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分析
施坚雅提出的一大理论，即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即基层市场体系的空间区域，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他说：“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
他的理论肯定市场体系对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开创了研究农村市场的新局面，自有其贡献和合理性。中国的农村很早以来为维持生产和生活就需要有交易行为，市场对农民而言是必需的。中国传统时代的农民从来不是绝对自给自足的，而且基层市场也不能保证在它的范围内能绝对自给自足，有些重大事件如婚丧嫁娶所需的物品，可能还须到施氏所说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才能满足。我认为要证明基层市场的范围就是农民的社区是困难的。
首先，设定的基层市场范围与实际不一致。这一重大理论的前提，是上文已述及的关于基层市场社区的平均面积、平均人口及其变量。施坚雅认为它们一般是18个村庄，50多平方公里，7000多人口，也是乡村农民的实际社区的通常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农民可能熟悉其中的大多数人。但是，对于这些设定的数字关系，本文的前半已根据直隶、山东等省若干州县的实际情况质疑了。现在从集市圈来看，“圈”的大小十分悬殊，问题就更表面化了。
施坚雅也认为一个大大超出他设定范围的区域，是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他说，如果市场的范围有50—75个村庄，市场人口有17000多，如同1925年的江苏江宁尧化门市场那样，不可能成为农民实际的社区，因为那么多的村庄和人口，人们是无法互相了解的。只是他认为1925年的尧化门市场那么大，是由于那时这一地区已因现代交通的发展而变成了“现代贸易区域”，而“现代贸易区域”就不适用“基层市场社区就是农民的实际社区”的理论了。
但我们从上文的资料和论述中已经知道，许多传统时代乡村市场的空间范围是不规则的、大小差异悬殊的。青县的在城集和兴济集的集市圈都近百村，人口都在30000以上，杜林集的集市圈59村，人口在20000以上，这样多的村庄和人口，人们能够互相熟识、互相了解吗？能够形成为一个农民实际生活的社区吗？按施氏自己的判断，当然不能。它们有的可能不属于基层市场，而是中间或中心市场。那么，按施氏的理论，在它们的中心应还有个基层市场社区，如何确定哪些村庄属于基层市场社区？在这个基层市场社区以外但仍然是在集市圈之内的广大地域，又是属于哪些农民的社区呢？
1949年四川成都附近的高店子基层市场社区，有2500户，人数当也在12000人以上。这社区所处的西蜀地区，据黄宗智研究，是“全国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施坚雅仍认为这是典型的农民实际社区，而不以为已受现代贸易的影响。何以见得它是农民的实际社区？证人只有一位林先生。他在3个月中去了基层市场46次、中间市场3次，到50岁时他就会去基层市场不止3000次，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对市场区域的社会情况有充分了解。但我以为林先生可能不是“典型的农民”，如果他真是务农的农民，90天内怎能去市场49次而且还常在市场上泡茶馆呢？
“社区”一词，现代人常用，但它应有确切含义。它并不只是一个“场所”，它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在这一地理范围中的服务能使所有的人从中感到满足。施坚雅的理论阐述了基层集市社区与农民的共同关系，如农民需要的劳务大部分会在体系内的家庭中找到：接生婆、裁缝、雇工、有可以借钱的互助会、在社区内可以经媒婆找到儿媳、秘密社会在社区内成立分会，等等。但是，如何能确定这些服务是以市场社区的地域为范围？如说这些服务只在这一地域范围内能找到，则位于边缘村庄的家庭要找接生婆、找裁缝，难道不能在不是本集市圈内但却是相邻的村庄找吗？乡村人借钱，常有“轮流做会”的互助方式，它们与集市社区无关，不可能是集市社区的组织或它的一项服务。秘密结社的确可能会在一个市镇设立据点，成立分会，地方上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会在镇上居住，或镇上有其代理人。这是市镇的中心作用所致，难以证明是一种社区范围的活动。
——选自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