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招徕外商令牌”考释
此篇“令牌”原件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1984年我在该馆未编号箱中发现。原件高约90厘米,宽约65厘米,纸质坚厚,周边刻印四爪龙戏珠图案,“令牌”二字、“威略将军管福建水师提督事务世袭阿达哈哈番加五等又加二级吴为”一行、“右牌仰”、“准此”、“康熙年月日给”及篇末“威略将军”、“定限日缴”均刻印。正文墨书,有朱点。“令牌”字样处和年月处均钤满汉文合璧“威略将军印”。
“令牌”发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二月二十一日,发给“网礁朥库主霞儿”。基本内容是：近年彝(夷)商来贸易者甚少,今乘“网礁朥库主霞儿”返棹之机,特给令牌,广为招徕夷商来厦门贸易,定当给予加恩优待。
这是关于清前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罕见文献。
康熙二十三年(1684)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沿海各省民人海上贸易；外国来华贸易亦有放宽,除免税朝贡贸易外,准许私人贸易,照例收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一度禁止去南洋贸易,但外国船仍照旧准来通商,而且不到十年,至雍正五年(1727)就取消了前禁。“令牌”说明了清代中国在十八世纪初叶对外贸易的若干实况。
“令牌”发给者署姓吴,应是吴英。吴英,字为高,福建莆田人。“幼为海贼掠置岛中”,康熙二年(1663)赴泉州投诚,以武功起家。康熙十九年(1680),参与进克厦门,二十二年,从施琅统一澎湖、台湾,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阿达哈哈番,后来汉文作轻车都尉)。历授总兵、提督,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加威略将军,五十一年卒于任上。著有《行间纪遇》一编。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元年(1662)设置,原驻海澄,十九年后移驻厦门。康熙间,将军为提督之进阶,劳绩卓著者得授将军。康熙朝六十年直省提督加将军封号者不到十人,皆被称为一时之异数。吴英以水师提督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晋威略将军。“令牌”中说,“本将军……建牙鹭岛,经今一十余载”,鹭岛,厦门岛之别名；吴英于康熙三十七年任福建水师提督,至四十九年已十二年,与“令牌”所说完全符合。
康熙开放海禁,在江、浙、闽、粤四省设立海关,厦门曾为闽海关所在地。据研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以前的四港通商时期,厦门的对外贸易量占第二位。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称：开禁后,“各省洋船载货入口,倚行贸易征税,并准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计也可以看到,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九年(1684—1700)的十七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15艘4260吨,到厦门者占10艘2370吨；但从此后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吴英发出“令牌”的十年间,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29艘8781吨,到厦门者只7艘2448吨,而到广州者达11艘3360吨。以后广州更渐占绝对优势。“令牌”表明,康熙四十九年即1710年时,厦门“彝商罕到”,已有衰落之象,所以吴英希望加以挽回和补救。
“令牌”的受主是“网礁朥库主霞儿”。“库主”,在“令牌”正文中亦作“船主”,可知是一商人。“网礁朥”当今何地？清初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小西洋记”：自麻喇甲、暹罗而西为白头番国,有小白头、包社大白头两国,“小白头南于入海之地曰戈什嗒,东西南三面皆临大海,外悬一岛曰西仑”；戈什嗒沿海之东有“网礁腊”,“系英圭黎埔头”。今之学者以为“网礁腊”即今之孟加拉(Bengal)。《海国闻见录》所描述的地理形势,如三面临海,外悬一岛西仑,与今孟加拉湾、锡兰岛悉相符合。十七世纪前半期,莫卧儿帝国允许英国人在孟加拉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半岛东部海岸及孟加拉湾一带建立了贸易居留地。这与《海国闻见录》所说有“英圭黎埔头”也一致。“朥”“腊”形音俱近,“网礁朥”应即网礁腊,即孟加拉,可无疑义。由于这里有英国埠头,可以推想这艘商船可能是英国船。
“令牌”透露了当时的外贸制度及问题。“令牌”中说：“查近年彝商罕到,或因从前牙行负尔财本、稽尔货物,以致尔等疑畏不前,亦未可知。”又说：“今本将军清厘夙弊,所到彝商,皆选择殷实行家,公平交易,无有挂欠。”可以看出,这时外商来华,是要通过牙行交易,而牙行则经由官府选定。乾隆二十二年定广州一口通商,实行的是行商—公行制度,外国商船到广州,纳税、售货、购货均由行商代理。对此项制度,英商曾表示不满,具禀声称：“夷人与唐人交易,得个实价实货,得回本钱。如有公行交易,货低价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夷人讲话。”嗣乾隆帝谕广东调查“外洋夷商到广,现在该行商等有无货已销售不即交价”“代销售物蹉跌其价且拖欠不还”“于代买货物中搀低搭假”等问题,与“令牌”透露的当时厦门外商“疑畏”的问题相似。中国商人与外商交易的情况,开禁以后曾有一些变化。据英国的记载：1684年“Delight”号商船到厦门,中国商人们出价都一致,英国人以为是垄断,向衙门抱怨,于是官员叫他们去找一位叫Limia的人,他后来是主持对英贸易的商人协会会长。至1702年7月,英船Chambers号等船到厦门,与他们签约贸易的是一位名叫安官(Anqua)的商人；其时独占与外商贸易的,有安官、林官(Linqua)、海少(Hemshaw)三人。但到1703年11月,安官已因负债而离开了厦门港。次年厦门成立了由八至十名商人组成的公会,专与外商交易。据认为这就是广州公行的先驱。由此可知,十八世纪初年厦门的外贸组织,是与后来广州的行商—公行制度相似的,因而可能产生的问题也相似。
吴英所说“从前牙行负尔财本、稽尔货物”之弊,记录中也确有其事。如上述安官在1702年与英船Chambers的交易,一年多以后仍欠对方银六万两,对其他商船也多有挂欠。吴英要“清厘夙弊”,大约也因这类事情而发。但外商的抱怨,不只在于牙行,更在于海关等衙门的苛索,其中包括提督衙门。提督衙门在十七八世纪英国对厦门贸易的记录中多次出现。1684年英国商船Delight号首次到厦门,就是与提督打交道。其时施琅任提督。以后又有商人须在提督衙门和海关两处奔走、八至十名商人组成的外贸商会的决议系经提督和海关批准等记载。提督兼管外贸,史所罕见。厦门原为郑成功的重要外贸基地,康熙统一厦门、台湾后,功臣施琅及吴英等先后任水师提督,他们本人就经营对外贸易。可能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还由于海防与海上贸易有密切关系,所以水师提督成了外贸的主管。据雍正初年的官方报道,对外商船只,督抚提镇衙门及以下之文武员弁,都有各种需索,这当然不利于正常的贸易开展。
《厦门志》卷五《船政》称雍正五年开南洋禁后始有贩洋之船,商民出洋贸易由“洋行”保结；洋行对官府有采办贡献之责,其承充进退由将军批准。但没有提及“洋行”同外商的关系。该卷记外国商船来厦,所举只有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事。卷八《番市》记与厦门通商的国家、港口,其中有“网巾礁脑”,称雍正七年后厦门与“网巾礁脑”通商。“网巾礁脑”为一海岛,地当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哥达巴都(Cotabato)一带。而该卷并未提到早在雍正七年以前就已来厦门通商的“网礁朥”和英国记载中的其他许多事例。这些事实都显示出修志时康熙朝档案已有佚失,故记事缺漏。“令牌”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局部而推知清前期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恢复部分的历史面貌。
以下是“令牌”的全文。原件中的个别错字,加括号改正。
令牌
威略将军管福建水师提督事务世袭阿达哈哈番加五等又二级吴为广布皇仁招徕远商事。
康熙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招徕外商令牌照得本将军统制闽疆,建牙鹭岛,经今一十余载。凡外域来厦贸易者,本将军仰体朝廷柔远德意,无不加意优恤。查近年彝商罕到,或因从前牙行负尔财本、稽尔货物,以致尔等疑畏不前,亦未可知。
今本将军清厘夙弊,所到彝商,皆选择殷实行家,公平交易,无有挂欠,俾得乘风返国,在尔彝商,业皆稔悉矣。今尔等船只返掉(棹),所有彝商,合行给牌招徕。
为此牌仰该船主遵照事理,即便赍执令牌,广行招徕。尔等彝商务体本将军恤远之怀,招谕各商相率赴厦。一切贸易诸事,本将军更有加恩优待,着诚实之人择行料理,慰尔彝商,慎勿疑阻,致负本将军一片柔远之至意可也。须牌。
右牌仰网礁朥库主霞儿准此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给
威略将军
定限日缴
——选自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