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
研究所)与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国际学术合作
中国与蒙古国唇齿相依,两国之间档案研究的学术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2007年
4月,中蒙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国家档案局与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档案领域合作
协议》。 其中第二条提到“双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交换有关两国历史的档案史料
复制件及出版物”。 2014年,在中蒙建交65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了蒙
古国,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同期,中蒙双方又签
署了《中国国家档案局与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档案领域合作协议》,再次提及“两国
将合作编辑出版中蒙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交换双方历史档案复制件、举办主题展览
等”。 2017年6月,中蒙合作出版的《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第一批20册,正是当年两国档案合作编纂出版的丰硕成果。
二、中蒙合作开展“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整理与出版历史的回顾
(一)蒙古国方提议中蒙双方可就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国友好关系史、
蒙古国人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旅蒙华侨史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2009年8月8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组团访问了蒙古国科学
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主任、毕奥南研究员参加了此次访
问,并与蒙古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联系。 同年12月,蒙古国科学院代
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安排下,蒙古国方代表团团长、
蒙古国科学院院长图·道尔基率该院历史所所长达什达瓦研究员、游牧文明研究院
院长阿拉腾·奥其尔研究员等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学术交流。 在讨论中蒙合作开
展学术研究时,厉声主任介绍了正在立项的《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1949—2009)》
课题项目,并邀请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与合作研究,研究成果以中国、蒙古国
两国文字共同出版。 蒙方很感兴趣,并初步达成双方合作开展这项研究的意向。 同时,
2 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双方对合作开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援助蒙古历史研究进行了初步协商。 在随后签订
的《2009年12月蒙古国科学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中有
如下记载:
1.作为纪念中蒙建交60周年的合作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
心同蒙古国科学院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合作编辑出版《 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
(1949—2009)》。 访问座谈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将已完成
的征求意见稿(中文版)交由蒙方带回审议。 双方同意,经过共同协商后定稿。 中方
提供翻译经费,由蒙方译成蒙古文,中蒙双方共同署名出版并对外发行。
2.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表示,中蒙双方可对下列课题进行共同研究: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国友好关系史;蒙古国人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旅蒙华
侨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表示:这些课题合作设想可从搜集查
找资料入手,通过对档案的调查研究逐步实现;阶段性成果可传给蒙古国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
根据《备忘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及毕奥南研究员、乌兰巴根博士
于2012年1月13日至16日对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了工作访问。 14日上
午,双方在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会议。 会议由中方总主编厉声研究员与蒙
古国方总主编阿拉腾·奥其尔研究员共同主持,首先讨论了《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
(1949—2009)》项目成果的中文稿与蒙古文翻译稿,双方在讨论中一致确认通过已
完成的中文书稿与蒙古国文翻译稿,同意中蒙双方共同署名,尽快以中文、蒙古国文
合璧形式出版发行。
2013年,中蒙两国合作和共同署名的研究项目《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1949—
2009)》在中国以中文和蒙古国文出版;2015年《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1949—
2009)》在蒙古国以蒙古国文和中国汉文合璧形式出版。 双方首次共同署名的合作成
果受到两国政府有关部门与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成功的合作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经双方磋商,初期达成“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整理与出版合作意
向。
“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是清朝边疆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原
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仅收藏了一部分库伦办事大臣奏报,并且散见于军机处等衙
门,清朝各个衙门向库伦办事大臣的发文以及库伦办事大臣的回复、奏报等往来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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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馆藏档案中保存不多。
在随后的进一步交流中,经蒙古国方介绍,中方了解到蒙古国档案馆保存有大量
18世纪至20世纪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档案,这对于研究清王朝在蒙古地
区的历史弥足珍贵。 遵循中国国家档案局与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已有合作协议的精
神,本着中蒙两国共享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厉声主任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
史地研究中心向蒙古国方正式提议:由中蒙双方共同立项《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
档案选编》项目,合作整理、编辑和出版这批档案资料,以供中蒙两国与世界学术界研
究之需。 提议得到蒙古国方的积极响应,蒙古国国家档案管理局、蒙古国科学院游牧
文明研究院、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表示了强烈的合作愿望。
2011年1月13日至15日,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研究员的邀请,蒙
古国国家档案管理局局长德·额勒仔巴特尔、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斯·楚
仑及蒙古国科学院游牧文明研究院教授阿拉腾·奥其尔一行3人,就双方合作整理、
编辑出版《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选编》事宜前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工作访
问。 在双方会谈中,德·额勒仔巴特尔局长代表蒙古国国家档案管理局向中方进一
步介绍了馆藏“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的状况,并展示了部分档案的蒙古文
目录。 蒙古国方提出,可以在现有馆藏的约8870卷“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
库”中选择一部分史料,双方合作开展研究,合作整理、编目、影印出版《钦差驻库伦办
事大臣衙门档案选编》;中方增加提议,可以先在现有“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档案总
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合作编纂并出版“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总目录”,蒙古
国方表示同意。 这便于向世界学术界展示研究18世纪至20世纪清代蒙古地区历史
的全新史料。
经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蒙古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两国三方的充分协商讨论,各方一致同意:在2007年中蒙两国文化、科学
领域合作协议的框架内,签署《中蒙档案文书共同编辑出版工作协议》(以下简称《工
作协议》)。 此协议中国方面的代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蒙古
国方面的代表为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协议规定:在整理
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现有“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档案总目的基础上,中蒙双方合作
整理、选编、出版藏于蒙古国历史档案馆“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的蒙古、满、汉、俄等
文种档案资料,以《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选编》(以下简称《档案选编》)
的书名公开出版。
4 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工作协议》规定:中蒙双方共同组建编委会,对扫描的《档案选编》资料进行编
辑校订,合作查阅、筛选蒙古国方“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保存的各文种档案资料,双
方共同编辑符合档案内容的中文、蒙古文的目录,选编档案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按
原件扫描形式影印,在此基础上合作编纂出版《档案选编》。 出版将使用国际出版方
式,对于出版后的《档案选编》,双方各自撰写“前言”,平等地拥有著作所有权与在每
一册(卷)的扉页署名的权利。 《档案选编》出版的册、套的印数由双方商定。 两国研
究小组复制原文及出版《档案选编》等各项工作费用由中方负责筹集。
蒙古国方代表团回国后,中方随即根据协议在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予
以立项,部分档案复制设备费、各项工作经费等项目经费也及时到位,复制、整理蒙古
国方“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档案资料的国际合作项目在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正式启
动实施。
(三)中蒙《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选编》协议执行的难度。
根据《工作协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毕奥南研究员及乌兰巴根博
士于2012年1月13日至16日再次对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蒙古国科学院进行了工
作访问。 双方重点协商讨论了蒙古国方正在按《工作协议》实施的复制整理“库伦办
事大臣档案库”档案资料的相关工作。 蒙古国方出席协商会议的有蒙古国国家档案
总局局长德·额勒仔巴特尔、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斯·楚仑、蒙古国科学院
游牧文明研究院研究员阿拉腾·奥其尔等。
德·额勒仔巴特尔局长首先就复制整理“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档案相关工作的
进展作了初步汇报,其中谈到:由于“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保存的档案资料数量巨
大、“原档”在复制中有拆装等问题事先没有考虑到,双方在北京《工作协议》中规定
的18个月档案整理期限需要延长。 随后,额勒仔巴特尔局长汇报了“库伦办事大臣
档案总目” 的整理情况,后与厉声主任等中方代表团一行前往“库伦办事大臣档案
库”实地考察库存档案情况。 在“档案库”与档案修补、整理工作室,中方实地感受到了
库伦办事大臣档案的巨大库存数量与整理、修补和复制的艰难,面对约8870卷的档案
原件,每周能完成的工作量仅在2至3卷,完成双方议定的档案复制确有相当的困难。
三、签署《关于中蒙双方共同编辑出版蒙古国档案馆藏“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
门”档案的工作协议》
2012年1月14日,德·额勒仔巴特尔局长与厉声主任等中方代表团一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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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办事大臣档案库”实地考察库存档案情况。
考察期间,厉声主任意外发现了约占档案库面积1/5、有12大架(架高约3米、宽
8米,双面摆放档案卷宗)排列相对整齐的手抄档册,数量可观,保存良好。 经“档案
库”负责人介绍,这批手抄档册是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汇抄件。 中方进
一步确认,是当年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收藏的谕旨、奏折、来文、行文等公文原件
的抄录。 档册抄录字迹工整,装册大体统一,保存基本完好,十分便于整理、复制和影
印扫描出版。 据此,厉声主任提议将原双方合作整理、复制、出版蒙古国方“库伦办事
大臣档案库”档案工作的重点集中在这批手抄档册上,蒙古国方表示完全同意。
随后,双方重新拟定了“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整理、编辑与出版合
作计划,并于2012年1月正式签署了新的《关于中蒙双方共同编辑出版蒙古国档案
馆藏“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的工作协议》。 按照协议,“清代钦差驻库伦办
事大臣衙门手抄档册档案”(以下暂简称“手抄档册”)复制整理工作于2012年4月1
日启动,蒙古国方用2年左右时间完成“手抄档册”的复制整理,包括提供各案卷档案
“题由”的蒙古文版;中方自2013年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蒙
古国国家档案总局及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方名义,陆续分期将“手抄档册”各
案卷档案“题由”译为中文,最终由中方出版以蒙古文、中文合璧编目的“手抄档册”
影印件。
四、蒙古国国家档案馆藏“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档案”的主要内容
蒙古国国家档案馆藏“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涉及蒙古、满、汉、俄
等多文种,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根据蒙古国国家档案馆的介绍与提供的部分档案
目录来看,现存“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上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下迄宣统二年(1910年);“手抄档册”总量约7736种(卷)、64万页。 其中保存完好
者计2489种(卷),有“少量破损”者5247种(卷),整体保存状况比较好,完全可以
开展整理编辑出版工作。 在实地考察中,中方看到每一卷档案条目下多有摘译题
名,并都注有不同数字(大概是表示该卷所属页数或者档案件数) 。 从编目者加的
标题看,每个条目即为一卷档册,其中又包括数件或十数件档案,至于档案件的具
体数量并无统计。
“手抄档册”主要包括奏折、御批、咨文、书信等各类公文抄录。 例如《库伦办事
大臣与其他地方往来及奏、谕各事档案日录》 《库伦办事大臣上奏皇帝及皇帝御批各
6 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事档案抄录》等都是按档案年代编年整理的抄录类档案。 这种“日录”或“抄录”类档
案占多数,大致有“移文”与“行文”两类。 “移文”主体则包括清朝皇帝、清廷军机处
各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四部相关扎萨克及闲散贵族、俄国沙
皇、境外沙俄总督等,凡与库伦办事大臣发生过联系的人或机关,在办事衙门档案里
都得到了反映。 “行文”可以分为“下达”与“上奏”两类,主要包括:清朝皇帝、清廷军
机处和理藩院等下达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文件;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上
奏清朝皇帝,呈报清廷军机处、理藩院的文件;清朝皇帝、清廷军机处下达定边左副将
军的文件;定边左副将军上奏清朝皇帝、呈报清廷军机处的文件;库伦所属喀尔喀四
部盟旗盟长、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通过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上奏清
朝皇帝的文件;清朝皇帝、清廷军机处及理藩院通过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下达给
库伦所属喀尔喀四部各盟旗贵族的文件;清朝皇帝、清廷理藩院下达给喀尔喀蒙古哲
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文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上奏清朝皇帝、清廷理藩院的文件;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与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之间的往来文书;黑龙江将军衙门
与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往来文书;军机处通过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传递
俄国沙皇、境外沙俄总督的文书;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奉清廷之命与境外沙俄总
督衙门交涉的文件;等等。
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记录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制
度、法律、交通、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例如《库伦办事大臣上奏皇帝及皇帝御
批各事档案抄录》《从驻库伦、恰克图商民征收地租银两、从旗民及沙比纳尔收缴逋欠
债款利息与罚银及其支出明细、发给生活银两等事往来文书》 《检阅恰克图西边卡伦
兵丁档册》等等,不胜枚举。 档案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清朝为所属库伦各级官员
颁发的各种册封、诰命、赦诏,以及每年颁发的历书,《圣谕广训》等御制著作。 清驻库
伦办事大臣、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与清朝皇帝和清廷的往来档案文书中,如实
记载了清朝设置库伦办事大臣的史实,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建制、职能、运作机
制、对历任库伦办事大臣的任命及其僚属的派遣,清朝所设置的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
将军的职责、历任将军的人选,历任库伦办事大臣和定边左副将军的关系,清朝对喀
尔喀蒙古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的管理,清朝皇帝、清廷军机处对所属库伦办事大
臣、定边左副将军及库伦哲布尊丹巴等的“办事”关系,清政府指派库伦办事大臣与境
外俄方交涉的过程,等等。
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中保存的经济、商业类档案,如实记载了喀尔喀盟旗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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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旗民和沙比纳尔的各种徭役,五畜经营,与中原的贸易和对境外俄民的贸易,
驻防官员兵丁钱粮、地租、债务及其利息,内地汉民往来蒙古地区、库伦和恰克图的商
民及商业情况,土地管理及地租征收,捐助灾民灾区的情况,与境外沙俄商民的互市,
清廷控制白银流失的具体措施,等等。
有关当地军事内容的档案,如实记载了清朝在库伦暨喀尔喀四部及沿边地区的
驻防和对沿边各处卡伦的军事管理,巡边卡伦兵丁及其军械状况,从俄国购买枪支及
其训练,驻防盟旗兵丁春秋演练,各地驻防卡伦额兵人数,兵丁的生活状况及后勤供
给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驿站、道路情况,驿站兵丁的生活状况及其钱粮,等等。
有关哲布尊丹巴的上奏、颁谕文书,如实记载了历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灵童的转
世,包括初选、请至喀尔喀、坐床仪式,清政府册封及册封程序;库伦各位活佛及沙比
纳尔人畜数量、管理情况;等等。
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重要职责是代表清政府处理与境外沙俄交涉事宜。 现存库
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包括很多反映清廷与沙俄交涉的文书。 例如,清朝皇帝或军机
处通过库伦办事衙门向俄国沙皇或其枢密院(赛尼特衙门)、近边总督传递的外交文
书、礼物;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与沙俄总督衙门的交涉文书。 这些文书内容涉及
双方边界、双边贸易、恰克图互市、追索逃民流畜、缉拿越边盗匪、杜绝贸易走私、外交
文书格式等,对清朝与沙俄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
从司法相关档案可以了解到清廷对喀尔喀四部及沙比纳尔的司法管理,对《蒙古
律例》相关条款的解释及实施,对蒙古地区盗匪的缉拿打击的情况;还可了解当时喀
尔喀各旗贵族相互构难、彼此诉讼等的情况。 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里,还有
不少有关喀尔喀、乌梁海、察哈尔、巴尔虎、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部的文书,这将为研
究清廷对蒙古各部的管理、识别、定位及各部之间的相互认同、来往等提供非常重要
的史料。 其中乌梁海地处中俄边界,有关乌梁海的事件多与清代中俄关系相连,因此
这些档案有重要的外交史料价值。
一些反映当地教育内容的档案,对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学校建制、房屋设
施、学员人数等情况作了详细记载。 而记载国礼民俗内容的文书,则反映了当时蒙古
地区的山神祭祀、“神畜”等传统习俗。
中蒙签署《关于中蒙双方共同编辑出版蒙古国档案馆藏“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
门”档案的工作协议》是中国首次跨国合作出版境外保存清代边疆档案的重大学术举
措,意义重大而深远。
8 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五、中蒙合作出版《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中国近年已经先后整理和出版了诸多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边疆档案,包括《珲春副
都统衙门档》《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
《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清内阁蒙古堂
档》《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
档》《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 《清代中朝关系档案
史料汇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及清代历
朝的上谕档奏折、宫中档奏折等。 这些档案史料的公布、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
究,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的专题研究越来越多。
跨国学术合作需要相互高度信任。 对中蒙两国学界而言,本次《清代钦差驻库伦
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以下简称《档册汇编》)出版的合作,双方始终保持着
充分的交流和相互信任,不仅有学术责任心,而且不惮琐碎,有足够的耐心。 然而,在
合作的进程中,项目一度在两国分别受到质疑,双方出现误解,甚至“惊动”了两国政
府,合作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而停顿。 合作的数年间双方先后都有人事变动,合作的
延续、经费的持续支持等也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压力。 当一切风平浪静,工作回到正常
轨道,我们欣喜地看到充分交流、高度互信、执着坚持、耐心择机是多么重要。
为了将合作过程中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本着确保合作延续与成功的
原则,不得不适当压缩原有两国档案合作编辑出版的规模。 经中蒙双方协商,暂将原
定合作编辑出版《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全宗》的目标,调整为共同编辑
出版“蒙古国档案馆藏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即将原定“手抄档册”
1280册的出版计划相应收缩后改为出版规模较小的《档册汇编》。
经过两国学者6年的共同努力,2017年6月,按中蒙双方的合作协议,《清代钦差
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第一批20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
中蒙合作编纂出版历史档案的第一批成果。
档案研究是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基础。 1946年1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
国清代有关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的地方档案大多被滞留在了境外。 《档册汇编》包
含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办事大臣设立至宣统末年清王朝解体这150余年间钦
差驻库伦办事大臣办理公务过程形成的重要文书档案,这些档案长期保存在蒙古国
国家档案馆,从未面世,无人问津。 《档册汇编》第一辑成果的出版,为国际蒙古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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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了新的学科增长点,极大地开拓了中蒙两国学者研究近现代蒙古的深度与广
度,为全面反映清代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历史原貌、正确阐明历史上中国在外蒙古地区
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蒙古国毗邻中国北方,毗连内蒙古自治区,在“一带一路”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档册汇编》第一辑的出版是两国在政治上增信释疑,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更好地维
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周边国家及跨境民族共享历史文化
遗产的一种创新实践。
《档册汇编》第一辑的出版是清代蒙古区域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项奠基性工
作。 中蒙双方对《档册汇编》第一辑的合作出版都表示满意,对项目后续的学术合作
寄予厚望。 做好后续的编纂出版工作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十分重大。 蒙
古国方首席主编、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斯·楚仑表示:“不论今后有什么困
难或阻力,蒙方一定能坚持完成两国合作的《档册汇编》项目。”
2018年,中蒙合作编纂出版的《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获
得了该年度蒙古国总统文化交流奖项(该奖经评选每年仅颁布一项)。
六、《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的合作出版
《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第一辑出版后,蒙古国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所长、蒙古国方第一主编斯·楚仑研究员等先后两次来北京,与中方第一主
编厉声研究员共同协商“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 的接续工作。 按照双方协议,
2018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向中方第一主编厉声研究员提交该所专家整理编
纂好的第二批档案影印初稿约20册(简称“第二辑蒙方初稿”)。 中方组织了以吴元
丰研究馆员为首的专家组对这批档案影印初稿进行了初审,并提出了整理编纂的意
见。 随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吴元丰研究员、郭美兰研究员承担整理编纂第
二批《档册汇编》的重任。 两位专家首先对初稿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在分类分项后逐
册逐件摘译标题,编制总目和分册细目;其次,根据初稿的实际情况,参考中国历史档
案编辑出版的传统做法,制定了新的编辑体例,极大地提升了书稿的编辑质量。 读者
通过目录不仅能比较详尽地了解到档案的内容,而且还可以了解到这部分档案的原
有体系。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两位专家完成了共计19册的编辑工作,于2024年
6月将书稿提交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 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蒙古国总统乌赫那·呼日勒苏赫于2022年
11月27日至28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一致同意,将深化文化教
育、科学技术、观光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大力开展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鼓
励教育、科学机构之间推进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本次中蒙合作出版的《清代钦差驻
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第二辑,19册),是对双方深化历史文化合作的又
一贡献。
我们的另一个心愿和期待是尽早着手实施双方曾经议定的中蒙合作编纂和出版
蒙古国国家档案馆藏《库伦办事大臣档案总目》,以补“手抄档册”出版计划收缩后,
改为出版《档册汇编》的缺憾。
回顾这项工作,如果没有蒙古国国家档案总局的全力支持,如果没有中国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和“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
工程”的鼎力支持,我们整理和出版《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
的努力将无从施行。 正是有了上述支持,我们得以共襄盛举,为学术界呈献出这份重
大的历史遗产。
中方项目组组长
厉 声 研究员
2025年3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