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9 年11 月28 日清晨， 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一
行赶到梓潼七曲山。寒风掠过文昌宫的檐角， 刘敦桢对着正殿按下快门， 这时他留
意到一个建筑细节——殿外廊的木栏杆“简单雄健，甚美”a， 于是他调近相机焦距，
拍了张栏杆特写。他又招呼一个幼童站在栏杆前充当“比例人”，栏杆顿显巨大，栏
柱比幼童头还粗。一行人不禁发出感叹：“比例粗健，得未曾有！”b 几台相机咔咔作
响，但梁思成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刘敦桢也被请到镜头中当“比例人”。只见他一
袭黑大衣， 站在画面右侧， 栏杆高达肩头。快门声响毕， 刘敦桢在川康古建筑调查
中为数不多的留影就此诞生。
这样的场景， 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川康古建筑调查中不断上演， 任何建筑细节都
逃不过他们挑剔而敏锐的眼睛。此时调查已进行了三个月， 学社已走过重庆、成都、
灌县、雅安、芦山、夹江、彭山、乐山、新都、广汉、绵阳等地。1939 年8 月到
1940 年2 月， 营造学社完成了为期173 天的漫长调查， 跋涉30 余县市。他们以相机
为笔， 测绘工具为尺， 调查了汉阙、崖墓、摩崖石刻造像、木建筑、塔幢等古建筑
及附属艺术， 还随地汇集民居、商店、会馆、庭园、牌坊、坟墓、桥梁及建筑术语
等。a 途中刘敦桢以日记形式记录了每天的调查过程与心得。
川康古建筑调查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野外调查。1940 年底， 在抗战相持
最艰难的阶段， 营造学社带着此前的调查成果迁到四川。在物资匮乏的李庄， 林徽
因卧病， 梁思成为经费奔波， 但学社仍利用各种委托课题， 延续零星调查。据我们
的梳理及近年新发现史料，学社有如下课题及成果：
（1）1940 年7 月至1941 年12 月，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调查西南诸省建
筑与附属艺术，供其制造模型与陈列展览之用，由刘敦桢担任此项工作。1941 年2 月，
学社曾计划由梁思成、刘敦桢各率一组前往沱江及岷江流域对四川古迹继续进行数月
补充调查，可惜因局势变动，此计划最终只少部分落实，包括测绘李庄附近的旋螺殿
和宜宾旧州白塔，以及全面拍摄之前错过的新津观音寺等。至1942 年4 月，刘敦桢写
成《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 1943 年7 月， 凝聚着学社全体同仁调查心血的《西南建
筑图说》及照片633 帧及插图93 幅寄到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惜原稿现已散失）。
（2）1941 年5 月至9 月， 受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广汉人戴季陶先生委托，
与国立编译馆广汉籍高官与国立编译馆委托，重修《广汉县志》，营造学社承担了建
筑部分的编修， 由刘致平担任此项主要工作。刘致平从城市规划、布局、城垣到公
共建筑、民居等做了系统调查， 拍摄了560 余幅照片， 绘制成了成套图卷， 编成了
《广汉县志·建筑卷》（后散失）。
（3）1941 年5 月，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邀请，参与彭山大规模发掘崖墓的工
作， 由陈明达担任此工作。1942 年底， 陈明达写成《崖墓建筑——彭山发掘报告之
一》，附发掘现场照片118 帧及实测图等插图（2023 年录入《陈明达全集》出版）。
（4）1943 年11 月，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邀请，参与成都永陵（前蜀王建墓）
的墓室测绘工作， 由莫宗江、卢绳负责此工作。1944 年春结束工作后， 莫宗江写成
《王建墓调查报告》初稿（后散失）。
（5）1941—1945 年间， 刘致平还沿岷江流域聚焦于民居调查， 总共实地考察了
一两百所民居， 实测60 多所， 这方面成果结集为12 万字的《四川住宅建筑》专论
（1990 年录入《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附：四川住宅建筑）》出版）。
上述几年的零星调查，叠加早先绵延173 天的川康古建筑调查，营造学社在战火
中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上最为系统的西南古建筑普查， 其范围之广（36 县）、成果之丰
（730 余处）， 均前所未有。从1939 年到1945 年， 响彻六年的相机快门， 汇集到超过
3100 张调查照片， 这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一部以影像构建的建筑史。放眼当时
的大时代背景——外敌入侵， 家乡沦丧， 亲人离散， 营造学社的学者们有了刻骨铭
心的痛心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这就是营造学社转移到西南后哪怕处境极其艰苦困
窘，仍矢志不移对巴山蜀水的传统建筑进行调查的核心动力。
1944 年， 梁思成在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撰写， 川康古建筑调查中发现
的雅安高颐阙、彭山崖墓、大足北山石刻、梓潼七曲山大庙、蓬溪鹫峰寺等皆收入
书中。而对于调查中积累的全部照片资料， 学社已无力系统整理。这批照片此后一
直随学社辗转流离，被静静压在箱底，少有人知。
时间来到2008 年，拍摄《梁思成 林徽因》纪录片时，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在清
华大学发现560 张四川广汉的照片。根据这批照片，作家萧易撰写了《影子之城》（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整理照片时， 又发现保存更完整的川康古建筑调
查照片， 数目超过3100 张。经由林洙授权， 在四川省文物局支持下， 萧易与西南交
通大学建筑学院张宇副教授合作， 联合四川各地文物局、文管所， 从2019 年开启了
对这批照片的系统整理。
这批照片大致有两种图幅尺寸： 9cm×9cm； 9cm×12cm。有的照片上面用水笔
画出了剪裁线， 说明它曾作为文稿配图引用过。但3100 张照片都仅存初步分类与编
号， 如“新津观音寺1—177”， 没有具体图注说明。为了弄清楚具体每张照片所指，
也为了将营造学社的影像成果更准确地呈现给读者， 我们在几年间完成了以下几方
面整理工作：
（1）重访现场，追溯建筑命运
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我们目睹了遗产保护的残酷现实： 730 处调
查对象超半数毁于战乱、运动或城建。蓬溪鹫峰寺大雄殿历经两次搬迁、拆除、复
建， 已不复当初营造学社盛赞的面貌； 绵阳西山观50 余龛隋唐道教造像悄然消失；
广汉全城的古建十不存一；新津观音寺从十二重殿缩至五重……
（2）照片排序，重构建筑图谱
这项工作的核心， 是将营造学社零散的编号照片还原为完整的建筑图谱。受限
于当年的相机设备， 学社没有广角镜头取景， 很多时候采用45 度斜拍视角， 以一幅
照片兼顾建筑的正面和侧面， 有时又用连续镜头拍摄多幅照片来呈现院落空间序列。
因此我们“考古式”的图像研究， 不仅要复原消失的单体建筑， 还要重构建筑群的
空间组织逻辑。例如，新津观音寺的177 张照片对应的殿堂成谜，我们反复比对照片
与现实场景， 从细节中寻找线索， 甚至通过光线角度反推拍摄时间， 借阴影长度和
照片上“比例人”计算建筑尺度，最终拼凑出完整十二重殿宇的寺院格局。
（3）添加注释，三重证据互校
当我们代入营造学社当年考察的视角时， 注释工作就像破解前辈们的工作心得。
这些影像的生命力正在于其记录的“即时性”， 许多灵机一动就产生于按下快门的瞬
间——在那一瞬间， 他们发现了什么亮点？又是想记录下什么重点？每张照片的解
读，都以日记（或图说）文字摘录、图像分析及现场解读，三者互校，形成“三重证
据链”。落实在书中，我们给每张照片所加的注释，尽量依托学社散落留下的各种文
字，做到皆有所本。
《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以下简称《图录》）的出版， 是营造学社
川康调查的首次全景呈现。从2019 年到2025 年，我们通过3100 多张照片本身以及它
们之间的关系， 结合史料， 加上现场调查、走访， 试图做一些辨识与拼接。当这些
照片影像经过六年辨识梳理得以集结成册， 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粗浅的心得， 以下就
这批照片的价值展开若干阐述，以飨读者。
（1）题材的广泛性与学术突破
翻阅这批影像资料， 不禁会惊叹其调查视野之广阔， 兴趣之广泛，“凡于中国建
筑学与附属艺术，有独具之特征及价值者，靡不兼收并蓄”a 即便土地庙、店面、廊
桥、清代坟墓等“不入流”的乡土建筑， 也在镜头下浮现。例如郫县成灌公路旁一
座不起眼的土地庙，“体积虽小，但形制潇洒轻快，颇似日本之神社，不失为国内特
殊之例。”a 学社诸君的研究兴趣点远远溢出了他们原本重点关注的官式大木结构和斗
栱演变，这是川康古建筑调查最具突破性的学术价值。
（2）镜头语言的精准性与洞察力
刘敦桢在日记中写道：“川中古建筑， 以汉墓阙为主要地位， 盖数量为全国现存
汉阙四分之三也。此外， 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 其数难以算计。而隋、唐
摩崖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为此行之主要对象。”b 在《图录》中，
汉阙、崖墓、石窟的影像占据了很大比重， 其镜头语言充分体现了精准的洞见。例
如在彭山江口崖墓， 镜头对准门楣斗栱下的皿板——这是我国汉代斗拱形制东传朝
鲜、日本的明证； 在绵阳平杨府君阙， 镜头对准一排不起眼的梁代造像——其反翘
的衣裳揭示了南北朝的艺术流变； 在广元皇泽寺， 镜头对准石窟角落一个小小供养
人像——从中反映了隋唐地方社会的阶层面貌。凡此种种， 可见营造学社的学者们
当年在考察现场， 是何等目光如炬， 直击要害。这些照片是一把把钥匙， 解开的是
中国建筑史、艺术史乃至社会史的基因密码； 又是一声声叩问， 催促着后来者继续
前辈未竟的思考。
（3）原境还原与历史在场感
营造学社的调查始终以实证图像为核心， 梁思成曾做过一番生动比喻：“读者虽
读破万卷， 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 绝不能有所得， 犹熟诵《史记》‘隆准而龙颜， 美
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遇刘邦于途，而不之识也。”c 营造学社一些成果此前曾
出版， 但只是文字论述， 缺少拍摄古迹实物的配图照片影像， 读者仅凭借文字实在
难以还原物的形象。而现在《图录》弥补了这一遗憾， 例如首次完整披露了刘致平
《四川住宅建筑》中那些川西大宅原貌，如成都周宅、陈宅、广汉张宅；还有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提到“四川万县桥一孔如虹，上建小亭，富于画意”，终于可从《图录》
上一睹芳容。而且考虑到今日某些“修复”和“复建”已沦为仿古赝品的狂欢，那么
更凸显了这批影像的重要性， 它们定格的八十年前的建筑及其周边环境， 无疑是衡
量遗产原真性的标尺。
另一方面， 当我们今天追忆营造学社前辈们的贡献时， 还有什么比看到他们的
工作场景照片更身临其境呢？在《图录》的工作照里，可以看到两个年轻人陈明达和
莫宗江在渠县赵家坪无名铭阙前配合测绘， 在苍溪临江寺慈云阁上相视一笑， 还可
以看到他们的老师梁思成和刘敦桢站在高颐阙的顶屋盖上并肩工作。营造学社的学
者们，和他们热爱的中国建筑，都化为底片上永恒的风景。
总之， 营造学社留下的这些珍贵照片， 不仅是战火中学术坚守的见证， 而且其
价值远不止于“记录消失的建筑”，还暗含大量未竟的线索。受限于战时条件，营造
学社未曾对3100 张照片进行系统整理， 营造学社的许多发现也未能深入阐释。我们
希望这套《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基础材料，因此
在《图录》这本套书里， 我们希望尽量淡化作为编者的痕迹， 把营造学社的镜头呈
现的内容原原本本呈现给读者。然而照片体量庞大， 加之许多遗址不存于世， 客观
上给整理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虽历时六年， 斟酌再三， 却囿于学识所限， 难免挂
一漏万。希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相继加入， 最大程度发挥这批资料的价值， 才是对
中国营造学社在炮火下做古建筑调查的精神的最好继承， 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这批资
料的价值，才是对中国营造学社在炮火下做古建筑调查的精神的最好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