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的父亲
1.父亲的身世
父亲是浙江省温岭县泽国镇人，出身于一个城市平民家庭。
爷爷奶奶育有一女两男。父亲出生前，奶奶生过几个孩子，但都夭折了，只剩下一个女儿。又过了七年，爷爷四十八岁时，终于有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即我父亲。那个时代的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自然宝贝万分。奶奶生下父亲后，怕有闪失，抱着他“住蚊帐”（昼与夜都呆在蚊帐里）两个多月。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套说辞在爷爷奶奶那儿却不灵，因为两年后，他们又有了二儿子，但他就没能享受到这等待遇了。
爷爷原在乡下种田，但一亩多地不足以维持温饱，须得另谋生计。因他略懂厨艺，成家后，便带着奶奶到镇上谋生，先在小学当厨工，后来开了个小面摊。父亲幼时，爷爷已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厨师，面摊升格为小饭馆，所得微薄盈利，尚能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于是，家里开始考虑父亲的学业问题。
爷爷奶奶年少时，因家穷上不起学，都是文盲。他们想送长子进学堂，但学费却是一道坎。父亲后来有幸入学，全拜“陪太子攻书”所赐。六岁时，他陪地主儿子读私塾，坐在书房，他比年长他两岁的“太子”学得快、记得牢。教书先生看他聪明，不要钱也乐于教。家里有这么一颗读书种子，让爷爷奶奶挺长脸，想着孩子学成后，能在打理饭馆账目上不吃亏，就决定无论多难，也要供他上学。于是，七岁的他被送进了泽国镇最好的阮氏私立小学（现泽国小学前身）。
过了几年，爷爷的饭馆经营出现危机。爷爷老实心善，被人冠以“滥人”的诨名，意即好到从不与人计较，哪怕别人借了他的钱，也不向人讨要的地步。于是，吃白食的、欠债赊账的人越来越多。这类人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无赖和劣绅。后来，“铺子到了支持不住的时候，尚有几百户‘霸王账’无法收回”。
更要命的是，爷爷也欠着南货店（旧时主营长江以南地区盛产食品的商铺）、酒坊、烛台店、瓷器店老板，以及海产贩子的债。父亲清楚地记得债主“冰冷的脸，说出的话像一把把尖刀，直刺心坎。每逢旧年除夕，铺子的门总要到鸡初啼后，才能关上。因为老板派遣的索债人，轮番坐在铺子中臭骂，直到骂得打哈欠后，才肯离开”。
人欠我钱，我又不得不欠人钱。“霸王账”和“三角债”，让爷爷的小饭馆亏蚀到一无所有。父亲十一岁时，爷爷变卖了小饭馆，带着一家人，住回了乡下的破矮小屋。此后，靠着爷爷的老手艺，偶尔能接到红白喜事的宴席订单。但订单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糊口，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贫困之中。
能干敏捷的奶奶不认命。她看父亲体质孱弱，并不直接督促，只在夜静时，给他讲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一朝及第的故事，向他灌输不甘平庸、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这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夜深温课，晨起阅读。勤奋结硕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阮小初级部考入高级部（小学分初级四年、高级两年）。
这一成绩及随后发生的事，多少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当时，阮小要参加温岭县的小学初级毕业生会考，父亲被派应考。学校董事长八老爷发话：如果父亲能考入全县前三名，他的升学自有办法。结果，父亲刚好考了个第三名。于是，学校将二十多桌的学生餐，交由爷爷长期承包。这既缓解了家庭窘境，也解决了父亲高小阶段的学费，并为他日后读初中，积攒了部分学费。
此事让父亲意识到，寒窗苦读，虽未考取功名，却实实在在给自己和家里，带来了好处。
1930年，十三岁的父亲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现台州中学前身）初中部。这是一所名校，大部分学生来自有钱人家。他与同学们交谈时，曾坦言自己的贫寒家境，却招来一阵尖刻的嘲笑，让他深感自卑和压抑。
上学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国文老师告诉他们，南京政府训令张学良忍耐不抵抗，父亲因此有了粗浅的政治意识。
父亲忧虑更多的，还是家里的穷困，以及毕业后的出路。临近初中毕业，奶奶对他连声叹气：“唉，下半年无法供你出门了。”如此，他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停学。
父亲渴望读书！半年后，他考上了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前身）高中部。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孙中山曾在该校演讲，对宁波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振兴实业、讲求水利、整顿街衢”的三点建议。
考上固可喜，就读却不易。要赴六七百里外的学堂，仅盘缠就成问题，更遑论学费。爷爷虽尽力筹措，终无所获。最后还是奶奶出面，到有四十多亩水田的姨母家借到一笔钱，父亲才得以成行。
高中期间，父亲接触到大量文学作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的诗，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陈梦家、闻一多的作品，左翼作家鲁迅、鲁彦、艾芜、巴金的小说……“自觉虽然思路杂乱，但知识储量大增”。这为他日后既能教理科，又能教文科，乃至作词写曲，奠定了基础。
父亲高中三年级时，家中承包的学生餐被停。学费告罄，父亲的学业将难以为继，愁苦再度降临。幸得爷爷与亲戚合伙，借了点钱做起了米粮生意，靠微薄的收入，他勉强读完了最后一学期。
临近高中结束，西安事变爆发。父亲对此的看法很矛盾：既赞同张、杨“逼蒋抗日”；又担心若蒋介石的生命有虞，会导致国内大乱，“我只知中国政治动荡的局面中，需要一个核心，但不懂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核心”。
高中毕业后，父亲没钱读大学。为解决生计，他到乡村小学当老师，到京赣铁路做乘务员，去夜校给平民上课，一晃近两年。他不甘心一辈子过着吃了上顿忧下顿的日子，何况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心中始终揣着大学梦。
1938年秋，全国公立院校在杭州设立考区，父亲靠着过硬的数理化基础，考取了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
父亲选择报考浙大的原因很简单，它是公立大学。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部长，他上台后的一项重大改革，便是在公立大学推行“贷学金”制度，为那些贫家子弟，提供了跻身知识殿堂的机遇。
父亲选择学机械，动机也挺单纯，缘于学工科容易找到饭碗。但他思想深层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赛先生”之风，吹动了年轻求知者的心海微澜，“科学救国”的种子，已在他的心田发芽。
考取固可贺，入读磨难多。家里一直穷困，学费虽有保障，路费和生活费却没着落。“家里供不起，我就不去读了”，面对困境，父亲打起了退堂鼓。爷爷奶奶却心有不甘：好不容易迎来这道光耀门楣的曙光，怎能轻易把门关上？两人四处求告，最后，四门亲戚和一位小学老师（兼地主）伸出援手，总算筹到二百元钱，他才得以走进因抗战，已由杭州迁往广西宜山的浙大校门。
很快，战事吃紧，日机轰炸加剧，浙大又被迫从广西迁到贵州遵义。读书期间，父亲的学费靠“贷学金”解决，生活费虽有带去的钱垫底，但毕竟不足以支撑四年。于是，他到中学教数学、物理和音乐，靠勤工俭学，于1942年如期完成学业。
回顾父亲十八年的求学历程，所读皆为重点名校。由此，他受到了民国时期完整良好的教育，才智得到了较为全面充分的发展。这为他日后求职，应对不同工作，筑牢了根基。然而，贫穷于他，始终如影随形，以致学业时断时续，生活捉襟见肘。但困窘增加了他的忧患感，也磨炼了他的承受力。
大学毕业后，父亲思念家乡亲人，一心想回浙江。然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外乡人，寻到一个饭碗尚属艰难，踏上漫漫回乡路，更谈何容易！所幸大学毕业考试前一个月，他作为班里成绩前十名的学生，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预约，获得了统一分配工作的机会。
1942年7月，父亲被分到国民政府新办的重庆资渝炼钢厂轧钢组，当甲种实习员。其后，因拒绝一次自认为不合理的公差，他与顶头上司闹翻。年轻气盛的他，抱着“老子有几种本事可以吃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当即签呈“要求滚蛋”。几天后，获准离开。
父亲一直想出国深造。然国难当头，几无可能。离职后，他曾给浙大原系主任去信，想回校当助教以获得进修机会，争取日后去英、德、比、捷克等欧洲国家留学。因信晚到一月，未果。
随后，他在街上偶遇大学同学周隆畏，开口一谈，周介绍他到四川省南川县当中学教员。周的叔父周游是该校校长，为人刚直正派。父亲欣赏老先生的为人，又认为当教员少了人事上的麻烦，遂欣然前往。
在南川，父亲先后在道南中学、道屏中学、简易师范等校任教，讲授数学、物理、语文和音乐等课程，并先后担任过教务主任、副校长和校长。
1944年，父亲在道南中学当校长时，遇到了我母亲。她也在南川当老师，教化学和英语。
同为天涯异客，又相互倾心，父母遂用英文写信，互表心意。父亲写“我伫立在山岗上良久，良久，直待丛林挡住了我的视线”，母亲以“我渴望着像光一样，消失在光亮里”回应。父母连表达爱情的方式，都那么委婉又富有诗意。
1945年5月，父母喜结连理。动荡岁月中，他们成为了彼此的归宿。
父母志趣相投、情深意笃。
两人爱唱歌。每当夜幕渐垂，父亲吹笛子，母亲唱歌，然后，两人一起高唱。歌声伴着晚霞，在不大的教工宿舍回荡，引来一群孩子驻足窗外，仰脖观望。两人兴致越发高涨，一首接一首，直到月光遍地铺霜。
两人喜热闹。每到赶场天，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一对身着西装旗袍的“洋先生”，在石板路上踏出的“笃笃”声，总能引来乡民一波又一波好奇的目光。
俩人很“顽皮”。周日得闲，跑到河边，看同事垂钓。见鱼儿老不上钩，父亲冒出一首诗来：“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问他不开口。”逗得同事绞成麻绳似的脸，顿如花开般舒展。
两人挺贪玩。林海听风，山顶观景，出游打猎，有空即往。学生邬应辉曾在《道南通讯》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九四五年暑假，殷先生、郑先生和两位美国友人，牵着两条猎犬，背着两支猎枪，由南川步行去白沙打猎。那天我也徒步经过木凉回兴隆，正好与他们同行。”
他们志同道合，恩爱非常，所以父亲常说：“哪里有我们，哪里就是天堂。”
1947年3月，父亲受聘于重庆市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同年8月，入职重庆二十一兵工厂（长安机器厂）步枪所，任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以极大热情，投入火热的建设事业中。1949年12月，他调任重庆建设机床厂（步枪厂）技术科任工程师。此后，忙忙碌碌，早出晚归，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1953年2月，父亲到北京兵器部，参加枪支技术改进研讨会，到清华大学靶场验枪，直到4月底返渝。
1953年5月28日晚，父亲在回家途中，遭遇一辆快速行驶的大卡车。车灯闪亮的刹那，司机看到父亲扑上前，推了三个少先队员一把。其中两个孩子得救了，而父亲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三十六岁那一年、那一瞬间。
2.父亲的经历
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他选择学工科，除了信奉“科学救国”“工业救国”，还因骨子里“无论何种党派，都与我无关”的超党派思想。
无心政治，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不等于他没有正义感，更不等于他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纷杂乱局、民族危亡的生存焦虑、硝烟弥漫的内战紧张，因而总是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求学求知与悲悯天下联系在一起，从中激发出作为文化人应有的担当。
高中刚毕业，“七七”事变便爆发了。国民党军退出南京后，他便从杭州回到家乡，到“民众教育馆”上课。在那所专为文盲办的夜校里，他与一批热血青年讲国难，出简报，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国。
大学期间，正值抗战时局艰难。1940年1月寒假，正读二年级的父亲参加了由浙大“黑白文艺社”组织的慰问前线将士的活动。
彼时，日军为切断中国经由越南的海外交通补给线，并由贵州入侵重庆，发动了桂南会战，攻占了南宁，叫嚣这是对华的“最后一战”。日军以“钢军”第五师团为主，兵力达十万余人。国民党军由白崇禧任总指挥，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邱清泉等众将率十五万余人参战，包括当时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其间，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曾两次亲临前线督战。
昆仑关是南宁的门户，距当时浙大所在地宜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四百余里。南宁失守后，昆仑关亦被日军占领，并部署精锐部队死守。为阻止日军攻势，1939年12月18日，国民党军对昆仑关发起反攻，至1940年1月11日结束战斗。经过近一月的鏖战，国民党军几乎全歼日第二十一旅团，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及部众五千余人，国民党军牺牲一万四千余人。
昆仑关战役是国民党军对日军攻坚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它确保了国际援助通道桂越公路、滇越铁路的畅通。
父亲参加了前线慰问，时值昆仑关战役刚刚结束。慰问团约七十人，编为十二个组，将分赴荣誉师部队、伤兵收容所、野战医院等地。父亲带队前往的目的地，是最远的昆仑关。
行前，他们做了相应准备：练歌、创作活报剧、学简单的日语、掌握基本的救护技能等。这些在日后，还真派上了用场。
1月10日，父亲一行从学校出发，搭车、步行，一路风雨兼程，经大塘、迁江、宾阳，奔赴昆仑关所在地九塘乡。
南行一路，父亲感受良多。
他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军将士的英勇和战争的酷烈。
一路上，他们深入国民党军多个部队的基层连排班，与官兵座谈，听他们讲昆仑关大战：
参战国民党军均为精锐部队，基层军官多受过良好教育，或军校出身。官兵皆久经沙场，打仗勇猛顽强。一位年近六旬、头发花白的老汉，眉宇间透着英气，屡经战场历练的他，已由士兵升任排长。将士们每谈及昆仑关战役，“无不神情昂扬”。
日军退路被蔡廷锴率部阻断后，陷于重重包围中，便以飞机投放弹药食物，甚至空投指挥官以激励士气。空投的食物，不时落入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于是天黑后，“夺食战”又开打。
还有瓦解日军斗志的攻心战。大战伊始，前线便活跃着“日本在华友战同盟”。离火线仅三百米处，国民党军架设收放机，开始用中文广播，招来敌方如雨的枪弹，接着用日语广播，枪声渐稀。当播到“今夜是1939年除夕，日本的兄弟们，我们凭什么还以死相逼呢？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军阀财团”时，枪声稀疏到三五声。播毕，又用口琴播放日本歌曲，“敌军竟然响起‘再来一个！’”
国民党军士兵仇敌心理深极，致日军俘虏甚少。尽管“明知逮住一个鬼子值几百块钱，可当我一见到他们，没有话说，就是一刺刀。荣誉师打到最后，战利品多了，据点也尽拿到手，可缺乏的是俘虏，结果师长悬了许多赏钱，才拿到几个”，一位士兵向他诉说。
这场以国民党军胜利告终的血战，是将士们英勇捐躯赴国难换来的。荣誉师副师长说：“该师仅政工人员就阵亡十二人、负伤三十四人”；机枪连长说：“全连仅存二十余个”；步兵班长说：“全连生还者十余人。”而父亲一行到达野战医院的当晚，半夜送来的十余名伤员中，就有团长马正昌和营长喻天鉴。
战场景象惨烈异常。姐妹峰遍山草木焚烧一光，山崖均呈黑色；白凿山成了肉搏之场，血雨腥风处处留痕；扼守昆仑关的左右两个高地，日军为掩护退却，还释放了毒气……至于暗夜奇寒中，道上络绎不绝的骡马炮车、疾行队伍、担架伤兵，路边堆积的战利品，似都在述说官兵的刚毅坚强、战斗的激烈悲壮。
父亲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抗敌的决心。
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尤以敌机轰炸之下的地区最为惨烈。轰鸣声过，火光四起，尸横遍野，血流满地。
距宾阳县城尚有五公里，便见“路旁弹炸后，斑斑痕迹”。在宾阳县城，新旧两个城区“无不满目疮痍，屋瓦败残歪斜，十室十空，整个城内，阴森异常”。在旧城区“断垣残壁处，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妪，哀声求助，景象实凄清怆然！我投一毛又四铜子，邵全声（同乡兼挚友）投以二毛”。在巷贤圩的乡公所，挤着上百个从南宁逃出的难民，有单身的，也有拖家带口的，“此时近阴历年底，天奇寒，老人小孩冻得瑟瑟发抖，彼等颠沛他乡，衣食无着。远处，还在不断传来被炸的轰轰声，不知又有几何同胞血肉横飞？！”
悲痛激起了民众的抗战激情。
在迁江，父亲遇见一群“新安旅行团”的少年。抗战期间，这些八至二十岁的孩子，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以长途旅行修学的方式，奔走于大江南北。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被誉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父亲没想到，在昆仑关战役之地，竟然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听孩子们讲述前线情形，看他们互帮互爱的举动，父亲由衷感叹：真是少年强，则国不亡啊！
赴前方路上，他见一卖豆饼老头，带着个四岁孩子，便“逗玩小孩甚久，问其长大后作甚，老者代答：打鬼子！”他称“民众们个个善良”，佩服他们虽置身前方，“飞机还在投弹，大炮还在隆响，却平静如常，且准备过年”的镇定与坚强；他到过的村落，总能见到乡长带着壮丁，去几十公里外，修复被日机炸坏的道路。
他们向百姓作抗日宣传，众人凝神静听，时时询问，“讲至痛心处，讲者听者，脸上无不交织着恨与愤的线条，语至兴奋处，民众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涨，意志决心分外坚强”。
野战医院七十余名医护杂工，多为热情且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皆自愿前来。其中更有不顾父母妻子劝阻，毅然奔赴战场的医学院学生。
他感动于官兵对学生的关爱。
在大塘，他们偶遇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见到学生们，李“满脸喜悦，双目放光，边说‘我将看看你们’，边走至我们队伍中央，连声说‘好！好！’”随后，李问大家：“饭吃得怎样？那次遭炸有损失否？”听到众人回答：“八元钱一月伙食，尚堪饱；无甚损失”后，李又说：“青年人来前方看看是应该的，我是很关心你们的”，并“勉励我们工作应尽力”。
途经装甲兵团运输连，士兵兄弟“个个极善良，对我们招待之亲热，前所未有”。
1月29日，父亲一行从宾阳往昆仑关进发，到达山腰101A军部时，已是零点以后。政治部严主任得知他们到来，“立即披衣而起，命人导我等至客室，并约明晨见”。他们来到小民居，见“地上已铺妥新稻草，系专为我等而借”。次日晨六时余，师部王主任即来，“派我等到301DS师部”。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父亲：“遇大道时分散走，越要道时散而速，免被敌炮兵观察所发觉遭炮击。”
1月30日12点40分，父亲一行终于抵达九塘乡六道坡——那曾为昆仑关战役“肉搏之场”的白凿山。来到山顶301DS师部，副师长惊讶万分：一帮书生，居然能长途摸到前线阵地！谈锋甚健的他，“恐我等初入战地心惴，多加入镇定人心之言辞”。交谈过程中，他“电话筒不离口，事务之忙碌，非久经战场者难以应付”。他告知父亲：尽管前线急需绷带救护人才，但自前天下午起，日军开始反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在前线失利，此地虽暂平静，但离火线仅几百米，不宜于初上战场者。于是，他“继命我等随医务处长，合往五六里外的中光村野战医院”。下午4时许，父亲一行离开前方阵地，循原道折入山巅，赶赴野战医院。
来到野战医院，院中官兵见到他们，“惊喜之余，极表欢迎，并客气非凡”。遵命后撤的那天清晨，从师部打探消息回来的院长，虽因前方失守而表情凝重，但仍镇静从容地“边指挥属下，边照顾并安慰我等，让我等自惭患难之时，无助人反累人”。当父亲一行与医院上下的官兵告别时，双方“莫不深感凄怆”，政治指导员握遍他们的手，一句“想不到……刚出口，下半截话简直连不上来”。
父亲尽力为前方军民服务。他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一起做游戏，演活报剧，没日没夜地赶制壁报，“累得手足僵硬”。
在机枪三连，他撕开笔记本，替幸存的二十余名士兵写家信，并贴上自己仅有的一元钱邮票，将信一一发出。即便如此，他“仍然总觉在物质上，给他们的慰安太欠缺了！”
在野战医院，他给伤员上药、捆绷带、扎伤口，“整夜无入睡时刻”。得知医院严重缺乏担架床，他多次联系乡长，到处找材料，不分昼夜地赶制，还协助乡长征集民夫，“累得浑身散架，几乎趴下”。
在伤兵医院，他见院中住着四五百伤员，“凄苦状不忍尽观”。他到轻伤区，“与挂彩同志谈话，令他们颇兴奋”；他为伤员唱《卖马耍锏》，唱由底层士兵作词、他谱曲的《昆仑关之役胜利了》。他到重伤区探望伤员，“然未到门口，已闻声声惨呼与呓语”。想到重伤员还在昏迷中或神智极度紧张，“我们的安慰，无异于给他们打兴奋剂，很不适合”，便不忍打搅，悄悄退回。他到病区登记“受伤官兵是否领取犒赏费和赏银”，片刻不停。
在后方村庄，他出壁报作漫画，向民众揭示日军的残暴；开村民大会，举实例讲解军民合作之要义；教乡里儿童唱歌；为乡民表演歌咏和活报剧。
他的身心经受了考验。
吃饭难。无论前行还是后撤的路上，一行人常常吃不上饭，有时一天仅一顿无菜的饭食，只能以随身所带之盐佐食。
住宿难。能在祠堂庙宇、茅舍草房，躺上稻草堆，便是莫大享受，有时只能睡在野外丛林、山崖岩洞中。
行路难。去前方的路上，为赶时间，他们尽可能搭便车。广西山多，路窄道险，“沿道时见坏车，多辆已翻入溪涧”。车况差，抛锚是常态。一次，离目的地尚有几十里，车趴窝了，众人下车推了三个多小时。
回程路更难。国民党军在昆仑关取胜后，未乘胜追击夺回南宁，而是转入固守。日军乘机重新集结两万余人，于1月27日发起反攻，至2月2日，先后攻占宾阳、思陇、九塘、昆仑关、上林、武鸣一线。国民党军全线溃退，桂南战役就此结束。
战事突变，父亲接到撤退命令，带队返校。他们从中光村出发，经南绿盆村、巷贤圩、上林、万福、古蓬、渡口、梭罗、嘉仁、永定、石别等地。一路上，后撤部队川流不息，伤兵担架连绵不断，流离难民成千上万，“带箱背包，扶老携幼，尽是悲怆凄凉”。
这番回程是溃逃，只能靠双脚。整整七天，父亲一行从清晨到天黑，从更深到黎明，在头昏眼花、精疲力竭中，一刻不停地走啊走，“时入半睡中，足机械般移动，路滑更无力，几次险入溪涧”。暗夜中，“惟闻行李杂物碰击声，后面的人，目不转睛盯着前人的背包，时以手抓握，连小便也是集体行动。每人都有固定编号，不时连续报数，以免脱节”。过高山时，更是“命与危崖争咫尺”，最险之处，身贴崖壁，一步一挪，心惊腿颤。后撤最后一天，在距宜山仅十五里的泥泞路上，父亲“走坏了足关节，奇痛难忍”，最后一段路，他几乎是“拖着红肿膝盖爬回去”的。
艰难险境中，最怕有人生病。同伴中有患疟疾的，感觉“时而如埋火堆，时而如落冰窖”，但也只能吞几片药，跟着队伍脚不停歇。一次，一位同学半夜发高烧，怎么也不愿从稻草堆上爬起来。父亲只得强行拉起他，使他跟着队伍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走了几百米。随后，同伴一头栽倒在地，再也不愿动弹。父亲心急如焚，只得与另一同学“架起他，拖了几里地”。另一次，黑夜中翻越高坡，一位同学滚下去伤了腿，大家只得用简易担架轮流抬着他，在万般疲惫中走了几十里。
难受的不只生理，更有心理。
父亲作为青年学生，有勇气奔赴前方，与鬼子隔空较量，已属不易。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危急关头，面对险境，他也难免紧张恐惧。
从南绿盆村后撤前，他想到“我等身无一武器，又无指南针”，不免心生“求死不易，逃生亦难”的悲叹。得知宾阳失守，日军离他们的住地不过二十余华里，死亡威胁步步紧逼，他更是感叹：“我们无武器，无向导，无指南针，无详细地图，无战场经验，抛落敌后方，该如何求生存？！”
过迁江后，距宜山尚有百余里，他再次充当探路先锋。但当地百姓讲壮语，他根本听不懂。因听错地名，与同伴奔出老远后，才发现方向反了。跑了二十多里冤枉路，来回损失两个多小时！“错走一里，比快走十里更累人”，他连声感叹。
路过残破碉堡，堡壁上两个黑洞，似蒙面大汉杀气阴森的双眼，让他顿生“惟恐堡中钻出一个怪面好汉”的恐惧。野草封路的尽头，忽见一只野兽，耸立拐弯处，一动不动，让他顿觉“双重恐怖，死在后方不该啊！”好在没等他俩走拢看清，那家伙抢先溜了。
最让他难受的是，宾阳出发时，二十余名同学彼此“互道保重！”归途最后一站重聚时，竟有四位下落不明，“众人相见，惟听凄声，心绪难平”。所幸，失散同学除一人受伤外，其余三人，终平安归来。
一路艰辛，筋疲力尽。2月7日，一行人终抵宜山。但宜山也不太平，政府机关忙着撤离，浙大已迁至遵义。费尽周折，总算搭上物资运输车，他于2月19日到达浙大在抗战中的最后落脚点——遵义。
父亲的正义感，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在南川任教时，他积极为前线抗日志士募捐。南川学生钟邦臣，曾在缅怀我母亲的文章中写道：“夫妇俩以其多才多艺，给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两人曾经多次率领学生们，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他给学生上音乐课时，不忘身为人师的职责，将李叔同《春夜》的“金谷园中，黄昏人静，一轮明月，恰上花梢……你试看他青史功名，你试看他朱门锦乡……”改为“桃李园中，夜深人静。一轮明月，独上花梢……你曾见过狼烟遍野，你曾见过敌骑咆哮……”谱曲后，教给学生，激励他们为洗雪国耻而发奋读书。
从教过程中，出于教育对象是中学生的现实，为保护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他要求他们夯实知识基础，以谋国家民族强盛为己任，刻苦读书。他拒绝在学生中宣传任何党派教义，力使学生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他奉行“培养学生一点起码的正义感和正直性格”的理念，教育他们认清社会是个大染缸，不要同流合污。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为抗议县政府克扣口粮，到政府机关示威游行。结果，被当局扣上“通共”的罪名，准备予以逮捕。父亲担心学生的生命安全，想方设法保护学生。他以自身经历，力劝学生“不要吃眼前亏”；到相关机构，多方疏通，使学生避免了牢狱之灾。也因此，他和母亲被当局怀疑“有共党嫌疑”，最后不得不逃离南川。
然而，父亲又不是一个有远大革命理想、高昂革命激情、热衷革命活动的人。
入大学前，尽管他也喊过“抗大！抗大！”但“仅仅是一种无政治基础的情绪宣泄”。当得知既是街邻，又低他两班的徐贤星悄然离校，奔赴陕北时，他“反而暗暗安慰自己：人各有志，断了念头吧”。
大学期间，他参加了“黑白文艺社”的外围组织，担任歌曲学习组、平民习艺所工作组的负责人，当得知黑白社的几个地下党员被捕后，他怕受到牵连，“紧张害怕得几天不敢出门教歌”。
在南川上音乐课，他坦承自己教学生抗日歌曲，有时会顾忌自己客处异乡，不想招惹麻烦，便对学生们说：“大家都是中学生，抗战意识已很清楚，我们用不着再在课堂上喊‘大刀’‘杀’这一类歌词。”而在选择歌曲时，“凡是吕冀、冼星海、郑律成等人的曲子都未采用。当然，相反的歌曲，如重庆卫戍部的卫戍歌一类，也一律不教。而是选一些社会人士写的抗日歌曲，或选一些清心寡欲的、超现实的、以旧诗词为主的歌曲”。
1946年“沈崇事件”爆发后，女师学生大力声援，积极参与重庆的“抗暴运动”，他则“要求学生彻底划分教训与界限”，奉行“我当我的纯‘教务’主任，不谈政治，不问学运”。
所以，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人人必写的《自我鉴定》里，父亲承认自己：思想上，自以为多才多艺，超然清脱；学业上，自以为所学机械工程，日后可靠本事吃饭；音乐活动上，只是形式方面靠向大众；文学活动上，虽用高尔基的“海燕”作为文艺社名称，但简直就是躲在云端里。他批判自己“拼命往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钻并自鸣超然”，责骂自己是“立场不鲜明、隐藏正义感、做着怀古梦的乌龟型人格”。
父亲的上述表白，既是环境所致，也关乎他的性格。因为究其本性，他就是一个阶级观念模糊，崇尚精神自由，向往安宁生活，性格平和又略带忧郁的普通知识分子。
3.父亲的品性
父亲富有爱心。
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有受苦受难的人生经历，所以，他除了“决心一辈子不去高攀有钱有势的人”，还非常同情社会底层人的境遇，理解其心情。他对社会地位最低微之人的友善态度，也是他最为母亲称道的品性。
在南川当老师时，他夸农家子弟“简朴可爱”，见他们生活贫困，常心有戚戚：“他们除严冬外，一年中都穿着草鞋或打着赤脚，看着真是不忍！”严冬里，农村学生衣着单薄，瑟瑟发抖，他找出自己的衣服送去。开学了，个别农村学生交不起学费，他拿出自己不多的薪酬，无偿为其垫付。物价飞涨后，学校发薪水以大米代替，他便直接用大米，为贫困学生缴付学费。
在二十一兵工厂时，他见隔壁两位工人，皆靠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家中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便主动拿钱拿物，帮助他们。他说爷爷借钱给人，从不知讨要归还，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有人管他借，他从不拒绝，也从不问人还期。他走后，这些借款均不了了之，以致母亲说：“我和你爸爸以往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
他发现所在技术科的小青年，经济拮据，打着单身，就周末协助母亲，做一桌好饭菜，呼他们来家，大快朵颐。几个年轻人酒酣耳热后，在大床上东歪西倒，鼾声大作，有时还污物吐一地。逢此时，父亲只埋头清扫。下个周末，继续“笑意显、酒饭全”。
他深谙“会说是能力，会听是修养”之理。与人交谈，耐心倾听，即便开口，也话语暖心。在桂南战场，见撤退士兵吃了小贩的糯米饭团欲走，卖者不敢吱声，他上前说：“目前军队纪律良好，请你放心，兵士绝不是白食之人，不过是开玩笑。”果然，士兵听后，欣然付钱。他去车间检验产品，每次进大门前，总要先咳嗽一声，提醒工人“我来了，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以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哪怕是赠给工人米面，他也要再三声明：“这绝不是施舍或赏赐”，以免受惠人产生心理负担。
他秉承爷爷“心善是路，谦让是腿”的祖训，与人相处，从不争强好胜，面对应得利益，也要谦让。从二十一兵工厂调到建设机床厂后，厂里按规定，给他分配了住房。但他考虑到从二十一兵工厂调来的少数工人，家住江北，每天上下班要乘过河船，再走很远的路，比自己更辛苦，便主动将房子让了出去。
父亲是孝子。
上大学时，他思念家乡亲人。然烽火连天，家书难抵。无奈中的他，但凡听说有人来自浙江，便会找上门，打探家乡和亲人的消息。一旦收到爷爷的信，就在回信中放入新邮票，叮嘱爷爷：“最多隔三个月，一定要让铭弟（我叔叔）给我写封信。”即便在桂南前线终日紧张忙碌，只要路过县城看见邮局，他也会给家里发张明信片报平安。从前线回到宜山的当晚，他迫不及待地“写了四张明信片，寄给铭弟，好让大家放心”。他深知父母供自己读书不易，工作后，将多半薪水寄给家里，宁可自己生活苦点，也要尽赡养之责。母亲说：“自我认识你爸爸以来，他的衣着用物比我还差，穿的是拍卖行买的两件旧衣服，只有一个旧的假皮皮箱。那时他已工作两年，却还是这么穷。生活上，他是不讲享受的，没有做过一件毛呢料衣服。”
父亲家庭责任感强。
1948年7月，大哥因高烧抽搐，在二十一兵工厂医院住院。父亲每天来回奔波，不幸感染伤寒，住进了重庆宽仁医院。这种由伤寒杆菌引发的传染病，虽不会迅速致人死命，但因能引起肠出血、肠穿孔等严重并发症，危险性与致死率很高。即使在恢复期，饮食稍不注意，也会要人命。
住院不久，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食欲逐渐恢复，但饮食须少食多餐有营养。母亲冒着酷暑，提着饭盒，挺着凸肚（已怀上二姐六个月），乘过河船到医院，给父亲送鸡汤面。父亲病房里，另有两位病员，他们的病程与父亲相似。两人身体好转后，难抑旺盛食欲，父亲总是极力相劝：“忍得一时饥，免得丢小命”，又说：“我还有妻儿，都在等我回去，我不能搁下这副担子！肚子再饿，心头再想吃，也要忍！”结果，三位同病相怜的人，一位啃了一个肉包，一位嚼了半根油条，引发了肠穿孔，没能挺过去。只有父亲，最终走出了病房。
父亲调到建设机床厂后，单位离家远，公交车少又收车早。想到母亲独自在家照料小儿女，他就难以安心。于是，他只要下班时间稍早，晚上定要回家，哪怕步行两三个小时，到家时已近午夜；哪怕第二天晨曦微露，就得出门。
父亲很爱孩子。
爷爷奶奶家人丁不旺，父亲就希望自家多有几个儿女，也对儿女特别上心。
在二十一兵工厂时，母亲在厂子弟中学教书，逢下午有课，无法照顾哥姐睡午觉，父亲便将大哥大姐带到工厂宿舍，待两人熟睡后，在枕边放几颗糖或几块饼干。大哥大姐醒后，第一时间就找他放的东西，猴急地往嘴里塞。他若碰巧看到两人的吃相，会佯装“虎口夺食”与他们争抢。然后，仨人床上地下，追来撵去，嘻嘻哈哈，闹作一团。
他下班时，母亲常会带着哥姐，在厂门口等他。看见三个小家伙，他伸出双手，而后，肩上扛一个，一手抱一个，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踏上回家路。两双脚下，一地残阳余辉，分分合合，散散聚聚，他说：“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光阴。”
大哥温顺安静，向来循规蹈矩。身为长子，他被父母寄予了厚望。五岁时，母亲送他去读小学，因为年纪小，一学期后，收效甚微。母亲有点沮丧，父亲却说：“很不错嘛，至少他晓得热爱毛主席”，而没把大哥一棍子打出局。转眼到了学年末，大哥的语文数学考试都及格了，顺利升到二年级。不想，期末考算术，考题标明减号，他嫌麻烦，心想若改成加号，会算得更快，便随手将试题中，凡有一横的地方，都加上一竖。减法变加法，他是班里第一个交卷的。大哥自作聪明的代价是，算术考试不及格。父亲同母亲商量：他还是太小了，就留一级，再读一个二年级吧。由此，大哥的求学史上，有了唯一的蹲班记录。
父亲到北京出差，隔几天就给母亲来信。每封信中，他都单独给大哥写两句：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照顾妹妹，回来给你买好东西。大哥则按母亲的要求，给父亲回信。那时不兴练毛笔字，亦未推广简化字。大哥信上的繁体字，身材胖瘦不一，站队参差不齐。但父亲却从大哥的一笔一画中，看出长子如己，身上有股子认真劲。他挺舒心。
大姐活泼好动，有点小“叛逆”。两岁多时，她喜欢跳阳沟玩。但人小腿短，总是“咚”的一声掉沟里。沟底满是黑乎乎、臭烘烘的烂泥，母亲将泥猴般的她“捞”上来，从头到脚冲洗一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打几下屁股，再三警告她：“不准再去了！”可不到十分钟，又听见屋后阳沟，传来小泥猴的呼救声。母亲气得抹泪，父亲却说：“她有点个性，也蛮好的。”
父亲爱逗大姐。他伤寒痊愈回家后，母亲仍给他煮鸡汤挂面。每见父亲端起面碗，大姐会大叫“不吃鱼肝油，吃命（面）！”他便假装大口吞面，然后再一点点地喂她。晚上，他给大姐洗脚，总是一只手抱着她，一只手往她的肉脚板上浇热水，嘴里念念有词：“大妹呀，大妹，替哥哥出头，口叫手又挥。天发蒙，地吓退，坏蛋打颤腿，哎哟哟，淘气又有味。大妹呀，大妹，妈妈不喜欢，爸爸也难为。看你怎么办，我的小大妹！”逢此时，大姐依偎着父亲，特别听话，还不时笑出声来。她心里想的是，只要有爸爸给我洗脚，管得妈妈欢喜不欢喜。
二姐生来眉清目秀，打小就聪明伶俐，小嘴利索，每天“吧嗒吧嗒”地话不停歇。她的胳膊、腿又白又嫩，肉皮都包不住似的，父亲给她取小名“藕节”，唤她时，她立马回应：“我来了！”应答声又响又脆。
父亲得空时，喜欢把她抱在腿上，抖动双腿，颠过来，倒过去，一口一声“我的小观音菩萨”。二姐不爱喝牛奶，一喝就往外吐，见此，他抱起她，边哄边喂；她哭了，他会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不管她是否听得懂，听懂了多少。
二哥出生后，身体很瘦弱，父亲在建设厂，工作很忙，却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亲自照料他：哄他睡觉，半夜给他兑牛奶……二哥的五官不如大哥标致，但皮肤特白，父亲说他“丑乖丑乖的”，叫他“白儿”。
二哥还在蹒跚学步时，会摇晃到家门口，望着树上的树叶，恭恭敬敬地迭声喊“叶叶”。父亲以为他在喊“爷爷”，说他“这么小就有联想力了”，言外之意，夸二哥聪明。
拥有两儿两女，父亲感觉家庭生活格外圆满。1953年2月底，他出差到北京，写信告诉母亲：“很想几个孩子。”母亲马上领着四个哥姐，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他。这张照片，他一直放在内衣口袋里，说自己“每天都要拿出来看看”。
所以，父亲的同事和朋友，都羡慕他有一位聪颖能干的贤妻、两双活泼可爱的儿女、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4.父亲的精神遗产
“文革”中，大哥曾给母亲去信，询问她对父亲的看法，“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除了有点太好说话，他说不上有任何较严重的缺点”，母亲这样回复。
其实，在母亲心中，父亲岂止是“没有任何较严重的缺点”，几乎就是一个完人。母亲八十五岁以后，记忆力明显衰退，却仍能不时忆及与父亲相处的点滴，重复那句她说过无数次的话：“你们爸爸太全面了，你们五个，除了两个儿子一米七四的身高与他一样，其他方面，没一个比得上他，更没哪个超过了他。”
是的，父亲多才多艺。他学工科，在文艺方面也颇有才气。
他的教学颇受学生好评。“1944年，我在南川读初中，你爸爸教过我，我对他的教学印象很深。当时，学校教师多是本地人，有时他们不来上课，你爸爸就顶上。他不光教数学、物理和音乐，还教语文和地理，他好像什么课都能上，而且讲得很好。”父亲的学生，时年九十三岁的鄢国森（原四川大学副校长）大哥，看到我的回忆文章，当即电话告知我关于父亲当年教学的点滴。
他有文学和诗词的功底。大学时，他与外文系的邵全声，成立了“海燕青年文艺社”，组织同学阅读讨论世界名著。他热爱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任教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学习品鉴佳作名篇。即便在桂南战场躲警报的间隙，他也会或面朝绿溪，岩石当桌，或借洞中弱光，跪膝为椅，记录前线官兵的不屈斗志和可歌可泣之功绩，抒写桂南的诗意山水和淳朴风情。
他喜欢音乐戏曲。这得益于江南的如画景色和民间厚重的诗风雅韵。两三岁时，爷爷常把他扛在肩上，到戏馆茶楼或露天戏场，听绍剧、越剧、金华剧，乃至京戏，使他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在南川教音乐课时，他将李白的《月下独酌》、李煜的《虞美人》等诗词谱曲，教学生吟唱；在重庆任教导主任时，他甚至在一个学期内，组织举办过十余次全校性的学艺活动。
他爱唱歌，能演剧。父亲嗓音亮，属于标准的男中音，浑厚铿锵，富有磁性。他能用德语、英语唱歌，甚至能用德语写歌词，谱曲后，扯起喉咙自嗨。即便在赴桂南战场的紧张日夜，他也会趁候车的片刻，面对崇山峻岭，一遍遍高唱激励斗志的战歌；在蚊蝇轰炸的茅舍牛圈，创作恨愤交织的《先锋号》旋律。父亲不仅很会唱歌，母亲还多次提到：“你爸爸京戏唱得有模有样，地方戏更是演得惟妙惟肖。”
他还擅长吹奏乐器。“笛子、笙、箫、口琴……只要是用嘴吹的乐器，没有你爸爸不会的。哪怕一片树叶，他放在嘴里，都能吹出很好听的调子”，母亲反复提及。
哥姐说：“有一年，建设厂搞国庆节游行活动，妈妈带我们去看。我们站在马路边，看到爸爸走在乐队的最前面，手拿指挥棒，一上一下地舞，神气得很！”当年的那一幕，至今令他们记忆犹新。
然而这一切，随着父亲的离去，戛然而止，如烟似云。
母亲晚年，我同她聊起父亲早逝之因，“你爸爸若不是将分配的住房让给工人住，若不是在生死关头拉救少先队员，他是不会抛下我们的”，母亲如是说。潸然泪下中，哀痛难遣，思念未尽。
正值英年的父亲走了，母亲的天也塌了。
噩耗传来，母亲悲痛欲绝，终日以泪洗面，半年时间下不了床。那一年，父亲留下的儿女们，大儿七岁，大女六岁，小女四岁半，小儿一岁两个月，还有一个尚在母腹中的我，只有十七天。面对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小儿女，母亲最终意识到：我要站起来！我必须站起来！丈夫留下的血脉，需要自己抚养，丈夫未竟的心愿，等待他的儿女去了却。
母亲终于挺过来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为纪念父亲，母亲给我取名“忆石”。之后的岁月，母亲以她的无私、坚韧、智慧、勇气和能力，为我们撑起了这个家。她要上班，要抚养五个幼小儿女，身兼严父慈母的双重角色，辛苦、劳累、忙碌、艰难……可想而知，又一言难尽。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母亲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除了工作、生活的重担，还要面对政治运动的压力。坚强的母亲，虽时常心情郁闷，却始终信念坚定：一定要把丈夫留下的儿女们抚养长大，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给予了我们一切，从物质生活的照顾，到精神世界的滋养，从品德人格的培育，到行为规范的养成。母亲管教我们很严，她要我们从小懂得：刻苦学习、踏实做事、谦逊处世、宽厚待人。
1964年，大哥考上了清华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母亲冲口而出：“同你爸爸专业一样！”我们知道，她的话里除了自豪，更有因哥哥的争气，而能告慰父亲的欣悦。
“文革”期间，为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我们五个子女中，大姐、二姐和二哥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大哥则被分配到四川自贡远郊的工厂守仓库，一家人天各一方，艰难度日。虽如此，母亲却常以她和父亲的经历告诫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改革开放后，母亲的晚年生活有了极大改善：增加了退休工资，搬进了新房，身边有儿女日夜陪伴、悉心照料。母亲后因心衰安详辞世，享年八十八岁，父亲在天之灵若有知，会感到宽慰的。
较之父母，作为儿女的我们，确有很大差距。而父母留下的精神财富，却让我们终身受益。
父母在困苦中挺立的脊梁，是我们立世的标杆。
父母都是大学生，自然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大姐、二哥和我均在1978年考上大学，已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哥，也于同年考入重庆大学继续深造。这样，除二姐当年因生孩子，错失高考良机外，四个儿女都了却了他俩的心愿。而且，大哥所学的机械专业与父亲相同，大姐所学的化学专业与母亲一致，也算“袭冶承弓”了。早逝的父亲，虽没等到这一天到来，但猝然亡故的他，在天之灵定会闻之欣喜。
父母靠拼搏实现的目标，是我们职业生涯的基点。
父母或一段时期或终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大学毕业后，都先后加入了教师队伍。早逝的父亲，虽没亲见这幕场景，但长眠九泉的他，定会对此满意。
父母以行动体现的良德，熏陶了我们的心性。
像父母一样，我们只是平头百姓，没有显赫业绩，且始终甘于平凡。但靠自律，我们活成了善良正直的人。早逝的父亲，虽没亲历儿女成长的全过程，但移居天国的他，定会因此安心。
父亲的一生，虽短暂，却久长。父亲的经历，不复杂，却丰富。父亲的生活，有苦闷，也有欢乐。父亲的精神星空，有愁云，更有明丽。父亲活出了“谦谦君子德”的风范，这得益于他的心，总被良善之光吸引，他的足，总在仁爱路上追寻。
今生，我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见到父亲。父亲的身影，只能，也永远只能，出现在我的梦境。梦中的他，和我说话，陪我们玩耍，那么亲切，那么和气。然而，片刻，只有片刻，他便转过身，离开了，走远了，模糊了，任凭我大声喊，快步追，却没有任何回应。最后，只剩下缥缥缈缈的背影——父亲。
——摘自郑忆石著《绿皮火车：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
一生坚毅的母亲
1.母亲的曲折求学路
母亲是安徽省宿松县人，成长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外公先前已有一个十岁的亲生儿子，母亲几个月时，被外公从育婴堂抱回抚养，并视为己出。外公念过初中，靠十多亩薄地和在教堂打杂，养活一家四口。
母亲入小学的第二年，外公领命外出收账，归途中遭遇抢劫，人被打伤，钱被抢光。因伤及内脏，实在无力回天，几天后便与世长辞。出殡仪式上，人们用“心为良田耕无尽，善为至宝用不穷”的挽联，概括他一生的品性。
外公走后，外婆靠薄地维生。母亲晚年，常深情地忆及外婆：“日子紧巴巴，她仍怀菩萨之心，佃户交不起租子从不催讨，从未让上门讨饭的人空碗离开；给我缠足，我两把扯掉，她便任由我了；自己顿顿咸菜下饭，却总给我做蛋炒饭；井水泡的西瓜，她借口瓜凉，让我独享……”
母亲幼年丧父，外婆善良懦弱。小小年纪便饱尝世态炎凉的她，萌发了“自强”的念头。外公生前在两件事上，替一双儿女作了决定：一是接受婴孩洗礼，二是到教会学校读书。他临终前留下遗言：“一定要送小女读教会大学。”然而，因外公早逝，她的求学路，变得曲折坎坷。
1918年，母亲六岁，入读宿松县圣公会（基督教安立甘宗在华教会的译音）办的小学。三年级时，县长来校视察，叫她当场演算较难的算术题，她很快给出了答案。县长掏出自己的钢笔奖励她，并嘱咐校长：“给这个小孩子发奖品。”小学毕业前，一支过路的军队驻扎学校，长官逗她：“走，小姑娘，跟我们打仗去”，她则以“才不去呢，我要读书！”作答。
1923年，母亲十一岁，到安庆圣公会办的培媛女中读初中。所需学费，部分靠外婆变卖首饰，部分靠自己挑花织锦挣得。深知学习机会得来不易，她总是力争每门功课考第一，寒暑假回家，也夜练晨读不辍。到初三时，哥嫂停交学费，逼她考两年制的护校，以期早日工作，减轻负担。但她想读高中、考大学，为此僵持，停学一年。最终，她抗争成功，继续学业，并在毕业时考取全校头名，由此得免学膳费，持续读到高二。
之后，因北伐军全面挺进，交通中断，传教士纷纷返美，学校被迫停课，母亲只得滞留家中。直至中国传教士利用美国教会留下的经费，重组学校（更名为培德女中），她才于1931年，在该校读完高中。
因学校未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毕业后拿不到官方文凭。是以母亲于1931年，经老师推荐，转读了江西九江的儒励女中。
儒励女中（1873至1951年，由美国女传教士吴格矩创办）开江西女学之先河，在反对“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中，助推了中国男女平等的进程。来到这所“规制渐备，文化浸昌”，办学实力雄厚，学风纯正的学校，母亲充分享受着文化知识的滋养。她喜欢数理化和英语，爱好唱歌、弹钢琴，对英语老师推荐的大量课外读物（小说、诗歌等）很感兴趣，“自强”信念随之升华。然仅读了一年，就因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经人介绍，她到官太太家中教其子算术，靠勤工俭学，两年后，终获官方认可的高中文凭。
1933年， 二十一岁的母亲如愿考取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彼时，外婆因先后供儿子儿媳读书，几乎耗尽家中钱财，无力承担她的大学学费。而兄长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入职烟酒税局，嫂嫂在中学教书，两人收入不菲，“经济条件足以供我升学”。外婆本指望他们出道后，助妹妹一臂之力，但因母亲并非兄嫂的亲妹妹，且“从小受他们歧视”，两人拒绝了外婆的请求。爱莫能助的外婆搂着她，暗自抹泪，反复叨念：“你爹爹要你读大学，你会读出来的，我等你！”
母亲再次面临两难。自入学以来，她一直成绩很好。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获免费升学，“我就是想靠读书，毕业后找到工作，接外婆一起生活，摆脱家庭的束缚压迫”。放弃学业？于心不甘。早早嫁人？已受西方文化浸润的她更难接受！继续追梦？前景又如此暗淡。但她深谙“自强须自立，自立须读书”，决心“再难的求学路，我也要走！”
万难之际，儒励女中伸出了援手，条件是为学校义务从教两年后，提供助学金。由此，母亲在该校教初中算术和自然课，金陵女大则因她考取了前二十名，同意保留学籍两年。
1935年，二十三岁的母亲终于跨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学费解决了，但生活费仍是问题。外婆变卖仅存的首饰，给她提供了有限费用，不足部分，靠她打工挣得。经干堂姐介绍，她到其叔公家做家教；经老师推荐，她暑假到庐山，给冯玉祥的女儿当家庭教师。冯的女儿们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很敬畏父亲，哪怕正在上课，只要父亲进门，必定快速起身，整齐立于一旁，头微垂，嗓门压低，毕恭毕敬地齐声叫：“爸爸。”
金陵女大号称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它虽为美国教会所办，建筑风格却纯粹中式，校园虽小，雕梁画栋却精致耐看。
它的教学模式按西方标准构建，入学与平日学习，都严格考试，计算积点。1936年春，母亲因跌伤感染丹毒，住院三月余，因此耽误了课程。按规定，没有上课不能算积分，无法参加考试，她只得休学一年。
它的课程设置灵活实际，学生可在第一学年，选择未报考的系，一学期后再确定专业。母亲选了医预科，上解剖课时，一具长头发、瞪着圆眼的尸体，让她毛骨悚然。课后连续两天，她一捧起饭碗就干呕。断定自己不是学医的料后，她定心在“元素”（化学）路上疾走。
它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开设了许多文学艺术类课程，要求理科生必选一门。母亲选了中国古典文学，又喜欢钢琴，学了一个学期，因交不起每月两个银元的学费，遗憾中止。
它注重教学质量，实行全英语教学。母亲英语基本功扎实，课堂上常被老师抽问。老师的问题涉及面广，她的自尊心强，生怕答不上提问，所以每次课前，她必精心准备。课堂上，老师与她，一问一答，自成一景。
大学岁月是母亲最愉快的时光！
她虽穿着打扮不及富家小姐，但因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很讨老师们喜欢。主课老师蔡路得知道母亲经常头晕，便联系食堂并自掏腰包，每天一碗猪肝汤，供她吃了一月余。周末，几位老师常邀她去自己的宿舍做客。一次，她在老师的床上睡着了，老师因事出门，忘了唤醒她，将她锁在了屋里，老师回来后，一个劲地向她道歉：“哦，我可怜的小猫咪。”
同学沈谱（沈钧儒之女、范长江的夫人）与母亲同系同组，是她的好友和实验搭档。两人性格一急一慢，一起干活时，常常是母亲已完成应求数据，沈同学还在慢条斯理地兑溶液，那不慌不忙的架势神情，让她忍不住大喊：“你快点嘛！食堂都要关门了！”提起好友，她总爱笑眯眯地模仿她的动作：“你不晓得，她的动作有好慢。一口饭在嘴里，上下牙左磨右锉，十来个回合后，才郑重其事地吞下去。”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吴贻芳校长亲率师生，先迁汉口，后抵成都，与另外四所大学组成“华西坝联合大学”。母亲对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记忆犹新：“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东奔西逃，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读书；我们若晚逃出南京一天，就会死在日本人手里；因为走得匆忙，我唯一的一口箱子也丢了，里面有你外公珍藏的清朝龙年邮票；日本人在各地乱炸，死伤多少无辜百姓，更是激起了我们对日本人的强烈仇恨……”
1938年秋，母亲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大学生军训，并参与救护被日机炸弹炸伤的百姓。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她，面对树枝上挂着的血淋淋的断臂，听着四处的哀号声……深刻体会到：百姓被欺负，只因国家太弱，国家要强大，得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到成都后，儒励女中断了给母亲的资助。靠领取贷金和在化学系当助教，母亲完成了大学最后两年的学业。
1940年1月，母亲终于实现了外公的遗愿，拿到了渴望已久的学位证书。
从六岁读小学，到近二十八岁大学毕业，这条正常只需十六年的求学路，母亲跋涉了二十二年。艰难与成功、汗水和泪水，见证了她向命运顽强抗争的勇气和毅力。她所读的教会名校，其全面扎实的教育，为她的学识、品德、教养和修为，打下了良好基础，也赋予了她日后独自抚养五个儿女，立于社会之林的能力。
战乱中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但母亲却无此后顾之忧。因成绩优异，1939年至1940年夏，她被母校聘为化学系助教。校教务长兼化学系系主任蔡路得进而承诺：助教三年后，可享受助学金，赴美留学。但这条深造之路，却由于母亲“不负于人”而中断，起因是她的第一段婚姻。
母亲的初婚对象为金女大一位女职员介绍的一名飞行员。那时，女大学生凤毛麟角，国民党高官中，以找女大学生尤其是教会大学女学生“绷面子”的，不在少数。母亲同学中，选择嫁给达官显贵的不少。但“不当官太太，不嫁有钱人”，却是母亲择偶的基准。
眼前这位对象，本已入读北平中国大学（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于1912年创办，原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1949年停办）。国难当头，他投笔从戎，考入杭州的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母亲敬佩他的正义感和爱国激情，他对母亲则喜爱备至。“除了天上的星星我没法摘给你，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却没能给母亲最想要的东西——健康的身体。
认识不久，他便患上了肺结核，该病在当时属不治之症。虽见他不时吐血，但重情重义的母亲，不忍他在身体受损后，再遭情感打击，不顾老师和同学的反复劝说和强烈反对，执意“跳火坑”，并于大学毕业之际完婚。
1940年夏，他病情加重，母亲辞掉教职，陪他回老家四川南川疗养。1941年5月初，他病情恶化，转为肠结核和喉结核，母亲陪他到重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身）治疗，并在医院日夜陪护。然而入院仅十天后，他便撒手人寰。
孤单的母亲回到南川，先后在道南中学、道屏中学和南川县中，当化学和英语老师。
1945年，母亲邂逅了我父亲，由此开启了虽仅八年，却深感幸福美满的新婚姻生活。
1947年2月，父母来到重庆。此后，母亲先后任教于重庆市女子师范学校、宁和中学（前身为二十一兵工厂子弟校）、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重庆市巴蜀中学（原四十一中学）。
2.母亲的为人
母亲思想独立，性格率直，骨子里清高。新中国成立后，因头顶“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帽子，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现实与价值观的抵牾，使她时感压抑，历次运动中，内心深处都陷于惶惑。
在1951年底至1952年春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夏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她虽自信：没有贪污情节或不忠诚不老实行为，与《条款》所列罪状无任何关系，表明自己“服从党的政策”。但她既未见过如此阵仗，又没“与人斗乐其无穷”的勇气和兴趣，不由得对运动莫名恐惧。
1956年底，“肃反运动”达到高潮。母亲虽与国民党和反动组织素无瓜葛，但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求学史，让她不由得心虚胆怯——怕被扣上“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担心子女受牵连抬不起头。
1957年，“反右派斗争”来了。春夏之际，“向党交心、多提意见”全面铺开。面对领导的循循善诱，母亲感觉不说两句，“对不起组织的关心”。欲开口之际，猛然想起一件往事：解放前，她所就职的学校，校长因某个知识问题，与一位教师发生争执，她刚好进门，校长劈头就问：“你说说，哪个是对的？”母亲如实相告。没想到这一回答得罪了校长，她很快就被解聘了。吸取“祸从口出”的教训，她把嘴边的话，生生憋了回去。这样做，虽很憋屈，但也只能从“我如果丢了饭碗，五个娃儿谁来养活？”这一关乎生存的现实考虑。
1958年寒假，母亲参加了“思想改造学习”和“继续反右派”两场运动后，写下了回顾自己如何通过历次运动，力求逐步提高政治觉悟的《自我鉴定》。
她坦承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顺民”：从小就读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的博爱宣传；信奉专注学习，无须过问政治。她检讨自己向来心软，害怕斗争，只求“基本站稳立场”。她反省自己政治嗅觉迟钝，缺乏发现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开会发言很被动，既无力量又无作用，还会犯错。她惭愧自己思想落伍，直至1958年的两场运动，才“由开始时对许多新事物表现得无知，到后来觉悟得到一定提高，逐步克服了固有观点，愿意献身社会主义事业”。
于今回看母亲的《自我鉴定》，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的真情实意，也不乏迫于“人人过关”大势的言不由衷。但她“阶级觉悟不高、革命斗争性不强”的毛病，却积习难改。
故在现实生活中，母亲一贯以仁爱之心待人，不以阶级好恶处之。
有位叫章忆的阿姨，是安徽安庆人。1943年，十四岁的她参加了新四军文工团。她被打成“右派”前，曾任巴蜀中学党支部书记。被打成“右派”后，还当过一段时间副校长。虽如此，但在视右派为“妖怪”的年代，师生对作为“右派”的她极不友善，直呼她“章老右”。她没课上，没事管，讲话没人听。
母亲调入巴蜀中学后，却与章阿姨有相见恨晚之感。人多场合，母亲会主动同她打招呼，路上见面，总要同她聊几句。她有四子而无女，因此很喜欢我。我那时三岁多，母亲每次带我去她家，都让我喊她的母亲“外婆”，且“一定要喊响，让外婆听见”。老人家听见后，一声“哎，小忆石来啦！”脸上堆笑，抖抖索索打开上锁的柜子，摸出一块糖，塞进我手里。母亲同章阿姨摆龙门阵[2]至天黑，才带我回家，路上她问：“你今天把外婆逗笑没有？”我若答：“笑了的。”她就夸我乖：“过几天，我再带你去。”
还有一位袁姓老师，曾与母亲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同事。见母亲一人带五个小孩不易，当班主任的他，常组织学生来我家帮忙。
母亲调到巴蜀中学不久，得知他成了“右派”，惊讶又不解：小袁，怎么可能？他那么谦虚，总是笑意盈盈；那么有才，讲课妙趣横生；那么善良，关爱他人如春风化雨……然而，他还是难逃厄运！所幸巴蜀中学急需高质量师资，他被破例调入。再见小袁，母亲很诧异，只不过半年，他就从“春笋”变“秋叶”了。虽如此，母亲还是为他能重执教鞭而欣喜，每次在校园见到他，总要停下来问：“你妈妈可好？工作是否适应？……”一如既往，并无顾忌。母亲还数次带我和二哥去他家，看望他的胖母亲。老太太每见到我们，就用浓浓乡音招呼：“快快快，坐坐坐！”忙不迭地端凳、泡茶，拿出小盘，放上几颗糖或饼干，递给我们。袁老师一人的工资，要养老母，还要供两个妹妹读书，生活并不宽裕。我们去之前，母亲总要叮嘱：“去了不能吃袁婆婆给的东西！”
“文革”中，袁老师惨遭批斗，两次自杀未遂。母亲闻之愕然。萧瑟氛围下，人们同声谴责他“自绝于人民”，母亲却悄悄跑到他家，叮嘱他“一定要想得开，你还有老母亲……”“文革”后期，他与一直倾慕他的四十二中的邓老师结婚，母亲专门送去了礼品。改革开放后，袁老师被评为重庆市特级教师，历史终于还了他公正，母亲由衷地为他高兴。
语文组的陈老师，因夫人被打成“右派”，遂来到小学教书。母亲与两人，似特有共同语言，路上碰到其中任何一位，都会聊上几句。他家三个儿女，取名都拆自夫人的名字，她常与他俩开玩笑：“两个拆字先生，巧妙地将感情融入儿女内心。”
语文组的薛老师，有四个年幼子女，在妻子被打成“右派”后，被开除了公职，只好去河边锤石子、帮人挑煤、搬东西……靠卖苦力来补贴家用。薛老师性格开朗，善吹口琴、拉小提琴。母亲听见他的孩子们和着父亲的琴声唱歌，会说：“几个娃儿像爸爸，性格开朗乐观”，要我们“看见他家的小孩，主动招呼”。
还有马老师。他学习成绩不错，却因家庭出身，高考落榜，到学校饲养场当了“猪倌”。他不认命，想利用业余时间，再度备考。母亲同情他的遭遇，借教科书给他，从不拒绝他的求教；还要我们千万别学有的孩子，直呼其名或喊他“喂猪的”，而是要叫他“马老师”。
“文革”之初，母亲遭大字报围攻，罪状之一便是：欣赏“右派”，拜其母为“干妈”；开会发言时，赞许“右派”的丈夫，并用“右派”言论攻击社会主义；不仅不揭发有问题的人，还同情并与之过从甚密……
“欣赏”“赞许”“同情”，是那个特殊年代，对母亲“无敌我观念”“划不清阶级阵线”的批判，却反证了她的品性：不以政治面貌取人。所以，即便在“批判”盛行的“文革”，母亲也没有写过一张针对个人或相互攻讦揭发的大字报，更没有背后告发人的“恶行”。“不作恶”“与人为善”，是母亲所受教育中，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哪怕在非正常年代，哪怕置身重重压力之下，她都能守住这一底线。母亲以她的言行让我们懂得：生而为人，有获得人尊重的权利；善待落难之人，是为人之基。
对外人，母亲同样热心相助。
“文革”中一个春日，我陪母亲出门办事。踏上山坡石板路，前面几米远，一位六十多岁老者，肩挑煤筐，正吃力爬坡。他身如枯枝，似弱风能刮断，皮鼓青筋，像随时会爆裂。他是那一带专给人送煤的，一担煤百来斤，翻两个高坡，走一里多的路，获三毛钱报酬。我和母亲默默地跟在他身后，看他颤抖着双腿，一步一步地往上挪。坡陡坎高，他每踏上一步梯坎，双腿要抖好一会，勉强站稳后，才迈出下一步。眼看还有几步就到坡顶了，他腿一闪，重重地跌倒了，母亲快步上前扶起了他，他却全然不顾头破血流，奔向顺着山坡滚落的煤球，一边捡，一边“哎、哎”地叹气。我们帮他捡完煤球后，母亲掏出三元钱塞给他，要陪他去医院包扎，又转头吩咐我：“守着煤箩筐，等我们回来。”
一个雨天黄昏，母亲牵回来一个小孩，他头发贴在大脑门上，浑身像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他是何老师的儿子，才四岁，他妈妈临盆，被急送医院，保姆随往。他一人在家，一不留神，将安装有暗锁的门关上了。进不了门，吃不上饭，他只好在屋檐下，伸手接雨水喝。母亲就将他带到我家，替他擦干头发，换上“大垮垮”衣服，煮了碗面，看着小家伙连面带汤，吃得精光。晚上近十点，保姆来我家，刚从被窝中抱起他来，他便醒了，一个劲地说：“我就在殷婆婆家玩。”
“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类“老古董”般的宣言，母亲却常挂嘴边。设身处地，着想他人，心怀悲悯，关爱贫弱，是她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她给我们的示范。
1966年7月，“文革”风暴来袭，几乎在一夜之间，母亲就成了批斗对象。她难以理解：“说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我天天干的，却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她感到精神压力前所未有的大，常常仰望天空，不时自言自语：“好羡慕天上的小鸟，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火烧”母亲的首篇大字报，张贴在学校教学楼最醒目的地方，标题刺眼，内容耸人。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入职时曾受到母亲的倾力相助，但在“红色滤镜”下，母亲的善行，统统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拢腐蚀”的证据。
大字报认定，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兵工厂当工程师，是有军衔的国民党军官；母亲的第一段婚姻，对方亦是国民党的空军军官。这一切证明，她是两任国民党军官的“官太太”，是凶恶的隐藏极深的“阶级异己分子”。而大字报将母亲的个人隐私（她在交给组织的《自我鉴定》中已写明）公之于众，则让母亲感到难堪和羞辱。随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遍布校园，各种骇人的政治大帽，让她更是难以承受。
母亲严于律己，眼里揉不得沙子。当恶意攻讦和侮辱超越了她的承受极限，她选择了自证清白，要以仅存的刚烈，维护自己的尊严。那天，在学校东山坡的崖边，她欲纵身跳下，却被尾随她的教研组同仁何曼加老师（何其芳胞妹），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她苦劝母亲想开些。最终，她那句“你要是这么走了，五个孩子怎么办？”让母亲彻底警醒，终止了那个会让我们痛彻终身的举动。
3.母亲独自抚养我们五兄妹长大
母亲曾在信中对我们说：“如果不是为了你们兄妹五人，妈妈何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挣扎！”
“挣扎”二字，浓缩了母亲为抚养我们，付出的半生艰辛。
1953年5月28日深夜，几位校领导敲开家门，告知她：“郑先生（我父亲）出了点事，我们马上陪你去医院。”母亲当即瘫软在地。“从外表看，你们爸爸还是生前的样子”，这是多年后，她描述当时情形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父亲走了，留下四个幼儿。母亲没想到，腹中还有个小生命。半年后，她勉强能下床了，到医院坚决要求打掉胎儿。现实很残酷，母亲很清楚：再添人丁，担子更重，单靠自己，实难养育。末了，医生那句“留下这孩子，是对你丈夫最好的纪念”，打动了她，于是诞生了我——家中的小幺妹。
精神压力让母亲时感窒息，情感打击更让她痛不欲生，但在独自抚养我们的漫长挣扎中，她从未言弃。
父亲走后，家庭收入由每月二百多元，降至不足百元。尽管厂里发了一笔抚恤金（父亲两年的工资）彰其义举，但它远不足以支撑漫长未来的家庭开销。何况，母亲还得向爷爷奶奶隐瞒噩耗，继续给他们寄钱。
一人的工资要维持六口之家的生计，母亲只能精打细算，将钱花在“刀刃”上。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空前紧张。居民的粮食定量大减，副食凭票供应且少得可怜。我们饿得面黄肌瘦，母亲心中焦虑。为解决饥饿，她动足了脑筋：将哥姐挖的野菜、捡的菜叶，洗净剁碎后，掺和少量面粉或苞米面，熬成咸淡适中的菜粥；将哥姐种的红苕藤、南瓜叶，切断后，与半搪瓷缸子的大米相混，烧出香味四溢的菜饭。
但当时物资供应极其有限，无论母亲怎样精打细算，仍然左支右绌、十分为难。为给我们解饿，她甚至从自己的牙缝里省，“我哪怕吃只蚂蚁，也要把腿脚掰给你们”。见二哥吃完“大锅饭”回家，还在围着饭桌转，她拨出自己碗中本就少得可怜的饭，给二哥解馋；见大哥一气喝完“高价”骨头汤，她将自己的汤，倒进了他的饭碗；为让我们安全吃那白生生的野菌，她以身试险，一定要自己先尝一遍。
1962年以后，国民经济逐渐好转，物资供应慢慢丰富起来。周末晚饭后，母亲会领着五只“鸭娃”（我们五兄妹）到解放碑，遛马路，赏街景，顺便买点水果杂糖。走在路上，她不时地将手掌向后摆一摆，我立即把小手伸过去。啊，母亲的手真温暖！
饭吃饱了，就惦记吃肉。菜场的鸡鸭鱼肉蛋多了，许多副食取消票证敞开供应。母亲深知蛋白质对身体的重要性，希望家中饭桌上，顿顿有肉露脸。但每月人均十六元的生活费，买八毛八分钱一斤的猪肉，有点犯难，她就用那些富含蛋白质，两三毛一斤的猪杂、猪皮、鱼子、羊肝等代替。
1964年，大哥赴京上大学，家中开销“一分为二”。他怕加重母亲的负担，想通过严控饭量省钱，要母亲每月只寄十五元。其实，他每月仅买定量的饭菜票，就得花十七元五毛。母亲当然不同意大哥的“馊主意”，坚持每月给他寄二十元。知大哥吃饭常不买菜后，她又气又急：“你千万不要过于克扣自己！”又隔月多寄五元，要他“专用于买菜吃。”
“文革”期间，生产停滞，物资短缺，粮油副食甚至蔬菜，都凭票供应。肉每人每月一斤，即便凭票，有时也难以买到。1968年底，每人增供半斤猪杂碎，我和二姐半夜三点多钟就去排队等候。至于鸡蛋鱼类，不是无踪迹，就是抢购时，人海中搏命，耗神魔之力。蔬菜没凭票时，披星戴月去菜场“抢”，乃寻常之事。凭票供应后，隔三岔五，能吃到两三斤又黄又蔫的“青菜”，就谢天谢地了。
二哥下乡后不久便染了病，浑身长满脓疮。回家治疗期间，母亲纵是整日头晕乏力，有限的钱，也要用于为二哥看病和补充营养。因家中只有两人的户口，每月仅供两斤肉，吃肉时，她和我的筷子，都不会伸进碗里。
1969年国庆将至，每人增供二两鲜鱼。那天，我排队一个多小时后，提回四两鱼交给母亲。她将鱼一分为二，肉切片，泡萝卜作俏头，炒了半碗鱼片；骨头加水，熬了小半锅鱼汤，还自嘲“一个螺蛳打了十二碗汤”。吃饭时，见我只搛泡萝卜，她便挑出鱼片，硬塞进我碗里。
母亲患风湿瘫痪病住院后，每逢医院卖肉菜，她买一份，但坚持让我多吃，我却不肯。于是，小而薄的几片肉，在我和她的碗里来回过招，又常常是我在她“听话，吃了！”的命令下，将肉片扫尽。
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资供应好转，市场丰富起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票证全面退出历史舞台，母亲无需再为吃穿发愁。但年逾八旬、体弱多病的她，操心最多的，依然是我们的身体。
谁回家比预定的时间晚，她会一直盯着房门。门开了，见我们进屋，她的第一句话便是：“吃饭了没有？肚子饿不饿？”在饭桌上，她的目光总爱关注我们的饭碗，还不时颤抖着手，一边递菜盘，一边说：“吃菜啊，不要光顾‘刨饭’！”
人靠衣裳马靠鞍。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穿新衣之难，是不亚于吃饭的。
从20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布料一直凭票供应。每人每年的布票，三年困难时期为四尺半，1964年经济复苏时，调到九尺。“文革”期间，在四尺半至一丈五尺之间浮动。买一条棉毛裤，需六尺半布票。也有不收布票的布和针织品卖，但价格翻倍，如棉毛裤，凭票五元多，不要票十一元多。为给我们保暖和撑门面，母亲动足了脑筋。
新旧混搭，编织“棉毛衫裤”
她翻出我们穿烂的汗衫，要大哥积攒厂里发的线手套和擦手用的棉纱，让下乡的姐姐到县城收购棉线团，令在家的我理顺旧棉线。一番拆旧搭新后，她忙活起来：走街来回的路上，开会听报告的间隙，黑漆漆的影院里，白瘆瘆的病床上，她的手中，总有舞动的毛线针，手指间，总有游走的棉线，哪怕手臂酸得抬不起，哪怕眼睛困得睁不开，也不会停下。每人两套线衣裤，从她手中飞出，严冬中的我们，顿感身暖。
大哥在京患了重感冒，母亲想到他“除单裤外，只有一条破棉裤”，便满大街寻购，买到一斤半少要工业券、相对便宜的粗毛线，又拆掉父亲生前穿过六年、自己小心保存的旧毛衣，新旧毛线搭配，花了三个晚上，为大哥赶织出厚毛裤和长围巾，免他再受严寒侵袭。
哥姐下乡后不久，母亲住进了医院。想着秀山冬天冷，哥姐衣单，她便“尽最大的力量和耐心，给他们织线衣线裤，坐着不行，就躺着织”。为赶时间，她常常凌晨四点就开干。
自学裁剪，补旧衣缝新衣
1964年8月，大哥将赴京读书。行前，母亲给他置办衣被，用完了全家人的布票。我们盖的被子、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国庆三天假，她在朋友家的缝纫机上，埋头补包单和破衣烂衫，足足忙了两天半。
1969年，二哥、大姐要上山下乡。之前，三个女孩的衣服偶有混穿，被子多合盖。如今，须各自添衣置被，开支不小，母亲只能动用所剩无多的抚恤金，买布自己缝制。那段时间，夜里三点多了，我还能听见剪刀的“咔咔”声，缝纫机的“哒哒”响。被套床单、内外衣裤、棉衣棉背心……她硬是在月余时间内赶制出来。二哥下乡的前晚，她给他赶织毛背心，通宵未眠。
不辞辛劳，给我们做鞋
我们小时候穿的鞋，多出自母亲之手。夏天，她带我们围坐在一张破门板边，教我们一层一层地往旧布上刷浆糊，再贴在门板上，做成一张大大的布壳。然后，她搓麻绳、找布料、剪鞋样，再找鞋匠纳鞋底、缝鞋面，并在鞋头镶拼五个小圆皮。自制的布鞋，虽难以与买的媲美，但鞋头盛开的小花、鞋身厚实的帮面，却韵味十足，而且耐穿。
大哥在京读书时，怕布鞋磨破，常年穿胶鞋，母亲去信嘱咐：“你还有布鞋，为什么不穿？胶鞋虽比布鞋耐穿，但时间长了很闷，容易得湿气，转成风湿不易治好，尽量穿布鞋！妈又给你做了两双，托人带来了。”
二哥、大姐在乡下干农活，鞋子坏得快，于是常常打赤脚。母亲得知后，翻旧布、找材料、寻鞋匠，一番忙碌，赶在一位知青返乡前，为三人各做了一双布鞋，并让他捎话：“给他们几个说，尽量少打赤脚。”
从小到大，尽管我们衣着过简，却不寒酸；虽不光鲜，却显雅淡。密密缝，件件暖，母亲用她勤劳的手，为我们撑起了御寒的伞，织就了生活的斓。而她自己，临近过年，却没有换洗的外衣；一件旧袄，一穿就是十年。
我们五兄妹，身体都不怎么好，母亲为此操碎了心。
1954年5月，母亲随任教的学校，从渝中区迁往北碚区。校区坐落在团山堡，生活不便，医院尤远，我们尚幼，生病难免。逢此时，她格外辛苦。
大哥八岁时，一天晚饭后去爬竿，直上直下几次，剧烈运动引起腹痛，后竟至直不起腰的程度。母亲背他到医院，看急诊、住院，所幸不是急性阑尾炎。大哥住院四天，母亲课后就往医院赶。出院时，母亲带他到街上，买了一碗他眼馋已久的豆腐脑。“妈妈坐在小桌边，笑吟吟地看我吃。我问她：‘你啷个不吃？’妈妈没有说话，只问我：‘好不好吃？’”二十多年后，大哥回想当年，依然泪光闪闪。
住进新盖的房子，墙壁湿得渗水。小孩子睡觉贪凉，喜欢将腿脚靠壁上。不久，两个姐姐患了急性关节炎，发高烧，手指关节红肿，膝盖肿到穿不进裤子，痛得打哆嗦。
母亲忙将她俩送到医院。一番治疗，二姐痊愈了，大姐仅稍有好转。听说中药有效，母亲便背着大姐，往市里最好的中医院赶。大姐快十岁了，身体已抽条，怕她脚尖碰地引起疼痛，母亲背着她，身体弓成了问号。上下车时，母亲双腿打战，大姐嚷：“放我下来，我自己走！”母亲回：“莫要动，趴好！”在车上，母亲用棉袄包着大姐的膝盖，将她的双腿放在怀里，唯恐车急刹时碰到。医院没有儿童病房，大姐住进了成人间。母亲要回去上课，只得托付同病房的阿姨：“我家里还有四个小的，麻烦你们帮忙照应一下！”几天后，大姐收到了母亲的信，第一句就是：“幼如儿，妈妈回家几天了，心里一直很挂念你……”经月余医治，大姐膝关节的红肿消了，但不久便再度复发。得知西南医院（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医疗条件更好，母亲又先后两次，送她到该院医治，最后总算基本治愈。晚年的大姐，每忆及此，都不禁哽咽。
二姐七岁时，有天夜里上吐下泻。深更半夜，没任何交通工具，又不忍打搅同事，母亲叫醒九岁半的大哥，背起二姐直奔九院。一路上，二姐腹泻不止，母亲和大哥的手上都沾了污物。母亲一溜小跑，大哥咬牙坚持，半小时后，总算到了医院。接诊医生见状，埋怨母亲：“妹妹的脚都触到地上了，怎么能让这么小个娃儿背来？！单位就不能派个人帮忙？”母亲忙说：“娃儿突然发病，恁个晚了，不好打搅别人。”
二哥一岁半时，因保姆给他喂了生米羹，不停地拉肚子，吃了两个多月氯霉素，总算止住。但该药伤胃，杀白细胞。二哥经此折腾，彻底成了白面猴腮。验血结果出来，白细胞指数低到有生命危险的程度！母亲就每天下厨，做菜肉粥喂他。那时的肉松，堪比如今的佛跳墙，母亲咬牙跺脚，一买就是两三年，每天早饭，舀一大勺，放二哥碗里。他长大后割扁桃体，术后因血管缝合问题，出血厉害，又因流出的血不能口吐，只能下咽，导致失血过多，差点昏倒。那段时间，母亲除了在医院守候，还到农民集市买高价鸡，炖汤送到医院，直到二哥痊愈。
我半岁时，患了急性腮腺炎，“腮帮肿得像多长了一张脸”。母亲抱我到九院急诊，医生的回答千篇一律：开刀！想着我才丁点儿大，开刀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长大后，脸上脖颈上会不会留疤痕？母亲又愁又急，抱着我在门诊大厅团团转。一位大嫂见状，告诉母亲：北碚街上有位老中医，用药敷红肿的包块，很灵。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穿街走巷，一路打听，总算寻到这位“再世华佗”。果然，用药不到两周，我的脸和脖颈就恢复了原状。
儿时，我脑海中留存最深的景象是：发烧躺在家，课间铃响了，房门开了，母亲气喘吁吁地一脚跨进门，她扶着我的头，端碗温开水，将药片放我嘴里；她牵着我爬坡上坎，到外科医院打针，我的手上，满是她手心湿漉漉的汗；无数个夜晚，她喊二哥起夜，疲惫而耐心地声声唤，待二哥重新钻进被窝，她一边替他掖被子，一边喃喃：“不要乱扳！”
即便我们已经成人，母亲对我们身体病痛的操劳，依然如故。
1975年盛夏，流感来袭，我们相继高烧，唯独母亲没有倒下。担心她被传染，我们要她到朋友家的空屋避几天，或到自贡大哥处休息。她哪里肯！三十六度的室温下，一个人烧饭弄菜，忙里忙外，直到约一周后，我们陆续从床上爬起来。
4.母亲对我们的教育
生活上，母亲是慈母。教育上，母亲却是严父。
她爱学习，信奉“知识改变命运”。
她求知欲强，不仅自己活到老学到老，还时常告诫我们：“业精于勤的手段是不断学习。”这是她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因此终身受益。
对我们的学习，她有几条“零容忍”的禁忌：上课不听讲，回家问她；作业拖拉，临睡前赶做；考试前不复习，临时抱佛脚；考试结果不理想，不认真找原因。小时候，我们最怕她在饭桌上考察我们的学习，若未达到她的要求，她会板脸，我们会难堪。
大哥上高一时，有天下午课后，与同学在教室打扑克牌，不亦乐乎。突然，母亲闯了进来，大哥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从后门奔逃。母亲一言不发，步步紧追，来到半山坡，她语气中透着威严：“成龙成虫，自己决定！”响鼓不用重锤。此后，大哥再也没在课余时间摸过牌。
大哥考上大学后，母亲精心保留了他的高中毕业的会考成绩单，不时拿给我们看，还定期向大哥通报我们的考试成绩。她以这种方式督促我们：向大哥看齐。
“文革”来了，学校全部停课，她不信“知识越多越反动”那套，总说“书读了，到时候总是有用的”。她鼓励我们读书看报学点东西，要求当库管员的大哥“安排学习时间，多学一些机械方面的理论知识。你只学过俄语，还得攻攻英语”。
她耐心纠正我们信中的错别字，告诫我们：“当老师要说好普通话，严格区分前鼻音和后鼻音、平舌音和翘舌音。”
母亲尚自立，常说：“自助者天助。”
精神上，她要我们学会独立思考，不要随俗沉浮、同流合污。“文革”中乱象横生，她给大哥去信，提醒他：“各种问题都要独立思考，许多事未搞清楚前，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告诫我们：“不要别人干什么，就跟着去干什么。”
生活上，她强调“尽可能靠自己解决困难”。在北碚时，买菜不便，她就教八九岁的哥姐，在山坡上开荒种菜，浇水施肥；买煤不便，她让哥姐利用周日，到缙云山捡枯枝、刨松毛。三年困难时期，她遣哥姐到郊区，挖野菜、抓小鱼；在住家周围的坡上坡下，种易生长又能填肚皮的蔬菜。
母亲有骨气，爱说：“竹有节，人有志。”
尽管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她却多次拾金不昧，还两次主动将发错的工资退回。即便是应得的，她也会礼让。1963年单位调整工资，当她听说有人为此哭闹，想到自己是教研组组长，要带好头，便主动提出“我这次就不提工资了”，将难得的机会让出。1969年哥姐下乡，国家给予家庭困难的人相应补助，她却因“不愿意增加国家负担”而拒绝申请。
她特别强调：“女孩子不能当寄生虫，要靠自己获得经济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生活的主人。”她这样要求我们三姐妹，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母亲爱劳动，常说：“劳动创造生活。”
她将做家务，视为培养我们良好生活习惯的开端。谁偷奸耍滑，她就会严厉批评谁，即便我们偶尔贪玩，忘了该完成的活儿，她也会垮脸，并教育我们：凡事要分轻重缓急！耍还不容易，做完该做的事，再去耍，也来得及。谁积极主动，她便会夸赞谁。我们在外求学，她来信要求我们：主动做宿舍的清洁，不要偷懒。
母亲重德行，爱说“护短莫教子”，躬行“正人先正己”。
她用“心中有德”的戒尺敲打我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哪怕无人看见，也不能伸手，不能心存侥幸。大哥上大学后，被指定为班级生活委员，她马上去信：“你作为生活委员，一定要公私分得很清，不可有丝毫差错。”正是母亲的垂范和提醒，使我们自幼养成了清正习性。
她要我们诚信，说：“人无信而不立。”小时候，我们若撒谎，她会非常生气，拉长脸训斥：“不老实的人，长大后不会有什么出息！”大哥在工厂时来信谈到，同事中一些人，用重复计算加班时间的办法，积累休假。她去信说：“老实人多吃亏，这是事实，但我觉得刁滑奸狡，并不是什么好品德。我也不愿你们学那些。”
她要我们宽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我们在外同人发生矛盾，她总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先检查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若我们受了委屈，她爱说“有容德乃大”，劝我们“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她要我们懂得感恩，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我们若受人关照惠顾，她总问：“还情了没有？这不是单纯的‘礼尚往来’，而是要记住别人的情感付出。”大哥拿到第一笔工资，她马上写信给他：“给你舅娘寄二十元钱去。尽管他们对我很苛刻，但也给过我学费。”
她注重培养我们兄妹间的感情，说：“兄弟姐妹是手足，血浓于水”，努力营造家庭的和睦氛围。大哥是长子，母亲特别注重培养他的责任感和关爱精神。大哥也没辜负母亲的期望，尽力照顾弟弟妹妹们。大哥的表率作用影响着我们。我们之间，谁生活有难，他人会及时施以援手；谁心情不悦，他人会随时开导。母亲临终前“以后几兄妹要更团结”的嘱咐，我们做到了。
行为规范方面，母亲同样严格要求，常说：“好习惯靠日积月累养成。”
吃饭时，她不许我们端着饭碗出门。饭桌上，她要我们左手必须端着饭碗，不准说话，咀嚼时不能发出声响，喝汤要轻啜不能弄出动静，夹菜不准筷子在碗里“拨草寻蛇”，盛汤不准用筷子“水底捞月”……
日常生活中，她要我们懂礼貌，有公德心：遇见熟人，主动打招呼问好；别人介绍不认识的人，要落落大方，而不故作娇羞；写信时，无论是封面还是内容，要加上称谓而不直呼其名；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抠鼻子挖耳朵；进出房间，进去要敲门，离开要轻轻带上门；衣衫不整，邋里邋遢出入公共场合，是不尊重人；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排班站队“插轮子”，是不懂规矩……
1993年，当八十一岁的母亲，用抖动不停的手，写下“在自己的一生中，虽经历了无数坎坷与磨难，然而自强、自信，无愧于心的信念，从未消失过。也正因为有这些信念，才使我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把你们五兄妹抚育成人”时，她的心是欣慰的、平静的，也是骄傲的,即便到了天堂，也可以自豪地面对父亲。
上苍残忍，夺去了我们父亲的生命。上苍悲悯，赐予了我们仁厚的母亲。因为有母亲，我们才未因父亲早逝，过得凄风苦雨。靠母亲无私辛勤地养育，我们长大成人，活得平淡而充实。芸芸众生中，母亲是常鳞微介；而在儿女心目中，母亲则是大海、是峻岭，她独自守护我们近半个世纪，她在，家就在，我们就身暖心宁。
母亲对父亲的思念，几十年从未淡化。在她生前，我们多次发现，每年接近五月底，她总要拉开红色大书桌的抽屉，一言不发，神色黯然地寻找东西，但我们从未认真想过是何原因。直到有一天，大哥突然说：“爸爸是五月下旬出的事吧？”对！是五月底。原来，每到父亲忌日，她都在独自怀念自己最亲的人。而我们作为儿女，却没想到这一层，没有体会到她在这一天里，内心该是多么的难过和伤心。随着岁月流逝，她日渐苍老，但她的这份思情，却愈发深沉浓郁。
父亲是在鲜花盛开的五月离世的。像是冥冥中有感应，母亲也在这个时节，去了遥远的天国，与父亲团聚，重又放歌绵语。母亲生前酷爱大自然，如今，我看见野花、池鱼、小鸟、彩云，就似享有她无边的爱、感受她丰富的情……母亲，您没有走，您还在儿女的生活里！
——摘自郑忆石著《绿皮火车：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
绿皮火车：相随半生的长情
动车、高铁问世前，绿皮火车是人们远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小时候，听哥姐唱《馋死人》：“资阳的豆瓣舍，内江的糖哟喂，那个糖又甜啰喂，豆瓣又香哦。一列火车开过去哟，那香味儿甜味舍，满车香哟喂哎……”我会问：火车是什么东西？长啥样？
八岁时，第一次看到火车。那天母亲带我们在山城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到两路口，远眺菜园坝火车站进进出出的绿色长龙，就想：火车躺着都能跑，坐里面，肯定好耍。母亲告诉我，火车比汽车跑得快多了。打那以后，每每走路累了，就会盼：来个火车坐就好了，呜呜一声就到家。
十岁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火车。大哥赴京读书，全家人去送站，趁列车员不备，我和二哥蹿进车厢，里面热浪袭人，瞬间浑身淌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东摸西瞅，无比新鲜。转年，大哥放假回家，我迫不及待地问：“坐火车很安逸哈？”他脸色蜡黄，强打精神回道：“两天两夜，腿僵脚肿，头晕恶心，一点都不安逸。”但这，丝毫未削弱我对坐车的兴趣。
后来，学会了苏联歌曲《山楂树》：“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那般意境，深深地吸引着我。学会了“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矿藏……”那股激情，深深地感动着我。每次路过火车站，听到车轮碾压铁轨的“咣当”声，我便在心里念：啥时能坐里面？
1978年考上大学，终于可以坐火车了！从重庆到成都，坐了一宿硬座，下车后还沉醉于亢奋中，全然未觉疲倦。寒假返家，母亲问：“第一次坐火车，累不累？”我答：“没过够瘾！”
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在铁道部通号公司工作，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毕业后到上海华东师大任教。每逢探亲假或寒暑假，我都必回重庆探望和照顾老母，因此，从1978年算起，到2000年母亲去世，成都、北京、上海和重庆，我 来回跑了二十二年，也与绿皮火车结下了深缘。
1.购票难
那时的绿皮火车分特快（T字头）、直快（Z字头）、慢车（标数字）三种。乘车难，始自购票，前两种尤甚。
购票难，多在特殊时段。春运时段，酷寒中哆嗦着排队；暑期临近学生返校，烈日下淌着汗排队。运气好，候两三个小时；运气差，坐一宿甚或一两天。
异地谋生的农民工，春运期间购票，总是格外艰难。
归乡路漫漫，他们常需多次中转。尽管铁路机构设立了专门的购票区，但中途很难买到坐票。归心似箭的他们，能买到站票，就“阿弥陀佛”。
城里人购票则相对容易，可在单位或学校预订，或托熟人帮忙，我从重庆出发，就靠大姐同学李光群和学生许惠英。但人地生疏或临时遇变，照样干瞪眼。
1987年7月，我们陪母亲到昆明旅游。为购买返渝车票，先生凌晨三点便去车站排队。八点开始售票后，广场顿如开锅水沸腾，“黄牛”（票贩子）又趁势捣蛋，人群里挤来推去制造混乱。眼看队伍要被冲散，排后面的人，胸腹紧贴前人脊背，人肉铜墙严防加塞。先生后面，几个十来岁的女孩，“哟西、米西”地咕噜，他猜是日本人。女孩们大约从未见过这场面，慌乱中上演“全武行”，齐齐死拽他人的衣领袖子，一副行绑架的阵势。先生背后那位，更是双臂死死箍住他的腰杆。他别扭不适，转过头：“你靠着站就好，莫抱这么紧！”女孩没听懂，反而箍得更紧。好在众志成城，前后都买到了票，皆大欢喜。末了，他朝女孩笑笑，她鞠躬回礼，嘴里念叨什么，没听清，好像尾音是“马斯”。
说起购票难，常出差跑业务的先生，自有门道：在外地乘坐火车，要动番心思，先找黄牛带进车站到相应站台，再搭讪列车长或列车员，三五十元人民币开路，安排在餐车夜坐或乘务员的宿营车睡觉，他们则去其他地方混一夜；有一回，遇到个胆小的列车长，“怕我事后乱吹，把他给卖了，还随手塞给我两罐八宝粥堵嘴”；实在没辙的时候，也会跟着熟人钻进行李车，蒙混闯关……
1989年暑假，我由渝抵沪，再由沪返京。此时，距开学仅一周，又正值学生返校和新生报到的高峰，一票难求。先生辗转找了个“黄牛”，从货运口把我带上了车。我随口一句：“天真热。”“黄牛”说：“我去给你弄个西瓜来。”我笑笑，没当回事。过了一会儿，“黄牛”竟真的抱了个西瓜回来，气喘吁吁地递到窗口，抹一把汗，没要瓜钱就走了。我不由得想：还是个厚道人呢！
2.上车不易
票到手了，上车仍需履险战难，春运期间尤甚。
最苦莫过农民工！丈夫手提肩背行李，妻子怀抱腰拴幼儿，大孩子牵着小孩子，老人紧紧跟在后面……一家老小，人海中左冲右突，缓慢前移。
我的上车，非身累，而是心苦。
母亲第一次送我的情形，铭心刻骨！1982年8月底，我赴京报到。那天下午，火球悬挂半空，暑气欲蒸熟万物。站台上，母亲嘴唇抖动，泪如滚珠，直到发车铃响，她才松开紧紧抓着我的手。几天后，我收到大姐来信：“那天出站台后，妈妈一直在哭。昉昉（大姐儿子，当时近五岁）捏着她的手使劲摇：‘姥姥，您不要哭了，小姨到北京后还要回来，回来给您买个大西瓜。’”
后来，每次从重庆乘车离家，心境均似煎开的油锅。临走前几天，母亲把路费硬塞我包里。我取出来，她又塞进去，反复几次，直到她生气，我无奈接受为止。临行前夜，总能听到她的喟叹。出门当天那顿饭，她总会坐桌前，看着我吃，嘴里叨念“多吃点”。
母亲七十七岁前，腿脚尚灵便，每次离家，除春运外，她都执意送我到车站。我家在坡底，去火车站得先爬两百多级梯坎，到马路后走两站路，再乘长长的缆车到火车站。她气喘吁吁，我自责心疼，又不敢劝。
进得站台，若列车员允许，母亲会跟进车厢，亲见大哥放好行李才放心。离开车尚有近半个小时，她就一直候在站台，注视着我，欲言又止。火车启动后，她在哥姐搀扶下，只手挥动，双腿颤巍，碎步撵车，白发飘飞……直到跟不上越转越快的车轮，直到火车拐弯。
母亲渐渐衰老，不能再送我到车站。但从我走出家门那一刻起，她便站在六楼窗口，等我走出单元门。她一直在招手，一直在拼命放大音量喊：“到了写信！打电话！”
2000年2月26日，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在六楼窗口相送。那天，她在二姐的搀扶下，挪到窗口。我下楼后，习惯性地回头，她的手在微摆，嘴在轻动，我听不清她说什么。我将要拐入大路了，仰头回望，她还立在窗口，手还在摆，嘴还在动。我朝她喊：“回去吧，一放暑假，我就回来……”
没想到，半月后，母亲便住进了医院。更没想到，仅差四十天就满八十八周岁的她，就此驾鹤西去，永不复返！ 二十多年来，每当想起那些情景，想到因自己远离，搅乱了母亲晚年的平静生活，便泪如雨飞，心似箭穿……
从前在丰台工作的时候，春节前自京返渝，上车如同登山。
工作单位在丰台南，出发得先从丰台站到北京站。“北漂”同学知我有难，总是不遗余力送站。张坤住在丰台北，有一次，他提根扁担，便前来“移山”。包亚灵住在王府井，与北京站近在咫尺。即便如此，为攒气力送我，她要多吃半碗饭。一次，她好不容易将我“塞”进车厢，回头一看，本要带上路的一箱柿子还趴在站台。离发车不足十分钟，她隔着窗玻璃，挨个窗户唤我，在零下五六度的天气里，头冒热气，脸垂汗珠串。
从上海出发，自是先生相送。一次，他睡得懵懵懂懂。忽地，闹钟炸响，他一个激灵，翻身立起。结果大脑缺血，当即晕倒，一场相送，就此泡汤。
列车终于启动了，嘈杂声渐渐远去。伴随“呜呜”的汽笛声、车轮“咔咔”的节奏响，“朋友啊朋友，列车就要开动，我将和你一路同行……”歌唱演员左纯的声音，灌满车厢。
3.硬座、硬卧、软卧和短途闷罐车厢
一列火车十八节车厢，除餐车和宿营车（列车员休息车厢），分为硬座、硬卧和软卧三类。
硬座车厢最多，约十至十二节，运载的乘客也最多，有座无座的，都窝在那里，活脱脱列车“贫民窟”；硬卧就舒适不少，但全车只有四至六节，资源有限，购票超难，属于“中产阶级”；至于软卧，全车仅一节，那是“共产主义天堂”，那个年代，老百姓想一想都感觉奢侈，打起光脚板也撵不上。
乘客的旅途体验，也据此分为三六九等。
最苦莫过站客（买到的是无座车票）。他们挤在硬座车厢的过道或车厢连接处，逢列车停靠、旅客上下车、送餐车或食品车经过，须笔挺站立，身体紧贴座位，或面壁车厢板。车行一路，他们被推得摇来晃去，疲乏劳累，远非有座有铺的人所能体验。
某个炎天，一位肥头胖耳、打着光胴胴（赤膊）的男士，汗流浃背地在拥挤的车厢里，左冲右突。来不及避让的站客们，个个火冒三尺：“把我们当揩汗擦背的毛巾了，你缺不缺德呀！”一个冬日，一位身着皮夹克的男士，在身着毛呢服的人群中，钻进钻出：“我就喜欢往这些人堆中‘拱’，钻出来，皮夹克锃亮！都不用上油啦。”皮甲男将站客们的衣服，直接当作毛刷，还不无得意地炫耀。
有座的乘客，待遇改善不少。便宜了脚底板，却苦了腰杆，几十个小时坐下来，腰部“板结”，年轻人挺得住，不当回事，老年人就苦不堪言了，尤其那些有腰疾的。
遇到酷暑天，降温全靠车厢顶部的摇头扇。可它经常扯拐，时停时转，或盯牢一个方向，只吹风不摇头。列车员也没辙：“歪脖子，常犯。”想想也是，我们大家都歇着，就它忙乎，还得三班倒，坏了又不算“工伤”，难怪“没劲”！
部分乘客吹不到风，只好开车窗。窗开大一点，狂风就扑进来了，小桌上的食品、茶杯、小人书、用具……瞬间乱了分寸，四处逃窜。遇到蒸汽机车加速，车头的烟囱，像吐着黑云的喷泉，迎风坐着的乘客，被细煤渣不断吻面，不多会儿，黑芝麻粒儿贴一脸。
盛夏时节跑长途，格外难熬。那年夏天，先生从昆明返沪，两天三夜，坐了五十多个小时。车到终点，身上一层油，汗都排不出，闷烧得慌，发誓“再不出远门了”。然一有任务，还是得去跑，人在江湖，继续“挨刀”。
硬卧车厢虽不似软卧“十亩地一根苗”般稀罕，但对一般人，还是一种享受，能进硬卧，赚大发了，乐滋滋自不待言。上车后，放好行李，换好车票，便可或靠或躺，放松休息。入夜后，少数没瞌睡的，扯山海经，摆龙门阵，优哉游哉。
软卧车厢是乘坐的“天花板”，能享受软卧的，得有一定的级别，尊称为“领导”“首长”。这类人气场十足，边上总有几位年轻人伺候。上下车，轿车直接开到站台车厢口，无需“与民争道”。吃饭点菜，小推车送上门。出门如厕，随从呼前殿后……车厢内，过道铺地毯，厚窗帘垂地，单元门紧闭，一切都显示着气派和森严；车厢两头，列车员把守，不准闲人穿行窥探，安保措施非常到位。
硬座、硬卧、软卧是车厢主流。此外，春运期间，还有临时加挂的短途闷罐车厢。我没坐过，先生坐过，听他说：里面人多，大家都席地而坐，没饭吃，没水喝，没厕所上……只有几个小窗口供出气，那叫一个难受！
我仅坐过一次行李车厢，还差点闯祸。
那年，返京时间太紧，购票无望，大姐托人设法，送我进了行李车厢。车厢里虽闷，但仅我一人，倒也没觉得难受。火车每到一站，我便跳下车，伸腰透气。车入北方大平原后，一次临时停车，我眼睛盯着地面，待小石子都纹丝不动后，一跳而下，结果差点摔个狗啃泥。司炉奔过来，大声喊：“车还在走，你就往下跳，太危险了！晓得不？！”
我不敢开腔，他继续教育：“看过《铁道游击队》吗？没见他们跳下来，都要随火车跑几步吗？火车在完全停住前，即使微小滑动，都有强烈惯性，人跳下来原地不动，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都正常。”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庆幸自己那天没出事！否则，害己害司机，还害了带我上车的大姐学生燕宇。
4.吃喝
不知不觉间，到了饭点。吃饭于大部分乘客，就是填饱肚子。
方便面最受欢迎。但收入有限者，即便售价一元，也不是都舍得掏钱的。常见两人共吃一袋面，把调料包撕开，先放进水里晃荡，再放进口里吮舐，唯恐丁点浪费。也曾见对座的一位老太，津津有味地吃别人剩下的几块瓶装糖水桃，吃完后，意犹未尽地咂咂嘴，再将玻璃瓶放入随身的布袋。
自带馒头干饼的众人，就着开水，容易下咽；没开水，就以唾液干咽，不时被噎得鼓睛暴眼。
卖盒饭的送餐车推过来，早餐稀饭馒头或面条。中晚餐盒饭，菜品两三种，分量旺实。但价格的涨势有点像脱手气球，早餐从最初的两三元涨至十元，中晚餐从最初的五元涨至二十元。那会儿，月入几十、百把元的人居多，吃盒饭有点奢侈。所以，买者多为出差人。一般拖家带口的，都自带吃食，偶尔为孩子调换口味，才舍得买一盒。
后来，火车经济搞活，卖食品的小推车出现了，“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来来来，收收腿！”白天车停大站，窗外“包子馒头豆腐干，香烟烧鸡大猪蹄……”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天南地北的乘客，吃饭各有喜好。
有些人精细，喜欢自带酒菜。晚饭时，几包油纸铺开，猪头肉、卤猪脚、红烧蟹、四喜烤麸……抿一口小酒，嚼几颗花生米。肉香酒醇，全不顾旁人喉咙咕咕作响，口水内卷。酒足饭饱，再点上一根烟，接着便闷头酣睡。啊，真是乐胃（舒服）。
有些人简单，上车就买买买。方便面、面包、火腿肠……小推车上的食品，基本包圆，列车员的奖金，全指望他们。一路嗨吃，吃剩的，下车背回去？才不呢！车到终点，胃里盛不下的，就统统留给车厢。可够列车员打扫的，不过想到有奖金进账，也就快乐地累着。
旅途中，喝水是难题。
刚发车时，车厢过道尚未“插葱”，能享受列车员挨座送的几壶水。
运输高峰期，过道和车厢连接处站满了人，列车员根本过不去，想喝水，得待火车到站。车刚停稳，列车员提只大水壶，朝水车飞奔。随后，给乘客伸出窗口的大杯，挨个倒半杯。
水有了，得品酒般轻啜慢饮。一则水烫；二则没水可续；三则一气喝光，去厕所要出力流汗，一进一出不划算。再说硬座车厢，厕所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人缝中费劲突围，门外却排一溜。憋急了的，腮帮紧绷，双腿轮换，又抖又闪。个别人“王八退房——鳖（憋）不住了”，“咚咚咚”猛捶门：“喂，我说里面的，能不能快点！！！”
卧铺乘客饮水，近水楼台。
车厢连接处有个小锅炉，列车员铁铲喂煤块，钢钎捅炉膛，炉中火放光，开水补给便当。我常望着炉里的火光，想起《沂蒙颂》：这要是一锅鸡汤，就提劲了。
炉内的水，白天懒洋洋，半夜劲头足，“扑通扑通”的声响，常引我爬起来灌满暖瓶。
卧铺车厢也闹水荒，只因在站台补水，给水龙头与铁炉进水口无法对接。逢此时，洗漱、喝水、泡茶、泡方便面……统统停摆。车厢加满水后，立马恢复了活力，过道里，人们走来走去，脸露满意。有人把用水当大锅饭吃，水龙头拧到极致。见“哗哗”水流，我会嘀咕一句：“能不能开小些？”
5.睡觉
天黑尽了，瞌睡来袭。
无座乘客自然最惨。头倚蛇皮袋，身趴被盖卷，曲如弓虾，蜷若刺猬，频频点头，鸡啄米一般。最挤时，人得金鸡独立，双脚不能同时触地，也就没法闭眼。瞌睡来慌了，恨不能眼皮内支棍，人堆上行眠。
有座的乘客境况较好，开始还能坚挺地坐着，慢慢睡意上头，也就东歪西倒，头偏到邻座的肩上或背上去了。更有甚者，连哈喇子也一并带过去。当时浑然不觉，回到家，换衣时才发觉：噫，肩上咋多出几摊臭口水？！能一觉睡到天亮的，属有福之人。常常是睡到后半夜，醒了，想睡又睡不着，难受至极，只能看着手表，挨到天明……
硬座车厢的乘客，还得提防小偷夜袭队。凌晨时分，三五成群，一路扫货，挨个问候，且只光顾“上三路（不掏裤兜）”。一番操作下来，胸口衣兜之物，往往不保。有时操作太猛，乘客被弄醒了，小偷没事人似的，旁人则不敢吱声。他们一宿总要巡回检查好几遍，不时地“回头看”。
卧铺车厢的乘客，有一席之地躺平，妥妥地身在福中。但也非尽如人意。
寒冬夜，脚臭烟味齐聚，暖气有心无力。好在之前，二姐给整了一床薄被，我再不怕半夜被冻醒。
酷暑天，电扇无法“均贫富”：上铺的人流清涕，下铺的人积汗液。又是二姐给我的一尺半宽迷你凉席。铺在床上，旁人瞧见，“啧啧，巴适！看看这装备，出差专业户！”
纵有小凉席，浑身黏糊仍难入睡。母亲找了只一尺高的小塑料桶给我。夜深后，我钻进厕所，洗手的水细如泪滴，好容易接上小半桶，赶紧将毛巾沾湿，上下擦擦，顿时神清气爽。尽管厕所空间局促，气味难闻，仍觉风景这边独好。
人们沉沉入睡后，鼾声合唱渐入高潮，忽如江河奔腾，忽似林间小溪，忽像猫叫，忽若鸟鸣……此伏彼起，时断时续。恍惚间，车进山洞前的鸣笛声、站台喇叭的报站声、旅客上下车的脚步声、厕所开门关门的“砰砰”声……在耳朵里蹿进蹿出。醒睡轮回间，阳光蹦上窗台，钻入过道，火车向着目的地，飞速前进。
6.闹心事不少
旅途中常遇闹心事。
在我，香烟味居首。
先前，火车不控烟，车厢俨然大烟室。烟民们兴致高、瘾头大，你一根我一支，来回互敬。
硬座车厢人多，烟民自然多。春夏秋还好，冬天车窗密闭，薄云软雾，弥漫车厢顶部。一趟车下来，毛衣上的烟味，几天都不散。曾见一位哮喘病老者，浑浊空气中，咳得眼珠突起，几近断气。
卧铺车厢虽好得多，但也怕烟民。烟雾青云直上，中铺上铺遭殃。我咽喉炎严重，逢他们聚集，便毛毯内练潜功，不憋出一头汗，誓不露真面目。后来，车厢实行控烟，吸烟须到车厢连接处。于是，烟雾随过道风，全车厢飘散，几人凑一块吞云吐雾，规模效应立显。
如今，绿皮火车虽不像高铁和动车，全程禁烟，但也大为改善。前几年乘“杭州—张家口北”直快，车厢连接处的小屋门上，“吸烟处”赫然。烟民与非烟民，各自泰安。
其次是物品被盗或丢失。
我失窃的最大一笔财产是一百五十元钱。
这钱搁今天，或许不算啥。可在每月才领五六张“大团结”（指第三套人民币的10元）的四十年前，这笔钱于我是巨款，差不多抵三个月的薪水。
1983年，我在洛阳电务工程学校实习，利用五一节去上海。时值放假，挤上车已不易，在郑州竟候到靠过道的座位。邻座一对男女放送爱心：“很累吧？换靠窗座位睡睡。”难拒热情，我将外套挂窗钩，昏昏入梦。第二天一早，送餐车乘务员喊“稀饭馒头面条咸菜”，迷迷瞪瞪中，我叫着“来份面条”，一摸衣服口袋，空空如也。清醒后，睁眼扫视，先前“将温暖进行到底”的男女，已不知去向。钱包不翼而飞，何人所为？不得而知。沮丧的是，有一百元钱是朋友托买羊毛衫的。好在车票还在！小偷何不连锅端？不解。先生说：“小偷也讲政策，否则你出不了站，必定报警，他们也怕事情闹大，脱不了爪爪。”
有乘客更悲催，被盗走了皮包。
1988年夏，我从重庆到上海。那天，空气热到爆炸，车窗开至最大。上车后不一会儿，某设计院一位工程师，随手将装满资料的皮包置于桌上。我坐定后，随意看了眼窗外，一个男人坐在相邻轨道，貌似纳凉的维修工。大热的天，也不怕肉嘎嘎烙熟，我暗想。发车铃响起，一个黑影，窗口一闪，桌上皮包，瞬间没了影！工程师连喊带叫：“我的包！我的包！”可火车已经起步。那时没监控，抓这类老吃老做的小偷极难。气恼倒霉的工程师，本是兴冲冲赴京开会，岂料仅乘一站，便打道回府。
我丢失的贵重物品是手表。
计划经济年代，买表得凭工业券，还要托关系。在面粉厂学徒三年，月工资从十七元五毛，涨至二十一元五毛。买只手表，需一百二十元。苦苦攒钱将近四年，1975年底，总算戴上了上海表。表虽大脸盘，欠美观，但看钟点，一目了然。
戴上表，不再担心上班迟到，不用再向人询问时间，为此着实兴奋了好几年。手表伴我，就业就学十年，即便结婚，也不舍得更换。但它却在车上丢了。
那天晨起洗漱，我摘下表，放洗漱台。因忘带毛巾，我便回铺位取，前后两分钟，手表不翼而飞！其时，电子表已流行，机械表和进口表也摆满柜台，谁瞧得起这土老帽？郁闷加心疼，忍不住在心里“问候”顺手牵羊者的祖宗。
还有“赔了夫人又折兵”。
借乘车之便，搞“物资交流”，是那年代的惯例。20世纪70年代，物资供应紧张，乘客带往异地的东西，多为生活必需品。先生的舅舅曾在三线兵工厂，听他讲：“每次从上海回遵义，固体酱油、料酒等，都整箱往车上搬。下车时，一人十几个包，接车同事在站台，浩浩荡荡立一排。”改革开放后，物资供应渐丰，乘客捎带的东西，转为土特产。
北京的肉鸡，体壮膘厚。“吃肥母鸡，治吹牛皮”，赴京后的次年春节回渝，我买了四只冻肉鸡，象征“阖家团圆”。上车后，我把鸡咯咯放入网兜，尼龙绳绑定，悬挂窗外。途中，每次车停靠，纵使半夜，我都开窗，看看它们是否健在。好不容易熬到綦江，距终点的最后一站，想着八星级年夜饭带给亲人们的惊喜，提起车窗，激动地探头：啊！尼龙绳还在，鸡咯咯没了。唉，人生最最痛苦的事，还是发生了。看着尼龙绳，禁不住想起车上的小锅炉，当初还不如熬上一锅鸡汤，起码幸福全车厢人！
重庆的脐橙，味醇价廉。一次回沪，我明知出站要过磅，超二十公斤罚款，却心存侥幸：出站时人多，工作人员忙于验票，容易蒙混过关，带两箱，应该问题不大。到站后，东西多，先生来回搬了几趟，下客寥寥时，我们还在地道忙。忽地，“过来！过秤！”的喝声，由远及近。走近瞧是检票员，那张面孔是上班还是上坟？真不好说。那次被罚二十多元，与上海的售价等值。一次商贸物流，就这么不体面地失败了。
今赏《小林漫画》，上曰：“旅行要把钱花在吃上，而不是购物上，因为回程行李超重要加钱，而人超重不用。”忆自己昔日，体重不足百斤遭罚：咋没化心疼为食量，车上吃掉它半箱！
车内小世界，怪相亦常在。
一次从洛阳到上海，我正在纸床（硬座下面铺报纸或纸板）熟睡，一声尖利的“二流子”，撕裂空气，划破耳道。钻出座椅，循声纵目，一位年轻女子，脸似蟹壳，眼如铜钱，面朝那脸像走油肉的邻座老头，“咸猪手”声不绝。列车员闻声赶来，了解原委后，瞄一眼老头：“乘车讲点规矩！”老头“鸭子虽死嘴壳硬”，回怼：“说谁呢？神经病！”女子顿时怒气爆表，骂道：“老东西！”话音未落，一耳光甩过去。老头也不是吃素的，立马抡起拳头。刹那间，车厢大戏开场，疲惫的人们，瞌睡跑了，精神来了，拉架的、起哄的、劝和的，吵吵嚷嚷，热闹非凡，直到广播传出：“旅客们，上海站马上到了……”
令人辛酸的事也曾碰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由京返渝。刚落座，见对面下铺坐着一家三口。女的脸色蜡黄，形销骨立，男的一言不发，愁眉紧锁，小女孩六岁，手指交叉比划，静静坐着。我主动与他们搭讪，拿苹果请小女孩吃。到底是孩子，她很快与我热络起来，在我铺上嘻哈逗乐。她妈妈见状，忙道：“梅梅，莫把阿姨的床弄脏了。”从她口中，知她在重庆中南橡胶厂工作，一年半前查出鼻咽癌，到北京做了手术，这趟去复查，但没说复查结果。
那年月，癌症是绝对的绝症，哪怕全力治疗，预后生存期仍短。看她的脸色，听她的齆声，瞧她有气无力的模样，我心情沉重起来：女儿这么小，她内心该多痛苦，家人该多难受！为治病，夫妇二人两赴京城，生活又该多窘迫！果然，她丈夫白天来卧铺车厢照顾她，夜间便去硬座车厢。
尽管萍水相逢，我还是想为她做点什么。但我能做的也很有限，只能在她丈夫没来时，帮她买饭，倒开水，陪她女儿玩。她丈夫来后，让她躺我的铺，她丈夫得以在她的铺上睡一觉。然而，她纵是病重，也强打精神，轻声给女儿讲故事，微笑着同她打趣，温和地对我讲她的家事，全然不见半点愁容。
三十多年过去了，她那句“梅梅，你听话点嘛”，间或闪现脑海，搅得我心生悲凉：她恐怕没能等到女儿长大，这一定最让她放心不下！愿她的女儿：早已结婚生子，延续着她的生命。
7.乐趣亦多多
记忆犹新是吃汤圆。
1990年春节假期，我因事直到年二十九才登上返渝列车。除夕夜，卧铺车厢只有七八个人。大年初一，仅剩我和另一对夫妻。当万缕金光涌入车厢，列车员来了，唤我们到餐车吃早饭。走进餐车，一只大铁桶，桶面漂满“白珍珠”，餐车师傅在吆喝：“来来来，吃汤圆，各人舀，不要钱，包管一年，好运连连。”十来位乘客，手捧着碗，喜眉笑眼。那天，我“因美食而忘体重”，一气吃了六个。放下碗，便觉肚里像塞了个皮球。那个年，让人感念！
乘客间的友善让人心暖。
洛阳实习时，乘始发西安的车去上海。那趟车特拥挤，我中途上车，没座不说，直立都难。站客们见缝插针，硬座下若无行李，报纸作床垫，铺平钻进去，双腿卷曲，睡一觉解乏。大家默守“轮流坐庄”：躺一小时，再换别人。有一次，他们竟让我享用了两个多小时。我醒后爬出来问：“为啥不喊我？”答：“我们比你经扛。”少数有恻隐心的座客，会相互挤挤，腾出半个身位，招呼身旁久站的人坐下来。
春运高峰，卧铺车厢常改为硬座，一个隔断，由六人增至八人。
一次由京返渝，一群没戴领章帽徽的小兵哥跨进车厢，帮乘客接包放箱，替乘务员理行李打开水……热情如一锅刚出笼的包子。
小兵哥爱打扑克，三个被盖卷重叠当桌，拱猪、百分……喊叫声嬉笑声，堪比麻雀吵架，群鸭下河。有人嚷嚷“小声点！”他们立刻屏声敛息。安静几分钟，声音又响起。
夜深了，车厢只剩幽暗的过道灯光。冷风钻进，寒意来袭，手脚渐僵，暖气难抵。我背靠厢壁，挨着邻座的北方大姐，直到眼皮支撑不起。渐渐地，只觉双脚暖和了，身体躺踏实了，困乏正远离，梦中逛美景……天大亮了，发现我和大姐躺在下铺，身上盖着两件军大衣！对面下铺，六个小兵哥挤成一团。“雷锋活着！”是那趟乘车，给我的不灭记忆。
“自称哥哥”也使人印象深刻。
在卧铺车厢，曾遇到俩男孩，各为自家独子，大的四岁半，小的不到两岁。小男孩哭闹哼唧不止，吃饭睡觉，爹妈格外劳神。大男孩呢，一听到小男孩哭，就快速下床，凑到他身边，递汽水，塞奶糖，开小叉车，读《小猪盖房》……比谁都忙。更喜的是，大男孩自己吃饭都小捣蛋，居然手握饭勺喂小的。有两回，他爬到中铺准备睡觉，听到小的在哭，边说“弟弟，哥哥来了”，边催他爹“抱我下去，快点！” 一来二去，小男孩像服了麻醉散，听话了，安静了，咿咿呀呀同大男孩对话，大男孩则将“弟弟，听哥哥给你讲”挂嘴边。
同隔断一位小伙子，开玩笑说：“这大的自我感觉良好，小的没叫一声哥哥，他却一口一个‘哥哥’。”小伙子封大男孩“自称哥哥”，我们也跟风相称。这趟远途，多亏了“自称哥哥”！让小弟弟快乐，让他爹妈省心，也让我们看了场《哥俩好》（1962年公演的电影），睡了囫囵觉。
乘客中不乏风趣人，其不经意的举手投足，生出的笑能（引人发笑的能量），几近击穿车厢板。
一次车过蚌埠，上来八九个到南京实习的中专生，青春洋溢的他们，活脱脱一群“猴子”，在车厢门口刚露脸，立即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们没座位，只好站过道，瞬时，说笑声飞遍车厢。有个长相酷似电影《林海雪原》小炉匠的青皮后生，格外搞笑。
“小炉匠”幽默赛学历，俏皮胜正经，典型的脱毛牙刷——板眼多。同伴问他：“外衣咋短一截呢？”他衣襟一撩，脑袋一昂，头发一甩：“两套领导班子，咋样？！”这时，另一位同伴不知对他说句什么，他眉毛一扬，兰花指一翘，戳一下对方额头：“个死样！”车厢里的人“轰”的一声，大笑起来。有人喊：这孩子，不当演员，白瞎了材料！
拿出吃食，请相邻乘客品尝，是乘客表达友善的一种方式。有时，乘客因匆忙而不及带吃的，又错过送餐车或食品车，此时的相互关照，胜似雪中送炭。
某年端午节前，我去南京开会，带了包小粽子上车。中午，拿出粽子填肚皮，对面一位眼镜男，不时瞄我一眼。我以为自己吃相难看，自嘲道：“粽子袖珍，一口一个。”他没搭讪，目光盯住粽子，直勾勾地。过了数秒，他吞吞吐吐地问：“这粽子，哪儿买的？”我摇摇头，旋即意识到：午餐时间已过，他八成饿慌了。我递给他四个玲珑粽子，他忙不迭接过，三两下剥开塞嘴里。
看他虎咽，我心嘀咕：不够塞牙缝？！再看粽子袋，还剩六七个。给？还是不给？有点犯难。约半分钟后，我伸出援手，他神速接过，一气扫光。缓过神后，他飙出一串“谢谢”：“太饿了，头发晕。”我没吱声，猜他八成是睡懒觉，来不及吃早饭。多年后，我知道糖尿病人低血糖发作，会要人命，联想当年那位男士，不顾面子变相“讨要”，多半有糖尿病。再想自己，无意中“造七级浮屠”，心亦了然。
漫长车途，与老乘客不期而遇，也叫人欣喜。
这是一对父女，我们曾三次旅途相逢，其中两次在火车上。
1991年，我由沪返渝。车厢里，一名壮年男子带着一个五岁小女孩，坐在我铺位对面。他们来自浙江舟山，女孩母亲是重庆知青，到浙江投亲靠友插队落户，婚后留在当地。“现在外婆外公年纪大了，我趁暑假，带她回重庆看他们，让她知道妈妈的家乡和亲人。”女孩父亲自我介绍道。原来我们是老乡！我与这对父女，拉近了心理距离。
女孩名“佳佳”，脸像圆规画出，皮肤似漂白粉洗过。她爱动脑筋，总是一脸问号的表情。她喜欢逗乐，不时右手食指顶鼻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使劲推脸颊，扮出不带走样的狐狸相。见我吃饭时拿出小巧的不锈钢叉，她问：“阿姨，您的叉子我可不可以用一下？”一路有这么个活宝陪伴，只觉时间过得飞快。车到终点站前，我送叉子给她，她喜出望外，又仰头看爹，不敢伸手，直到她爹说：“快谢谢阿姨！”才伸手接过。
1992年，我接母亲乘船到上海。船行第二天，我们到餐厅吃饭，突闻一声脆音：“爸爸，你快看，谁来了！”原来是他们父女俩！更让我吃惊的是，吃饭时，她竟一脸得意地摸出我送的叉子！三个多月后，她爸出差上海，带着一大堆宁波海鲜，特意登门，拜望我八十岁的老母亲。
1995年，由渝抵沪的车上，我与这对父女再度相遇，彼此都惊叹：同一趟列车、同一个车厢，车缘真是不浅！
2005年，佳佳到上海师范大学培训，我跨越大半个城去看她。我到时，她还在上课，半小时后，下课铃响了，她慢吞吞地出来，圆脸依旧，白肤依旧，只是长高了，成大姑娘了。见面，她劈头一句：“你老公怎么没来？”我答：“他出差了”，又补个白眼：“真不把自己当外人。”随即，两人一阵“哈哈哈”。
沪渝这条线，途经川黔，沿途三线建设企业多，车上有不少江浙沪的探亲者。我曾遇到一位年约五旬的女士，丈夫在贵州凯里的军工厂工作。她独自在上海，要上班，要养一双儿女，要伺候公婆……担子重，辛劳多，唯自知，难诉说。夫妻俩的团聚机会，就是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平日，她攒下家里所有好吃的，探亲时带给千里之外的丈夫，或等他回沪享用。那一个月，比过年还高兴。
短暂相聚后，又是长久的别离。“每次他到车站送我，眼睛总是红的。”女士喃喃自语。“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的她，那一刻，泪蛋蛋怕没少落，我想。
这条铁路线，夫妻俩跑了二十多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长长轨道，记录和见证了多少离合、多少酸楚。她说：“如今儿女长大，我也退休，还找了门路，把他调回上海，这趟，我是来接他回家的。”女士一路笑逐颜开，幸福快乐，从眸子中透出，从心窝里流出。
车到凯里站，丈夫见到妻子，脸像五月盛开的牡丹。听着车上乘客对两人的祝福，我不由得感叹：临到退休，才结束分居。真是不容易！
8.下车
发车伊始，心里就默念：拜托，千万别晚点！然而，因各种突发情况，总是“晚点正常，正点不正常”。一趟车，某地耽误几分钟，也得原地待命，等正点车捷足先登，晚点模式由此启动。顺利时，晚半把个钟头；不顺时，则难说。
遭遇的最长一次晚点，被困车内五个多小时。因洪水冲垮路基，工人连夜抢修。列车重启后，经过修复路段，工人们戴斗笠，披雨衣，脚踏泥泞，手握铁锹，立在轨道两边，向小心行走的列车行注目礼。乘客们纷纷打开窗，探出身，竖起大拇指。那一刻，我想起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生死之际，乘客与当局斗智斗勇，终绝处逢生；而我们此刻，正由他人保驾护平安。
火车一停开，乘客全发呆。遇到半夜临时停车，迷迷糊糊中生出幻觉：到家了？在路上？清醒后，窥视窗外，方知前路漫漫，翘首以盼强光迎面扫过，“隆隆”的声音倒海排山。一路“让让让”，几分钟拖成几小时。当然，司机也不会对误点处之泰然，错车后，若条件许可，会玩命抢时间。车达目的地前的最后一站，是判断晚点与否的关键，若停靠，百分之百晚点。也有报“晚点”而正点的，只是概率极小。一次由沪返渝，报“晚点半小时”，经司机争分夺秒，车准时现身终点站台，乘客们喜地欢天。
下车一般顺顺当当，但也偶遇麻烦。
目的地是重庆或上海，不怕火车晚点，再晚，家人也会耐心等待。目的地若是北京，则心忧难免。
大学毕业赴京，第一次离家人那么远，举目无亲，惆怅茫然。北京籍同学张荆急人所难，“承包”了“北漂”女同学的接站。我是最后一个到京的，那天火车刚进站，远远看见站台上他的高大身形，不安与焦虑，顷刻烟消云散。他用小面包车将我连同行李，拉到离城几十里外的单位，耐心帮我安顿好，才在连声“有事来电话”中离开。
单位地处偏僻，周边除了几家农户，即是无边农田。每次返京，到北京站后，再换乘到丰台站。若火车正点到达，朦胧月色下，步行二十来分钟，农舍残光，零星狗吠，尚可壮胆；若火车晚点不多，则先到王府井包亚灵的宿舍对付一晚，第二天，笃悠悠地回转。
就怕晚点太多，心如慌兔，扑腾乱蹿。那次车到丰台，已是夜里近十二点。不巧，包亚灵又回了老家。硬着头皮下车，放眼如泼墨四野，远方幽辉闪烁，恐惧霎时像网，将身心罩严。旷野里，肩扛手提，放开歌喉：“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心脏撞肋骨，脚板敲大地，耳朵里的“怦怦”声，格外清晰。来到公司大门口，铁门擂得山响，“张师傅，快开门”的喊声，半里外都能听见。老张披衣出来，嘴张老大：“这大晚上的，咋不待在北京站？胆真大！多危险！”后来同事说：边走边唱，反易唤来野狗，招来蟊贼。所幸没遭不测，我平安归来。
这些年，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出行方式多样化，机票白菜价，我们也逐步改乘飞机，三两天的车程，两三个小时就能抵达。然而，那些年乘火车的经历，却常浮现眼前，牵动思绪。这钢铁长龙，记录过我的青春，维系过我的乡情，实现了我的聚梦，增加了我的阅历。更重要的是，让我见识了人间百态，体验了生活情趣。
我衷心地谢谢你——南来北往的“绿皮”。
——摘自郑忆石著《绿皮火车：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