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3日，德格拉斯号（De Grasse）从纽约港启航。此前一年，面向市民的定期跨洋航行刚刚恢复，这些自由轮经翻新后向游客开放。出海的这群来自史密斯学院的年轻女生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她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三批前往巴黎的大学三年纪学生。她们受到了法国驻纽约领事的盛情款待，享用了午宴，还与社会新闻专栏作家赫达·霍珀（Hedda Hopper）一起合影。登船后，她们也受到了特别照顾。航程最后一晚，船长请她们演唱埃迪特·皮亚夫（Edith Piaf）的《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这首热门歌曲她们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其简单直白的歌词催人入梦，梦中的幸福光景其他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她们中的一个女孩，可能是因为她的法国名字，也可能是因为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受邀独唱了一段。她虽然来自瓦萨学院，但被史密斯学院在巴黎为大三学生开设的留法项目接收，这个项目的接收门槛并不低。其他学生都知道她在纽波特（Newport）的社交首秀非常亮眼，也知道纽约的八卦专栏作家将她评为“年度社交女王”“上流社交圈的最佳新面孔”，但对于她们将要驶去的那个地方，这些风光和名头并不重要。[]
图1 杰奎琳·布维耶（Jacqueline Bouvier）和史密斯学院的其他大三学生在蒸汽轮船德格拉斯号上（1949年）。从左至右：伊丽莎白·柯蒂斯（Elizabeth Curtis）、玛丽·斯奈德（Mary Snyder）、杰奎琳·布维耶、玛丽·安·弗里德曼（Mary Ann Freedman）和赫斯特·威廉斯（Hester Williams）。照片版权：Bettmann / CORBIS。
杰奎琳·布维耶1949年的巴黎之行堪称一次开拓之旅，预示着“二战”后持续了三十年的留学黄金时代由此开启。其间，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在法国家庭借宿并进入法国的大学学习。本书中的三位杰出女性都曾被法国重塑生命，并回去影响了美国。当中以率先之姿赴法一年的就是杰奎琳。杰奎琳·肯尼迪、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海外经历给她们带来了什么，而她们在美国的声名又如何在法国引起回响和震荡，就是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本书将三位年轻女性在巴黎的文化生活、学术生活和社会生活绘作三联画，从多个角度探讨她们的影响。与20世纪最著名的几个迁居巴黎的女性——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不同，本书中的三位女性赴法求学之时，职业生涯还是一片空白。1945—1964年间，她们先后跨入索邦大学的校门，而这一时期也被法国人称作祖国的“辉煌三十年”[* “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指法国从“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的经济繁荣期。]*。[]但这样的辉煌只属于部分人，在其他人眼中，这段日子充满暴力和来自守旧势力的威胁。法国社会这次对现代化的探索和对富足生活的追求历时很久，从1945年一直持续到1975年，跨越了整个战后复苏时期。
上述三人中，两人在大学主修法语，另一人则遵循自己的兴趣沉浸于法国文学与电影文化研究中。她们每一个都有属于自己的魅力，有对世界独树一帜的见解，她们都在巴黎活出了自己。
1940—1945年间，还是史密斯学院大三学生的杰奎琳·布维耶越洋来到巴黎。她后来成为美国第一夫人，而后又做了一名图书编辑。1957—1958年，苏珊·桑塔格在牛津大学获得一份由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提供的助学金，去往巴黎。她是多产的随笔作家、小说家，也是饱受争议的纽约知识分子，常去巴黎消夏。1963—1964年，汉密尔顿学院的大三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在巴黎做了一年交换生。身为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她经历过监禁和谋杀案审判，之后成了一名大学讲座教授。如果将她们简化为身份标签，她们是多样性的典型：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上流社会年轻女子、一个犹太知识分子、一个非裔美国革命家，分别来自美国的东海岸、西海岸和南方。她们也常被扁平化为某种形象：一位是一条紧身连衣裙和一串双层珍珠项链；一位是夹杂着白丝的黑发；还有一位是爆炸式发型和举起的拳头。她们曾是举国谈论的话题，是令人着迷的对象，也遭遇过各式各样的解读。
从杰奎琳·布维耶到达巴黎的1949年到安吉拉·戴维斯离开巴黎的1964年，法国——这个她们曾分别揣着居留许可证暂居的国家——不断发生着变化。杰奎琳·布维耶眼中的法国，曾被德国占领并榨尽膏血，被军营凿出累累伤痕。这个伤损之地，正靠着美国马歇尔计划分拨的资金，重建自己的经济。1957—1958年苏珊·桑塔格在巴黎生活时，法国因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四分五裂，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解体，戴高乐重新上台。1963年，安吉拉·戴维斯生活在不再能掌控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她了解的法国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治下的法国，一个不再是帝国的法国，杰奎琳·布维耶和苏珊·桑塔格在巴黎见过的黑暗遗迹开始被刮去。
早在越洋赴法前，这三位女性就已经怀揣着法国梦。巴黎，还有法语，不仅存在于她们的想象中，甚至为她们的父母所憧憬。于是，她们携先辈的幽灵，在公共舆论的回音中，出走国外。跟着杰奎琳·布维耶来到巴黎的，还有她的上流社会关系；自视为欧洲人的苏珊·桑塔格带着她的观念；安吉拉·戴维斯则带着正义感和无畏。二十岁出头的她们，来到人生转折点，开始思考自己能拿已有的东西做什么。而法国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她们可以成为自己，或者可以免于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人，免于沦为家庭和社会的产物。
杰奎琳·布维耶、苏珊·桑塔格、安吉拉·戴维斯在巴黎的年月，使我们得以一瞥成为公众人物之前的她们。她们一直是这样杰出的、有着最美好前景的年轻女性，还是说她们后来的名气已改写了她们年轻时的故事？试想，这样的她们一定很动人：那时她们的形象尚未在公众的心目中固化，那时她们尚未学会在镜头前摆姿势或躲避镜头，那时她们还拥有一种能走入校园求学的奢侈，尽管算不上寻常学生。杰奎琳·布维耶的锐利目光能鉴识一切美的事物；苏珊·桑塔格的日记载满了清单和评述，里面还有无数她阅读过的书籍和观赏过的电影；安吉拉·戴维斯的头脑是善于分析的工具，通晓政治和语言的运作。她们尚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曾在广播和电视档案中听她们说法语，以期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其中没有她们学生时代的录音，成名后的倒有不少。杰奎琳·肯尼迪作为第一夫人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语速缓慢，语气感伤，声音轻柔而声调起伏，像学法语的学生那样小心拣择每个音节。如果对文法感到迟疑，她也知道如何用一种迷人的优雅来掩饰自己尚未掌握的部分。苏珊·桑塔格是一位经常出席文化类广播节目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她在第一次接受法语采访时说得磕磕巴巴，但后来经过努力，她的法语变得流利自如，还带有不容置疑的确信；她完全不在意自己带有母语的声调和口音，因为她的语感是这样无懈可击、毫无漏洞。（她几乎把她的法语翻译逼疯，因为她非常肯定自己比他们更懂这门语言。）安吉拉·戴维斯在从海外留学归来十多年后再赴巴黎，为新书作巡回宣传。采访时，翻译坐在一旁，但最终发言的还是她。她用的语法和词汇都很高级，而且她能巧妙地控制声调，让重音准确无误地落在她想要强调的地方。陷入争论时，她的声音会变得更高昂、更急促、更迫切。和我们所有人说外语时一样，她们说法语的同时也在翻译着自己的英语人格。
也有男人来法国。他们有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索尔·贝娄（Saul Bellow）、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S. J.佩雷尔曼（S. J. Perelman）、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欧文·肖（Irwin Shaw）、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等等。他们或凭《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s），或借助古根海姆奖学金和富布赖特奖学金来到法国。有的人适应很快并赚了一大笔钱，也有人相反，赖在佣人房和廉价酒店里咬牙坚持，但无论境况如何，他们都在挖掘内心的恶魔。他们的创作被归为战后年代的侨民文学，粗砺、无礼、大男子主义、嗜酒，与同处异乡的女性经验相去甚远。从海明威到理查德·赖特，美国男人在巴黎的奥德赛故事属于同一套叙事，读来总是似曾相识，就像登上了巴黎塞纳河的游船，沿经典观光路线走了一遭。而对于同时代的女学生来说，无论她们最终进入怎样的命运，来时的脚印和沿途的经历都更难转述。她们有时能在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笔下关于豪宅和婚姻的桥段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有时也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温柔的纽扣》（Tender Buttons）中的日常语言游戏产生共鸣。她们就像《筋疲力尽》（Breathless）里的帕特里夏·弗兰奇尼（Patricia Franchini），那个在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导筒里背叛了犯案潜逃的情人的女留学生，想弄清楚“恶心”（dégueulasse）是什么意思。[]她们并非一定如詹姆斯·鲍德温想象的留学生那样“拥抱不负责任”，相反，这些年轻女性决意去拥抱一门新语言，掌控一种被文化符码深刻塑造的生活。[]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称这些在国外的年轻女性为“被忽视的侨民……裹着毛衣，套上羊毛袜，在方格笔记本上做作业”。[]你可以根据其所不是的东西来定义战后年代的她们：她们不是靠《退伍军人法案》入学的退伍兵，不是这些悲观厌世、躁动不安、被军旅生活提前催熟催老的男人。这些女生脱离封闭象牙塔的庇护来到巴黎读大三时，往往还不到二十一岁。她们在法国时看起来可能是拘谨而循规蹈矩的，但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然而，此间她们留下的资料，包括日记、家信、照片和词汇表，全都被淡忘在无数的阁楼里。她们的故事并没有在美国伟大的侨民文学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
1947年，就在杰奎琳·布维耶入学瓦萨学院的几个月前，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法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中心的官方使节，访问了二十所美国大学。她探索美国的兴致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位探索法国的美国大学生。她曾到访史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密尔斯学院和瓦萨学院等女子学院，这些学校的法语系都很活跃，修读法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热切渴望了解巴黎。在美国的那几个月里，波伏瓦倾听了众多一直将她的话奉为圭臬的美国年轻人的心声。她致力于对女性、年轻人群体以及总体的智识生活进行文化性概括，就此进行实践和珩磨后，她将这类概括性论述放她的社会学著作《第二性》中，而这本书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基础。
她的这个抱负，后来也成了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戴维斯的抱负，即构建文化理论，并通过其思考能力和哲学工具来把握特定情境的真相。
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针对波伏瓦的旅行日记讥讽这位法国作家近乎本能、膝跳反射般的左派观点、对瓦萨学院女生财势的夸张印象，以及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天真看法。[]波伏瓦认为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商店“是为国际资本家保留的”，“两性之间没有友谊；只有支配一切关系的从众心理”，这遭到了麦卡锡的嘲笑。她反对说，波伏瓦认为瓦萨学院只有贵族才能去，而她本人，麦卡锡，是靠奖学金入学的。
波伏瓦并未受到这些批评的影响；她的日记记录的是一种感觉，全然属于她个人：“这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和我看待它们的方式。我并没有额外借题发挥。”[]
那些旅程起终点和波伏瓦之行相反的的美国女性，也有着同样尖锐的观察和关切时局的分析。她们依循巴黎时间生活，比故乡的朋友和家人要晚上六个小时。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她们会经历与众多熟悉的事物的隔绝，以及一种特定形式的孤独。与这种孤独感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顶级的奢侈：阅读的时间、漫游的机会，以及思考新观念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