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教学体系为案例,聚焦新时代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教学改革,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解析教学体系构建逻辑。从 20 世纪中国画主题性创作演进,到广州美术学院 “四写” 教学模式实践,结合大量师生创作案例,探讨课程体系、叙事语言、地域文化影响等核心议题。既呈现不同时期创作特征与教学方法,又针对历史画创作难点、中西文化交融下的语言革新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高等美术教育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
陈朋,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出版有《行者之诗——黎雄才人物画研究》《陈朋水墨写生作品集》《水墨人物画写生教学》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东画院、浙江画院等单位收藏。
第一章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历史 /001
第一节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概念与特征/001
第二节 20世纪中国画主题性创作的演进路径/005
第二章 主题性美术创作教学概述 / 035
第一节 主题性创作在中国画学科体系中的定位/035
第二节 主题性创作教学的时代价值与方法论/045
第三章 研究生阶段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教学体系 /05 9
第一节 本硕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构建/059
第二节 研究生课程结构与主题性创作的关系/064
第四章 研究生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实践与作品分析 / 073
第一节 现实主义导向的研究生创作个案分析/073
第二节 主题性创作的多样性:创新路径与实验性探索/078
第三节 个人艺术语言建构与时代主题的融合/081
第四节 一种关注:硕士毕业生的主题性创作/089
第五节 使命与引领:教师的主题性创作/096
第五章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叙事语言 /123
第一节 叙事/123
第二节 语言/138
第六章 中国画专业教学体系与主题性美术创作 /14 5
第一节 中国画主题性创作教学如何面对时代命题/145
第二节 地域文化对主题性创作教学的影响/148
第三节 历史画创作教学的难点/160
第四节 中西交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画主题性创作教学如何调整以 笔墨为核心的形式语言教学体系/168
结语 /175
附录 /176
后记 /208
主题性创作是美术创作中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创作类型。在当代艺术呈现多元化的今天,主题性创作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无疑已成为学院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研究生教学作为学院高层次教学,引入主题性创作的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会引发学院对研究生教学系统中相关改革的思考和求索。基于这个出发点,我申报了以研究生主题性创作教学为研究对象的“新时代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教学改革与研究”课题,希望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对主题性创作教学和实践的研究与探索。
广州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主题性创作教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杨之光先生等前辈的带领下,始终秉承“以人民为 中心”的实践导向,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师生共同发掘具有家国情怀 的题材,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建设的劳动场景、丰富感人且温暖人心的 现实生活图景融入画面,通过人物画、山水画等艺术形式,推行教学与实践 并重的主题性创作教学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和创作成果。然而在研 究生教学层面,仍需加强对主题性创作教学法和主题性创作语言的深入研究 和探讨。
中国画主题性创作从近现代美术中蓬勃发展起来,历经19世纪末至今的时代变迁与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载入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经典作品,尤其以中国人物画为代表,产生了极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 一是时代文化意义的反映。主题性创作在迭代中反映时代特征。二是地域文化意义的反映。以岭南地区为例,近现代中国美术的革新精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具 有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国画主题性创作的创造与革新当中。三是中国人物 画本体语言意义的反映。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的发展与革新,离不开中国画人物画家对主题性创作艺术语言的不断挖掘与创新。由此,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才能经久不衰,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在发展中不断呈现新的艺术语言和形式内涵,充满生机和活力。
本书旨在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的教学体系,系统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教学模式以及视觉表现方式。主题性创作不仅承载着国 家叙事、历史记忆和社会文化价值,而且在现实主义与主旋律创作交汇的语 境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语言与教学模式。本书着眼于探索如何在高等美术教 育体系中构建系统化的主题性创作课程,以培养兼具现实主义精神、文化使命感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艺术人才。同时,本书也是高等美术院校思政教学 的实践经验总结,为今后以主题性创作教学作为主要方式之一的思政教学更 好地融入专业教育提供了一些思路。
本书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确保分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具体而言, 历史研究法用于梳理中国画主题性创作的发展历程;比较研究法用于对比国内美术院校主题性创作的教学模式与创作实践;案例分析法用于分析典型作 品和教学案例,以探讨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教学的方法与表现策略;实践 研究法用于通过对研究生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剖析,探索有效的创作教学模式。上述研究方法共同构建了本书的理论与实践框架,确保了研究过程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希望本书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教学的深入发展与创新。
陈 朋
2025年3月14日
在当代艺术多元化发展背景下,主题性创作教学是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课题。本书作者陈朋深耕该领域多年,结合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学实践,构建起从历史梳理到教学改革的完整框架。书中既有对 “四写”教学法、本硕一体化课程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对叙事语言、中西融合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案例鲜活且分析透彻。无论你是美术专业师生、艺术创作者,还是美术教育研究者,都能从中获取教学改革思路与创作灵感。本书不仅是对新时代人物画教学的系统探索,更是推动美术教育守正创新的实用指南,值得细细品读。
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探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面对民族危机,许多艺术家将创作重心转向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民众的苦难,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此时,现实主义绘画成为艺术界回应现实、激发民族觉醒和推动革命的重要表达工具。艺术家们在实践 中积极探索,将西方的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墨和线条相结合,逐步形成一种既具时代使命感又富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方式。
具体而言,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吸收西方的透视技法,以强化作品中的空间感与结构感,但同时也坚持中国画传统中强调“以线造型”的表现手法。这种中西融合的创作模式使得作品既具备现实主义的视觉冲击力,又不失传统艺术的韵味。
在人物塑造方面,艺术家们广泛运用西方的明暗光影法,以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与真实感,但同时也保留并运用了中国画独特的勾勒 与皴擦技法,使画面在写实基础上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气息。
蒋兆和
在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美术探索中,中国人物画领域的实践尤为突 出。这种艺术实践路径以现实人物为创作对象,巧妙结合写实技法与中 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其中的代表性艺术家便是蒋兆和。
1943年,蒋兆和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流民图》(图1-1、1-2),这幅作品真实再现了100多个难民的痛苦面貌与生活处境,较直观地反映了 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画中人物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有的悲痛哭泣,有的神情呆滞,还有的因饥饿而虚弱地倒卧在地,这些生动细致的描绘,深刻揭示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巨大创伤与灾难。蒋兆和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写实主义技法的优势,以写实的方式 精准捕捉人物的形态和神情,将西方的光影明暗法与传统绘画的线条艺术高度统一于严谨的人物造型之中。他对技法的娴熟掌握与对现实的深 刻把握,使得《流民图》不仅成为抗战时期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的巅峰 之作,更彰显出艺术家以“科学精神”观照现实、服务社会的创作理念 与时代使命。
相比同时代其他艺术家,如徐悲鸿多以单个人物或动物写实为主, 蒋兆和则以群像式、深度聚焦社会问题的创作方式,表现出更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批判性,突显出他作为现实主义探索者的卓越贡献。
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蒋兆和及其艺术进行了研究,但《流民图》这件作品承载了非常多的文化信息,在笔者看来,学界对这 件作品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谈及主题性创作时,常常会把《流民图》拿出来作为范例。实际上,对这件作品的考察应该放置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将其作为一件中国近现代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去看待。要 达成共识的一个要点是,20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民族危亡促使大批文艺青年投身抗战洪流,“以艺术为枪”成为一种历史使命。画家以画笔作为武器,用视觉图像语言反映受难群众疾苦;音乐家创作激人奋进的抗战乐曲,用旋律鼓舞民众;作家用叙事性的文字记载“国破之耻”……
蒋兆和采用了以“写生+默写”为主的创作方式去完成尺寸巨大的 《流民图》,他的这种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值得去研究和探讨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对美术工作者有启发的问题。今天的美术创作不缺少鸿篇巨制,但有没有能像《流民图》这般直击内心的 作品呢?不能说没有,但也不多。涉及的因素繁多、复杂。《流民图》所 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它对于当下的美术工作者,最重要的启迪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了解《流民图》创作的历史和思想背景。《流民图》是时代的产物,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艺术结晶,在那个时代也产生了类似的、大大小小的、形式各异的战时题材美术作品。对比今日,我们处在一个和平年代,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中,什么是最触动人心的、最能反映民众关切的视觉景象?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优秀的美术创作 也并非依赖一个方案就能产生,而是有其产生的必然和偶然因素。我们研究《流民图》,不是为了复刻它(也无法复刻),而是探索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规律。民族性和时代性,或许可以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旨, 回应“为何而画”的问题。
其次,“如何去画”是一个艺术表现方法问题。蒋兆和运用写生去表现宏大题材,对写生有深刻认识。写生并非只是造型训练方式,也可以 作为创作方法。写生并非只能“对写”,也可以默写,或通过速写去补充、完善对形象的塑造。写生要依据创作意图有所选择,强调自主性,有针对性地挑选生活中人物、动物以及道具的形象。写生是创作的手段,不是目的。写生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是最终效果。在对《流民图》 细节的研究中发现,画家在描绘人物过程中参看了模特儿,但与《流民 图》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单幅写生练习仍然有不同之处,画面中所有人物 的表现手法体现出创作语言所应有的一致性,以使得作品的艺术形式统一而丰富。这能有效说明,蒋兆和是将写生、速写、草图、记忆、默写等多种创作手法相结合,在大量素材的支撑下,以及利用画稿不断地尝试下,寻找到最合适的表现方法,将复杂的群像整合为一件完整的作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兆和剔除了大量真实的细节,仅保留最关键的人物特征,并且对这些特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强化,使形象更强烈、更突出,以素描式刻画结合“勾勒”与“平涂”的水墨技法去表现,语言更加纯粹而有力,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最后,《流民图》留给我们的,还有一点重要经验是,主题性创作或历史画创作需要给作品设定清晰的情感状态。浪漫主义艺术的情感来 源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来源自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寄托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对精神世界的追问。那么现实主义艺术的情感源自哪里?源自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绘画体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蒋兆和《流民图》中所描绘的那些充满着悲情的人物,是蒋兆和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悲情”就是蒋兆和给《流民图》设定的情感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每个具体人物的形态和表情流露出来的,比如在轰炸中,抱着死去的孩子的妇女、恐惧的儿童、无助的老人、逃难中的残疾者等等。蒋兆和显然是将自己也代入到了“流民”中去,感同身受,“悲情”是油然而生的。现实主义艺术中的情感,包含历史情感和个人情感。历史情感有民族情感的因素,也有对人类历史感伤的因素。 就《流民图》而言,个人情感包含蒋兆和在创作阶段的情感倾向,愤慨、 悲怆、哀伤、同情,应该都有。这种情感形成一种氛围,笼罩整件作品,给人以震撼,同时也有一些揪心的感觉。每个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是有社会身份的。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与观众能产生共鸣。当时那个年代 的观众,在画中能找到类似自己的人物。以真实情感打动人,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特点之一。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人物画对于情感的表现,不能 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应扎根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通过对每一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达出来自鲜活现实中的真实情感。在《流民 图》中,蒋兆和没有把受灾难民“脸谱化”“概念化”,而是将其视作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去塑造,“悲情”的表现是有层次的、各自不同的。除了悲痛、恐惧、哀伤,还有苦涩、彷徨、无助、无奈,这些情感共同构成了画面压抑、伤感的氛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透不过气来,心生悲悯,无法言喻。现实主义绘画不是复刻生活原型,而是选择最典型的形象,用最真挚的情感去表现,用最朴素的技法语言去提炼、塑造和经营,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这是蒋兆和《流民图》留下的宝贵艺术财富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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