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室南渡后，江南经百年经营富庶繁荣，南朝经济盛景滋养出鲜活文艺气象。彼时门阀士族虽势力渐衰，仍把持社会经济文化命脉，形成独特贵族文化生态。贵族阶层广有资财，雅好宴集酬唱，推崇辞采声律，奢靡风雅交织，催生作诗风尚。以诗观世，借南朝诗作串联士族日常与时代旧事，别有一番风味。
——编者按
前言 贵族气象的南朝诗歌
司马氏南渡，东晋百余年来的开发、经营，成全了江南的繁华。《宋书·沈昙庆传论》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南史·循吏传序》则说到经济繁荣下的文艺繁荣：“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南朝还维持着东晋以来的贵族社会体系，世家士族对社会的统治在东晋以后已经逐渐削弱，但仍然在顽强地保持既得利益，不肯放弃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虽然说南朝四代的开国之君都出身于“布衣素族”，又都是以军事力量迫使前朝皇帝逊位而夺得政权，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取得政权，其“禅让”大典，领衔主事、奉玺进绶的都是高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朝廷，一方面要压制高门世族，另一方面则都要依靠高门世族才能维护政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虽然说门阀制度到南朝开始走下坡路，但依然保有巨大的惯性影响，南朝诗人中的大多数就出身于上层门阀，本身就是贵族；有些诗人即便出身于寒族，其作诗，也是以贵族诗人的风气为鹄的。
贵族社会自有其特殊气象：
其一，贵族拥有广大的土地和丰厚的财富，因此在国家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贵族为君主效力，但又与君主分享权力，贵族、皇族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贵族讲究名分地位“名正言顺”，就是要其特权得到充分保障。
其二，宫廷文化发达。君主和贵族常常鼓励文学家创作诗歌，以彰显宫廷礼乐文化的辉煌。宫廷的乐府机构发达，创作各种音乐作品，演奏各种音乐作品，还汲取民间作品进入机构，乐府诗歌得到较大的发展。
其三，贵族社会常常举行各种社交活动，比如宴会、嘉会、饯别以及诗歌比赛和竞技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社交，也有助于建立政治联盟和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些社交活动和仪式中，严格的社交规则和礼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风气下，贵族社会举行的各种文学活动，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其四，贵族社会夸耀追求奢豪与放纵。如史载谢灵运“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其“性奢豪”为社会所崇尚。诸如“性奢豪”之类的崇尚与追求，直接导致某种放纵，如刘宋时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她对皇帝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您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情太不公平，竟到了如此程度！”于是，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并满足了她其他过分的要求。如此过分的追求，造成全社会的奢靡风尚。
其五，贵族社会的文学时尚，要自觉地反映高雅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和完美的美学追求，注重品位，如讲究音律的兴起、典故的运用以及骈文的兴盛等，意图以文学上超越的品格来展示自身的尊贵，以典雅强调一种强烈的荣耀感。
高门贵族对文化的兴趣更多集中在文学，对文学的兴趣又更多集中在诗歌，诗歌成为贵族社会高雅的象征品、代表物，经朝廷大力提倡、推广，文学活动成为贵族社会展示自身的首选。裴子野《雕虫论》即称：“每有祯祥，及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朝廷凡有庆贺、宴饮活动，诗歌活动是少不了的内容。
即便是文学新创，如永明体声律，《诗品》卷下称：“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钟嵘即称诗歌讲究声律，也是“贵公子孙”之类贵族发起的，在“士流”先实施开来而全社会流行。故南朝社会推崇的是富丽堂皇的诗风，即便是《庄》《老》告退，山水文学兴起，尊尚的也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豪华气质。早时谢灵运，就是“才高词盛，富艳难踪”，此后“辞采遒艳”更是时代评价诗人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而某些寒族出身的诗人，虽然有很高的诗歌成就，但社会是不大承认其地位的，如鲍照，文学成就已是“元嘉体”之一的代表，但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史书不为其立传。
诗歌创作成为士人晋升、获利、成名的关键所在，李谔《上书正文体》说：“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
于是，诗歌创作就成为社会文人必须从事的活动，此即钟嵘《诗品序》所说：对于五言诗，“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追问为何出现如此浓厚的写诗风气，其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此则是讲借助诗歌抒发情感的巨大社会作用。又有以中华优秀的诗歌传统来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在这数种力量的作用下，诗歌的繁荣发达是理所当然的。
诗歌创作的风气是如此浓厚，而南朝诗歌评论的风气也十分兴盛，《诗品序》曰：“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文人士子，都“以诗为口实”，拿诗说事，能说的、会说的必说，不能说的、不会说的也说，故有识之士都在寻求某种更恰到好处的评论方式。
本书以诗歌讲述南朝贵族的生活与世情，选取有故事、有世情的诗歌，或诗歌里有故事，或诗歌就在故事里，通过诗歌、故事来展示南朝贵族的生活与世情，或者说，通过贵族生活与世情来展示南朝诗歌。
主书名“楼台烟雨”，“楼台”，指南朝贵族社会，这是诗歌创作的特殊平台；“烟雨”，指诗歌背后的那些事。南朝贵族社会这个楼台之上，演出过怎样的诗歌以及诗歌背后的哪些事？唐代诗人杜牧有诗《江南春》，其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本书主书名“楼台烟雨”出自此，又意味着南朝诗歌背后的那些事，随着时代的久远，已处于烟雨朦胧之中，待本书慢慢揭示开来，与广大的读者分享。
——摘自胡大雷：《楼台烟雨：南朝诗人的绮丽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