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系统性地收集整理和出版江西传统村落历史文献，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愿望。现在，《江西传统村落文献汇编》第一辑能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个平台推出，让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江西的传统村落数量巨大。自201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印发《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建村[2012]58号），开展国家级的“中国传统村落”评比以来，江西前后六批共有413个传统村落入选。此外，江西还有155个省级传统村落，以及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这些村落蕴涵着大量的不同形态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为研究江西的区域历史和文化传承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现场”，成为今人记住乡愁和考察传统乡村历史演变的最后一批活样本。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村落文献文物的流失屡禁而难绝，如果不抓紧时间进行抢救性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无论是对这些传统村落的积极保护，还是对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深度理解，都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是我们以传统村落为单位收集整理出版江西民间历史文献的一个初衷。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国家级的“中国传统村落”，还是省级的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都是经由基层职能部门的积极申报，通过各种评比评选出来的，至于是否保存了重要的村落历史文献，则并非这些传统村落最终得以入选的核心因素。因而，我们在收集整理江西传统村落文献时，并不完全看重村落“级别”的高低，甚至也不看重它有没有“级别”。不管哪一种村落，只要是保存了珍贵的村落历史文献，有助于从“民间”的视角进一步理解江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都是应该重点关注的“传统村落”。《江西传统村落文献汇编》第一辑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就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之下展开，更确切地讲，是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一、明清湖广与西南地区的江西人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大趋势，大致可以说在明代以前，是“北人南迁”，即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与北宋靖康之难所引发的三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移民运动。在明代以后，则是“东人西迁”，亦即中东部的人口大量西迁的移民浪潮，其中又有所谓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此外还包括江西和湖广在内的中东部人口大量向西南云贵二省迁徙的移民现象。这其中，江西人在“东人西迁”移民运动中的表现极为突出。
明代万历年间，在云南做官的浙江人王士性对当时江西人在云南的表现曾有细致的描述。按照王士性的观察，江西和浙江、福建一样，都是属于人多地少的地方，老百姓要想养家糊口，必须要依靠一技之长外出谋生。江西人的口才还特别好，个个能言善辩。江西人出外谋生，并不像徽商、晋商那样以资本雄厚著称，他们靠的是头脑里的知识和一身的技艺，从事的大多是“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一类的底层职业，所以往往能够“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
江西人在云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数众多。王士性发现，当时在云南的外地人，以江西人尤其是江西抚州人最多，大概占了云南外来人口的十之五六。王士性一开始以为这些抚州人只是在城市里的商贩，后来又发现在云南的“土府土州”，也就是那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抚州人也很多，甚至连乡村里的赋税征收、徭役佥派，都是抚州人代为办理。不但如此，从永昌（今云南保山市）往西，一直到缅甸的极边之地，但凡是有人烟聚落的地方，当地的酋长头目，竟然全都是江西抚州人！
其实，在王士性生活的明代万历以前，江西人早已开始向西南地区进发。早在成化元年（1465），云南姚安军民府就有官员指出，“有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安福、龙游等县客商人等，不下三五万人，在卫府生理，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他们在当地“娶妻生子，置买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由成化元年上溯三十年，就是宣德十年（1435），可见至迟宣德年间，江西商人就已经到了昆明以西的地方，而且数量相当惊人。
江西抚州人前往西南，与当地的矿业开发紧密相关。英宗天顺三年（1459），四川都司的建昌卫（治所在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官员就说有江西人民“将带绢尺火药等件，指以课命，前来易卖铜铁”，在当地娶妻生子，当“费用尽绝”时，又“纠合四川粮夫、云南逃军”潜入大山深处，“聚集八百余人，称呼大哥，擅立官厅，编造木牌，煎销银矿”。建昌卫的官员甚至说，“江西抚州等府金溪等县民人，起灭词讼，官司发遣，兴词控告”，许多地方的动乱，都是因为“江西民买卖夹带军器火药，深入夷地，哄诱夷人，造意反谋，害屯堡至今收剿未绝”，希望朝廷下令江西抚州等府“查勘在逃客商人”，“不許江西民前去云南、建昌夷地买卖,以除边患”。可见当时的江西人，特别是抚州金溪等县人民在建昌卫采矿冶炼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建昌卫官员的高度关注。
关于江西抚州人与明代西南矿业开采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本专辑所收录的抚州市临川区湖南乡游家村民国二十一年（1932）《带湖游氏七修族谱》，可以为我们从家族史的角度提供一个更为生动的事例。
据族谱记载，带湖游氏第十三世游庆亨（1448－1472）、游庆隆（1454－1492）两兄弟在成化年间（1465－1487）已经来到了广西龙江地区经商。龙江发源于广西庆远府，包括南丹州、河池州、荔波、思恩、天河等州县，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凡锡，中国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今衣被天下者，独广西南丹、河池二州居其十八”，结合族谱关于成化以后带湖游氏商人从事锡矿业开采贸易的记载，可以推断游庆亨、游庆隆兄弟在广西龙江流域的经商，极有可能与当地的锡矿采冶有关。
万历以后，带湖游氏商人进一步走向云南、贵州，第十六世的游琛，“致资十余万，于江淮黔楚之间，多钱善贾”，万历甲寅（1614），因“货锡芜湖关”，得病而亡，芜湖商人归还其“所存之余金”，“计其数不下万余两”。游琛的弟弟游瑜，随兄长“走吴楚，历滇黔，往来出入，备尝诸艰。”贵州“例贡黄金，岁属商人分采，必择材行优给而公方者然后任之事”，众商共推游瑜主持。万历年间，矿监征税，地方官多不能制，更有许多“无籍少年，多入钱假威，横行江湖间”，游瑜常常挺身而出，维护商人的利益。在云南，沐王府的校尉、奴仆、宾客经常劫掠民财商物，游瑜代商民请命，向云南布政司、按察司控诉，“校叩头谢罪，誓不敢复肆，滇市大安。”
清代以后至民国年间，带湖游氏先后有400余位族人沿着先辈商人的脚步，前往西南经商创业，他们主要集中在湖南常德，贵州铜仁、遵义、毕节，尤其聚集在云南大理、保山、临沧等地，主要从事锡矿和其他矿藏的开采贸易，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商业财富。明代万历时期王士性笔下江西抚州人在云南的活动情形，可以通过明清时代临川带湖游氏在西南的经商活动，得到一个更加真切而生动的诠释，江西抚州人与西南矿业开发的关系，或许可以能够得到更深刻的历史解释。
本专辑收录的丰城市白马寨村光绪十三年（1887）《杨氏六修族谱》，讲述的是另一个江西人在湖南、贵州经商的故事。据族谱记载，丰城杨氏始迁祖杨桂，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由吉水县杨庄徙居丰城槎溪港北大垱梨树下，杨桂九世孙杨育春又迁居港南乌桕塘，为桕塘杨氏开基祖。桕塘即今丰城市张巷镇白马寨村，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2013年）。
明清时期，经湖南常德入贵州镇远，是内地各省与云南、贵州的主要通道。丰城白马寨的杨氏商人正是沿着这一主要交通要道，从家乡丰城出发，过萍乡，下洞庭，来到湖南常德，并溯沅江而上，至贵州铜仁这些交通便利、商人云集的地方经商创业。
从族谱资料来看，白马寨杨氏自第五世“胜”字辈开始，便有许多族人游徙于湖南、浙江、广西三地，其中湖南尤多，主要集中在沅水流域之常德府桃源县、辰州府沅陵县、麻阳县与黔阳县。其中三大东前房第五世的“胜珉”，生于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第八世“钦谒”客殁于贵州，其胞兄“钦譁”，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大致可以推断，白马寨杨氏族人早在明代正德、嘉靖时代便已经进入湖南沅水流域，万历时代则有可能已经进入贵州。明代中叶以后白马寨杨氏早期商人在湘黔二地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清代杨氏商人的崛起开辟了一条商业拓殖的道路，树立了一个经商的家族传统。清代乾隆以后，白马寨杨氏商人群体就是沿着明代先辈商人的道路继续前进，最终在贵州铜仁与湖南常德两地大放异彩。
乾隆初年，白马寨杨氏族人杨尚光“年甫弱冠，操计然术来铜”，“乐其风土之厚，习俗之檏，卜肆而居”。杨尚光与人交往“不设城府，不为机械”，“以故辰沅接壤间，人咸称翁为长者。”杨尚光又把大哥杨尚位的两个儿子杨际烈、杨际轫带到铜仁学习经商，杨际轫后来又在辰州府阮陵县创立了“鼎兴”典当行，“业甚张而事颇繁”，“立业武陵甲一郡”，成为地方巨富。
嘉庆、道光时期，白马寨杨氏商人当中最著名的，是杨际轫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杨嘉，一个是幼子杨亨。其中杨嘉“尤喜提携戚族子弟，盖典肆司事最多，公无不量材录用，委以重任。以故数百年来迄于今兹，湘西之业典肆者桃李相承，尽皆出于鼎兴之门，而且师其法焉。”从此也奠定了白马寨杨氏商人以典当业为特色的商业发展格局。
乾隆、嘉庆以后，白马寨杨氏商人在沅江流域的贵州铜仁到湖南常德两府之间先后开设了二十余家钱庄、当铺，其中著名的有鼎兴典肆、日升恒钱业、敏慎钱庄、瑞兴永典当，等等。咸丰、同治以后，白马寨杨氏商人商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清代后期社会的动荡而一蹶不振。依托强大的家族制度与为数众多的家族商人群体，白马寨杨氏商人灵活地适应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商业市场的潮流，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我们从家族史的层面，全面深入了解明清时代的江右商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
二、清代赣东北的山区开发与纸业制造
明代嘉靖以后，江西东北玉山、上饶、铅山、广丰等县的山区开发与造纸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江西省大志》卷八《楮书》中记载：“广信府纸槽，前不可考。国朝自洪武年间创于玉山一县。至嘉靖以来，始有永丰（广丰）、铅山、上饶三县续告官司，亦各起立槽房。玉山槽坐峡口等处，永丰槽坐柘杨等处，铅山槽坐石塘、石垄等处，上饶槽坐黄坑、周村、高洲、铁山等处。”由此可知，玉山在洪武年间就已经设立官局纸槽，而广丰、上饶、铅山则是到了明嘉靖时期才设立，“玉山槽众承一半，永、铅、上三县共造一半”。本专辑所收录的广丰县十都王家、铅山县篁碧村雷氏与华氏的族谱、分家书、契约等村落历史文献，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中叶以后，特别是清代康熙以后江西东北的山区开发与造纸业发展情形。
广丰十都王氏源自浙江江山锦川王氏。锦川王氏的始迁祖为南宋时期的王得陆。明代天顺元年（1457），王熊（1440－1507）迁居江山保安乡二十九都裴家地。从《王氏宗谱》收录的墓图与葬所地名，以及相关分家书中的“纸厂”“水碓”等名称可以判断，裴家地王氏多有从事造纸业者。十都王氏的老家江山造纸业亦繁荣，江山多山，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盛产楮木和竹子，为造纸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王兆铭由浙江江山裴家地迁入江西广丰十都岭根。康熙四年（1665年），王兆铭购置了第一处山场，价银一两；康熙三十七年（1698），又买入横坑山，时值价银一百一十两。大致可以推断，王兆铭是有资金和技术的山民，熟悉山林经营，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家庭财富。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兆铭去世，其子王际康继承父业，大量购置田产，扩大规模。康熙五十九年（1720），王际康由岭根迁至鳌峰。鳌峰，也就是今天的广丰十都村，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2019年）。
乾隆八年（1743年），王际康立下十都王氏第一份分关书，此时王际康的家产已颇为丰厚，除了房屋、基地，还有五座山场，以及七百八十一石田租的田产。乾嘉时代，广丰的造纸业发展迅速，十都王氏的家族财富迅速积累。乾隆四十一年（1776），第三代王国魁、王国翰两兄弟再次立下分关书，其中的田租已达两千两百六十二石，山林产业没有分割。之后的嘉庆九年（1804）与道光十七年（1837），第四世王国翰之子王燕署，以及第六世王廷光三兄弟再次分关，家庭财产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财产逐渐析分细化。从分家书所载内容来看，第六世王廷光开始逐渐减少对山场的购置。光绪至民国时期，王氏第七世、第八世逐渐转变了山场的经营模式，由山场自营转变为山场租佃。
与广丰十都王家相比，同处武夷山区的铅山县篁碧村雷氏的纸业发家故事要更晚一些。雍正六年（1728），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的雷贵荣、雷贵华、雷贵发三兄弟带着母亲张氏离开家乡，经过数百里长途跋涉，费尽千辛万苦，最终到达铅山县黄柏村（今铅山县篁碧村）。据族谱记载，雷氏三兄弟的父亲雷时六是一个商人，早年贩卖鱼盐于汀州和浦城之间。浦城地处福建最北端，西隔武夷山与江西铅山交界，可能正是这样的商贩经历，雷时六得知铅山黄柏村盛产大木，于是又做起了木材生意，将黄柏村的木材贩卖到江西南昌的章江门码头。雷时六一开始两年一归，未曾久离家乡宁化。但五十岁那年，雷时六再次前往黄柏村，从此八年在外杳无音讯，妻子张氏先后派长子贵荣、次子贵华到黄柏村寻父，但都没有结果。当时家乡宁化县连年荒歉，黄柏村则岁岁丰登，于是母子四人一起离开家乡迁到铅山黄柏村。两年后，飘泊江湖的雷时六得知妻儿迁来江西的消息，急忙返回黄柏村，一家五口终于在他乡异地团聚。
山区移民筚路蓝缕，生活一开始是极端艰苦的，好在雷氏三兄弟个个身强体壮，吃苦耐劳，迁移之后不久就开创了生活的新局面。老大贵荣在宁化老家十三岁就为人佣耕，迁至黄柏村时已经是一个三十岁的精壮劳力，族谱记载他六十八岁时虽然两鬓霜飞，但精神依旧矍铄，“每行田间，闻秧歌辄佇，视之不如法，身示栽种，谓人曰：‘吾视田畴如棋枰然，纵横界画，无一子妄下矣。’”老二贵华，“力强健，身长六尺许，荷木及纸出半山客舍，往返八十余里，阅时半日尔。”“七十岁外，犹能躬镰刈荷肩疾行，少者不能及。”老三贵发，至黄柏村时只有十二岁，但也常年在山间劳作，“六十九岁，发白如霜，与仲兄观获，辄跃跃欲试”，“及八旬，精力犹健。”
真正改变雷家命运的，是当时武夷山区发达的造纸业。先是老二雷贵华佣耕于当地一家黄姓人家，主人业纸，喜其勤敏，将女儿嫁给他，并出资使其自食其力，“居岁余，积银数十两。”更大的机遇发生在老三雷贵发身上。二十三岁那年，雷贵发在山间负运纸张，在一座凉亭中休息，无意中拾捡到一位纸商遗失的衣囊，内有银票千两，雷贵发拾金不昧，将衣囊交还给这位纸商，对方感激不已，约定以一百两银子采买雷氏兄弟生产的纸张，从而揭开了雷氏兄弟造纸发家的序幕：
君（雷贵发）之昆弟皆以力田做纸为业，做纸必腌料。夜则取所腌之料，团使成饼以备用。乡村无更漏，听鸡三唱而息。或讶其太劳，君曰：“立而耘于田，坐而为于室，劳逸分矣。团饼于夜，正吾节劳之时也。”年腌料一百五十石，分三锅，出纸七十石，皆家人力任之，无须别雇一人。[ 《雷氏三昆弟家传》，《雷氏家谱·家传》。]
雷氏三兄弟凭借强悍的身体劳力，力田做纸，不仅在黄柏村站稳了脚跟，更为雷氏发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隆以后，雷氏累积致富，人口发展，家业大兴，尤其是富而能文，科举成绩惊人。先是第五世雷维翰于道光十二年（1832）得中举人，二十年（1840）复中进士、点翰林。之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第四世雷寅与第五世雷维醇、雷维清叔侄三人同榜举人，一时传为美谈。晚清时期，篁碧雷氏簪缨不断，一跃成为铅山县的地方望族。
篁碧雷氏于清代雍正六年从福建宁化迁来，时间已经相当晚近，本专辑所收录的篁碧华氏族谱，讲述的是一个更久远的家族故事。据族谱记载，篁碧华氏的始迁祖华继珠于南宋末年躲避兵乱，从江西饶州迁至信州铅山黄柏村。由于文献无征，篁碧华氏家族早期的历史比较模糊，“有明一代，单传九世”，人口繁衍也颇为有限。进入清代，特别是三藩之乱以后，整个武夷山区的地方秩序逐渐稳定，山区的经济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氏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转机。特别是十九世华福春、华茂春两兄弟，抓住了当时武夷山区商业大发展的机遇，从而壮大家业，繁荣发展。
华福春生于乾隆九年（1744），兄弟中排行老大，“生而魁伟，好读书”，“问舍求田，非其志也”，所以就和兄弟华茂春一起从事山区纸业贸易，在铅山的陈坊镇创办了”福记号“纸业。据族谱记载，华福春的妻子雷氏，即是前文所说的雷家老三雷贵发的女儿，雷家兄弟以纸业生产发家，华福春创办纸号，应该也受到了雷家的启发与支持。
华茂春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排行第五，早年跟随兄长华福春一起创业，后来自己单独贩卖纸张与木材。华茂春创办“华同兴”木材行，生意从铅山做到了南昌章江门码头，华茂春还前往贵州贩卖木材，过洞庭，下长江，将木材一直卖到了江苏扬州的邵伯埭，最后在扬州娶妻生子。后来，华茂春的木材生意越做越大。扬州发大水，邵伯埭决堤，华茂春买船救济溺水者，捐钱助修河堤。家乡铅山饥荒，地方平粜，华茂春捐资赈济饥民，办理积谷会、育婴局等慈善事业，又捐资济办篁碧村中的义学，修理村口石坝，“生平所散财货，不下数万金”。华茂春生有六子，其中五子均从事纸业与木材贸易，惟有第三子华日新读书科考，分别于道光丁酉（1837）和甲辰（1844）得中举人与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与江苏布政使。
华福春一支也兴旺发达。华福春生的长子华日孜与四子华日宏都曾跟着叔父华茂春在扬州历练，其他诸子也多从事纸业和木材贸易，各有所成。值得一提的是，华福春的幼子华日舒生了一个儿子叫华祝三，天资聪颖，读书应举，中道光癸卯（1843）举人，丁未（1847）进士，光绪甲戌（1874）授官广东南韶连道台，在任一十三年，光绪丁亥（1887）致仕回乡。
华祝三致仕回家后，先后主讲铅山鹅湖书院、星子白鹿洞书院，又筹资捐助宾兴，督修《铅山县志》，倡修铅山文庙、武庙、节孝祠、积谷仓、育婴堂、文昌宫。不仅如此，华祝三还在倡建祠堂、倡修族谱，规范家族祖先祭祀礼仪，推行各种祠规族规禁约，将一整套标准化的儒家礼仪进一步送入武夷山区的篁碧村中。可以说，清代以来武夷山区木业、纸业等商业活动的兴盛，使得山民不断走出山区，迈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进入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武夷山区的地域特质与社会活力，也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展现无遗。
以上4个传统村落5个家族的历史文献，共同构成了《江西传统村落文献汇编》第一辑的基本内容。我们将其整理出版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使用，一方面可以说是受近年来民间文献整理出版大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自己的学术小传统紧密相关。1980年，江西师范大学地方史教研组成立；1985年改为地方史教研室；1990年获批“中国地方史”硕士点；1996年，“中国地方史”被列为江西省高校重点学科。近半个世纪以来，江西师大地方史教研室一直是江西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阵地，黄长椿、左行培、许怀林等前辈学者长期致力于江西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江西地方史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梁洪生教授先后成立“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和“南方传统村镇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带领地方史教研室年青学人不断走向江西乡村社会，引荐大家走向更大的学术舞台。学术薪火，代代相传，《江西传统村落文献汇编》第一辑的出版，只是江西师大地方史教研室成长发展中的一股涓涓细流，却也承载着教研室几代学人的学术本色。我们衷心地希望，江西传统村落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出版，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当“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都可能渐成一种奢望，我们至少还可以“保住文献”，让江西乡村社会的历史、情感与温度，在传统村落的文献中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