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历经多次迭代，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暂定名称，便于读者窥见其演变的过程。最早的版本是2006年问世的《纪念碑的文化地理》（A Cultural Geography of Memorials）。当年的我渴望超越传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因为这些方法似乎不足以清楚表达我对于两大问题的直觉感知，即城市里的纪念碑有何表现？它们周遭的人们又有何表现？近年来的文化地理学文献似乎打开了纪念碑研究的新思路，特别是考虑到了现代的城市和社会变化——这些变化造就了纪念碑、令它们变得奇怪，但又常常掩盖它们的奇怪之处。
实验地理学家开始探索各种城市现象，用听觉、触觉、语言表述和其他被忽视的方式来体验建筑环境。海登·洛里默写道：“大致来说，除了更加传统的身份和差异的能指（阶级、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残疾与否），还增加了另一组抽象描述符：本能、事件、氛围、节奏、周期、流程和代码。”这些查询条目在寻找“暂时的、非物质的社会生活维度”的过程中，挑战了何物可知与何物不可知的本质。
这些文化地理学专著——超越了着重物质关切的早期地理学家，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流行的图像学、符号学和文本分析，甚至超越了物体的物质确定性——都在询问人们如何“与地形一起融入一系列的官能和情感，出现在最基本的现象中”。海登·洛里默、奈杰尔·思里夫特、特雷弗·平奇、布鲁诺·拉图尔、玛丽亚·凯卡等学者的思想令我获益良多，让我理解了人们与纪念碑之间的互动方式，而这些是我在其他资料来源中并未看到的。换言之，我不认为罗伯特·穆齐尔对纪念碑的贬低（“纪念碑那样令人视而不见”）——序言中的开篇题词和贯穿全书的参照依据——意味着它们缺乏存在感。要想重新“看到”纪念碑，就要敢于超越视觉，这个方法再好不过！
这么多的关注点——有时会被归入“非表征理论”这一令人生畏的术语之下——似乎会成为艺术史和客体的敌人。它们对非表征现象的兴趣至少会把形式分析推至边缘状态。然而，这种被洛里默恰如其分地称为“超表征的”（more-than-representational）方法指向的是在空间中探索人和事物的体验。它不需要无视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无须贬损视觉，尽管偶有例外。相反，它让我们注意到，与客体和空间相遇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体验。就像有的学者匆忙闭上眼睛以避免“专制视觉”（dictatorial vision）一样，一些艺术史学家也会把视觉从语境中提取出来。事实上，形式分析是一种支持非表征地理学的强大工具。
将形式分析从不必要的暴力中拯救出来，这种尝试绝非守旧或落后。
形式分析和非表征理论之间的和解不应该是一个悖论。对艺术形式的分析，尤其是对建筑形式的分析，含蓄地假设了物体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针对形式的最为审慎并且涉及政治的表达中，形式被视作社会改革的一种类型、实施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这种对物质决定论的现代主义信仰是一种情感和信念，深深隐藏在机械的教化语言背后。正如勒·柯布西耶的一句名言——“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但前提是放弃一种感情——一种最强烈不过的感情。当“顽固守旧的现代主义者”仍然在地球上行走时，建筑史学家可以把这种弧形“阵地”当成一种感觉，对其做历史化处理。当我在仔细观察纪念碑的形式、位置，还有它们与人和城市的互动时，我不禁想对相似文化情感中的纪念碑做历史化处理，这股冲动促使我尝试调和形式分析与文化地理学“现象学转向”的关系。
纪念碑成了一个测试案例，因为与大多数物体相比，它们不仅形式复杂，而且承载的不可见元素吸引了近几年涌现的非表征地理学家。它们是奥若蒂克式的、变化多端的，为事件情节所掌控，因城市流动变得模糊。它们还提供了一个悖论：为了应对孕育出新文化地理学的相同力量，越来越多的纪念碑采用了无法进行形式分析的外形。如果将形式分析扩展到更大的观察领域，纪念碑的文化地理学不仅要关注城市的物理事实，还要关注因使用而活跃（或因弃用而沉寂）的物质实在。换言之，纪念碑不能独力成事，它既不能赶走随时落在顶部的飞鸟，也不能消除交通乱象——鸣笛声、汽车尾气、路怒症，各种标志和商业广告都在消磨着纪念碑。
对自然和文化的干预可能并不是纪念碑的意图，但最终还是成了纪念碑发展历程的核心内容。除了看似偶然和意外的日常积累，某些纪念碑还经常与其他纪念碑互相竞争——后者或是抢了风头、曲解了前者的意图，或是对前者重新进行定位，导致老旧的纪念碑被迁入更新了的场景中。如此一来，在正式用语和实践中，附加的纪念特质改变了整个空间在人、物和地点互动中的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见识过成千上万座纪念碑后，非表征地理学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我开始把纪念碑看作古怪之物：令人好奇、滑稽可笑，时而荒谬或怪诞，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是畸形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们是一种离奇的形式。正如亨利·列斐伏尔在书中写道的：“怪诞是一种神经和思维的温和兴奋剂。”作为一种“兴奋剂”和“镇定剂”，怪诞是一种“零风险”体验，一种“伪再生，其实现方式是人为地改变事物的形态，让它们变得令人安心又出人意料”。（图A.1和图A.2）很难对众多纪念碑进行更恰当的描述，而且纪念碑的一些特性也被忽略了——它们并不总是毫无风险或令人安心。按照惯例，它们生来就是要跨越所属的时代和地点的。
带着自信的气度和转瞬便过时的风格，纪念碑大张旗鼓或兴高采烈地勇往直前。它们由昂贵的永久材料制成，比如大理石、青铜或花岗岩，在一个执意要改变的世界里静静倒下。然后，它们被置于纷争之外，在引人注目的同时保持非商业属性，尽管西方文化的其他部分几乎全都被货币化了（当然，有的纪念碑已经屈服了）。它们是在万物私有化的漫长过程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它们最反常的特质或许是经常被用作损失、死亡、灾难和创伤的记忆符号，而这些记忆符号并不适合这样的黑暗环境。
总之，纪念碑很奇怪。这就衍生出了第二个版本的暂定书名：《纪念碑为何奇怪？》（Why Memorials Are Strange）。这个书名意味着当下一连串被忽视的经典问题将浮出水面。
在米尔恰·伊利亚德的启发下，我把这些古怪事物理解为“圣显”的形式——他创造的这个新词指的是那些从世俗日常中迸发出神圣之物的地方——并且开始思考它们如何戏弄暂存的事物。欧文·戈夫曼提供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理解我们对纪念碑所做之事，包括聚集在纪念碑周围时如何在自己身上制造出象征性的碑顶。诺贝特·埃利亚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行为惯例，让我从行为举止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实际上，这是被深不可测的暴力浪潮包裹的文明进程的一部分。
关于日常的经典读物支持了伊利亚德、埃利亚斯和戈夫曼的见解。虽然关于日常的文献是建立在对有形或物质世界的密切的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似乎与非表征理论相去甚远，但事实上，它们肩负的宏大使命是一致的。这两种研究路径都在试图挑战看待和思考物质世界的主流方式，尤其是通过将注意力转向那些被忽视的事物，并寻找到理解物质世界的新方法。二者的研究都聚焦于物品，其分析都建立在翔实的描述上——它们的描述凸显了这些物品与社会用途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