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节选）
1
温弗里德·格奥尔格·马克西米利安·塞巴尔德（Winfried Georg Maximillian Sebald） 2001 年在英国诺里奇家外因一场车祸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他在东英吉利大学担任德语文学教授近二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以一种文学明星的身份崭露头角。他迅速成了一位“文学大家”——苏珊·桑塔格在评论其作品时所用的说法——是通过一系列非虚构与虚构交错的非典型小说创作实现的，而这些作品是他在中年以后才开始写作的。也许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移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移居英国，他的文学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英语世界建立起来的（尽管他也获得过多项德国文学荣誉，但在德国本土，他的作品遭遇的更多是质疑与保留态度）。可以说，他是近年来首位作品一经面世便被纳入“经典”范畴的德裔作家。他在作品中频繁地引用并自由地借鉴他所崇敬的作家：司汤达、施蒂弗特、戈特弗里德·凯勒、卡夫卡、罗伯特·瓦尔泽，以及托马斯·伯恩哈德等人。而他本人的作品似乎也理所当然地属于这个文学谱系。
对塞巴尔德的文学创作进行分类一直是件极为棘手的事。他那些被称为“小说”的作品涉及的文类与混合风格，包括游记、回忆录、照片随笔、纪实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拼贴、历史文化幻想等等。而且，其作品由于常常以间接方式处理大屠杀及其余波，因此也被归入一个极具争议的文本类型与历史范畴——“大屠杀文学”。我认为詹姆斯·伍德的判断是恰当的：他在评论塞巴尔德某部作品时，援引了瓦尔特·本雅明评论普鲁斯特的一句名言——所有伟大的作品要么开创了一种新的文类，要么消解了一种旧的。我将论证，唯有将塞巴尔德的文类创新置于“造物生命”（creaturely life）观念的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其独特性以及它涉及的深层问题。而这一观念，首先在一批二十世纪德裔犹太作家的著作中得以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当属瓦尔特·本雅明。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聚焦塞巴尔德，对这种独特文化传统的延续做出贡献——这个传统缘起于赫尔曼·柯恩与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延展至卡夫卡、本雅明、肖勒姆、阿多诺与策兰，我在这里仅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
2
在关于塞巴尔德首次涉足“创意写作”的作品——长篇散文诗《自然之后》（Nach der Natur）的评论中，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勾勒出了其中的“自然史”这一概念，尽管她从未明确提及这一概念背后的知识谱系。《自然之后》围绕三个跨越数百年的人物展开：文艺复兴早期的德国画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德国博物学家格奥尔格·施特勒（Georg Stellar），他从神学转向自然科学，参加了白令的北极探险；以及塞巴尔德本人（生于 1944 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于德国南部的一个地区，该地区大体上从战争的罪恶中，从后来塞巴尔德所称的“毁灭的自然史”中幸免于难。这一诗作预示了他日后主要作品中将持续关注的所有主题。用霍夫曼的话说，这些主题包括“灾难性想象的根源、人性与自然之间的延续性，以及它们内在的欲望与毁灭、秩序与混乱、繁衍与腐朽之间不可遏止的交织”。正如霍夫曼所指出的，塞巴尔德笔下的自然与历史世界之间属性的相互转换，指向了一种对自然和人类世界的理解，即自然已然是“后自然”，人类世界也已然是“后历史”：“不仅是在自然之后，也是在历史之后。”时间在其进程中的自我终结（the ending of time within time）这一主题，作为一种末世想象的恒定之物，显然萦绕在塞巴尔德的写作及其笔下人物的周围。
但在塞巴尔德有关自然与人类交织关系的设想中，存在一种更为特殊的“自然史”意涵，而这一意涵正是瓦尔特·本雅明在其一生的事业中逐步发展出来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塞巴尔德的写作深受本雅明理念的影响，即在某种层面上，我们唯有在“自然”世界以历史遗存的面貌出现之时，才真正遭遇其彻底的他者性。那种我们将其与自然物性相关联的晦涩与抗拒——自然沉默的“物性”（thingness），通常悖论性地唯有作为一段人类历史的遗存显现时才最为可感：此时，它已成为一种谜一样的废墟，我们无法赋予其意义，也无法将其纳入我们的象征宇宙之中。当人类世界的一些碎片以某种既要求又抗拒象征化的剩余形式出现，换言之，当它们既内在又外在于“象征秩序”的时候——对本雅明而言，这正是寄喻式想象那令人不安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处身于“自然史”之中的时刻。我所说的造物生命是一种在这些自然史的裂隙或意义空间的断裂中被唤起的人类存在维度。正是在这些地方，有关新意义的斗争——用尼采的话来说，即权力意志的实践——最为激烈。而我们会发现 W. G. 塞巴尔德正是在这些裂隙之处写作的人，这些裂隙也作为他性（alterity）的恐惑区域（uncanny loci）得以在意义的秩序中持存。
在书中的多处讨论中，我将转向一位迄今尚未被普遍视为塞巴尔德重要前辈的诗人——赖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在第一章中，我将通过解读里尔克《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y）的第八哀歌（同时结合马丁·海德格尔对该诗的重要批评性阐释）来展开论述造物生命的概念。在结语部分，我将讨论或许是里尔克最著名的诗歌——《古阿波罗残像》（“The Archaic Torso of Apollo”），借此探讨我认为在塞巴尔德作品中始终作为关键存在的“邻人之爱”的逻辑。但在我看来，里尔克那部描绘城市生活的伟大小说《布里格手记》（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塞巴尔德的“方法”，以及支撑其写作计划的那种“幽灵唯物主义”（spectral materialism）。
在里尔克的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手记作者马尔特·布里格是位出身贵族，如今却贫困潦倒的年轻丹麦人，正努力成为一名作家——某种程度上这是他试图用以抵御巴黎生活带来的剧烈冲击的一种方式。他不断借助自己残余的修养提供的那层脆弱区隔——“一天得洗四五遍的体面之手”——来衡量自己岌岌可危的存在状态，以此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他在街头遇到的无家可归者与底层穷人。马尔特称这些流浪汉是“Fortgeworfene”，即“被抛弃的人”。但是令人感到不安，甚至恐惑的是，他们似乎愈发将马尔特视为他们中的一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特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清晰的意识——他所面对的并不只是城市生活中偶然产生的一个经济阶层或亚文化群体，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维度，也就是我所称的“造物性”，一种他本人也无法挣脱的新的社会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命政治结构）：“因为，我很清楚，流浪汉都是社会上的废物，不仅仅是乞丐。是的，他们其实不是乞丐，流浪汉和乞丐之间的区别不容混淆。流浪汉是社会渣滓，是被命运之神吐出来的人类糟粕。他们被命运之神的唾沫所润湿，黏在某堵墙壁上，某根路灯柱上，某个广告箱上，或是慢慢地淌进某条狭窄的巷子，在身后留下一道又黑又脏的印迹。”马尔特最深的恐惧在于，他竭力维持的，将自己与这些“被抛弃的人”区分开来的那层脆弱的区隔——这一区隔的维持需以他不断意识到的羞耻感作为代价——终将被证明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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