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宏阔的海洋史视野，重构了前现代亚洲贸易的多元图景。作者敏锐指出：当明朝郑和船队驶向印度洋时，并非开创而是收编一个已运转千年的跨海域商业网络——泰米尔商人会馆、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东南亚水居民族的政权建构早已为此奠基。文章对唐宋"南向战略"的剖析尤为精彩：北方游牧压力如何意外催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泉州如何从边陲港口崛起为"东方第一大港"。通过沉船货物清单与市舶司税册的交叉解读，作者让冰冷的历史数据重现了古代商人的风险计算与财富追逐，为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海洋传统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叙事魅力的范本。
——编者按
公元世纪初至公元14世纪，在超过一个千纪的漫长时间里，中国与其邻国有海上贸易往来活动，显而易见的是该贸易并非只是中国式的进贡贸易体系内的贸易活动。 它所产生的结果是，随着印度洋贸易的扩展，亚洲贸易模式的形成愈加明显。 来自印度的商人，如印度教商人－朱罗泰米尔人，以及阿拉伯穆斯林努力将贸易活动扩展至东南亚海域地区。 中国贸易向南发展完全改变了该海域内的海上贸易活动面貌，与马六甲海峡航道演变成重要的
航船路线在同一时期。 新的贸易条件促使马来半岛及诸岛海岸地区兴起新的贸易港口城市，尤其是南海地区，这些新兴的城市大多位于拥有可停靠船只的优良海湾一带，国际商人和商船顺道前来进行交易，城市内一般建有商品储存库，是重要的贸易城。其重要特点是，这些城市的贸易除本土商人和政府参与以外，大多城市是外国私营商人或贸易组织的贸易舞台，除当地的水居民族以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们在这些城市中开展贸易并定居。
商人们的贸易活动虽像是各自经营，不太受当地政府的束缚，但这些私营商人仍与自己所经营的贸易圈（或者关系网） 紧密关联。有的可能是以宗教关系网的形式存在，如穆斯林商人；或者隶属于贸易组织，如某些泰米尔商人机构；或者隶属于群体，如分布在各地的中国人群体。 这些港口城市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缚于进贡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贸易外交模式，但由于外国私营商人和当地人较为自由的贸易角色，中国王朝的权力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在广阔的区域内建立起统一的贸易体系，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兴起了许多富强的港口贸易城市和大型贸易城。 公元14世纪，中国明朝实现了通过进贡贸易体系使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明朝皇帝派遣郑和率领大船队航行至东南亚海域和印度洋，就像是在说明，要让所有的贸易交流在统一的进贡体系之下进行。
一般认为，中国进贡贸易体系的改变发生在明朝末期，郑和船队下西洋加强了中国进贡体系中的权力与贸易，使其愈加具体化。约公元16世纪中期，明朝灭亡后，东南亚地区进入促进私营商人自由贸易的时期，港口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部分城市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发展成为商品出口中心和大型贸易城。但我们也看到，印度洋贸易中的某些社会，如泰米尔人社会，吠舍种姓的发展，整体上包含了商人、手工艺者等多种行业，有的是自由商人，有的联合组成具有广泛作用和资金源的商人会馆。商人会馆将贸易活动扩展至东南亚海域，泰米尔朱罗王朝本身也极力控制和管辖印度洋贸易活动，即使是不能够取得明显的成功。此外，其他如穆斯林商人的私营商人也获得了贸易和生产的机遇，甚至是中国商人和业者等。这些都对亚洲新贸易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影响。
马六甲海峡航道开通后形成的亚洲贸易模式是，没有任何人或国家制定垄断政策的贸易状态（或使之像现今的世界经济体系一样发展），因此产生了政治及经济贸易管理权力空隙。 如公元7世纪时期东南亚水居民族聚集形成了室利佛逝政权，为新变革的产生提供了时机与机遇。
中国的丝绸曾是世界市场或古代国家社会追求的产品，各地商人想方设法与中国联系，而当时的中国也需要征服其北部地区的民族，建造战壕与城墙，以维护贸易交通路线的安全，特别是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的安全。 像中国丝绸这样的稀罕物，因其生产秘诀而成为昂贵的商品，但后来，其养蚕、抽丝、织丝等工序不再是秘密，丝绸之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包括波斯人也同样能够生产丝绸。 贸易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商品种类不断增加，宋朝时期突出的商品就是陶器和瓷器，中国精湛的生产技艺创造市场需求的商品。可以说，作为远程贸易中重要商品的丝绸，曾是市场大量需的商品和远程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此发生改变。新贸易路线和新贸易区域的开拓改变了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的贸易活动面貌，水居民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能够建立起室利佛逝政权。
东南亚海域新航线是水居民族所熟悉的航线，人们敢于去探索，面向东南亚与南中国海新海域开放的马来半岛和泰国湾地区的贸易市场和港口贸易城市成为贸易竞争、寻求产品和控制前往中国的航线的区域。外国商人，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到来，也带来了知识和航船技术，他们的航船技术融合多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懂得建造和使用多种地方上的船只，穆斯林部落和民间穆斯林商人与原来就扮演重要角色的印度教商人一样参与到东南亚海域贸易中，如朱罗泰米尔人参与到跨洋贸易中，分布在马来半岛和诸群岛等地区。其中重要的商人群体是中国私营商人或中国穆斯林，他们向南扩展贸易活动，在当地的各个城市部落投资生产，如陶瓷生产等。
室利佛逝拥有贸易权势之时正是更多中国商人参与到南海贸易的时期，中国商船南下经过东南亚海域，前往印度，并在室利佛逝的港口城市及南海中的其他城市中转休憩。 此外，中国商人还在各地的多座城市定居，遍布东南亚地区，如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就是中国人重要的聚居区，直至公元1420年。整个元明时期，中国商船经过东南亚海域抵达印度，室利佛逝的港口城市是他们的休憩地，此时期内，东南亚海岸地区的港口城市中产生了中国商人移民聚居区。 与中国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财富，成为贸易部落和贸易市场兴起的推动力，贸易活动因此扩展至广阔的海域，中国史籍和现今各海域内发现的携带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古代沉船都是例证。
室利佛逝和东南亚地区城市部落参与贸易与活动的时期，其贸易涵盖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印度洋贸易、东南亚海域贸易，正值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初期等王朝政权统治中国的时期（包括那些存在不超过200年的小政权王朝，即隋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也正是佛教传入中亚地区的黄金时期）。公元7—14世纪时期是亚洲贸易的黄金时期，催生了许多重要的贸易大都市，其中多座大都市成为王国的首都，其势力扩展至海岸和内陆地区。 当地的世居居民在贸易往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亚海域水居民族发生了聚集，以控制自己的贸易权力和处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 中国、印度作为亚洲地区的大权力集团真正在贸易活动中发挥了作用，使相互贯通的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的关系网得以形成。 在这一关系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除中国商人以外，还有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及各地的业者，如操泰米尔语的民族、东南亚海域中操马来语的水居民族等，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作用。
中国在该时期内重要的贸易伙伴是阿拉伯。 公元8世纪，阿拔斯王朝建都于巴格达，与印度、中国开展跨洋贸易，但其贸易特征明显不是单纯的双边贸易。 因此在其贸易路线沿线也发展起了贸易活动，对亚洲地区多方面的变革产生了影响，其中重要的，如固定贸易路线的形成，沿线的人们也参与到了贸易活动中。 更为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贸易路线沿线诸岛和城市中兴起了穆斯林－阿拉伯贸易部落和中国商人部落。 除东南亚海域兴起贸易城市以外，中国南部地区也兴起了多座大型的贸易城市。 《元史》记载的城市名称就有超过20座，如答利（在《元史》中找不到对应的地名——译者），仅在《元史》中出现，其他史籍中没有该名称，有人推测它是苏门答腊北部海岸的德里（Delli），也有人认为，是指北大年；那旺，指古纳库尔城，位于库兰与苏门答腊岛之间；丁呵儿，指登牙侬、丁加奴，即今登嘉楼；急兰亦曈，指吉兰丹。桑原骘藏整理的文献中描述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道: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出发，跨越印度洋，经泰国－马来半岛，抵达广东（唐朝时称“广东”或“广府”）。 除广东以外的港口是扬州和泉州，以广东最为富裕。 宋朝曾在广东设立管理商船和收取税费的部门，同时，促进泉州码头发展，并设立同样的机构。 宋朝时期，中国较著名的贸易港口是广东和泉州，但至公元14世纪，泉州码头的发展要比广东更发达和富裕，即使至元朝时期，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也都记载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几乎取代原来的广东）。 中国设立的市舶司的权力扩大到可以管理在中国以外的中国商船，控制管理在福建和浙江一带定居或从事贸易活动的“岛夷蛮人”，这些人自唐朝时期（公元 896年）就已经在这些地区定居。
中国将进入其南部海岸地区的外国商船划分为多类，每类商船的名称不尽相同，甚至是被称为“蛮人”的当地世居居民也被划分为多种。重要的是，这样的划分让我们了解到这些“蛮人”由多个族群组成，他们均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外国商人的到来几乎全是使用自己的商船，少部分使用中国船只，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各地区的世居居民对贸易活动的热衷和积极。 中国史籍中对各国商船的称呼有:
— 南海舶，指南海商船。
— 蕃舶，指蛮夷商船。
— 波斯舶，指波斯商船。
— 昆仑舶，指来自昆仑国的商船。
— 昆仑乘舶，指来自南海的商船。 昆仑位于僧伽罗和广
东之间，这片南海区域曾以黄金著称，被称为“黄金岛”。 其南
部地区，有黄金的 ３ 片区域是: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
— 西域舶，指来自西方的商船。
— 蛮舶，指蛮人商船。
— 西南夷舶，指西南地区国家的商船。
— 海舶，指海船。
— 南蕃舶，指南方蛮人的商船。
— 波罗门舶，指来自婆罗门教国家，如印度的商船。
— 师子舶，指僧伽罗国（斯里兰卡）的商船。
— 外国舶，指外国商船，可能包括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
和在外国开展贸易的中国商船。
中国推行的贸易方法是，在国内（如各个港口城市）和国外发展起贸易中心，从而使多座城市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 马六甲，犹如其在南海地区重要的贸易驿站。 泉州是历经唐宋元三朝代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赵汝括正是在他担任泉州市舶司官员时向当地外国人收集相关材料撰写成《诸蕃志》，此书记录了各国相关情况。他于公元1225年开始创作，并在文中提到，宋王朝在泉州和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外国贸易。
中国在开展海外贸易过程中，发展起贸易港口作为贸易中心，对进入中国港口前的外国商品和贸易活动进行系统的检查，泉州就是例证。 泉州积累的财富和权力足以让它成为在南方拥有独立权力的政权，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公元946年，留从效在泉州起兵将南唐军队驱逐出闽国，并控制闽国（闽国由王 知于公元909年建立，统治福建全境，泉州是福建的一部分），他掌控的闽政权能够控制来自外国和南方地区的贸易活动。
唐王朝于公元618年统治中国后，公元622年伊斯兰教传到了麦地那。定都长安的唐王朝制定了强大的国家管理机制，经济贸易和领土均得到扩大，大量北方人口向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迁徙，在各河流流域定居谋生，开展海岸贸易，进入南海地区。与此同时，唐王朝在丝绸之路上构建和谐的秩序，以保证贸易的安全，比如派军守卫、设立驿站等。 整个唐朝时期，大量的外国商人前往中国，并在当地定居，中国各地区兴起了城市社会，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皈依宗教。 有证据表明，来自阿曼和希拉夫的阿拉伯商人自阿拔斯王朝刚执政时期（公元8世纪） 就已经在中国海岸开展贸易，虽然当时外国人不允许与中国人混居，但在自己聚居的区域是拥有自由的，并得到官方在贸易和聚居政策方面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时期，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并不仅限于丝绸，且养蚕和丝绸纺织技术也不再是只有中国掌握的生产秘诀，叙利亚和波斯人同样可以生产优质的丝绸。 外国人需求的中国商品还有很多类，比如陶器皿和青花瓷。 陶器产品重量很重，必须通过海运，可能是因为这样，中国北方政权自唐朝开始便促进海上贸易，十分繁盛。 宋朝时期，中国陶器和青花瓷的制造技术进一步提高，成为当时整个世界市场需求的产品。
公元755—763年，唐王朝内部发生内乱，军事薄弱，无法保证丝绸之路和贸易路线的安全。与此同时，约公元8世纪末期，中亚穆斯林人开始在现今的土耳其建立自己的政权，伊斯兰教也在当地世居人中传播，这些人参与到丝绸之路贸易中并沿途传播伊斯兰教。 现今在这一区域内居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称为“回”，后来，这群中国穆斯林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大量伊斯兰教商人或穆斯林人进入中国开展贸易，在唐朝后期引发了剧烈的矛盾。 约公元758年，在中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广州城，发生穆斯林叛乱，这些穆斯林与中国官员发生矛盾，以至于对广州城发动劫掠，使广州城萧条长达40年。 唐朝后期，武宗皇帝排挤其他宗教而独尊道教，人们聚集起义，一名叫“黄巢”的起义军首领于公元879年率领起义军队洗劫广州城（刚修复好），起义军杀死许多人，并驱逐外国人出城，尤其是穆斯林。
公元960年，宋朝取代唐朝，定都开封。 宋朝政府推行既支持官方贸易，又支持民间贸易的政策（但私营商人贸易仍须按照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开展）。 宋王朝不能够解决和控制北方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的纷争，于是促进人们向南开展贸易活动。 宋王朝与唐王朝的不同在于它支持建立水军，宋朝建立水军，是要保护海上贸易活动免遭海盗侵扰，当时海盗猖獗，对海上贸易形成威胁。航船活动在唐朝时期得到支持和发展，至宋朝时期各种相关技术更加进步，造船工匠调整船只结构，并对船舵和帆进行改造，建造了大型船只，其规模之大号称为“鲸”。航船技术方面也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造船厂，包括官方和民间私人船厂。 约至公元11世纪末， 中国舰队最终能够控制亚洲远东地区的海域。在促进海上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实施多方面的特殊政策，如深挖停船码头、疏通内地河道、制定税收政策、支持国外使团贸易、在各个重要港口城市设立海上贸易管理部门等。
宋王朝在整个11世纪时期都面临北方游牧民族问题，直到公元12世纪初，宋王朝政权南迁，定都杭州。 这一事件反而对海上贸易形成良好的影响，使中国与印度和中东地区的贸易活动愈加繁盛，穆斯林商人和中国穆斯林也自然而然地从中获利。
总而言之，唐朝和宋朝在中国执政时期，两个王朝整体上是促进贸易和生产的发展的。 除众所周知的繁华的丝绸之路以外，还对印度洋贸易及其所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带来影响，即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泰米尔人或操泰米尔语的人们等各地水居民族，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具有悠久历史，并为这一贸易活动构建了突出的特征或模式，使得印度吠舍种姓商人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业者集团，其贸易业务之广泛跨越了印度洋，进入东南亚开拓新世界。 许多历史事件证实了贸易组织（商人和技能职业者）的活动和私营商人或自由商人的角色作用以及贸易资本的成长。 因此，印度洋贸易的发展壮大与中国唐朝宋朝时期贸易活动的繁荣是相一致的，中国贸易和泰米尔－印度贸易的扩展为穆斯林的成长营造了有利的大环境，穆斯林既带来了贸易，也带来了宗教传播。 此外，也有利于从事贸易活动地区的水居民族对贸易的热衷和积极。
同时，泰米尔－朱罗因其极力将孟加拉湾海域发展成为自己的“湖泊”，而在开辟印度洋与东南亚海域贸易活动中有重要作用。在中国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水居民族也因此能够聚集形成自己的政治权力，即碑铭中记载的“室利佛逝”，作为中间商与中国联系，并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特殊的商品。 它曾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航道地区，该地区是进入南中国海及外国商人和当地世居居民开展贸易活动的咽喉。
公元13世纪后期，中国对外贸易偏重于经东南亚进入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大量中国南方商人和航船者进入室利佛逝的港口城市，往西前往斯里兰卡加勒、南印度科德科泽（古里）。 由此可见，中国王朝并未阻止私营商人开展印度洋贸易，即使是中国政府宣布海上贸易由政府垄断，但这些中国地方私营商人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聚集，中国的贸易活动因此始终与海上贸易相关联，直至明朝时期（公元1368年起，从事海上贸易属违法活动）。 至于官方贸易，中国政府于公元1404—1433年间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抵达印度洋海域的港口城市和大型贸易城。
海上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陶瓷贸易，陶瓷的生产和交易不仅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还促进东南亚海域地区的城市部落能够构建起自己独具特色的陶瓷生产工序和交易体系（与中国陶器不同），并成为市场需求的产品。 其生产基地、交易市场、贩运商船全是东南亚海域地区的人们参与或作为其中重要的运营机制，陶瓷贸易为新兴的城市部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南中国海的陶器贸易，既使用中国商船，也使用东南亚水居民族不断演变的船只，直至为专门适应这一海域内航船贸易的混合结构船只的使用。 这意味着中国南海航船贸易传统模式的形成，仅在东南亚海域内就发现这一模式内的超过20艘的沉船遗骸，大多数沉船装载来自泰国的陶瓷，发现于马来半岛东部的泰国湾海域，这表明当时正是陶瓷生产和交易的黄金时期，包括来自泰国火窑的陶器和瓷器。
陶瓷贸易对与海洋相通的各地区城市部落（如越南、阿瑜陀耶等）的经济社会变革也产生了影响。 沉船的位置及来自泰国的大量陶瓷遗骸，充分反映了阿瑜陀耶王朝陶瓷贸易中的角色作用，它既是大型贸易城，也是出口陶器的港口城市，这些产品来自泰国宋加洛、素可泰、信武里、素攀武里及其他地区，包括与其相邻的地区，如越南，甚至是中国南部地区。 有人认为，泰国湾东部海岸是当时盛行的航船路线，沿海岸前往爪哇海，然后再往东航行。 东南亚海域陶瓷贸易在公元15—16世纪期间持续扩展，巴考沉船和杜里安沉船是中国的船只，但其装载的中国商品却并不多。 据推测，该商船从中国南部海岸出发，专程前往阿瑜陀耶开展贸易，在阿瑜陀耶装卸货物后沿马来半岛东部海岸前往印度尼西亚诸岛，其装载的陶瓷和其他商品正是要贩卖至东南亚海域内各地城市部落。
节选自（泰）迪达·沙拉雅著，覃鸿波译：《印度洋史：被遗忘的海洋民族与全球贸易的黎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