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卫国战争使俄国人民表现出了激扬的爱国情绪，危机之下，他们为战争贡献出了团结的力量。这与沙俄统治者和贵族的畏缩和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
——编者按
塔鲁季诺战役鲜明地展现出1812年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在战争开始后，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各位大臣很快就开始逃避他们的职责。彼得堡方面惊慌失措。宫廷人士们常常说起停战。沙皇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Мария Фёдоровна）皇后急忙打包行李，决定向东往某处撤退。莫斯科的地主们急着去自己伏尔加河沿岸的领地躲避。
只有奋起保卫祖国的人民，才能将俄国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只有小部分贵族知识分子，穿着军官制服作战，他们被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感动。但政府担心反外国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发展成反地主的农民战争，未来的十二月党人Ф. Н. 格林卡用痛苦的声音说：“人民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新事物，我们似乎还害怕放手一搏。”
1812年的战争进程中，就像散播阶级世界（犹如革命行动在国内出现的场景）传说的贵族和无产阶级历史学家描绘的事件一样，俄国社会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同时代的人竭力寻找证据推翻这一论断。普希金在中篇小说《罗斯拉夫列夫》中写道：“百姓变得残酷无情了。社交界吵吵闹闹的轻薄鬼不作声了；女士们激昂慷慨。［……］客厅里挤满了爱国人士。有人把烟斗里的法国烟草抠掉而改抽俄国烟叶。有人烧掉几十本法文小册子。有人拒不喝法国斐特酒而喝俄国酸白菜汤。大家发誓不再说法国话。大家大声颂扬波扎尔斯基（Пожарский）和米宁（Минин）并且宣扬要进行一场人民战争，打点长途旅行去萨拉托夫省的农村了。”贵族地主们大多数情况下是表面、虚伪地爱国。在回答沙皇提及的俄国贵族战时品行这一问题时，俄国军官、未来的十二月党人С. Г. 沃尔孔斯基（С. Г. Волконский）公爵直接说：“我为自己属于贵族而感到羞愧。我有许多话，而实际上无话可说。”
1812年的战争之所以被称为卫国战争，不是因为它似乎标志着农奴制俄国所有等级居民的全面团结，而是因为战争决定了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命运，还因为它促使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与沙皇政府的慌张失措和有时无所作为的大多数贵族（与其说是被外敌入侵吓到的，不如说是被国内广泛的人民运动规模吓到的）的社会惯性相反，这种积极性在人民中开始觉醒。库图佐夫的功绩在于他依靠一部分进步的俄国军官们，开展抵抗外来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在这方面，库图佐夫司令部常常临时代替帝国的国家机构，实际上履行了国家机构的许多职能，尤其是后方组织军队和为作战部队提供供给等方面。
百姓积极参加1812年卫国战争不仅表现在他们应征入伍补充军队，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支持和鼓舞士气，他们还给部队供应食物、衣服、鞋子和装备，用自己高强度的劳动弥补沙皇军政部门的疏忽造成的恶劣后果。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在遭受残酷封建剥削的同时，农民和工人们力图帮助俄军与敌人作斗争。显然，依靠强制劳动力的手工工场产品产量增长非常缓慢。需要经营很多年，产品的产量才会明显提高。但在1812年，许多军工厂的生产速度激增。图拉兵工厂平常每月的步枪生产量约为8000支，而1812年8月和9月生产量就达1万—1. 2万支。通过增加工人数量虽可达到部分目标，但主要还是因为工人们怀有爱国思想，竭尽所能地为军队供应武器。图拉的士兵步枪数量不足，而从遥远的乌拉尔兵工厂运送武器很困难，为部队供应过许多枪支的中部工业区的手工业者竭尽所能支援部队。布良斯克兵工厂、绍斯特卡火药厂和卢甘斯克铸造厂的工人都忘我地工作。不仅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们，莫斯科、卡卢加、特维尔、弗拉基米尔和其他城市的自由工匠们都为部队准备了军刀、锹、长矛、带篷车车队、弹药箱等。博罗季诺战役来临前夕，军队收到了莫斯科五金工人生产的26500把军刀。
在转入反攻前夕，全民对军队的援助具有决定性意义。沙皇各部完全不同意让部队在冬季采取行动、追击敌人。所有的一切，从干面包、干草到毡靴和挽具都由库图佐夫授权的机构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协助。仅奥廖尔一省的农民就为军队运输5. 5万大车物资。所有同时代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都是自愿行为，人民准备为国家牺牲。一位来自塔鲁季诺军营的军人在私人信件中强调：“我对你们说实话，没有听见任何一人抱怨自己的得失；每一个人都追求同一个目标，就是使俄国摆脱敌人的入侵。人心鼓舞程度让士兵和百姓宁愿被埋葬在自己祖国的废墟下，也不愿与敌人议和。”
无论是长时间后退，还是遗弃莫斯科，都不会动摇俄国人争取胜利的信心。难怪在塔鲁季诺军营中士兵们编出了这样一首歌：
即使莫斯科在法国人的手里，
弟兄们，这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的统帅库图佐夫公爵，
一定会将他们送上死亡之路……
——选自［苏联］A. B. 法捷耶夫等编著《俄国史：1800—186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俄国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体现为对俄国语言文字的重视程度上升。法国、英国是对俄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俄国人曾积极模仿法国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但在战争和政治形式的变化下，不得不对这些进行反思，向内挖掘自身的文化潜力和价值。而这些又包含着新旧思想的冲突和民族思想、意识的崛起。
——编者按
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复兴及其思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然而，在以农奴制度为主导的情况下，国家民族统一进程进展缓慢。僵化的徭役经济、人民权利的缺乏、贵族的阶级特权以及封建教士思想阻碍了民族统一进程。
当时俄国社会中极少数的贵族知识分子自吹自擂，与农民群众隔绝往来，千方百计强调双方之间的差距。他们不加批判地借用西方文明的外在属性，盲目模仿外国贵族的品位、时尚和举止，这更加剧了受过教育的贵族阶层与绝大多数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努力让自己变成“外国人”，结果仍是普通人。В. О. 克柳切夫斯基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现象：西欧国家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视为虚伪的鞑靼人；贵族将自己视为“法国人”。这样的贵族在“举止、习惯、观念、感情以及语言上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进口的”。
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当时这些俄国高贵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人民、文化、民族传统决裂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贵族知识分子А. Р. 沃龙佐夫公爵在1805年写道：“可以这么说，俄国是唯一一个忽视母语学习的国家，与祖国有关的一切对当代人来说都是陌生的。”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成为女皇后，俄国结束了德国后裔统治的时代，法国的影响力开始增强。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这种影响力才开始减弱，雅各宾派颁布的法令吓坏了俄国贵族。再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俄国贵族兴起了英国热。旧英国像堡垒一样抵抗着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得到了彼得堡众多贵族的支持与同情。据当时的人们回忆：亚历山大一世很多年轻时的朋友，如Н. Н. 诺沃西利索夫、П. А. 斯特罗加诺夫，以及他的玩伴海军上将Н. С. 莫尔德维诺夫、П. В. 奇恰戈夫等都对英国着了迷。据说П. В. 奇恰戈夫在娶了英国媳妇之后，自己灵魂深处也变成了英国人，并以英国的方式安排好了家里的一切。即使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最自由的政要，Ｍ. Ｍ. 斯佩兰斯基，也通过迎娶曾在舒瓦洛娃伯爵夫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的史蒂文斯夫人的女儿来向英国致敬。敌视Ｍ. Ｍ. 斯佩兰斯基的彼得堡保守派贵族嘲笑他：“开始模仿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早餐要浓茶、面包和黄油、火腿和煮鸡蛋，然后骑着‘断尾马’拉的车去工作。”
А. С. 普希金在《村姑小姐》中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穆罗姆斯基描绘成盎格鲁地主的形象：“他建造了一座英国式的花园［……］马夫都是英国骑师打扮。他为女儿请了英国女教师。他的土地也用英国方法耕种！”全部效仿英国的生活方式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穆罗姆斯基付出了巨大代价，他被迫将财产抵押给了监护委员会。他的一位邻居嘲笑他说：“咱们哪里有本事学英国式破产！咱们只要能用俄国办法吃饱就行了。”
然而，俄国人对英国生活方式的热衷毕竟是暂时的，在巴甫洛夫斯克禁止穿戴法国帽子和法国裤子的法令被废除后不久，俄国贵族的英伦主义再次被对巴黎时装的热情取代。
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法国对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之后俄国的社会思想取向逐渐发生了变化。只有以В. В. 波普加耶夫、И. М. 博恩（И. М. Борн）等为代表的“拉吉舍夫”式人物继续忠于革命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感兴趣的青年会经常翻阅卢梭、马布利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俄国保守派贵族对为天主教辩护者、君主制捍卫者和天命论思想宣传者，如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和约瑟夫·德·迈斯特（Жозефде Местр）印象深刻。尤其是迈斯特，他在彼得堡生活了14年之久，结识了大量的俄国贵族。俄国贵族很喜欢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建筑，因其外观和风格都在模仿罗马帝国时的样式。
法国保皇党对俄国贵族中法国语言和法国生活方式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俄国也成了这些人的避难所。而且还有些人，如伊曼纽尔·黎塞留公爵，还在俄国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并利用亚历山大一世的恩惠来庇护自己的同胞。这些法国流亡者自然而然地到处散播对“革命九头蛇”的恐惧和焦虑，从而助长了反动气焰。以至于И. С. 屠格涅夫愤愤地说：“移民跑了进来，给我们种下了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偏见、放荡和懒惰，总之，他们将法国一切肮脏、卑鄙和犯罪的行为都带给了我们。”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法语的作用发生了改变，А. В. 尼基坚科用诙谐幽默的话语表达了这一变化：法语变成了“进入‘高雅’客厅的通行证”！各省的贵族也开始效仿首都的贵族，在讲话中故意带着讽刺意味的语调，歪曲法语，还用“下诺夫哥罗德”的口音发音。就连以前在报告中引用《圣经》的官员们，现在也开始炫耀法国哲学家的名言。П. А. 维亚泽姆斯基笑着回忆起，在莫斯科一座教堂的一次礼拜中，一位穿着祭服的神父手里拿着香炉走在祈祷的女士们中间，低声说道：“Pardon, Madame...Pardon, Madame...（借过，夫人……借过，夫人……）”
对于年轻一代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受教育程度的衡量标准首先就是对法语和法国文学的了解程度。正如А. С. 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他无论是写信或是说话，
法语都使用得非常纯熟……
А. С. 普希金是这样描写短篇小说《罗斯拉夫列夫》中的女主角波琳娜的：“法国文学从孟德斯鸠到克雷比永的小说，她都熟悉。卢梭的作品她能背出来。藏书室里［……］没有一本俄文书。她对我说俄文印刷符号很难辨认，看样子什么俄文书都没有读过。”
而А. С. 普希金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如此：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用法语写诗，很早就读过莫里哀（Мольер）的喜剧作品。А. С. 普希金11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法国文学鉴赏家”。在他的青春诗篇中，时不时会出现埃瓦里斯特·德吉烈·帕尔尼（Парни Эварист）等法国诗人的名字。
年轻的А. С. 普希金在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俄国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日益强烈的民族尊严。因此，他非常关注“杰尔查文主题”，讴歌“俄国人民的荣耀”，将民间艺术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为俄国英雄写作了一首赞歌，以鲁斯兰神话般的浪漫形象展示俄国人民的勇敢。正如将А. С. 普希金本人描绘成一个法国作家胆小的学生一样荒谬可笑，将А. С. 普希金时代俄国社会的整个文化生活仅仅归结为对西方文明的思想和外在形式的感知也是荒谬的。
在当前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俄国人民不得不重新思考俄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关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式。二者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对过去民族历史的兴趣，正如А. С. 普希金所说：“只有人民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需求。”
由此俄国掀起了一股寻找俄国古代文学遗迹的热潮，这并非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А. И. 穆辛－普希金（А. И. Мусин-Пушкин）发现了最古老的《拉夫连季编年史》和《伊戈尔远征记》。与此同时，Н. М. 卡拉姆津在成为官方史学家后，不再只写伤感故事，转而开始研究俄国历史，莫斯科大学督学М. Н. 穆拉维约夫（М. Н. Муравьев）就在此时创办了俄国古代史协会。
为了尽快了解俄国民族历史，俄国社会向知识界提出了民族文学语言规则和规范的发展问题。1804年，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成立，诗人Ａ. Ф. 梅拉利亚科夫（А. Ф. Мерзляков）饱含热情地讲授俄国文学和诗歌理论课程。梅拉利亚科夫在公开演讲中专门对М. М. 赫拉斯科夫、Г. Р. 杰尔查文和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进行批判性分析，吸引了大批听众。听众特别喜欢听学者比较俄国作家和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对俄国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合民族文学语言的形成问题，科学家们开始对俄国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19世纪初，А. Х. 沃斯托科夫（А. Х. Востоков）开始收集民歌并研究其传说，于1812年写出了一部关于俄国诗歌规律的理论著作。
继18世纪末М. Д. 丘尔科夫（М. Д. Чулков）、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特鲁托夫斯基（Васи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Трутовский）、伊万·普拉奇（Иван Прач）等人出版了民歌和童话集后，М. Д. 丘尔科夫出版了自己的《袖珍诗集》。这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副标题——“最好的世俗和民间诗歌”。尽管这部诗集距离真正的民族性还很远，但它后来赢得了В. Г. 别林斯基的赞誉，他说：“在德米特里耶夫（М. Д. 丘尔科夫）的诗歌中，无论从形式和方向上，俄国诗歌都向简单和自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言以蔽之，即与生活和现实越来越接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诗歌广受好评。于是，在地主家的客厅中，在客栈里，在学生中间，德米特里耶夫的歌曲《鸽子在呻吟》是被传唱次数最多的。每一个唱过和听过这首歌的人还不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后来成了俄国的司法部部长。
贵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史诗的兴趣体现在音乐和戏剧上。1806年，首都观众聆听了К. А. 卡沃斯的歌剧《伊利亚勇士》，歌词由ИА. 克雷洛夫撰写。1807年，В. А. 奥泽罗夫（В. А. Озеров）的悲剧《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上映，获得好评。
1807年，恰逢俄法两国交战，俄国在战争中表现不佳，民族情绪受到刺激。事实证明，В. А. 奥泽罗夫悲剧的英雄主题与笼罩在俄国社会的爱国情绪非常契合。演员雅科夫·舒舍里尔（Яков Шушерил）后来回忆这场表演：“所有的心和思想都是爱国的，观众将库利科沃战役投射到了我们与法国人的战斗中。”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国内反对西化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曾经在《俄国旅行者的信》中赞叹过西方文明成就的Н. М. 卡拉姆津此时也把那些“毫无必要地扭曲法语，就为了不跟俄国人讲俄语”的同胞称为“鹦鹉和猴子”。“不觉得羞耻吗？怎么就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呢？”他愤慨地质问，并随即宣称：“我们的语言……确实不比别的语言差。”
莫斯科大学发生了一场关于是否可以用俄语教授所有科目的争论。И. А. 德维古布斯基（И. А. Двигубский）教授就该问题给莫斯科大学的督学М. Н. 穆拉维约夫写信：“……只要俄语本身在俄国人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就很难产生什么好的成果……在整个欧洲，或许只有俄国不以其语言为荣。”
莫斯科大学关于是否开设斯拉夫语系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以语言学家布勒（Буле）为首的外国教授强烈反对设立该系。学生们理所当然地支持那些捍卫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国内进步教授。他们白天在教室里激烈地讨论，晚上就变成了演员，在剧院里表演И. А. 克雷洛夫的喜剧《女儿们的课》和《时装店》。该剧讽刺了那些试图盲目模仿法国贵族的语言和习惯而忘记了自己语言和习俗的俄国贵族。
保守派贵族和进步的民族知识分子代表们强烈反对盲目崇拜西方。一些人将法国的影响力视为革命思想在俄国的渗透，并将其视为一种威胁。Ф. В. 罗斯托普钦呼吁沙皇“治愈被感染的俄国”，将那些秉持有害思想和认为俄国在沙皇控制下失去思想的社会观点的恶棍驱逐出境。1807年，罗斯托普钦出版了讽刺性文章《红场上的沉思》，文中他借助贵族西拉·博加特廖夫（Сила Богатырев）之口，诅咒“穿着法国衣服和鞋子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在言语、行为和思想上都变成了法国人。东正教会也秉持同样的观点，就连反动分子、海军上将А. С. 希什科夫也把Н. М. 卡拉姆津看作“雅各宾派式的人物”。希什科夫称赞俄语中没有被封建主憎恨的“革命”一词，他主张“革命”一词即使作为外来词也不应该被俄国人民知道。
——选自［苏联］A. B. 法捷耶夫等编著《俄国史：1800—186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俄国的服饰和饮食风格受到西欧国家的强烈影响，同时具有等级特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俄国贵族暂时放弃了欧洲风尚，反而模仿本地农民的打扮。从饮食习惯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俄国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土豆常被认为是俄国人常食用的植物，但俄国人对于食用土豆曾有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
——编者按
和以前一样，这一时期俄国的服饰风格存在等级特征。贵族最先做出改变，他们开始学习英法等国，平民不太注重这些时尚，城市的穷人和农村农民的穿着差别不大。但此时俄国人服装的裁剪和设计出现了变化，依据其条件和等级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俄国贵族头戴扑粉假发，穿着华丽坎肩、短裤和最新巴黎款式带扣鞋的时代早已过去。法国大革命后，这种穿着打扮消失了，俄国贵族也很快抛弃了这种穿着。
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花花公子们已经穿着高领短燕尾服和又长又宽的裤子走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小圆帽和大翻领靴子与这种“革命服装”相得益彰。这种穿着激怒了保守的俄国贵族和庇护他们的法国保皇党。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严禁这种穿衣风格。保罗一世去世后，禁令被废除，人们扔掉了辫子和假发，燕尾服和短发圆帽成为新时尚。
与此同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彼得堡时尚达人更喜欢新的宽松麻布连衣裙，搭配古希腊罗马式的长衬衫。据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回忆说：“这些带有爱琴海和台伯河沿岸记忆的服装，在塞纳河上恢复并在涅瓦河上受到追捧”，因此许多“来自俄国的村姑变成了罗马的贵妇”。即使非常保守的人也承认“这些新式连衣裙更适合年轻女性，因为穿上可以彰显其美妙的身姿和可爱的造型”。
这些“仿古风格”连衣裙同时还会搭配戴着金发箍或其他头饰的新发型、浅色围巾和披肩、尖头软鞋，腿上有系带。彼得堡的芭蕾舞娘好不容易才掌握了这种时尚的步态，柔和并平稳地向前滑行。
1812年，为了彰显爱国主义，俄国贵族暂时放弃了法国的穿衣风格，开始模仿普通农民的穿着，甚至身着粗麻布萨拉凡裙装出现在了宫廷舞会上，但这种风格持续时间很短。战后，一种紧身剪裁的新型连衣裙开始兴起。很长一段时间内，贵族圈的女性都被困于紧身胸衣与束腰之中，该风格未来几十年间都没有改变。
男士服装在1812—1815年战争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常礼服取代了优雅的彩色燕尾服。与此同时，许多年轻人开始在这种常礼服的基础上穿上格子马甲、佩戴彩色围巾，试图模仿当时的时尚浪漫英雄拜伦（Байрон）和沃尔特斯科特（Вальтер Скотт）。而燕尾服则成了纪念服装，只在隆重纪念日的时候才穿上。
商人和小市民的穿衣风格变化较慢。小市民们大多数时候仍穿着彩色布制成的长袍，19世纪30—50年代，商人摒弃了长袍，改为长大衣。富有的小资产阶级开始穿麻鞋，“俄国靴子”也取代了高皮靴筒。商人开始打领带，剪掉长胡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大胆尝试。
穿旧式无袖长裙（萨拉凡）的年轻商妇越来越少。有些人不敢穿紧身的时髦衣服，继续穿长裙，在肩上系一个宽大的缎带。带飘带的盾环头饰逐渐被抛弃了，随之兴起了时尚小帽和蕾丝帽。喜欢鲜艳色彩的商妇经常穿着带有黄色褶边的蓝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条绣着花的金黄色围巾，脚上穿着镶有绿色丝带的深红色鞋子。
在改革前，俄国城市家庭的室内装饰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莫斯科附近拥有较大名气的谢列梅捷夫（Шереметевых）伯爵和尤苏波夫亲王的庄园以及彼得堡贵族的宫殿依然保留了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的奢华风格。一些名气较小的贵族住房内从19世纪初开始出现了波斯地毯、画作和镀金镜框的镜子、昂贵的红木家具，家具上装饰着青铜和各色上等羊皮革。相比较之下，贵族经营的庄园则越来越落后，庄园的收入逐渐减少，这些地主仿佛已经预见到农奴制将要崩溃，想要尽快享用农民辛勤创造的一切。1848年，一位农奴主叹息道：“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利用农奴的机会。”描写日常生活的贵族作家写道：“每天都被所谓精致的生活搞得筋疲力尽……不止彼得堡，整个俄国社会都被浮华和奢侈感染了，每个人想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不是去思考生活和未来。
夏天，拥有庄园的贵族们通常会离开喧嚣的城市，到乡下家族庄园的老椴树下纳凉。只有少数地主会关心农事，察看田间劳作的情况。他们大多将事务托付给管家，自己则沉溺于各种娱乐消遣。当时的人们在谈到地主的生活时说：“地主们最喜欢秋天，到乡下打猎，抓野兔，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但生活并不枯燥，他们会经常相互拜访，一起吃喝玩乐，举办各种晚会。”这些地主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他们身边养着小丑和滑稽演员，以吉普赛舞蹈取乐，还组建由农奴少女组成的“歌舞团”。
到了冬季，一般在圣诞节之前，这些地主们便离开庄园，前往城市生活。他们骑着大马，后面跟着一个由15—20辆货车组成的车队，车上有冷冻的鹅、鸭、鸡、猪，还有火腿、干鱼、咸牛肉、面粉、桶装黄油等。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地主家的厨子已经带着洗碗工出发了。临走之前，他们去庄园与神父告别，得到神父的祝福后，便带着家庭成员，在士兵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从圣诞节到谢肉节，城市的贵族经常举办舞会。如莫斯科，每天大约有50场舞会，每周二贵族会举办一次最大的舞会，参与人数高达4000人。
那些较贫穷的地主，早已将祖传的庄园抵押出去，只得在乡间度过冬夜。当然，他们也会举行各种招待会和舞会，周边无所事事的邻居们也会参与其中——“都是贪婪的无聊养出的子孙”。普希金在他著名的拉林家舞会的诗节中记录了其中一个夜晚。
这些舞会也耗费了地主们相当一部分收入。且不说那些好客的外省地主，即使在首都的贵族府邸，平日里也常有不下30位宾客同桌用餐，逢年过节时更是超过百人。
穷地主的餐桌布置并不奢华。直到19世纪，他们才开始用瓷器取代了一些用黏土烧制的器皿，用银汤匙取代了锡汤匙。舞会菜单以各种炖菜、果冻和馅饼为主。
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必须承认的是，贵族、商人和市民在饮食上是非常保守的。虽然在城市的杂货店中会售卖“来自巴黎的昂贵法国葡萄酒、蛋糕和饼干”，但在彼得堡贵族家中和餐桌上饮用的外国葡萄酒数量很少，而且仅供特定客人享用，其他人则喝蜂蜜或者格瓦斯等饮料。据当时的人们回忆说：“法国菜是晚宴上最尊贵的菜，而俄国本土菜——馅饼、果冻、波特文尼亚汤等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食物。”毫无疑问，在商人和小资产阶级的餐桌上，传统的俄国菜仍然是主流，即使是经常参加宴会因此烹饪也会有所创新的西伯利亚百万富商，他们也会和家人一起吃大杂烩，饮用啤酒或者格瓦斯。
在俄国人的餐桌上，喝茶还是喝咖啡取决于个人意愿。尽管喝茶的习惯在18世纪中叶才开始在俄国出现，但在19世纪初，这一习惯已在俄国各等级间普及，从贵族的餐桌到普通小酒馆，人们吃饭时都爱喝茶，而咖啡却一直未能占据主流，只有彼得堡的部分家庭中有人饮用。В. Г. 别林斯基写道：“彼得堡老百姓与莫斯科老百姓有些不同，除了喝酒和茶，他们还喜欢喝咖啡、抽雪茄，连边疆区农民都喜欢；而以厨师和各种女仆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彼得堡平民中的‘体面人’则认为，茶和伏特加不是必需品，但绝对不能没有咖啡……”
俄国人对于食用土豆曾有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早在19世纪初，很多人认为土豆是“魔鬼的苹果”，到19世纪中叶，人们对土豆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一些大城市、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土豆已成为餐桌上的主食，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城镇居民的家庭生活中仍然保留了很多古代的旧制，但外部街巷中的日常生活却不一样，它正在快速丧失封建制和父权制的特征。
在以前，贵族如果不使用自己的车马出行，会被认为有失体面。小贵族出门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年长者和较高级别的贵族是四匹马，更高贵的贵族则是六匹马，没有级别的贵族则步行出门。据当时的人们回忆：“如果步行出门的贵族和乘马车出门的贵族挨着住，两人同时出门，乘马车的贵族已经走到大街上时，步行的贵族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院子。”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没有自己的专属马车，他们出门也不会租赁马车。随着城市中普通市民数量的增加和影响力的增强，街道上的人流量明显增多。一些没有自己专属马车的小官吏开始效仿平民知识分子的出行方式，甚至一些落魄的贵族也开始放弃马车出行，一些年轻贵族也渐渐放弃了马、车等交通工具，而街道环境的改善加速了这一变化。В. Г. 别林斯基说：“在彼得堡生活的人们逐渐放弃了驾车，开始转为步行，因为在这里生活，步行很方便，没有山和斜坡，道路很光滑，人行道是用石板、花岗岩砌成的，宽阔平坦，一年四季都像地板一样干净……”
——选自［苏联］A. B. 法捷耶夫等编著《俄国史：1800—186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博罗季诺战役是拿破仑入侵俄国期间的决战。此役后，拿破仑带领法军占领了莫斯科，库图佐夫则保留俄军主力进行撤退。这是1812卫国战争中重要的转折点。
——编者按
1812年8月26日这一天到来了。早晨天气寒冷。当雾散尽，俄军阵地后方的森林上空出现了深红色的太阳。看见这样的太阳时，拿破仑高声说：“这就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他又像跨越涅曼河时一样提醒将领们自己在奥地利的战绩。
拂晓，两支军队都摆好了战斗队形准备战斗。紧密的队形像相互对立的墙壁。步兵军团后边是骑兵。超2. 5万名士兵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他们集结到了8公里长的阵线上。
5点30分，炮击声响起。“大军团”最好的师团发起了进攻。拿破仑对俄军阵地左翼发起主攻，巴格拉季翁的部队在左翼保护着在谢苗诺夫卡村附近匆忙构筑的土筑工事（谢苗诺夫卡钝角堡）里的士兵。在这约2公里的地段上，拿破仑集结了4. 5万名战士和400门大炮。
法军步兵纵队和法军骑兵团发动了七次进攻。
佩戴各式徽章的枪骑兵，
马尾式发型的龙骑兵，
所有人在我们面前疾驰而过，
所有人都到过此地。
硝烟一团团升起，遮住了钝角堡塌落的土堤。俄军用炮火和武力击退敌人。午夜时分，第八次进攻之后，法军占领了钝角堡。俄军向国界线以东撤退了半公里。法军试图乘胜追击，但最终失败。巴格拉季翁受了致命伤，替换他的是多赫图罗夫将军，他在谢苗诺夫卡峡谷后方积极组织防御。多赫图罗夫说：“我们后面是莫斯科，我们后面是俄国众城之母，我要求你们誓死守住，决不后退！”
俄军组建四边形方阵，近卫军击退了敌人所有向前推进的行动。谢苗诺夫卡峡谷成了法军最精锐骑兵团的坟墓。
多赫图罗夫是勇敢的巴格拉季翁可敬的后继任者。一名参加战役的列兵后来回忆时这样描述他：“我们中间很多人谈论过多赫图罗夫，均认为，不管他在哪儿，他都能发号施令，统揽全局。他是个硬骨头……”
半日后，拿破仑军队攻击的重心转移到了土岗炮台。为快速拿下炮台，拿破仑决定派遣自己最后一支青年近卫军团组成的预备队加入战斗。在这时，库图佐夫命令，由普拉托夫（Платов）和乌瓦罗夫（Ｃ. Ｃ. Уваров）率领俄国骑兵部队对拿破仑军队的左翼发起猛攻。轻骑兵和龙骑兵将意大利骑兵师打回沃伊纳河对岸，并迫使步兵团方阵撤退。与此同时，顿河哥萨克骑兵立刻向右行军，跨越别祖博沃村附近的沃伊纳河，在整编之后如洪流般地猛扑敌人后方。法军军官萨拉津后来对此的描述如下：“我们的左翼被击退到了峡谷，被打回到了博罗季诺……”
得知俄军骑兵的勇猛进攻之后，拿破仑立即让青年近卫军停止前进，花费两个小时对自己的军队进行重新部署。
土岗炮台之战的惨烈程度让目击者感到震惊。法军看见了俄军的坚韧，受伤的士兵甚至爬向敌人，抓住他们的腿脚将他们放倒在地。参战的俄军军官Ф. Н. 格林卡（Ф. Н. Глинка）回忆说：“我们军队的英勇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珍惜每一寸国土，决战至死。”М. Ю. 莱蒙托夫在其一首献给博罗季诺战役的名诗中写道：
国土摇晃，就像我们的胸膛，
人们混入马群，
几千门大炮齐射。
融入哀号声中……
在下午4点，法军以巨大损失为代价成功踩过满地尸体的道路占领了土岗炮台棱堡，但这也是他们最后的胜利。当太阳升起时，炮击声连绵不绝，一蹶不振、人员渐少的法军师团却已不能攻击俄军阵地了。确认继续攻击无效之后，拿破仑命令部队撤退到他们早上占领的出发点。库图佐夫在关于这场战役的报告中指出：“炮台在两军之间传来传去，虽然敌人的武力远超我们，但不能赢得一寸土地。”
俄军又一次占领谢苗诺夫卡村、拉耶夫斯基炮台和乌季察村之后，在这几个阵地驻守到第二天早上8点。
法军在浴血奋战的正面进攻中筋疲力尽之后，库图佐夫从敌人手中夺回了主动权。А. П. 叶尔莫洛夫将军的话语十分精辟，即博罗季诺战役中“法军被俄军重创”。
拿破仑不仅没有赢得大会战，还毁掉了法军的有生力量，损失了5. 85万士兵和军官，占士兵总量的43％。俄军的损失达3. 85万人，损失的士兵超过全体士兵的30％。据拿破仑自己的阐述，在他进行的50场战役中，莫斯科近郊战役表现得最英勇，获得的成效却最小，“大军团”没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转天，俄军还能继续与敌作战，但在军队数量上仍没有决定性优势。库图佐夫不想再拿士兵的命为莫斯科会战冒险。他决定放弃莫斯科，尽力保留有生力量，指望后方组建的增援部队。
在莫斯科郊外菲利村的农舍内，总指挥部召开了军事会议。一些将军坚持在莫斯科郊区进行新战役。俄军中现役的德国男爵们反对库图佐夫的意见，他们就像无能将军贝尼格森（Беннигсен）一样专搞阴谋诡计。他们不关心俄国的民族利益，不珍惜俄军士兵的鲜血，更不担心俄军有生力量是否得以保存。
听完所有发言之后，库图佐夫语重心长地说：“丢掉了莫斯科，俄国还没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军队能存续多久，抵抗敌人的状态就能存续多久，至今我仍保有顺利结束战争的希望，但当部队被消灭时，则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俄国都将被毁灭……”
库图佐夫看出了敌军战略的破绽，确信敌人一定会战败。他说：“拿破仑就像奔流一样……莫斯科则是一块能将奔流吸收的海绵。”
结束演说之后，元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沙哑而坚定的声音宣布：“我下令撤退。”
库图佐夫十分艰难地做出放弃首都的决定，他已意识到自己对整个国家、人民承担的巨大责任。在他身边工作的副官后来说：他让多名将军离开，仅自己一人留下，历经百战的老统帅像小孩一样痛哭起来。但是，他做了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敌人。
9月2日，敌军攻入莫斯科。这是一个秋季的晴天。法国士兵看见远处教堂金色穹顶映射着光芒，非常兴奋地喊道：“莫斯科！莫斯科！”一名参加远征的士兵说：“这就像在长时间令人痛苦的航行之后，水兵们喊的是：陆地，陆地！”
拿破仑在波克隆山上长时间欣赏着莫斯科全景。最初，他精神抖擞、心情愉快，随后开始愁眉苦脸，阴沉着脸问“俄国大贵族们”的代表团何时能顺从听话地来见？
但代表团没有出现。几乎莫斯科所有的居民都随俄军离开了故乡。
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一座空城。敌军士兵找到的是被主人遗弃的房子，而不是舒适而温暖的住宅；找到的全是冷灶和空粮仓，没有可以饱腹的午饭。敌人愤怒地掠夺莫斯科人的住宅。敌军在莫斯科逗留的第一晚，突然起火了。大风使火灾越来越旺，吞噬了很多木制住宅。火焰烧毁了城市四分之三的建筑，这场大火用了五天五夜才被扑灭。
拿破仑开始试图与亚历山大一世谈判，提出即便不签订和约，至少要签订停战条约。接待拿破仑的使者说，库图佐夫不愿在敌人完全投降之前与其开始谈判。
——选自［苏联］A. B. 法捷耶夫等编著《俄国史：1800—186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对单调、落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流动，“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
——编者按
无论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发生多么大的改变，对俄国的影响都非常小，因为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下。大城市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后，带来的是无尽的喧嚣和热闹，而深处内陆的偏远农村，则显得落寞和异常的寂静。就连法国侯爵德库斯廷对这种城乡差距也感到惋惜：“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却非常的平静……矮小的树木和泥泞不堪的道路，到处都是灰色棚屋，好像深埋在地下一样。”Н. В. 果戈理对此也很悲观：“随着城市的发展，俄国的乡村仿佛被一个强大的空间包围着、挤压着。”М. Ю. 莱蒙托夫甚至还写了一首悲情的诗歌：
草原冰冷的寂静，
一望无际的森林孤独地摇曳……
悲惨的村庄闪烁着点点灯光。
当时的爱国人士都认为，俄国乡村远离的不仅仅是主干道路，更是俄国的文明中心。1847年冬，А. И. 赫尔岑在离开俄国前，看着“悲惨的俄国乡村”，认为其面貌自蒙古入侵以来一直没有任何改变，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事关俄国农民，却没有留给农民任何思考的空间。
的确，当时俄国农村的生活景象非常凄凉而痛苦。一位雅罗斯拉夫尔农民在自己的诗《俄国的新闻》中描述了俄国农村最黑暗的一面，后来这首诗被宪兵队查获，收藏在了秘密档案之中：
到处都是贫瘠的村庄，
在烟雾缭绕的空旷住宅中，
人们的衣服很脏，
被黑暗笼罩的心灵，
……在村庄里，可怜的奴隶，
昏昏沉沉地生活着，
既迷信又粗鲁，
仿佛每个人都在等待死亡。
А. В. 尼基坚科也对如同生活在堡垒中的农民进行了描述：“我从莫吉廖夫省出差回来，走进当地农民的一间小屋：房屋内是多么肮脏和贫穷啊！衣衫褴褛的孩子，脏兮兮的……大人的脸，死气沉沉、傻乎乎的……”即使后来成为高官，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卑微的出身”。
俄国农村落后的原因非常明显，谈到这些原因时我们也不应该保持沉默，在谈到俄国农村问题时，不仅普希金自己，很多人都将这种“致命的无知”与“野蛮贵族”联系在一起：
这里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进入坟墓，
我们连希望和灵魂都养不活。
在政治评述中一向比较温和的А. В. 尼基坚科教授在谈到莫吉廖夫省农民的生活状况时写道：“显然，这些人正遭受极端贫困和压迫，从他们的脸、穿着、言谈举止和家中陈设就能看出。农民的家中没有窗户，房屋内只有通过脏玻璃碎片的裂缝照射进来的光，光线还不如监狱的充足。在广大的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迷信思想，村民们大多都很无知……”
不管改革前俄国农村是多么落后和死气沉沉，改革之风已在悄然影响着农村，逐渐驱散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封建迷信、偏见和因循守旧的理念。
外出打短工的农民越来越多，这是农村出现的新现象。
成千上万打短工的农民出现在城市广场、堤岸和火车站，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那些能够找到固定工作的短工农民，逐渐形成了城市小市民的生活习惯和外部特征，开始接受并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尽管生活艰难，进城打工的农民仍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萌发了对知识的渴望、对新闻报刊的兴趣，他们渴望了解周围事件。难怪列宁认为，“逃离农村”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强调“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
打工结束后回到自己家乡的农民，开始向自己的亲人介绍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农村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推广者和传播者。一些富农会经常逛展销会和集市，收购大量工业产品，按照城里的样式来装饰自己的农村房屋。
19世纪40年代描写日常生活的作者指出，此时的俄国“农村小屋开始变得非常整洁，农民不再在房屋内饲养牲畜”，当然，这里指的主要是农村的富农阶层。同样，也只有富农家中的男子才会穿“红衬衫、灯芯绒裤子、山羊皮靴等”，也只有富农家的女人才会穿“蓝色丝绸萨拉凡裙和碎布拼接的衣物”。
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男性主要穿的是粗毛料外衣、裤子和亚麻衬衫，女性主要穿亚麻印花萨拉凡裙装。女装的裁剪出现了新样式：旧的“斜裁萨拉凡”被紧身的胸衣和裙装代替。而在乌克兰，裙装一直都存在，但直到改革前，它才被农村女性接受。
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农民们一改往日的穿着打扮。改革前，乡村男士就已经改戴圆毡帽，不再戴有檐的帽子。妇女们所佩戴的头巾样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佩戴以前北方各省用胶合织物制成的坚韧头饰和带有飘带的盾形头饰。
乡村地区农民的穿鞋风格基本没有任何变化。《世界走廊》一书指出：“农民不穿长筒袜，依然用亚麻布或其他破布裹住脚，大部分人继续穿着用树皮制成的鞋子。”这里作者指的是普通麻鞋和裹脚布，足以见其细腻的观察。
总体而言，俄国乡村的大多数农民穿的依然是“树皮鞋”。但是在“逃离农村”现象严重和人口流动性强的省份，已经出现了高帮风格的“俄国长筒靴”。
到19世纪中叶，富农家庭中出现了各种流行的印花布和镜子。在乐器方面，七弦吉他开始与巴拉莱卡琴竞争，而在乌克兰，班杜拉琴取代了旧的科勃札琴。
富裕家庭的女性会佩戴各种珠宝，最常见的是各类金银戒指和珍珠耳环。普通农民家庭妇女当然是享受不到这些的，她们常佩戴玻璃珠和丝带。中等收入家庭的女性有时则会购买胭脂、香粉等。难怪涅克拉索夫斯基的小商小贩是这样吆喝的：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印花棉布，
有细平布、大红布、棉绒布，
我们有浓香味的肥皂……
一块两格里夫纳，
还有胭脂香粉……
抹到嘴上显得很年轻！
农奴们吃的食物还是一如既往地单一。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鱼冻、馅饼、烤羊肉、白菜汤和面条、肉汤。据一位农奴回忆说：“北方各省的普通农民几乎只能吃上黑面包和白菜汤，白面包基本是奢侈品，蜜糖饼只有有钱人才吃得上。农场生产的牛奶和肉通常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出售。农民日常吃的只有豌豆、燕麦片、燕麦果冻、蒸萝卜，还有面包渣汤。”
当时或许堪称新现象的，是茶叶在乡村居民中的迅速普及，它成功地取代了各种蜜水和热果汁。不仅中等收入的农民，连贫苦农民也习惯了喝茶。显然，正是在那时，В. И. 达里（В. И. Даль）在莫斯科近郊农村记录下那句辛酸的谚语：“没钱买面包，只好喝茶解愁。”
城市对农村的影响还体现在农民的娱乐活动之中。每逢节日，农村的庆祝活动也变得越来越隆重和热闹。民间一些古老的游戏，如投钉游戏、俄国棒球游戏等在城市中也很受欢迎。农村青年也开始学习舞蹈，但学习的并不是民间的圆圈歌舞、芭勒娘舞，而是城市流行的卡德里尔舞和茨冈舞。
——选自［苏联］A. B. 法捷耶夫等编著《俄国史：1800—186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