刘王氏这次虽然是“沐恩径轻科处”，但也要叠1000来个纸锞子才能补上罚款的亏空了。
而体验第十分局这个具结保证书流程的也不止刘王氏一个人。1944年8月，菜农包炳云、况汉盛两人也在刘家台派出所的“铁拳出击”下，“喜提”第十警察分局具结保证书流程一套。
包炳云、况汉盛两人本是菜农，平时也就往来于江北乡下和城区，以卖菜为生。1944年8月28日，眼看着离中元节(当年9月2日)还有5天时间，两人想着中元节必定有很多人要给逝去的家人烧纸，纸钱一定畅销，于是筹划着顺道从乡下贩一些纸钱来卖。
不知道是不是也预感到了中元节的“市场”，刘家台派出所的警察们也早早上岗。两人刚到刘家台，就被警察们连人带货查获，一纸呈解单送往第十分局。
包炳云、况汉盛赶紧也把具结保证书流程走上一遍。估计因为看他们是菜农，做小本生意，相比起油腊铺老板娘刘王氏的“财大气粗”，本身就可怜巴巴的，这次第十分局的经办人居然也稍微通融了一下，并未收取罚款，只让他们写了一份具结保证书就放人了，而且让他们把本应该没收的纸钱自己带回去焚化了事：
关于包炳云况汉盛保证不再迷信上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分局的呈
具呈人
包炳云、况汉盛等二人，年龄籍贯住址各不一，均为卖菜为业。民等因旧习中元会在江北乡下购买冥券纸章弍挑，路过刘家台街，经钧局挡获，承蒙讯明，依法予以没收，姑念民等并非售卖情事，将购买纸冥券发还携返焚化以尽人事之职，事关旧习，如蒙允准，实为德感。
谨呈重庆市警察第十分局
至于包炳云、况汉盛被放回去后，是按照第十分局的要求把这些纸钱焚化，还是仍旧挑去卖钱，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从吴肖氏的案例来看，第十分局的这套“抓捕没收—呈解—具结保证—释放”流程，似乎对这些迷信业的小商贩们没有什么威慑力。又因为香烛纸钱确实在民间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吴肖氏就冒了“不那么严重”的风险，屡屡再犯。
究其原因，这些被抓获的小商小贩除了贩卖香烛纸钱等迷信用品，并没有犯下其他伤天害理的罪行。关键是，他们贩卖香烛纸钱被抓，主要是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反封建政策，是一种“一时兴起”又不能落地进入日常生活的运动化政策。
从时间线索来说，贩卖香烛纸钱的行为在这些新的法律诞生之前就有，之后也会继续有，因为从根本上来看，它已经成为一种惯习，具有时间韧性，不是一时一地出一个法律就可以消灭了的。
从社会与人的心理来说，巫术活动本来就与当时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鬼神世界观相联系，而且许多行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被外人视为本地的特殊风俗。大多数人并不将巫术活动视为一种犯罪；相反，在需要的时候，连政府机构的人员自己也都要延请巫师作法。这就使得巫术活动(包括贩卖巫觋用品的行为)与一般社会性犯罪现象大相径庭，在实际层面上没有受害人，在心理层面也没有道德负疚感。贩卖香烛纸钱这样的日常行为，确实构不成什么大罪。
只是在属地管理上，重庆的城市中心区域，例如市中区、江北，聚集着大量的政府部门、兵工厂、医院、学校，是推行“新生活”的主阵地。这里是政府控制力最强的区域，因而政府既然有反封建的训令，自然要对眼皮子底下的违法行为予以严惩。
而在地理位置上，与权力中心距离的远近不同，导致了国民党政府控制力的强弱不一。中心城区自然是控制力最强的地区。而随着边际递减的效应，越是扩散到边缘，其影响力就越小，人民就可以运用“弱者的武器”，采用“非直接的对抗”方式，运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韧性和习俗惯性，消解来自国民党的社会控制。
——选自吴晓璐《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