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豚鼠”
1941年5月15日，一段时期以来一直进行高空抢救手术实验的罗切医生写了一封信给希姆莱。他在信中问道：考虑到他的研究对德国飞行员之生命的重要性、他的实验对“人类豚鼠”（Versuchspersonen）构成的致命风险，以及从对动物的实验中得不到任何有用东西这一事实，是否有可能提供给他“两到三名职业罪犯”以供实验之用？当时空战已经进入高空飞行的阶段，在这样的状况下高压舱被破坏或飞行员不得不跳伞逃离飞机，毙命的风险很大。罗切与希姆莱的通信（信被全部保存了下来）的最终结果是，在特别容易找到“人类豚鼠”的达豪（Dachau）安装一个压缩舱，继续进行实验。我们仍留存有对一位37岁健康的犹太“人类豚鼠”进行实验的记录（附有照片），他受到的压力相当于在12000米高空受到的压力。记录上写道：“4分钟后，‘人类豚鼠’开始出汗和猛摇她的头；5分钟后，产生痉挛；6至10分钟时，呼吸加快并失去意识；10至30分钟时，呼吸减缓至每分钟3次，然后完全停止。与此同时，皮肤颜色变成青紫色，嘴边出现涎沫。”后面紧接着的是对尸体进行解剖以确定任何可能的器官损伤的报告。
在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医生和科学家们在集中营所进行的这些实验，被普遍地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篇章之一。除了有关高空抢救手术的实验，在达豪还进行了有关在冰水中生存的可能性和盐水的可饮用性的实验（设计这些实验也是意在有助于抢救落入海中的船员和飞行员）。
在冰水实验中，“人类豚鼠”们被强行浸泡在冰水里直到失去意识，而研究者则仔细分析他们的体温变化和复苏的可能性。尤其荒诞的是所谓的动物体温回升实验，在该实验中，“人类豚鼠”被置放在两个赤裸女人—她们也是从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中选出来的—之间的一张小床上。记录文件描述了一个“人类豚鼠”能够发生性关系，而这促进了恢复的过程。另外，用于盐水之可饮用性实验的“人类豚鼠”则选自那些身有黑色三角标记的囚犯（譬如吉卜赛人；这个标记和黄色星星标记一起应被牢记，因为其象征着对一个毫无抵抗力的人群进行种族灭绝）。这些“人类豚鼠”被分成三组：一组必须完全滴水不沾；一组只喝盐水；一组喝混合有Berkazusatz的盐水—根据研究者的看法，Berkazusatz是一种能减轻盐水的伤害的化学物质。
另一个重要的实验领域涉及接种脑髓膜炎细菌和传染性肝炎病毒，以期制成预防这两种传染病的疫苗。这两种传染病尤其威胁到身处生活最艰难的前线的德国士兵的健康。此外，利用化学物质或射线进行非手术绝育的实验—这有助于第三帝国的优生政治—对实验对象来说特别严酷和痛苦。有时，肢体移植和细胞炎症等实验也会进行。
阅读一些幸存的“人类豚鼠”的证词（有些实验对象的证词，在［关于实验的］现存记录中就有直接描述），是一个如此残忍的体验，以至于往往会诱使人把这些实验仅仅看作是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施虐性犯罪的行为。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这样做。首先，进行实验的一些（当然不是全部）医生因其研究而受到科学共同体的极大尊崇。例如，负责绝育项目的克劳伯格教授，就是检验孕酮药效的“克劳伯格测试”的发明者，这一测试直到几年前还在妇产科被普遍运用。指导盐水可饮用性实验的施罗德教授、贝克-福瑞廷教授和伯格布罗克教授，他们享有如此好的科学名誉，以至于在他们被宣判有罪之后，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向1948年的国际医学大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为的是“不使这些科学家与在纽伦堡被宣判的其他犯罪医生混为一谈”。在审讯中，被认为对纳粹政权并无同情的法兰克福大学化学教授沃拉特教授在法庭上作证说：“从科学观点来看，这些实验的准备是卓越的”—如果考虑到“人类豚鼠”们在实验过程中达到一种完全虚脱的状态，以至于两次试图从地上的破布中吸取淡水，那么，“卓越的”这个形容词就显得相当奇怪了。
以下事实无疑更令人不安（被告方所提供，并为法庭指定的专家证人所证实的科学文献明确展现了这一点）：用囚犯和被判死刑的人来做实验在20世纪已大规模地进行了多次，特别是在美国（而大多数参加纽伦堡审判的法官正是来自这个国家）。在1920年，为了找到治疗疟疾的药剂，美国监狱中的800多个犯人感染上疟疾。还有戈德伯格在12个死囚身上做的实验—这些死囚得到承诺，如果他们经受实验后能活下来，将获得减刑—在有关糙皮病的科学文献中被广泛地视为典范。在美国之外，第一批有关脚气病菌培养的实验是由R.P.斯特朗在马尼拉对死囚进行的（有关该实验的记录没有提到那些犯人参加实验是否为自愿的）。此外，被告方还引用了基努（夏威夷）的案例：他为了得到赦免而接受感染麻风病的实验，并在实验后死了。
面对这份文件，法官不得不把冗长的讨论专注在标准的确认上：在什么标准下可以允许对“人类豚鼠”进行科学实验。获得普遍认同的最终标准是：必须得到被实验者本人明确且自愿的同意。美国的一贯做法—正如向法官递交的在伊利诺伊州使用的一份表格所显示的—是让囚犯签署一份声明，其中包含内容如下：
我承担这次实验的全部风险，并且声明免除芝加哥大学、所有参与此次实验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伊利诺伊州政府、州监狱管理会和其他所有官员的任何责任，即使我的继承人和代理人对此反对。因此我宣布，放弃对这次实验可能造成的任何伤害、疾病，甚至死亡提出索赔的权利。
这类文件明显的虚伪性，无法不让人感到困惑。谈论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或一个必须受到严厉惩罚的被拘押的人的自由意志和同意，至少是可以质疑的。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们签署了相似的声明，在那里所进行的诸种实验也不会被认为是在伦理上可允许的。此处，那种对个体自由意志的怀有良好初衷的强调所拒绝承认的是如下状况：“自愿同意”这一概念对一个被拘押在达豪的人来说纯然毫无意义，即便他或她得到了改善生活条件的承诺。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实验的非人性，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集中营，实质上是等同的。
而且，人们也不可能用目的的不同来评估所议之案例的不同的、特定的责任。亚历山大·米切里奇医生—他与F.弥尔克一起发表了首个关于1947年纽伦堡医生审判的描述—的观察见证了，要承认集中营里的实验并非没有医疗—科学先例，是有多困难。当罗斯教授因进行那使392个“人类豚鼠”中97人死亡的脑髓膜炎细菌接种实验而受到审讯时，他引用斯特朗在马尼拉对死囚进行的类似实验来进行自我辩护。罗斯把死于脑髓膜炎的德国士兵比作那些斯特朗实验意图帮助的脚气病人。在这一点上，本可能因其评论之冷静而被认为同情纽伦堡受审医生们的米切里奇反对说：“当斯特朗在尝试与自然秩序的一种天灾所造成的痛苦和死亡作战时，像坐在被告席上的罗斯教授之流的研究者们，却在一个专政政权的诸种非人的方法的困扰中，从事着维护残忍并为其辩护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政治的判断，这个观察是精准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实验在伦理—法律上的可允许性，无论如何都不能取决于那些被接种疫苗者的国籍，抑或他们染上疾病的情境。
唯一在伦理上正确的立场就是，承认被告方所引用的先例是具有相关性的，但是它们丝毫减轻不了被告的责任。然而，这会意味着在医学事业的通常实践上投下了一层罪恶的阴影。（自这场审判以来，有大量甚至更为耸人听闻的拿公民来做实验的案子——例如在研究核辐射效果的情况中——被披露了出来。）如果说，对一个在公开的生命政治视域中行进的极权主义政权内部的官员和研究者而言，这些实验不会引起伦理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相类似的实验为何会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被施行？
唯一可能的答案是，“人类豚鼠”的特殊身份是决定性的，在两种语境下都是如此；他们是被判死刑的人，或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进入集中营就意味着明确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正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我们通常归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权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仍旧活着，所以他们处在生命与死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性地带中—在这个地带中，他们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赤裸生命。因此，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以及那些住在集中营里的人，在某些方面无意识地便被归于神圣人之列，即一种可被杀死而不犯杀人罪的生命。和集中营的围墙一样，死刑之宣判与执行间的间隔，划定了一个超时间与超空间的界槛—在该界槛处，人的身体被同其正常的政治状态分隔开，并且在例外状态中被弃置于诸种最极端的不幸之中。在这样一个例外空间内，与赎罪仪式一样，接受实验要么能使身体回复生命（值得记住的是，赦免与减轻刑罚是支配生与死的至高权力之展现），要么确然地将人的身体交付于它本已属于的死亡。然而，我们在这里最关心的是，在界定现代性之特点的生命政治视域里，医生和科学家行进在那一度唯有至高权力才可以进入的无主之地中。
——节选自吉奥乔·阿甘本著，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