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一套“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以下简称“编年丛书”），包括《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桂林抗战文化城音乐编年史》《桂林抗战文化城戏剧编年史》四种五大册，足足有二百万字。他们联系我写篇序言，尽管感到难度蛮大，但我踌躇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从大学时期作毕业论文到现在，我浸淫在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已四十五六年了，眼见以桂林抗战文化城为核心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由最初的五六人和三五篇资料长文开始做起，发展到今天广西有近百人、外省有一二十位学者参与，已出版资料集、工具书和学术专著一百多部的大型学术规模，真令人感慨不已！如今，又有广西和湖北的几位学者联合推出这套编年丛书，为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添砖加瓦，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
做学问，尤其是文史研究，史料收集是基础，也是成功的关键。这里一是要求收集得齐全，二是要有超越前人的新发现。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之所以由原来的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广西特色优长学科（项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有史料的新发现、再整理和大突破。这里不妨对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史料收集工作做个简单回顾。
1979 年 12 月 23 日，魏华龄在《广西日报》发表的《欧阳予倩与桂林剧运》是现今发现的第一篇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论文，具有破题和引领的开拓性意义。随即在 1980—1982 年这三年里出现的几篇资料长文，可以看作是夯实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基础的奠基性资料成果。一是林焕平的《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该文 1979 年 5 月 1 日写成于桂林，1980 年发表于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叠彩》第 2 期，约三万字。该文是对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全面介绍。二是万一知的《桂林文化城记事》，写作于 1979 年，发表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2—3 期（连载），约四万字。该文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载了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大事概况。三是李建平的《“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写作于 1980 年，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1—2 期（连载 )，约三万字。该文以概述方式，介绍了桂林“文化城”时期出版的 28 种文艺类期刊。四是吴立德、邓小飞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 年第 1 期的论文《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活 动的空前大检阅——?一九四四年西南剧展》，约一万字，全面介绍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重要文化活动——西南剧展。五是魏华龄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约 1 万字，发表于《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82 年内部印刷发行，介绍抗战时期桂林重要的文艺社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
自 1984 年起，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和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编写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相继出版，原计划出版 11 本。到 1992 年时，先后出版了丘振声等编选的《西南剧展》《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潘其旭等编选的《桂林文化城纪事》，杨益群等编著、编选的《桂林文化城概况》《文艺期刊索引》，苏关鑫等编写的《旅桂作家》，吴辰海等编选的《戏剧运动》，此后停止了出版。这套书实际出版了 7 本。其间，还有朱荣、丘振声主编的工具书《桂林抗战文艺辞典》和刘寿保主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两部大书出版。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又有杨益群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李建平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龙谦和胡庆嘉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王小昆的《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文化活动》（《桂林文史资料》第五十三辑）相继出版。至此，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史料收集整理基本形成了系统性规模，促成了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
在将近 20 年后，潘琦主编、黄伟林任执行主编的《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广西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2002002）实现了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收集的重大突破。该丛书在学科范围上超越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印的资料集，开辟了研究新视野，展示了大量新史料。丛书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教育、文学、戏剧、美术、新闻出版、音乐舞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建设、国际问题、广西人文 15 卷，每卷收入历史文献数十篇及专题资料索引，共计五百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史料丛书”（该书《编选说明》）。该套丛书在学科、内容和选文时限等方面都超越了以往所编的资料集，规模也更为庞大，形成了新的史料系统。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可以说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史料工作的又一次突破。它以编年史的方式收集整理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逐年逐月逐日地记载抗战文化史实，形成了新的史料系统，为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和观察历史的新视角。
该套丛书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和整理史料的新体例。以往研究者做的大多是主题（专题）性史料发掘整理（如“大事记”“期刊”“西南剧展”“戏剧运动”“美术运动”“文学活动”等），两套大型的综合性资料丛书——“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和《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也大体如此。以时间顺序的视角观察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史事，形成编年的史料体系和编年史的史著体例，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依照上面说到的，做史料工作一是要做到收集得齐全，二是要有超越前人的新发现，我们说“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史料体系有新突破，就在于它在这两方面都有贡献。在“收集得齐全”方面，该丛书一是体现在时间跨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史料大多是“抗战八年”甚至“桂林文化城六年”的时限，其中《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城音乐编年史》两种扩大到“抗战十四年”，使史料更为齐全。二是体现在编著者不拘泥于在图书馆、档案馆搜索文献资料的传统搜集史料的方法，而是与时俱进，运用网络搜索新引擎，在多个数据库里发掘出大量新史料；不仅仅像寻常那样只是在广西出版的报刊上发掘新史料，而且在一些外省出版的报刊上搜寻到许多新史料，包括一些我们根本想不到去查找的稀见刊物，如宁波出版的《团结报（周报）》、南昌出版的《江西妇女》、上海出版的《杂志》、赣州出版的《文化服务》、福建出版的《改进》、贵阳出版的《西南公路》、生活书店编印的《店务通讯》之类的报刊，甚至从沦陷区里的敌伪报刊《新亚》（广州）也发掘出有关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资料。这就使得这套丛书在史料上有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新发现”。这方面做得较突出的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和
《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比如，《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发掘出大量以前遗漏的出版机构和图书，使桂林文化城时期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图书统计数量大幅增加。该书著者在“后记”里说：“从近来新开发的或新更新的各种近代文献资源数据库中，又新发现了 53 家桂林出版机构，通过书目整理，使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图书的种数，从原来统计的 2273 种 , 扩增至 2942种。”《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城戏剧编年史》则新发现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佚文，如艾青、艾芜、田汉、盛成、聂绀弩、秦牧等的佚文，都未收入作家全集。如此等等，都是新发现、新贡献。
这套丛书的四部编年史，在形成上述总的突破的同时，各自也呈现出个性特色。《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体量最大（上、下两册，一百多万字），史料搜集涉及新闻出版的方方面面，不仅着意于新闻社、报刊社、书店、印刷厂、新闻出版社团等机构的创刊、停刊、开业、停业（或被取缔）、地址迁徙等信息，以及编辑、采访、印刷、发行销售、名人活动、重要文章、 经营活动、新闻出版管制和检查等业务活动的介绍，甚至边边角角的关联信息，也几无遗漏地收集反映，如广告、邮寄、义卖、献金（捐款）、店员招聘、社会影响，等等，使得新闻出版史料编得最为庞大丰隆，最详最全。《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分为三篇展示，前篇“前文化城时期”，正篇“文化城时期”，后篇“后文化城时期”，历史时限跨度最大，前溯至 1931 年 2 月，后延至 1945 年 12 月，时间上达到了 15 年，空间上也最为开阔（后文化城时期展示桂林文化人在桂东昭平的活动史实）。《桂林抗战文化城音乐编年史》较其他三种编年史多了史论研究成分，重在重要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评价，史料的“齐全”稍弱一些。但它插入较多的历史图片，令人对史料有更多的认识，这是值得称赞之处。《桂林抗战文化城戏剧编年史》则多收录重要戏剧史料的全文，如“戏剧民族形式座谈会”“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儿童戏剧座谈会”“新形势与新艺术座谈会”“《三兄弟》演出座谈会”“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小剧场运动演出的自我批判专刊”等七个座谈会的记录，都以全文或大段节录的方式收录。《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也收录了大量的通讯、消息的原文，包括许多杂志的发刊词，这给人直接阅读史料带来了便利。四部编年史，的确是各有优长、各有特色。
突破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视角，把“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放到抗日战争史和民国史的大视野中看，它以编年体的形式整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史实和抗战史事，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敌侵略的危难时刻进行“文化抗战”的文化斗争和文化建设历史，对抗战时期活跃在桂林的中国最优秀的一群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夏衍、欧阳予倩、艾青、徐悲鸿、焦菊隐、范长江、王文彬、柳亚子、马君武、满谦子、张曙、吴晓邦等及其团队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进行全面记录和充分地呈现，为后来者研究中华民族赢得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取得重大而又全面胜利的伟大战争的内在动因、发生机制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真实、详尽、多面的原始材料和历史佐证，这对于研究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甚至民国社会史、生活史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总之，这套“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为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增添了新史料，提供了新视角，给人以新启迪，是我们开展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抗战史和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值得我们重视并仔细研读。
四十年前，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刚刚兴起时，秦似、林焕平两位当年参加过桂林抗战文化城活动的文艺家对开展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寄予期望：“我们更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关心、重视对桂林文化城历史资料的抢救工作，并开展更为系统、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研究。”（秦似：《桂林文化城史话·序》），“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它，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如果我们放弃责任，既对不起创造文化城的前辈，也为后代子孙所讥评。”（林焕平：《桂林文化城大全·总序》）几十年来，我们开展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收集史料、实地调研考察、撰文写书、开会研讨、演讲宣传，就是为了继承好抗战文化前辈创建的抗战文化遗产，传承和宣传好他们在抗日斗争实践中生成的抗战精神。如编年丛书一般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的出版，到如今前前后后已超过了一百部，就是我们后辈在努力承担和践行前人嘱托的具体体现。十五年前，我在等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抗战文化研究》第四辑时，写了一首小诗：“抗战八年［1］世事艰，后生继业难等闲。士人报国唯文墨，一卷《丛刊》作史笺。”该诗后补插入该辑的“后记”里。如今提及此诗，感慨八十多年前抗日战争的风云和四十多年来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经历，以表“士人报国唯文墨”心志。这也是当初面对二百多万字五大册编年丛书毅然接下了阅读和写作序文任务的根本原因。为此当倾尽心力！
是为序。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
李建平
2025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