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驻留过的城市，我经历过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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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说起我驻留过的城市，我将会回想起从石榴村走出的那个遥远的年头……请原谅我又一次套用《百年孤独》这个经典的开头句式，自1991年高中毕业离开我出生长大的石榴村算起，至2019年，时间过去了28年，我也由当初那个对世界和岁月茫然不明的少年，成为一个备经游历与成长的开始走向衰老的男人，而生活或生命的状态依然是“在路上”。人生注定是一场有终点的旅行，只是无人能够预知自己终将会在哪一个点消失，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努力记取沿途的景致，为越来越多的流逝及湮没留下一丝自己的见证。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我无数次设想过长成之后的远行，但那时出行的念头总是跟返回牵连在一起，万万想不到会有难以返回甚至不可返回，再或是在命运的驱使之下越走越迷失归途。在离乡迄今近30年的人生行旅中，我或长或短驻留过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中山、佛山、南宁、桂林、贵阳、北京、银川、沈阳等，这里所指的驻留并非浮光掠影的路过、观光，而是契入时间与生命的生活、工作或者盲目、自由的居住，另外，以这些城市为轴点而展开的辐射游走，我已经无法调动残损的记忆将之逐一说出。
上初中之前，我从未走出过山村的四周，连汽车都没有亲眼见过，远行不过是无端的想象。小学教育是在村里一个仅有十几名学生的复式学校潦草完成的，上初中时去到三十公里外的乡上，高中则转到另一个离县城更近的镇。初二开始，我不知受到了什么冥冥指引，无师自通地写诗作文并自发投稿。高中期间，由于我连续有诗文变成铅字，在县、省的文艺报刊《紫藤》《南国诗报》《广西文学》以及江苏的《春笋报》、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两次被邀请参加中学生作文夏令营，一次是在湖南韶山，一次是在河南安阳。神奇的是，其时仅有过从乡上坐班车到县城经历的我，竟然一个人从家里出发，到县城坐汽车去桂林，又从桂林转乘火车，一路上不出丝毫差错。或许，正是这两次少年时的单独远行，埋下了我此后无数次抽身上路、毫不犹豫奔赴远方的伏笔。
1991年夏天，我高考落榜，回石榴村待了两三个月后，不甘心就此成为一个屈居山中的农夫，于是收拾行囊投奔在省城工作的大哥。大哥托人帮我在南宁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虽然每月工资不足200元，由此展开的也未必是希望的道路和方向，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在南宁，工作对我而言只是慌乱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我加入了其时在广西颇具活力的“自行车”现代诗群，在写作上获得了有效的启迪，在见识、视野及观念各方面骤然产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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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节，回乡下过年的我听到几位初中同学描述他们到深圳打工的图景，诸多渲染，当即决定不再返回南宁。待节后重返广东的人潮一过，我便跟随同村一位小伙伴踏上前往深圳的未卜之途，最先抵达的是二线关外的龙华，一边在老乡的出租屋东一晚西一晚栖身，一边按照公告栏或报纸上的招工启事找厂。记得我头次进入的工厂，是横岗某工业区的一家港资皮具加工厂，做流水线工人，但我第一天就忍受不了那冗长无味的工作方式，不到一周就跑了出来。好在那时的高中学历对出来打工还派得上用场，且我又会说白话，不久又进入了布吉的一家纸品彩盒厂，担任仓库管理及货物运输的文员，算是跻身了白领阶层。
然而我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尽管折腾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但总是抑止不住内心的躁动。一年之后，由于在有意无意间赚了一点小钱，我辞去了那家港资纸品厂运输部主管的职务，出来自己从事小生意。那时候我就这样想，在工厂打工，只能作为一时的谋生之策，终究不是发展之计，因为那样的一个生存空间和我所渴望的社会、时代是脱节的，更主要的是与我的愿望、志趣毫无相关。只可惜行动并不能印证想法，我的小生意维持了不到一年就惨淡收场，不得不背负债务再次遁入龙华，又因与聚拢在龙华的几位自由撰稿人相遇，而深圳当时报刊兴起，稿件需求量大，遂于黯然无奈之际执笔造文，换取稿酬聊以维系生活，伺机寻求出路。
1995年5月，宝安文化局主办的杂志《大鹏湾》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并开始由内部赠阅走向公开市场，蒙该刊编辑郭海鸿的推荐，我进入杂志社担任发行员。《大鹏湾》有“中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之称，刊物定位非常明确，即直面前来深圳、珠三角、广东打工的广大外来务工者，营造一个“创世界者的港湾”。我算得上是《大鹏湾》的市场开拓者和内容缔造者之一，见证了这本杂志从零起步到发行量达十几万册、由无人问津到备受追捧的历程。事实上我做发行员不过是半年的时间，第二年，由于有期刊发行商兼广告商承包了杂志的市场业务，我随即进入编辑部担任记者、编辑，同时还兼任编辑部举办的文学培训班的辅导老师。说起来，一些后来声名渐起乃至在全国形成影响的打工作家，有不少都是《大鹏湾》早期的骨干作者或者是从《大鹏湾》文学培训班走出来的。
1998年秋天，在《大鹏湾》杂志影响力达到巅峰的时期，我选择了离开。离开的理由，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费解，却是我真实的心声。因为杂志社在宝安区，可以说是远离深圳城市中心，我的活动和交往范围大多在二线关外，而触摸这座城市富有代表性的繁华和内敛部分，在那段时间是我强烈的愿望。随后，我转到位于市区心脏地带的《深圳人》杂志社，仍然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但所面对的环境和人群迥然不同。在此期间，我还和潘漠子、谢湘南等人创办了民间诗报《外遇》，率先掀起接下来在国内波澜起伏的“70后”诗歌运动。不能不这样认为，随着我进入《深圳人》杂志社上班，也展开了我在这座城市之中从住所到际遇、从身体到心灵的搬迁历程，我与深圳的一个个地点不断地遭遇、纠缠，产生种种莫名的回响，以短暂又漫长的亲历和所见描绘了一幅绝无仅有的深圳私人地图。
1999年底，因为全国报刊大幅度裁减，《深圳人》杂志宣告停刊。或许不少当年的业内人士还有着记忆，那一时期，一方面是一批报刊停办或被取消市场经营，另一方面是各地一些具有统一刊号而又欠缺办刊经费的刊物被人承包，拿到经济发达城市改头换面进行市场化操作。广州就集中了多家这样的刊物，《深圳人》杂志社一解散，我就被一位朋友邀请到广州出任一家“改良”杂志的执行副主编，但又不想彻底离开深圳，由此来回奔走于广深两地之间。2001年元旦之后，我彻底搬离深圳，正式投入广州。
实际上，进入世纪之交，受出版周期的局限，杂志在报刊市场上已经式微，那些被异地承包并以赚取市场利润为主要方式操作的杂志，在大势面前根本不可能维持多久，我到广州接手的杂志也逃避不了这一命运，在第二年承包合同到期即放弃经营。随后，我搬到广州白云区一个名叫“圣地”的地方暂住，过了不久，受到中山市一家广告公司邀请，前去出任副总经理。中山尽管也是珠三角的重要城市，但是比起深圳和广州，无疑显得欠缺生气，主要是没有我所渴望的文化活力，因此我很快就感到窒息的逼近。恰在此时，深圳的一家影视文化公司又向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过去担任策划人和撰稿人，然而中山的公司一再挽留，后来协商的结果，是在中山、深圳两边均采取半职的方式。这样，在2002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那一段时间，我基本处于这样的状态，每月在中山、深圳各上班10天左右，余下的日子则返回广州圣地。我成了一个珠三角的游走者，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劳地交叉走动。我常常会在这三个地方以及那里的朋友们中间适时出现，仿佛从未离开过。
2004年夏天，深圳的一个影视公司与香港某有线电视台合作，承接了一个旅游文化项目，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拍摄地方风情系列纪录片。经受不住这样的“出走”诱惑，我果断辞掉了中山广告公司的职务，作为摄制组的策划人和撰稿人随行西南地区。其后，我和摄制组多次深入贵州，拍摄了一系列的地方纪录片，有时耗上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这一经历使我对贵州产生了不明的情愫，再后来，我还会一个人奔赴贵阳，无所事事地小住一阵。
2005年9月，我出版了专题散文集《我的深圳地理》，这部书以个人的视角记录了我在深圳几近全部的生活及心路历程，内中关于青春、寻梦、理想、激情和失落、不安、混沌、破碎种种，以及对一座城市的指认、介入、隔阂、热爱等，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被媒体称为“一个人一座城市，一部书一段青春变迁史”。书出版后，我还以个人的名义在酒吧举行了一场分享会，现场演绎观念行为艺术《泡在深圳》，对“混在深圳”普遍遭遇的种种状态作出艺术化的诠释。借助这个行为艺术，我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终于走到了这座城市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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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觉得走到了这座城市的尽头，那么接下来就只能是彻底离开。2006年春节，我到粤西的一所寺院居住了将近一个月，便返回深圳处理离开的事宜。4月初，我从广州乘坐火车从头至尾穿越京广线，来到陌生而无着的北京，随即入住京郊与河北省相邻的宋庄艺术家村。
我之所以选择来到北京并进入宋庄，无论如何都有着一点文化奔赴的意味，也为了顾全内心那点一直固执存在的对艺术的偏好及热爱。那时的宋庄，聚居了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囊括各种门类的艺术家，正处在由自由松散而接受艺术产业化主导的风口，各式艺术区、美术馆、画廊、文艺空间相继崛起，带动着各类活动、展览及商业的开展，此外村庄也正在进行改造美化。我就在这样一个被赋予了艺术之名、涂抹着文艺色彩并滋生着各种可能的地方落下脚来，漫无目的地展开自己的生活，跟众多画家、雕塑家、作家、导演、歌手、摄影师为邻，与游荡者、寄居者、小生意人、村民等厮混在一起，自由交往，平淡相处，间或高谈阔论，诗酒唱酬，更多的时候各安状态，闭门创作，种菜养花，逗猫弄狗。整个2006年，我几乎就在这种状态中度过，充当着宋庄艺术家村的一个观察者、见证者、亲历者，在置身其间的同时，不时用文字记录那些真实而又恍惚的生活与情景，写下了有10余万字的日记及一批诗歌、小说、艺术评论。
然而生活毕竟是需要物质支撑的，即使你甘于清贫，乐于享受简单和孤独，并且善于自我消遣，物质仍然是一道门槛，总会在某个时刻或轻或重地绊你一下。在宋庄进入第二个年头，我的生活捉襟见肘，于是应北京一家专门从事房地产广告和销售代理的机构邀请，过去做策划、文案工作，入职两天即被派往宁夏银川的项目组，驻地上班。记得我第一次飞往银川时，正遇上当地的一场大雪，飞机靠近地面便看到一片苍茫的白色，由此我还写了一首诗《大地上的白色》，描述了初见西北大地的感受。
在银川，我以工作的方式驻留了差不多一年，大抵是每月返回北京几天，其余时间留在银川，节假日则趁机漫游西北大地，足迹涉及几乎整个宁夏以及周边甘肃、青海、陕西的一些地方。记得2007年国庆长假前夕，由银川直达敦煌的专线火车开通，我当即买了一张票，趁假期游历了敦煌、雅丹、嘉峪关、兰州、青海湖等地。作为一个正宗的南方人，西北大地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可以说，那一段经历，使我真正体会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的含义，于我黯淡的人生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在工作方面，我和同事曾结合楼盘销售策划过一个“西夏啤酒文化节”，将原本应该是商业行为的活动操办成一场文化盛典，在当时的银川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其间由苏阳等新锐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宁夏本土摇滚之夜”掀起了高潮。
银川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个无法抹去的地点，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使我对那座城市滋生了更多温暖、深刻的记忆和怀念。2008年元旦之后，银川项目结束，我返回北京，在总公司上班不到两个月又被派驻沈阳，这样，我又一次得以借工作的名义领略从未切身感受过的东北。在沈阳，我驻留了半年多的时间，因为那边的项目不止一个，工作较为忙碌，我仅有一次往周边游历的机会，一个人跑到丹东，去看了鸭绿江和明长城的东端虎山长城。同样，在此期间，我又结识了沈阳多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增添了对那座城市温暖、深刻的记忆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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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我的家庭发生变故，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医院诊断仅能维持三个月的生命。我的父亲已于2003年病逝，长期的奔波在外和经济上无法助力的困顿，使我对家庭怀着深深的歉疚。乡家遥远，我当即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南宁，和哥哥一起按照母亲的意愿将她送回石榴村。虑于现实状况，我必须维持工作赚钱而又不能离家太远，由此我选择来到桂林，经朋友的引荐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策划总监。离过年还有十三天，母亲在石榴村与世长辞，办完丧事，我留在家中迎接了一个没有快乐的春节，而后便孤身避往桂林莲花塘的居所，无论如何再也提不起继续上班的心情，索性又到公司把工作辞了，决意在莲花塘度过一段无所事事且心无旁骛的日子。
莲花塘村位于桂林市区向西十余公里开外，是一个有着上千年种藕传统的村庄，周边保留着绵延数千亩的荷塘。我居住的小院落，是在北京时一位同事的乡下旧居。同事早已举家迁移，恰好为我提供一个可以免费暂居的安静隐逸的居所。遗憾的是，这个村庄正处在桂林市区向西规划的发展带上，面临着彻底的搬迁拆除，2009年算得上其作为村庄存在的最后一个年头。从2008年底算起，我在莲花塘村潜心闲居了一年有多，除了读书写字，吃饭睡觉和间或外出，基本上就是在村落及田野间转悠，与乡村、自然、草木、作物等对话交流，而在实际生活中显得笨拙而寡言。后来，我为莲花塘写下了几万的文字，至此，我才明白，命运促使我在这个村庄的最后一年不期而来，或许就是为了见证它的消亡。
2010年元旦前不久，广州的一位朋友得知我在莲花塘“荒废时光”，便推荐我到广东新快报社任职，因为报社的副刊部急需一位有经验的文化版编辑。这样，我在国内各地辗转几年之后，终于又返回了广东。广州恰好是我的户口所在地，2005年，我作为文化引进人才入籍增城（时为广州辖县级市，现为广州市增城区），或许这一次才算得是落户了。
也许我始终是一个不会受工作、地点这些现实因素束缚的人，更准确来说应该是性格和命运使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信奉随遇而安，又一直飘浮不定，所幸的是越来越淡然与从容，越来越笃信人生总会有属于自己的容身之处，也会有心灵的归所，尽管现世苍茫流离，内心常有悲凉。实际上，我在新快报任职也不过三年的时间，2012年底又选择了离开，接着又到另一家报社工作了一年，便放弃了上班。我知道，进入这个年龄，面对变幻的时代和社会，从此我可能要彻底告别职场了，余生必须得依靠命运的馈赠。但能够在有限的人生中拥有自由的状态，使困倦的灵魂获得释放、松弛，又没有更多值得顾虑的，每个人都必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有时刻意争取未必如愿以偿，有时知难而退可能绝路逢生，关键是不能在现实中泥足深陷，进退维艰。
2014年之后，我真正过上了一种听任自如又无从把握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既定的生活，没有必然的追求，没有明确的目标，一切顺其自然，或者也可以说是得过且过，好在似乎还过得安稳无虞，并伴随着一些小小的欣喜。2017年初，我搬离了广州市中心，到广佛两城交界之处，在隶属南海大沥镇的一处农贸市场打造了一个称得上诗意的栖居之所，并将之命名为“南风台”。自此，我在俗世和市井的缝隙之间读书写作、养花种菜，又不忘呼朋引友、诗文唱酬，当然也免不了寻求活计赚钱糊口，生活有安静、满足，也有忧思、顾虑，偶尔还有迷茫、慌张，但我更愿意活在当下，将今后交还未知。我觉得，自我本身就应该是一部可能之书，人生每一步并不能提前写下，但既然我能够书写过去，就一定能够书写将来。
多年之后，回望那些我驻留过的城市，回味那些我经历过的异乡，我仅有的一点收获就是能够用文字做出适时的记录，并能够坚持从中审视自己。时光流逝，路途堆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经历的增多，人生本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邃，然而我愈加看到的却是自身的单薄不名。
2020年1月，南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