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的不朽之作《人性论》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获得认可，而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论》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接下来的25年里，该书历经了10个英文版本并有大约十几种译本，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它一直是那些著名经济学家阅读和重视的著作。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专门对休谟的经济学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专著，更不用说将这一思想体系与其哲学信条联系起来的专著了。本书填补了该空白。有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一学术空白，原因在于休谟是一位难以应付的哲学家。要理解他的经济理论，就必须充分理解他的认识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简而言之，这是一项需耗费毕生心血的工作。另一个原因是，要理解休谟的经济理论，就必须采用多学科方法，该方法培养一种学术敏感性，以跨越目前将经济学与历史学或哲学分隔开来的界限。休谟时代的经济学并不是非历史、非伦理或非政治的。恰恰相反，正如本书所阐明的，它是一种包含了上述每一种知识维度的理论话语。
有三位明确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制度的典范思想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中获得了极大的学术关注。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著作和数百篇文章论述各自对经济学的贡献。他们也都是哲学家，但就哲学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他们都无法与休谟相比。正是休谟丰富的哲学思考使他的经济理论独具一格，他能够从伦理和经济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动机和行为，也能够通过关注人们在应对物质的匮乏、未满足的欲望以及创造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的能力有限时的挣扎，来反思人类的境况。休谟的经济学采用了功利主义的目标，即他认为人们努力生产、交换和消费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幸福，但他也指出，很少有人足够珍视生活中非金钱的东西，如友谊或平和。休谟洞察到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时会与他们的道德目标相冲突，但同时也赞美了两者趋同的可能性，尤其是它们在中产阶级中的融合情形。
从某种意义上说，休谟比斯密或凯恩斯更热衷于资本主义。斯密和凯恩斯都抨击人类对金钱的狂热，尤其是这种狂热会使人类陷入各种狭隘的嫉妒情绪之中，成为非理性动物。休谟也认识到了贪婪的问题所在，但他强调了贪婪的可取之处，即可以将人们对利润的追求转化为审慎的行动，尤其是这种追求会增进勤劳的美德。对休谟来说，阻碍进步的主要障碍是战争以及伴随国家扩张而来的令人发指的奴役和殖民行径。1746年，他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对位于洛里昂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总部的侵袭，但行动失败。1748年，为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他作为外交使团成员前往维也纳，途中经过敌军防线和遭受战火蹂躏的佛兰德斯战场。他的经济理论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影响，即英国的军事防御费用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支出上都在增加，这些开支会使国家破产。在这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平关系是例外，并非常规。
休谟始终关注经济活动的政治背景，关注特定的政体形式贵族制、君主制或共和制——在何种意义上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果、提高生活水平或带来更多自由。休谟认为，乔治王朝时代英国的稳定、自由和繁荣，尤其是与饱受内战、弑君和饥荒困扰的17世纪相比，是值得捍卫的最高成就。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关于贸易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详细建议，并认为这些手段可以引导人们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社会。
最重要的是，休谟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机制和决定性特征及其全球扩张倾向做出了反思。他明确关注那些遥远地方（远至中国、波斯或牙买加）以及他较为熟悉的地区（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特征。他主要关注现代英国、法国和荷兰，但也经常提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活动，并对它们各自的衰落给出了经济学解释。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他还预测了未来。例如，他的经济原则假定会有具体结果出现，如长期内利润率有下降趋势或公共债务有上升趋势。
我们这本书不仅详细研究了休谟的经济理论，还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学是贯穿休谟著作和其见多识广学者生涯的统一主题。休谟热切地相信，他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人类繁荣的先锋，那样的世界所带来的商业与繁荣有助于推动一个更加礼貌、文明和世俗的社会形成。他还认为，国家间不受限制的贸易是减少战争和冲突的最佳手段之一。我们试图理解休谟的观点及其使命，但并不屈就于它们的吸引力。当然，鉴于过去几个世纪人类的大屠杀行为，认同休谟坚信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会促进世界和平”的观点，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去理解休谟遗留下的远见卓识是相当重要的，哪怕只是为了深入探查未曾走过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