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云：“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女性难以医治，是传统社会的医疗观点之一。特殊的生理结构和社会环境（性别隔离）对女性的救治带来了影响。但传统中医理论中，也存在“妇人之病本与男子同”的观点。
——编者按
随着明清时期关于女性疾病的著作激增，著述者和序言作者不断老话重提：女性疾病很危险，治疗很难。但是更为温和的女性差异观的提出揭示了儒医精英阶层的重大转向。诸如《金鉴》这样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旨在提倡卓越、典范的医疗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医疗能力与对宇宙规律的深刻领悟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和女性身体受同样疾病和健康动因控制的思想就成为儒医优越于次等医生的标志，因为后者坚持认为女性受不同因素控制。这些人中包括女性医疗者，她们把自身的存在归因于性别隔离的社会习俗。性别隔离表现为男女活动空间上的根本性区别。次等的男性行医者，其中包括把女性疾病作为“专长领域”的那些医生，即便行业技能不适用于手上的病症也会照样搬用，故因循守旧。相比之下，优秀的医生理解阴阳的永恒转换，巧妙地将其应用于具有普遍性的身体——男女都只不过是统一模式的不同变体。
这种日益强调女性情绪化环境因素的趋势也是对明清时期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医疗倾向的深度回应。中国医生早就意识到，不健康的行为和不受控制的情绪是一种主要的病因，但是有证据表明这种关切在十六世纪变得尤为深重。充分的研究表明，受城市化、商业化和货币化影响，明朝中期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富商阶层出现，明显的过度消费的可能增加了。但是这种对快乐的追求也成了对个人情绪和身体平衡的潜在威胁，许多医生，如汪机（1463—1539）就曾对耽于酒色、进食油腻的男性的亚健康状态表示担忧。对疾病的社会和行为原因的关注也表现在“养生”文献的增多上。“养生”宣扬禁欲、养精对男子有诸多好处。从十六世纪晚期开始，对控制情绪的关注也因对“情”的崇拜而得到加强。高彦颐把“情”称作“十七世纪江南城市文化的特征”。受激增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如《牡丹亭》）的影响，“情”崇拜赞美爱情在人类关系中的作用，尤其推崇可以超越死亡的爱情。男人和女人现在都被看作感情化的人，但是女人尤为严重。这样一来，对过度消费的关注集中在男人的身体上，相对应的，“情”的崇拜则强调女性多情的危害性。从十六世纪起，女性著述的诗歌选集数量激增，据称她们的诗往往都是“从火堆里抢出来的”，这同样也让人们注意到女性个人心愿与儒家文化中的女性责任之间存在矛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薛己和张介宾强调，女性疾病的外部原因根植于社会习俗，而这种社会习俗注定会阻碍她们的愿望实现。能想象得出，这种矛盾在清朝统治时期会更尖锐，因为清政府支持宋明理学的复兴。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赋予女性更多发挥自身作用的可能性，但宋明理学依然强调女性贞节的社会准则。
我们看到，在医学文献中，对女性疾病社会因素方面的强调在增强，这与众所周知的历史性转变同频共振。尽管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实因果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医学中还有其他的变化同样反映了关于女性生殖功能的更加温和的观点。正是女性生殖功能支撑着“与男子同”的观点。明清时期“胎毒”概念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宋朝著述者用“胎毒”来解释包括天花在内的儿童皮肤发疹。胎毒曾被看作一种与分娩污染有关的、母体产生的毒物，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早期，渐渐被认为是根植于胎儿本身而不是母体。同样，起始于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女丹”文本传统的发展提供了对女性血的另外一种看法。血不再是疾病或污染的来源，而是取得了与男性精子相对应的地位，是一种身体活力源，可以在身体内存储、循环和纯化，赋予身体以不朽属性。阿琳娜曾认为，“女丹”在十九世纪的成熟主要归功于理学家，尽管他们是为了控制女性的伦理行为才把这种行为引入以文本为基础的实践，让女性接触不到男性教师或不道德的女性指导者。即便情况确实如此，女丹中关于血的看法也与医学叙述不相冲突。这种医学叙述缩减了女性的差异范围，用更为普遍的术语对女性身体属性进行重新界定。
不过，生育这一客观事实以及其与女性领域的持续社会关联意味着，这种普遍化的推动力充其量是片面的和受环境影响的。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儒医所做的选择不断在以下两者之间转换：女性身体普遍化的变化和关于如何治疗女性的医学争论。这种医学争论围绕着一个重要问题展开：女性功能的独特性该被赋予多大的重要性？女性妊娠期是指导治疗的首要因素，还是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性别区分的玻璃杯是半空还是半满，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说辞，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意味着生死之别。在寻求生育相关问题的答案时，人们常常会认定，这样的问题太过重大，不能单单留给医生解决。医学在明清时期的学术发展也使业余从医者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他们承诺帮助各个家庭顺利治疗这些女性特有的疾病。
——选自吴一立《生育之鉴:明清女科医学的理想与现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
在对生育过程的医学认知中，“易生”与“难产”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人们想尽办法，保护产妇不遭受难产之苦，提出生育的过程是自然的存续，本不应该存在困难，因此不应人为干预分娩，而是应该好好保护产妇不受外邪入侵。不吉的物品、极端天气、剧烈运动、纵欲或过于慵懒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产房中人们的惊扰，都是应该避免的因素。
——编者按
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曾是当时最佳医学实践行为的重要汇编。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医生用三管齐下的方式预防和处理难产。首先，他们用天象学、风水的或习俗的仪式确保分娩不破坏宇宙的和谐，不冒犯神灵，不让产妇接触不吉的物品或恶鬼。其次，他们认为，男性医生必须知道如何调整胎位，不过动手操作通常由身为女性的助产妇来完成。最后，除施行传统仪式和手动干预外，男性医生要运用一系列的药理学技能调理和补充气血。这是一种基于用药的策略，受到了对应医学系统学说的理论影响。这些不同的方式也反映出关于分娩危险的不同假设。仪式和风水把分娩看成是染污性的，认为它具有内在的危险性，且扰乱宇宙秩序，而对胎位不正性难产以及用药的讨论则考虑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分娩是一个顺承天意的过程，在不发生失误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行。
在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中，有三篇文章包含了“易生”理想的早期形态，叶风后来将这些思想发展成为一条核心原则。第一篇是周颋为昝殷九世纪中期的《产宝》写的序。这篇序写于897年，对昝殷的书作了扩充。周颋开篇哀叹人们不知道如何正确滋养精气，“天年未终，疾病攻夺”。这种看法回应了《黄帝内经·素问》开篇提出的核心思想，即人如果让自身与宇宙内在运作模式相协调，就可以长寿且健康。同样，周颋还认为，在没有人为失误的情况下，分娩不会出现问题。他引用《易经》的话，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则知在天地之间以生育为本，又岂因生产而反危人之命乎？”类似的观点出现在陈自明的另外一篇文章里。他在这篇文章里对难产的六种原因进行了阐述，认为健康的女性通常可以顺产。“凡妇人以血为主”，陈自明开篇重申了宋代妇科的指导原则。“惟气顺则血顺，胎气安而后生理和。”顺产的理想同样影响着第三篇文章《十产论》。这篇文章据说出自杨子建之手。他在其中讨论了多种分娩困难需要干预的情况，但在开篇对“正产”进行了描述，将顺产作为参照标准：
正产者，盖妇人怀胎十月满足，阴阳气足，忽然腰腹部作阵疼痛，相次胎气顿陷，至于脐腹疼痛极甚，乃至腰间重痛，谷道挺迸，继之浆破血下，儿子遂生，此名正产。
简而言之，正产是简单、不复杂的，分娩进展是有序、可预测的，而且孩子生出来不会出现任何并发症。那么，很明显，任何延迟分娩或导致母体和胎儿病痛的分娩都偏离了常态，是由孕期或分娩时的错误行为造成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产妇的气血没有被调理好。坏习惯和有害的做法会引发母体的不和谐，诱发分娩并发症。《妇人大全良方》对很多坏习惯和有害做法加以界定。陈自明尤其关注富家女子放纵和慵懒的生活方式，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会导致母体气瘀滞，妨碍内在的易生：
今富贵之家，往往保惜产母，惟恐运动，故羞出入、专坐卧。曾不思气闭而不舒快，则血凝而不流畅，胎不转动，以致生理失宜，临产必难，甚至闷绝。
其他有害的做法还有孕期性交，这会伤害到未出生的胎儿。性交时释放出的“败精、瘀血”滞留在子宫，最终导致胎儿充血，结果“子大母小”，从而导致难产。在产期临近时让产妇受惊也很危险。如果产妇周围全是助产妇，很嘈杂、忙乱，她就会受到惊吓而心生焦虑，导致气受阻、凝滞，阻碍分娩。和气一样，血也可能紊乱和损耗，从而引发悲剧。陈自明和杨子建都提到，天气过冷或过热时，如果产室温度没有调控，也会导致母体血流不畅。冷会引发血凝滞，导致难产，而过热时血会在体内上行，引起发烧、头痛和眩晕。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快就会引发“血晕”。这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产后病，其特点为精神错乱或失去意识。即使产妇平安分娩，其他的错误也可能引发慢性的危险性亏虚，使之后的生产变得困难。例如，周颋就曾警告过，母乳喂养会损害女性自身健康。多次生产本身也会损耗女性的精气，从而使适当调理变得更具挑战性，也变得更为重要。此外，周颋还强调，无能或缺乏仁心的医生同样会造成危险。他说，药用得好会产生神奇的效果，但是用药不当或不分症而治，最终会使病情恶化，杀死病人。唯利是图的医生不愿收治穷家女子，对她们的死难辞其咎。从这方面看，分娩并发症与其他由人祸引发的疾病具有相似性。
宋代医生断言，只要人的行为没有过错，就可以避免难产。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错误在所难免。陈自明把分娩看作需要经常性医疗干预的事。而且，陈自明文本这个较大的语境中，往往将对分娩的染污性和潜在的破坏性的担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把分娩天生容易的思想置于从属地位。陈自明理所当然地认为，预防措施非常必要，可以安抚众神，避免有害外因，还可以化解产妇八字与生产日之间的不协调。甚至秉信“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周颋也认为，要为分娩带来的“秽”做好准备。他还进一步建议，当产妇进入妊娠最后阶段后，应该在她房间墙上张贴产育图，告诉她在产房里怎么置身，朝什么方向。宋代医学中矛盾的思想是并存的——有的认为分娩从根本上来说是易事，有的认为分娩具有不可避免的危险性，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宋代是儒医治疗女性疾病方法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正如在第一章中的讨论，就是在这一时期，男性医生开始拓展儒医的范围，用阴阳和五行说创立出一种全新的解释女性生殖健康的方法。不过，与此同时，陈自明和其他人依然把习俗性的预防看成管理分娩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费侠莉认为，宋代的男性医生与其说是抗拒习俗性做法，不如说是在努力确保这些习俗性做法能得到正确施行。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医学创新的前沿领域寻求更为细致地理解诱发疾病的身体内在模式。因此，仪式实践在儒医妇科传统中逐渐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医学著述者们高度关注产妇气血状况如何影响分娩的难易。在《达生编》中，这两种倾向融合于叶风所提倡的易生理想，借以抵抗命运或鬼神在分娩难易中的作用。叶风认为：“胎产非患也，而难产则为人患，人患不殄则归之于天，天何尤乎？”分娩不是病，但是人们会遇到难产。当人类所受的折磨无法消除的时候，就会归咎于天。但是天有什么错呢？他强调，如果事情出了差错，人们应该责怪的是自己，因为所有的难产都源于“以人事之失而损其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引用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秘密诞下非婚生子女的女性从来没有遭遇过难产。叶风说，有人怀疑，这类分娩之所以顺利，是因为有神明暗中护佑，但其实不是这样。叶风坚称，偷偷产子之所以顺利，是因为不到最后一刻，产妇都不得不隐瞒身孕，因此没有人能干预她分娩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产妇“只得极力忍疼，疼到没奈何时，自脱然而出，理甚明，有何疑处”。
广为接受的看法是，分娩需要积极干预。因此，作为回应，叶风强调并一再声明，催生的做法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两种最常见的干预：用手强行摆弄胎儿和使用催生药。叶风的观点是对不断发展的医学观念的继承。
——选自吴一立《生育之鉴:明清女科医学的理想与现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
特殊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历史上人们对女性身体特殊的关注与重视。专门的女科医学随之诞生，在本书研究的主题“明清产科”被正式引入前，作者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局限性。
——编者按
历史上对生育的鼓励聚焦在女性的身体，而生命也是因女性身体而得以繁衍。女人是否生过孩子，生过多少，孩子是什么性别，决定着家庭和家族的延续与繁荣。
在阎纯玺记录亡妻之事的时代，对促进生育和多产的关注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大量专门满足女性需要的医疗著述形成了巨大的语料库。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怀孕与胎产的手稿约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女性会患上特殊疾病的事实，已被西汉和东汉的医学典籍指出。隋唐时期，宫廷御医和其他名医开始著述关于女性生殖疾患的系统专著。宋朝时，“生育医学”，即“产科”成为宫廷医疗护理的独立部门，像陈自明这样的医生把“妇科诊疗法”归入医疗宇宙观的宏大体系，把女性疾病坚定地纳入男性的领域、文人的领域和医学实践范围。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在整个传统医学文献中，关于女性特殊疾病的著述持续大量涌现，既有普通医学著作———病理汇编和综合性教科书，又有诊断、病因学和药物学专著。此外，中国的医学专家和非专业人士都进行了著述，专论女性生殖疾病的治疗。这些著作的标题有“妇科（已婚女性医学）”“女科（女性医学）”“产科（生育医学）”或“胎产（生育、分娩）”，到明清时期，这些说法常常混用。这些著述还包括界定更细致的专著，如“广嗣（多生后代）”和“种子（种下儿子）”。现存的二十世纪前的有关女性生殖健康的医学文献著作数量之多，足以证明其在明清时期持续的增加和流传。权威参考文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列出大约三百种关于妇科、产科和广嗣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书于九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很多著作现在已经佚失，但是书名被记录在各种地方志的参考文献中。中国各县、府和省的地方志中共列出了数百种女性疾病专著。
为摸清明清时期妇科发展的大致情况，我将从上述语料库中广泛取样。不熟悉这些文献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为何在同一段落中同时引用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文献；对中国风俗地域差异性不了解的读者或许会好奇，为何能把四川和苏州的作者放在一起讨论。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共存的医学思想和策略的多样性，我不想消除标志着中国医学特点的重要时空差异。但是要理解这一时期的医学思想，我们需要把人们在明清时期继续学习、研究和引用的诸多文本考虑进来。对于明清的读者来说，无论是被全文收录还是选编，进入新撰医学选集的早期论著都是持续的参照点。清朝的医学思想家就像现代依据宪法办案的律师寻找案件先例一样，通过引用前人的做法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甚至不惜为达到新目的而歪曲老做法。另外，明清时期大量医学文献的出版和广泛传播意味着这些医学文本已经融入了被所有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中国人熟知的大众文化中。而且，清朝医学出版物数量激增，一个地方出版的文献很快就会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这都意味着在整个清朝，文本的著述者和读者在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因此，即便个别医学著作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它也是关于医治和疾患本质的全国共同话语的一部分。清朝精英阶层的性别规范强调女性保守，把女性从精神到身体都局限在家庭内部，但是女性生育疾病的细节———阴道分泌物，外生殖器损伤，子宫阻塞，妊娠引起的便秘，是所有有能力买书或借书的人都能接触到的。
我在这里讨论的著作确实都出自仅占中国人口很小一部分的文人。我采用的文献几乎都是出版的著作，没有囊括医学手稿，而这些手稿可能包含不同的视觉和文本传统。在我采用的文献中，治疗方法更倾向用药，而不是使用诸多物理疗法，例如宗教性或仪式性疗法，或需要人工操作的疗法，如针灸、艾灸和按摩。我们也只能通过男性作者了解接生婆在内的不识字的行医者或低等级的疗愈者们的活动。在此我们探究的是一个具体的分科，它被包裹在更广大的中医思想里。虽然出版成书的医学资料不能涉及所有的医疗形式，但在中国，以文本为基础的医学知识依然是思考身体、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基准，仍有待充分理解。将学术思想和民间疗法融合的文本记录本身具有多样性并存的特质，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兴趣。
——选自吴一立《生育之鉴:明清女科医学的理想与现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
中医大部分为男性，即使是专长于产科的中医也是如此。但这些中医大多仅为产妇开药，并不为产妇接生，这与封建社会性别隔离的因素有关，也有儒医对儒士身份的重视有关。为产妇接生的接生婆和为产妇开药的医生，性别和医学观点都存在不同。儒医对不曾习读医书的接生婆心存鄙夷，但又认为她们有必要继续存在于产房之中。
——编者按
明清时期，接生婆和男性医生之间一直存在不同的分工：前者负责分娩的物理操作，后者则只有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会被请来，而且主要是负责开药。正如费侠莉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男性医生对手动助产的意向似乎在十三世纪之后开始慢慢下降。在十七世纪晚期，萧埙关于妇科医药经典论述的汇编甚至认为，杨子建关于生产十论的专著与男性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相关性。萧埙只把两种情况归入“在医者用药调护”的范围。这两种情况指的是分娩时遭遇过冷或过热的天气。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用药来防止极端温度造成产妇气血停滞或消散。至于杨子建讨论的其他分类，包括各种胎位不正性难产，萧埙则认为“悉属产母与稳婆之事”。
毫无疑问，男性对产科缺乏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儒医对于动手操作技能的藐视。这种情况在清朝时更为明显，因为精英医生越来越关注构建儒士的身份。另一个原因则是主流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以及把分娩归入女性领域的历史做法。不过，虽然男性医生的礼教矜持以及维护女性端庄形象的意愿对于同时代的西欧来说也并不陌生，但在欧洲，越来越多的男性医生寻求在产科中发挥积极作用。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必须另寻找原因来解释明清中国的这种现象。我认为，医学对分娩的界定，与男性医生的职业抱负及社会期许，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该问题先前未经审视却又至关重要的历史动因。
医疗史学家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欧洲男性医生把产科当作职业晋升和巩固医学权威的一种途径。例如，在英国，男性外科医生争抢着要在竞争激烈的医学市场站稳脚跟，他们把从事产科当作建立客户群的有效策略。“男性接生婆”则进一步为自己的工作辩护，指出他们关于人类解剖和生理学的知识都是在医科学校学来的，这使他们比未受过类似训练的人更胜一筹。这些未受过训练的人，明显包括接生婆或其他女性，她们要么在医学校学习的时间很短，要么压根就没有上过学。男性把控制权伸到产科，从而融入更大范围的运动中，这提升了受过一定医学训练的男性医生的职业优越感。而且，关于难产的特殊的医学界定也促进了男性助产士地位的提升。这种界定把难产看作源于女性骨盆结构缺陷的一种机械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因此，历史上欧洲男性主导的产科聚焦点在于，寻求更为有效的方式，手动把孩子从母体中剥离出来，要么用更好的技术掌控和肢解胎儿，要么用不同的方法打开母亲腹部或骨盆。
相比之下，动手接生没有给中国明清时期的男性医生带来任何职业或社会性的利益。恰恰相反，顺承天意产育说还把动手接生界定为次级的医学实践。这种看法植根于对人类身体不完美的理解。因此，男性中医所谓优越感来自这样一种意识：生孩子是自我驱动的、自发的，很容易。他们嘲笑接生婆是因为后者相信生产需要人为管理和干预，而中国的男性医生认为，处理难产的最好方法是从一开始就预防其发生。
这些理论可以在儒士兼医学专家张曜孙在1830年为其孕产著作撰写的序中得到充分体现。张曜孙非常肯定地认可预防的优越性，而这种信念来自他对分娩本质上应轻松容易的笃信。在序中，张曜孙对《达生编》（他在著作正文中还引用了这本书）进行了回应，他认为：“难产之疾，皆自致之，非本然也。”难产由人自身造成，并非产育的根本属性。张曜孙称，古人生产顺利，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在孕期控制自己的行为与欲望，而后世之人无视正确的养生之道，导致难产频发，这反过来刺激着人们使用催生药和接生婆，结果只会让情况恶化。而且，延迟分娩一旦达到一定时间，几乎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选。正如张曜孙所提出的，接生婆把未出生的胎儿肢解非常不人道，“旁观不以为非，主者不以为怨，何哉？医无救之之术，不能不望救于妇媪”。张曜孙强调，处理这种灾难的最好办法是防患于未然。想让开水冷却，与其搅动水，不如先把水从火上拿开。想让弓弦牢固、结实，去接上断弓，不如从一开始就预防其断裂效果更好。想安全处理难产，在难产发生时用药，不如提前预防难产发生。如果不调查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把原因等同于最终结果，不能阻止因却试图拯救果，那么即便是请来良相良医，也无法实现：
故欲汤之沧而扬之，不如勿也；欲弦之固而续之，不如勿断也；欲难产之安而药之，不如勿致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绝于彼而救于此，良吏勿能为治，良医勿能为功。
张曜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他出身名门，祖上多饱学之士和富有才华的女性，这使得他的话带有一种权威性；他从小学医，从医经验丰富，这又让他的话充满自信。明事理者，不会在釜中水沸时用搅动的方式以求降低水温，只有获得神助的人，才可能期待修补后的弓弦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就这样，张曜孙通过类比，把预防看作一种自我驱动的、更好的策略，而事后干预则是白费工夫。当他借用古老的说法，把用药比作理政时，张曜孙将预防的工作性别化，将之明确定性为男人专属：贤明的官员（男性）知道如何266改善民生来预防社会动乱，智慧的医生（男性）知道如何在产前阶段调理女性健康预防难产。欧洲的男医生批评接生婆，是因为后者不懂解剖学，而中国的男医生批评接生婆，则是因为她们不懂得宇宙的真理。
的确，人们普遍认为接生婆不知道如何尊重产育的内在节奏，而这种看法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七八世纪的医学著述中早有记载。十三世纪陈自明的医学教科书明确地重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各种不满：接生婆因用手“试水”而导致羊膜囊提前破裂，导致真正临盆时产道干涩；在真正临产时刻还没有到来时，她们命令母亲“坐草”憋劲，结果导致难产。张从正讲过一个著名的病例，一名女子被三个接生婆合力伤害：“稳媪三人，其二媪极拽妇之臂，其一媪头抵妇之腹，更以两手扳其腰。”两个接生婆使劲拽女子的胳膊，另一个接生婆则用头抵住女子的腹部，两手还用力环住她的腰。这些做法是在用物理手段往外挤孩子，结果把孩子弄死在子宫里，母亲也生了重病。张从正感叹，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这样粗暴，因为“瓜熟自落”。明清时期的著述者继续重复这些批评。不过，他们的关切也融入了一种明显分性别的医学权威思想：把顺承天意产育观的应用看作男性的方法，而手动干预属于女性的方法。陈治道关于分娩的专著把难产盛行归咎于女子对相关知识的缺乏。他认为，产育的根本特性是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难产？“由事属闺阁，理即载书，女流何曾闻习？”陈治道说，如果有幸，遇到的接生婆懂得如何尊重产育的内在节奏，那么孩子就可以平安诞生。但他强调，接生婆知道这些也纯属偶然，“而非其谙于理也”。
——选自吴一立《生育之鉴:明清女科医学的理想与现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
近现代中国遭到的战火和文化的冲击，在医学上也反映为传统中医被现代医学的冲击。中医疗法在胎产中是否能产生作用？存在力主革新，甚至认为中医理论应该被全部摒弃的观点，也存在在外力冲击下，更加强烈要求保护传统文化，认为西医破坏了生育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这一切都与近现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息息相关。
——编者按
1919年三月初一，孟夫人在分娩时死去。她黎明时分临产，到下午时接生婆宣布难产，无能为力。家人赶紧请来一位西医，他试图把孩子接生出来，结果以失败告终。到了傍晚，母子都死了。
这件事给孟家的朋友裘庆元（1873—1947）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裘庆元是绍兴本地人，他是一位医生、出版商，同时还是保全中医药实践并使之现代化的运动的领军人物。这场运动植根于十九世纪的社会剧变——1839—1842年鸦片战争[ 目前国内主流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时间为1840—1842年。作者此处可能将1839年英国军舰与清军的海上冲突算入了鸦片战争的序幕。——编者注]中，英国对中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外国列强在中国扩张的历史就此拉开序幕。中国无力抵御日益加剧的外部压力，这种状况最终促使中国精英阶层开始重新评估国家的文化根基。例如，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以及其他国家纷纷强迫清政府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传教士自由出入中国内地。列强要求中国放弃朝贡传统，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却声明其本国国民不受中国法律管控。1858—1860年英法联军毁掉圆明园，占领北京，同时也标志着世界秩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战火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随着该运动的结束，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一系列自强举措。他们一方面重申儒家公共服务精神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行为规范，一方面进一步将原先的举措纵深推进和扩展，接受国外有用的思想。无论是建立军工厂还是翻译西方社会政治学思想著作，无论是建立军事院校还是派留学生去欧洲和美国，这些改革者的目标都是恢复中国的强大与繁荣。不过，到十九世纪末，列强互相竞争，向中国索取更多租借地，引发了中国人的恐慌，他们害怕国家会被瓜分。更难以忍受的是，历史上被中国人看作下等国家的日本现在也加入到列强中来。1894—1895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似乎说明，日本在西方压力之下成功实现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
1897—1898年列强争夺特许权，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1900年抗击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一系列事件让很多人深刻认识到了清政府的无能、保守和腐败，只有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清王朝才是保全国家的唯一出路。1911年10月发生的革命得到了文武官员的支持，皇帝被迫于1912年2月退位，共和政府建立起来，中国的封建时期就此结束。然而列强继续施压，中国人要求进行政治和文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在孟夫人因难产去世后不久，中国学生为抗议《凡尔赛条约》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却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转让给日本。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打破旧习、反对传统的时代。这些传统包括了医学。革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把传统医学当作一种困境，以及国家现代化和富强道路上的障碍。
在这个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期，裘庆元等人坚持推行中医的传统做法，不过他们也寻求把这些做法纳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医支持者们亲自进行批判性评估，努力保护中国医学的遗产，使之免受全面根除的改革触动。因此，在1919年，多人参与了编纂总标题为《国医百家》的多卷本医学著作，其中就包括裘庆元。在前一年，第一部分已由绍兴医学杂志学会出版。那时，该学会的一位同事曾建议裘庆元把清朝医生单南山（第六章曾提及）的著作也收录进来，他说，单南山的著作专论妊娠和产后治疗，很多医生使用该书中收录的药方治好了病人。但当时裘庆元正在研究一部关于西方产科学（产婆学）的专著，而且他不相信中医疗法在胎产中会产生作用。
然而，裘庆元的想法在听闻了两个朋友的经历之后转变了。他这两个朋友的妻子都经历了难产，时间相隔不到两个星期，第一个就是孟夫人。她就是按西方的方式治疗的，结果去世了。裘庆元并没有说明孟夫人的分娩施用了什么产科术，但读者可以猜想到医生肯定用了助产仪器，也许还尝试了什么应急手术措施。另一个女子是陈夫人。她遭遇滞产，拖了四天半时间。这期间，她服用了单南山书中的药。尽管她未出生的孩子没能保住，但是她本人几天后就康复了。对裘庆元来说，这个教训再清晰不过：中国女科医疗确实有效果，他应该在第一次听到单南山著作时就将该书出版。他现在为自己当初的不屑而羞愧，于是加急出版了这部书。“因一时偏见，湮没古书数阅月”，他在为这部书所作的跋中这样说，“于此数月中，不卜有多少孟妇其人者，未得是书之方剂而遭夭枉，元之为罪深矣”。
裘庆元对单南山著作的最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时代具有代表性。当时中国社会整体在寻找一种新的文化共识。这一时期反对中医的声音很大。1929年，批评者们发动了一场全面禁止中医药的声势浩大的活动，不过以失败告终。中医的支持者们则宣扬中医的长处，并批评了西方“科学”的内在缺陷。在生殖医学上，他们还把以前的医学权威和疗效的旧例作为证据。清朝时，男性儒医把运用儒医经典等同于用药，把产科学与动手技能相联系。裘庆元讲到孟夫人之死，把这种类比投射到了中西医的技能比较上，并暗地以此强调本土医药（单南山的药方）比西方的动手技能（外科仪器）更胜一筹。另一个“国医”圈医生冯绍蘧也有着相似的观点。在试图取缔中医药的运动失败的几年后，冯绍蘧出版了宁波的妇科世医宋家的一部手稿。在这部手稿1933版的序言里，冯绍蘧写道，尽管“西医诋中医，谓不合科学”，但其实情况恰恰相反，西医才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西医不尊重人类身体的自然模式：“彼西医治病，往往悖乎自然。虽经治愈，然已失人身天赋之本能矣。”西医不科学、反自然的立场在其对待胎产的方式中看得更为清楚，因为西方医学依赖外科仪器，把孩子过早地从母腹中剥离出来：
西式产医其器械之精良，手术之敏捷，仆良深钦佩。然常有不明产前产后诸病，为何物者矣。或迷于金钱，或贵乎光阴，未至瓜蒂熟落之时，早已贸贸然用手术而使之下焉。经西医用手术之产妇，下次生产，非用手术不可。从此则人类生产之本能日削。
在冯绍蘧的论述中，历史上中国男医生瞄向接生婆的不满现在投向了西方医生：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算计，他们破坏了胎生的自然节奏。冯绍蘧为了强调西医的局限性，指出胎产本来应是很容易的事情，在这里他还引用了《达生编》中很突出的动物类比：“犬猫牛羊，未闻因难产而死者。”从来没有听说过狗、猫、牛或羊死于难产。冯绍蘧说：“即或有之，亦万中之一二也。”他还暗示，西方医药没能理解这些基本的事实，所以才逊色于中国医药。的确，冯绍蘧坚信，真正“科学”的是中医药，因为“中医治疾，处处以合于自然为主”。他说，因此，即便西医可以提供新的外科方法，“不过道高一丈，魔高一丈而已耳”。事实上，不了解人体意味着西医甚至无法实现中国医生最基本的目标：预防流产。冯绍蘧是这么看的：“号称产科博士者，无一人能知保孕之法。”而且，他的读者会理解，这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医疗体系的存活。压在这种讨论之上的，是国家、民族的存亡以及如何通过医学更好地提升中国人体质这样的大事。如果西方医学破坏了中国女性内在的生育能力，那么国家强盛的未来又何从谈起？
清朝时，儒医把提倡顺承天意产育的理想作为挽救女性生命的一种途径。在冯绍蘧对西方产科的批评中，这种理想与救国的大业联系起来。他的这种联系手法很好地说明了旧思想如何适应新语境，还证明了明清医学观点有着深厚的根基。尤其是，如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妇科的一个持续存在的显著特征，即对女性生殖功能和身体差异更为乐观和温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顺承天意产育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同时也表现在很多其他微妙的方式之中。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会患上男性不会患上的疾病，而且医学对子宫和血的状态的关注也是对女子天赋身体功能的认可：这与男子截然不同，对女性的生殖疾病和健康都有影响。关于孕期和产后时期的讨论同样表明，明清医学著述者依然承认，治疗女性具有挑战性。男性儒医寻求在妇科疾病领域建立医学权威，同时越来越强调身体状况的普遍性，以及与宇宙的呼应。男女都只是与宇宙呼应的单一整体的不同变形。儒医摒弃了女性染污和必然虚弱的观念，重申人类自身可以在确保女性生殖健康中起到作用。只要女性学会通过调理情绪和身体，保护基本的精气，那么不孕不育、孕期不顺、分娩中或分娩后死亡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有智慧的男性医生将自然而然成为她们的向导。
这种对女性生殖体较为乐观的看法源于对医学和学术经典的精通，巩固了儒医相对于其他行医者（主要是接生婆）的优越地位。不过，这种说辞从来没有在明清时期的生育性别分工中引发任何制度或社会变革。直到民国时期，我们才看到了改革产科学的多方努力，政府和个体的医生都参与其中。不过，即便是在这个时候，改革的目标也是提高传统接生婆的技能，训练新人，而不是用别的医学实践者来替代接生婆。产妇家庭更喜欢经验丰富的“老婆婆”。此外，虽然中国人口众多，可用的经过西方训练的医生却很少，这也说明接生婆依然不可或缺。明清时期，男医生对接生婆的反对既未削弱疗愈领域本质上多元多极的本质，也未能撼动女性在分娩监护中的核心地位。实际上，男医生持续对接生婆失职行为的抨击，倒说明了接生婆依然存在于产房之中。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比起与女性行医者的竞争，男医生之间的竞争也很厉害。无论是在保胎、救治难产，还是预防产后疾病上，儒医之间一直存在何为正确方式的争论。这些学术上的竞争还受到医学内部地位之争的影响。男性儒医的声誉来自他从医学宇宙观加以阐释的治疗效果，这种阐释能够吸引众多学徒和支持者。在这种认识论权威争斗中，儒医的竞争对手是其他男性儒医。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儒医都赞同通晓阴阳是诊断和治疗的根本，但他们运用阴阳观的方法却大相径庭，甚至互相矛盾。例如，妊娠模拟农业生产的说法起源于古代对宇宙之阴、大地、人类女性的类比。从一个侧面看，这意味着胎儿发育和植物生长是一样的，都需要温暖的环境。但是对阴的关注也可能聚焦在人体内阴阳的相对平衡上。朱震亨颇具影响的固阴说就警示称：补阳会导致流产。
关于产后药物的讨论同样也围绕在阴阳之理应用于妊娠身体的不同方法上。例如，产后体虚倾向于导致寒盛（源于阳虚）还是热盛（源于阴虚）？在具体病例中，能否正确判断可能意味着生死之别。最终，当男性医生寻求确立他们对于胎产的认识论优势时，还需要面对一个所有行医者都面临的问题：什么时候干预，如何干预？在这里，关于阴阳的学习引导医生转而关注宇宙的生发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干预胎产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必要的。正如宇宙的阴阳不断融合自发产生万物一样，人之阴（女血）阳（男精）交合亦应自然、顺利地孕育生命。
妇科的历史凸显了明清时期中国医疗实践的多样性。尽管儒医通过典籍的训练宣称自己获得的医学知识具有优越性，但是明清时期医学知识的学术普及削弱了这种专业权威。医学文献激增，以及医学文献流传中的慈善助力，共同推动了民间医学鉴赏与著述的繁荣。通俗医学著作广为流传，连同坐月子等民俗一道，构成了民众无视或驳斥医生判断的认知资源。这样一来，尽管儒医的著作控制着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但是这些行医者本人在医疗市场上却没有占据特权地位。对于所谓医学专家的持续怀疑也强化了明清时期中国医疗的多样化格局。生育期的女性可能面临着严重甚至是致命疾病的威胁，而可靠的治疗却并非永远都有。归根结底，女性的健康太过重要，不能仅仅托付给医生。
——选自吴一立《生育之鉴:明清女科医学的理想与现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26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