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代知识人，需跳出史籍塑造的刻板印象，从人格发展与自我意识出发，描摹其真实面貌。从乡先生、名士到儒贾、工匠知识人、女性知识人，各类群体均打破传统范型，呈现出多元鲜活的姿态，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新文化的探索者，造就了明代知识人群体的独特风貌。
——编者按
跳出“刻板印象”
人生在世，或适应社会，被社会塑造；或反叛社会，意图改变社会。诸如此类的行为，无非在寻找个人的自我归属。个人人格不仅决定个人行为，也会影响集体行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想了解他们的一生行为，进而揭示乃至描摹其真实的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他们的人格发展的过程中加以检讨。
知识人形象的重建，必须借助于自祭、画像自赞之类的自传文资料。照理说来，祭文多由他人撰写，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之情。有意思的是，明代大量“自祭文”的出现，亦即死者生前事先替自己撰写悼念之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两点：一是来自庄子的“达生”观念，已经开始渗透于知识人的意识中，导致他们不再以“死”为讳；二是知识人自我意识的高张，将死后盖棺论定的权利提前由自己加以掌控。当然，无论是自祭文，还是画像自赞，无不存在着两个“我”：一个是已经死去的“我”，或者是画像中的“我”；另一个则是活着的撰写祭文的“我”，或者是作为画像蓝本的活生生的“我”。
毫无疑问，这两个“我”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却又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以自祭文为例，如邱式，字祈年，湖南黔阳人，明季诸生。他在《自祭文》中，讨论了死者之“尔”与撰写者之“我”的关系：“繄昔未有我先有尔，一有我，尔体我，我与尔相附而不相离者，三十年于兹矣。”由此可见，同样是“我”，却分出了“尔”与“我”。这无疑是个人人格的两分。“尔”在先，“我”在后；“尔”与“我”，“相附而不相离”。可见，“尔”与“我”之间，两种人格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以人物画像亦即所谓“写真”为例，画像一旦完成，无疑也出现了人格两分的现象，即画像中的“我”与真实的“我”之间的区别。按照王鏊的看法，一方面，画像中的“我”与真实的“我”具有一种同一性，即“写真”完成之后，在他人的眼中，呈现出一种“似我”的状态；另一方面，在画像主人自己看来，却是“我对俨如宾”，仅仅将画像中的“我”视为宾客，并未完全等同于真实的自我。进而言之，所谓“我”，显然存在“故我”与“今我”之别。用佛教的话语加以表达，即有“前身”与“后身”之分。
在明代知识人群体中，所谓“儒者”，显然是知识人的主体。入明之后，面对“儒者”之无用乃至不通时务，明太祖朱元璋借助于敕谕，一直致力于重塑“儒者”形象。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各地学校的教官均来到南京。朱元璋颁下谕旨，问：“汝等皆老儒，来自郡县，民间疾苦，稼穑艰难，悉为朕言。”面对此问，当时岢岚州学的学正吴从权回答：“臣为学正，以教导为职业，民事无闻。”山阴县学的教谕张恒也答道：“臣守职尝在学校，未尝出外，于民事无所知。”这两位教官的回答，显然很难让朱元璋满意。在朱元璋看来，教官久居乡里，很难不与人交接。纵然因忙于教学而难以外出，但在每月朔望、休暇及四时节序，总会有朋友之间的往来。在交接、往来之际，对于民情世务，多少也会谈及。两位教官一概回答“不知”，显然是一种“诈也”，并非实情。矫饰不言，或许也是这两位教官的心态。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出任教官的“儒者”，确实仅仅关注教学之事，而对“民事”一概“无闻”或“无所知”。如此“儒者”，显然不是“明体适用”之儒，而是迂腐无用之人。鉴于此，明太祖命礼部下谕天下，借此重塑“儒者”形象。这种新型的儒者形象，不再只是崇尚“文艺”，而是必须“恪遵圣贤之道，以修己教人”。
毋庸讳言，在儒者形象重塑的过程中，很多知识人受到了儒、佛、道三教合流之风的影响。不妨从以下两个层面观之：一是在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大多“好佛”。随之而来者，所谓“儒者”形象，转而变为实实在在的佛教“居士”。冯梦祯就是典型的例子。冯梦祯，自号“真实居士”。在他38岁时，鄞县一位姓唐的画士，替他画了一幅画像。在这幅画像中，冯梦祯身披白衲，头戴斗笠，手捉青玉麈尾，行且笑，俨然一副居士形象。这身白衲，是由当时的高僧达观所赠。换言之，作为儒家学者、官员的冯梦祯，已经“不爱葳蕤进贤而爱竹笠，不爱文绣而爱布衲，不爱载笔而爱麈尾”。“真实居士”之名，堪称名副其实。至于其行路的归宿，必然是“置之一丘一壑以老”。二是在知识人人格“旧吾”与“新吾”的冲突过程中，尽管呈现出明代知识人自我的复杂性，但若细究之，所谓“旧吾”与“新吾”之论，大多来自佛教与庄子之说。如唐代高僧惠净发挥《庄子》之语，有云：“无常者，故吾去也。缘起者，新吾来也。故吾去矣，吾岂常乎？新吾来矣，吾岂断乎？”至于宋人邵雍之诗，很多也是从《庄子》中演化而来。如《庄子》云：“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仔细考察其中的意思，无非说：今日之“吾”或许就是“吾”；但是所谓“吾”，是否果真就是“吾”？邵雍诗云：“昔日所谓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后来谁？”正好与《庄子》之意相符。
自宋之后，“儒者”转而变为“道学家”。明代学者吕坤显然不满于传统道学先生之伪、腐，深恨“旧染”对自己的污染，自取别号“新吾”，其目的无非致力于对“旧吾”的改造，转而重塑一个“新吾”，即全新的自我。这个所谓“新吾”，实则可以称为道学家形象的重新形塑。从吕坤自撰的墓志铭中，不难发现道学家新形象的诸多特点。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观之：
其一，抛弃对儒家经典的“诵读之力”，倡导从自己的内心对经典加以体悟。吕坤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涯，认为假若博涉坊间训诂家言，反而会对经典“益乱益不解”；只有默坐澄心，体认经旨，方可“我入于书”，而后达臻“书归于我”的境界。为此，他对宋代以来儒家学者的解经、讲道之作，多有不满，贬斥其为“聚讼而裂道也，深文而晦道也，拘泥而隘道也，葛藤而扰道也”，“开百世纷杂乱迷之歧”，主张恢复儒家经典“易简明切”的宗旨。
其二，抛弃道学虚谈玄远之习，回归儒家孔孟以前的“景象”。吕坤主张，“非常道不由，非日用不谈，非实务不求，非切民生国计不讲”。吕坤话语体系中孔孟以前的“景象”，简言之，就是一个“清明世界”。如果想回归清明世界，则必须抛弃宋代道学以来的“私伪”二字，崇尚“秉公尚实”。毫无疑问，新型的道学形象，不再是游谈无根，甚至无裨实用，而是既有对儒家经典的内心体悟，又有实实在在的“实政”，从而使内圣与外王重新合一。
其三，新型的道学形象，固然仍然坚守来自宋儒道学体系的“天理”，但无疑增添了不少源自个人内心的自信。吕坤有如下一段颇为自信的告白：“余本贪财也，而爱贵甚于爱富，故忍于见得以远污辱之嫌。本贪位也，而爱身甚于爱官，故不辨雌黄以遗罟获之祸。本好名也，而尤好不名之名，故矢公任怨，投此身于风波之口。”即使其最后的归结仍然不脱“天理”二字，但是能够大胆声称自己“贪财”“贪位”“好名”，这显然已与传统的道学先生形象大相径庭。
上述儒者、道学家形象的重塑，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事实：明代的知识人形象，并非像过去的史籍或论者所揭示或呈现出来的“刻板印象”，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且不乏多样性的活泼泼的面貌。若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来揭示文化变迁，不难发现如下事实：由于一个人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环境不同，所以形成的人格也不同，众多不同的新人格，就促使文化变迁，而文化变迁也会促使群体心理的变迁。生为“名宦”，死为“乡贤”。这是传统士大夫的理想。有意思的是，明代中期以后，诸如名宦、乡贤之类的传统典范，已呈摇摇欲坠之势，甚至趋于崩坏。旧的典范一旦崩坏，那么新的典范随之建立。进而言之，一旦跳出“刻板印象”，全新的知识人形象得以一一重新呈现。
传统史籍所称的“乡先生”，大抵等同于“乡绅”或“乡官”，主要是指在乡的士大夫。“乡先生”既是身份等级的表征，又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符号。“乡先生”是士大夫生命终结前扮演的最后一个社会角色。明代“乡先生”的人格、形象存在着两分的现象：有的保持“先进”遗风，成为士大夫乡居生活的真正典范；而有的则已沦为豪绅恶宦，士大夫典范丧失殆尽。至于乡居士大夫的生活，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其结果，则是乡居士大夫形象的转变，即从道大、德大、业大的“大丈夫”，转而变为势大、财大、弊大的“小夫”。
“道学先生”之名，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盛服先生”。道学先生是传统礼教的坚定维护者，是传统道德形塑而成的正面典范。道学先生又是不近人情之类已经固化的负面典范，甚至成为迂腐的代名词。明代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崛起，转而取代程朱理学。随之而来者，则是道学群体人格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道学先生不再形若土偶，而是不乏诗酒风流；道学先生的个人生活不再拘束严谨，而是转向活泼洒脱。更为甚者，道学先生不再是整日静坐于室的儒者，而是行游天下且颇具英雄气概的侠者。
“文人”与“道学先生”形象迥然有别，且不乏“轻薄无行”的行为，进而呈现出文、道两分的态势。然若走进文人的生活、精神两个世界，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文与道有渐趋合流之势。毫无疑问，明代的文人群体开始重新分化：或放浪不羁，或诗酒风流，或轻薄无行，或互讥相轻。当以“山人”为代表的大量布衣文人崛起之后，那么文人不再只是“业余精神”发达的表征，更是“职业精神”崛起的明证。
“名士”显然是士人群体分化的产物，更是明代士人“好名”风气的表征。但在“名士”这一符号之下，同样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景象。这种多样化倾向，并不仅仅限于名士种类的众多，更在于名士风度的多彩。即使如此，名士并非一概骛名，其中也不乏名实相符之辈。
明代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儒贾”与“商士”两个概念的出现，不仅是“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人身份转换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贾，转而变为具有“仁心”的儒者。随之而来者，则是商业道德的重建。明代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形象，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已由重利轻义的骛利之徒，转而变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并且具有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传统时代的“工匠”，无不被鄙视为人品卑贱，心术败坏，在“四民”等级秩序中属于“贱者”。从宋代以来，工匠多喜冒用“官称”，无疑就是工匠自卑心理的明证。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匠籍”体系的崩坏，乃至“传奉官”的广泛出现，明代工匠的社会地位随之得以晋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匠得以与道德之士并称；二是平民传记的流行，使工匠技艺之人得以流芳百世；三是匠艺开始引领时尚。更有甚者，有些工匠凭借自己的精湛技艺而晋升为官员士大夫；有些工匠趋于文雅，吟诗作赋，以便与士大夫交游，进而成为一种职业知识人。于是，工匠不再落于“贱者”的窠臼，而是成为一种“工匠知识人”，而匠艺也被视为一种职业知识。文化虽有雅俗之别，但在对待具体的物质文化时，并不应该以知识阶级、教育程度或富贵贫贱加以区分，所别者仅有才智心性与精神意志。
“医家”既是专门的技术之士，又是知识人群体中的一员。明代医生主要来自地方的“医学”，名列专门的“医籍”。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医生的来源不再限于医学出身，而是来自广泛的各色人士。在明代的医家知识人群体中，存在着两种理想情结，即“世医”与“儒医”。明代医家的知识世界，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业的医学知识；二是儒家经典知识；三是诗文一类的业余知识。明代医家的行为实践，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职业精神的沦丧，二是业余精神的勃兴。由此而来者，则是医家形象的两分：一是“儒医”与“世医”，他们是职业医生的典范；二是“庸医”，他们是医家职业精神沦丧的实例。
明代的“女性知识人”，主要由宫闱、闺秀、闺塾师、青楼四种知识人构成。传统儒家文化塑造的女性形象，或为贤妻良母，或为贞女烈妇。各朝正史《列女传》所见的女性，无不给人如此印象。基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女性生活开始发生诸多的变化，女性形象随之改观。她们既是“女士”，趋于知识人化，甚至不乏名士化的倾向；又是“女郎”，人格与行为特征趋于男性化。凭借这两种形象转变，女性得以平等地与文人士大夫交往。明代女性不再是限于家务劳动的内闺，而是成为独立且与男性比较技艺的知识人，甚至具有多元化的知识世界。在明代女性知识人群体中，广泛涌现出了“闺杰”。这种闺中雄杰，不但见识高，而且做事相当细腻。她们既是“自健”而不“自贱”的女性，又是博学多艺的知识人。这无疑打破了传统女性的范型人格，使女性生活与人格更趋多样化，进而使女性形象得以重塑。
诸如此类的阐述、诠释乃至描摹，一幅幅全新的知识人群体画像随之跃然而出。从中可知，从知识结构、思维逻辑，到性格、行为特征，明代各类知识人群体，既是传统知识人的继承者，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知识人的形象而独具个性。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又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更是超越传统的新文化的建设者。
——摘自陈宝良：《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