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对自由主义而言，冷战自由主义恰如一场灾难。
当这种思想伴随冷战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初现时，它将自身认定的事实包装成一个充满戾气但用意高尚的信条，即自由世界在与极权帝国的斗争中被保存下来，由此界定了自由主义的新局面。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而言，这种思想最初是应严酷的经验而生的。这个危机四伏的世上充塞着残酷、荒诞、狂热、罪恶和威胁，而智慧似乎肇始于一种对自由的单纯承诺，即在暴政的年代摆脱国家过度控制的自由。“一战”结束后，反对的力量席卷整个欧洲，证实了自由主义确有可能消亡。革命人士以一种超越了自由主义的正义之名奋起反抗法西斯主义，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让许多人无视了“进步”一词含有的暴力内涵，又让其他人确信，那乌托邦式承诺不过是在为恶性犯罪开脱。
“冷战自由主义”一词由其论敌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以指责该思潮在美国对内政策上的无端妥协和对外政策上的接连失误。而在过去的五十年间，这一思潮逐渐得到正名，并为自由主义观念搭设了框架。随着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的危机年代逐渐远去，冷战自由主义的原则又为美国结束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期，重新与苏联展开武装对抗提供了依据。在冷战自由主义因之得名的两极冲突结束之后，“历史的终结”似乎回溯性地证明了，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将自由视为首要考量是正确之举。“9·11事件”后，这面思想的旗帜被再度扛起，用来团结中间派，与自由主义遍布全球的敌人打“美好的仗”[原文为“fightthegoodfight”，原指为基督信仰而战，现泛指为正义事业或道德理想而奋斗。见《圣经·提摩太前书》6：12：“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译注]。二十年后，随着敌人在美国内外涌现，冷战自由主义对自由崩溃并沦为暴政的标志性恐惧被重新唤醒，以支持那些似乎永远处于危崖边缘、需要依靠道德上的清晰来捍卫自己的民主国家。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大战（少说也是一场激烈的论战），也恰恰为冷战自由主义再次登场提供了契机。帕特里克·登宁（Patrick Deneen）备受争议的檄文《自由主义为何落败》（Why Liberalism Failed）引来了大批自由主义者的自我辩护，他们几乎都或隐或显地使用了冷战话语。这些辩护对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不仅听来空洞，而且未能避免其承诺要克服的政治危机。即便如此，尽管自由主义自身的历史中尚有其他许多替代性的分支，人们却好像只能在冷战自由主义和某种反动或革命的后来秩序之间做出选择。这场辩论非但没能使自由主义者自信起来，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安，使他们愈发觉得灾难和失败迫在眉睫。
在这些主张和反诉中，有一点被忽略了：冷战自由主义恰恰是对自由主义本身的背叛。通过考查该思潮中的主要思想家，本书将审视这一背叛的若干方面。关于冷战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与自身所继承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断裂。由此可见，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资源可以挣脱冷战自由主义设下、正日益清晰的限制。
我并不是在说有某种前冷战形式的自由主义需要被复兴。要学习生存之道，大可不必下到坟墓中去。冷战之前，自由主义主要是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辩护，也曾深陷全球帝国主义扩张和种族等级秩序的泥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为那些渴望着现代性曾许诺要实现的平等自由共同体的人提供冷战自由主义以外的选项。
冷战前的自由主义有许多关键论点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尤其是其中的至善论（perfectionism）和进步论（progressivism）。至善论者对最高层次的生活（the highest life）的公开承诺备受争议。在冷战之前，许多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自由主义中立于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而是认为创造性的、被赋权的自由行动是对个人、团体乃至整个人类的最高褒奖。与此同时，进步论者将历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公共场域，使他们能够在世上以创造性的方式实现和实践其行动。（被冷战自由主义者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称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思想误区，即认为历史遵循着法则般的进程，是进步论的一种，但并非其主流。）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个19世纪，自由主义者都不得不接受民主自治（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的来临，并明白自由主义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实际关联需要被重新梳理。在冷战自由主义之前，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最终使普遍选举权有望实现，并使20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成为可能。
冷战自由主义者使这一切变了味。18世纪，启蒙运动这一思想界的“离经叛道”，催生出解放和理性，而冷战过后，自由主义与后二者再无关联。对于未来的希冀如今被视作天真妄想，对普世自由和平等的渴望被贬为镇压和暴力的托词。作为回应，冷战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明的理论非但与解放毫不沾边，还对人的可能性设下了严苛的限制。即使不是出于本意，对自由生活的信仰实际上沦为了极权的温床。历史预期通常为政治镇压提供了辩护。最重要的，是在这泪水之谷[原文为“the vale of tears”，基督教用此语比喻烦扰庸碌的尘世，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离开世界进入天堂时，才能摆脱生活的磨难。《圣经》和合本又译“流泪谷”，见《圣经·诗篇》84：6：“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译注]中维护既有的自由——这自由不堪一击，屡屡遭到鞭挞或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有些谨慎而勉强，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接受民主化，但冷战自由主义者却憎恶大众政治——其中也包括大众民主。
19世纪，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至少还曾承诺在全球传播自由和平等，而早期的冷战自由主义则放弃了一切全球性的构想，好将西方塑造成暴政世界中自由的避难所。随着帝国形制的终结（包括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世界人民从跨大西洋自由主义者的直接控制中获得解放。自由主义者仍未思索出该如何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传播自由，处境孤绝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则奉劝他们不要轻易尝试。
面对自由主义早先提出的为了自身信誉而超越限制的强烈要求，冷战自由主义者回应道，对更高程度解放的渴望反而会催生奴役。他们警告，不要通过集体政治转型，用独立于国家的个人自由来换取空想的、恐怖的“自我实现”。
冷战自由主义者偶尔也承认，自由可能需要某种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平等立场的支持。但是，他们并非没有提倡更大程度的条件平等，以使这种立场变得真实可信，反而声称，如果要求经济公平的呼声占了上风，自由将无处安身。穷人，无论是美国国内的还是世界各地的，比起选择，更喜欢可以填饱肚子的面包，如果不详加思索，他们很乐于放弃自由。正如冷战前的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国家远非人类解放的手段，它必须受到制约，以免践踏私人领域的自由，即使后者通常是经济交易的委婉说法。
未来再难赎回。历史曾经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机遇的场域，如今却遭到理论家们的质疑，他们担心远大的社会理想会使罪恶正当化：自由可以累积并增长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合理化眼下对自由的灭除。马克思主义也想象了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图景，这一度成为对自由主义者的提醒，以挑战他们对历史的自满，提醒他们不要合理化新的市场支配形式。冷战自由主义者激烈地批驳马克思主义，却也将未来本身纳为控诉的对象。
自由主义不再是让人类变得更加美好而完满——这一蓝图的动因，而必须作为一系列基本且恒定的原则被严加保护，这些原则要求人们宣布放弃“进步”。人类的本性是幽暗而好战的，需要自我控制。冷战自由主义者一改此前对宗教的敌意，将自由主义与原罪和超自然的兽性牵扯到一起。他们说，堕落的人类必须承认自己的劣根性。保存自由的方法，便是放弃希望，直面罪过。
超越如此种种限制，冷战自由主义也催生出后续的运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这两者以更严酷的语汇定义了我们的时代。就像因触怒天神而被诅咒诞下怪胎的神话人物，冷战自由主义本身及其后续影响都值得被检视。
冷战自由主义诞生后数十年，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创设了新自由主义。而在阅读冷战自由主义者写下的文章时，人们总会惊异于冷战自由主义思想的源头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我们绝不该将这两种思想混为一谈，它们双方也对彼此的差异心知肚明。冷战自由主义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建造的最强调平等和解放的国家逐渐壮大，却没能用理论捍卫它，任由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无以自保，脆弱不堪。如果说冷战自由主义者因未能捍卫福利国家而受到指责的话，那么他们与新自由主义者就是一丘之貉：他们都将现代性贬斥为本质上推崇极权的；将启蒙运动视作理性主义者的空想，认为它反而催生出了恐怖；还将“获得解放的国家”作为恐怖统治的粉饰之词。不论创立这种思想的人的初衷是什么，不难想见，其中的关联与沉默一脉相承，决定了下一个时代的走向。
一些冷战自由主义者拥抱了宗教，将之誉为抵御启蒙乐观精神的不可或缺的壁垒，这为后来的新保守主义运动铺平了道路。本书将特别关注冷战自由主义先驱格特鲁德·希梅法尔布（Gertrude Himmelfarb）。和哈耶克一样，她原本也致力于呼吁人们重新关注研究自由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John Acton，一位有英德学术背景的天主教徒），后来却迅速转向，着手创立新保守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而非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奇怪的是，尽管冷战自由主义得名于其反对者，但近来关于这一思想的书写却主要出自其同路人。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卫道时代，本书将逆向而言。
敌人的存在并不能合理化冷战自由主义，甚至不对其提供解释——因为面对苏联的挑战，它的回应是过度而夸张的，给地方和全球政治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面对这种挑战，改写自由主义是种选择，而非必须。彼时和现在一样，自由主义者在思想层面的错误是，本应以一个更有吸引力和正当性的框架，捍卫自由主义之自由的可能性，却选择为造成无谓伤亡的冷战斗争提供理据，且放弃了使自由主义名符其实的机会。
冷战自由主义还被鼓吹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美德”（ethos），一个将其拥护者从狂热、意识形态和激情中拯救出来的温和立场。不过，冷战自由主义者自诩为独立于国家之自由的卫道士，有时却又坚持施行无情而苛刻的自我控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毅然将弗洛伊德封为自由主义者的圣人，近乎于对自己学说的一种批判，态度之坚决，是他的许多推崇者都不敢承认的。
最糟糕的是，从其对自身时代以及后世产生的影响来评判，冷战自由主义失败了。我们越来越能看到，它的方法策略总是在消除异见的同时又滋生出新的反对意见。它并没有为普世的自由和平等创造条件，却创造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冷战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不是已经被兵临城下，就是有人从内部倒戈。要在危机四伏的世上保卫自由，冷战自由主义充满焦虑的、极度简化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其他目标，比如创造力、平等和福利，也对自由本身有害。是时候重新审视冷战自由主义了，而不是任由它卷土重来。
冷战自由主义摧毁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其形貌不可辨认。正因如此，想要考查自由主义的深远影响，更好的方式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学说入手，这也将决定自由主义是否值得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留存。冷战前的自由主义尚有对解放和未来的关切，最主要的是致力于自由和平等的自我创造，接纳民主和福利（尽管始终不足），这些都意味着自由主义可以有我们所知道的冷战自由主义之外的样貌。
本书不会把所有力气花在这件事上，不会对自由主义在冷战之前的历史做全盘清点。本书仅会更具批判性地关注几位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间在英美世界建构了冷战自由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而除了他们，大西洋彼岸和世界各地也都散布着许多信奉冷战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家。
但本书是描述一个复合景象和一次综合评估的开始。通过描述一系列主要思想家及其同时代人，它记录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在20世纪中期的演进。通过展示20世纪中期发生的剧变——以及它如何让后来的自由主义者至今仍面临困境——本书也参与了当下重新阅读冷战之外的自由主义历史的思潮。诚然，冷战自由主义理论不仅改变了自由主义，还破坏了它——这次破坏是灾难性的。
本书论及的部分思想家在你的预料之中。他们中的少数——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卡尔·波普尔、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在冷战自由主义者当中是巨星般的存在。另一些人，如希梅尔法布和施克莱，则并没有那么知名。我之所以选择他们，而不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冷战自由主义智者（不论是法国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还是美国的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因为他们此前被严重忽视，因而更可以为我们提供出其不意的视角，来审视其所处时代的关键特征。我也给冷战自由主义的创立者们找了几个伴儿，好让他们轻松一些：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我强调，他们所有人的立场都是经由早前数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更早以前）的经验和思考而形成的，其中一些人经历的激进过往决定了，甚至一直纠缠着他们的思想。
哈佛大学的政治思想家施克莱是本书的灵感来源，她是从外部进入冷战自由主义的。她一直是冷战自由主义最出色的分析师，部分原因在于她在靠近它之前批判过它。我之所以选择以施克莱为首的所有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照亮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暗面，在献给冷战自由主义的溢美之词的笼罩之下，这一面已久不可见。通过展现自由主义的来源和历史是如何被再诠释的，本书的章节合力描绘了自由主义在冷战早期经历的意义转型。本书表明，冷战自由主义并非现在和未来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共同承担的遗产，而是一个可以被拒绝的选项。
任何对冷战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集体描画都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其核心代表就算信仰不同，也皆是犹太裔。在大屠杀的时代，他们的哪些经历把他们推向了他们所持的观点？我将反驳这些刻板化预设，正是它们影响了某些人对冷战自由主义的犹太来源的诠释。受流离失所和暴力驱使，流亡者和遭到迫害的人们有时会重复过去的错误，还无法避免新的错误。冷战自由主义者甚少公开标榜自己的犹太裔身份，哪怕在寥寥几个展示其犹太裔身份的场合，他们的选择也备受争议。
在他们展现自己犹太裔身份的方式中，更具决定性的不是犹太教传统或在遭到驱逐和流亡时的经历，而是他们在形成自己立场的年月里更愿意书写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冷战自由主义者无一不推崇英国文化，有些人尤甚。他们中的美籍人士也在思索，目前正引领着自由主义全球保卫战的祖国，是否能体现甚至升华英格兰的美德。但作为犹太人，冷战自由主义者也要考虑民族主义运动，即便是在大流亡中，他们也最有可能加入其中的。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民族狂热和暴力依然鲜活。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很青睐这两者，并将之视作自由主义事业的工具，冷战自由主义者也继承了这种视角，但只将它用在了一个地方。正是因为冷战自由主义者在本国发出警告，却在国外——民族狂热和暴力解放恰恰是通过解殖运动（decolonization）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对这两者多加谴责，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最为生动地捕捉了他们对自由主义信条的改造中的矛盾之处。
20世纪90年代，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冷战自由主义风头正劲，在一个后政治的时代里被重新提起，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人们乐见像我一样的学生们拜倒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尚在人世的智者脚下，而如果是已经作古的，我们会将墓碑擦拭得锃亮。他们难道不是在1989年（若非之前）被证实是正确的了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当我们看到冷战自由主义在冷战结束后重获新生时，我们终于意识到它带来了可怖的后果。
对冷战自由主义最轻微的批评是，它不断在为西方对外政策找寻（并成功找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在其所处的时代（或许至今依然如此），与其说对外政策主要或不过是在对外战争的理据，毋宁说是一种维护集体和私人秩序的理据——限制国家，同时规训个人。而冷战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诠释所带来的后果意味着，恰恰是在标榜自由的英美国家，那些肆意妄为的、致使经济和社会长期陷入绝境和停滞的真正的作恶者，转眼又在边缘地区（逐渐也在主流地区）激起了反抗和暴动。至此，自由主义传统在许多地方都失去了公信力。
我认为自由主义的许多洞见都不可或缺，但出于坦诚和迫切的需要，我们首先需要撇开这些来进行一次独立的审视，看看冷战自由主义是如何将其意在短期内保卫的传统，引向长期的持续危机的。如今的许多评论人士不断重回冷战时的应急心态，坚称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急险境。我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仍有机会审视应如何对待自由主义，好让它能够被也值得被拯救（假设这种拯救是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当这个机会到来时，它必须能使自由主义重新成为一个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体系。但我们也难以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冷战自由主义的遗产或许会让自由主义错过这扇需求和机遇之窗。
然而，冷战自由主义并非我们的宿命。如果过去几年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持续下去，我们应该考虑扩充我们的选项。我们挽救自由主义的最佳机会，是回到我们所继承的冷战自由主义信条之前，去建立一个全新版本的自由主义。对冷战自由主义形成过程的再审视提醒我们，比起保存和挽救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大家共有的未来，去实践自己的自由并越过这些传统的限制去重新构想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