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女强人说起
提起清末女强人，读者多半会立刻想起绍兴的秋瑾，但我这里写的却是另一位浙江女性——单士厘。
单士厘（1856—1943）是萧山人，萧山距离绍兴不远。单士厘比秋瑾早生约二十年，出国也比秋瑾早四年。单士厘与秋瑾都是出身于旧式书香门第的闺秀，但性格、经历与结局却有很大的差异。单士厘没有秋瑾那种英烈之气与侠义精神，她既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更谈不上流血牺牲。但她却以东方女性特有的灵慧与细密，认真观察与介绍了外在的世界，并且在诀别陈旧传统、倾心西方文化方面，表现出另外一种更为沉潜也更为深刻的勇猛精进的气质。应该承认，在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中，她也曾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单士厘的丈夫钱恂（1853—1927，著名文学家钱玄同的长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伯父），是清末外交官当中的有识之士，思想相当开明，先后到过日本、俄国、荷兰、意大利诸国。1899年单士厘带两个孩子前往日本钱恂任所，这是她的第一次出国。“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1903年她又随丈夫循西伯利亚铁道作欧俄之游，前后凡八十天，并且“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这本旅行日记随即以《癸卯旅行记》为书名付刊。单士厘历经多年勤学博闻，不仅眼界大为开阔，学问也明显长进，日语达到听、讲、读、译“四会”水平，对欧洲近代语文与拉丁、希腊古文亦有所理解，对西方文化艺术也有较为真切的认识，在清末妇女知识界堪称鹤立鸡群。
本书无意介绍单士厘的生平经历，笔者的兴趣只在于探讨她从深闺走向世界以后内心的急剧而又深刻的变化。当然变化是多层面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提出两个例证来加以剖析。
一是居住环境清洁卫生观念的变化。1903年春，单士厘出国之前因船期推迟曾在上海旅店小住数日。她在国外生活已久，对国内居住条件很不适应。先是住晋升栈，连“衾褥洗面具”等都需要旅客自己准备；后迁福兴栈，虽较晋升栈略为清洁，但“烦杂仍无异”。单士厘于是感叹说：“本国旅馆，殆无一可居者”；“一履本国，反多不便，令人失笑。”
一是学校教育观念的变化。钱恂早在1897年即首倡留学日本之议，并率先让弟弟钱滮（字幼楞）在日本入学，随后又陆续将儿子、女婿、媳妇带到日本求学。单士厘在1903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对此曾有所记述：“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一切选学校，筹学费，悉往来于外子一人脑中。女学生以吾家为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六年级之业，而跻入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予因本国无一处可以就学，不得不令子女辈寄学他邦，不胜慨叹！”
一个饱读诗书且久经传统文化熏陶的名门闺秀，在出国四五年之后竟至感到祖国没有一家可住的旅馆，没有一所可以让子女就读的学校，这样惊世骇俗之言不能不使时人为之瞠目结舌。
但单士厘的认识并非孤独摇曳的烛光，尽管言辞不无激愤偏颇之处，但当时都属于许多先进中国人的共识。情况正如青柳笃恒在1906年所描述的那样：“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日］青柳笃恒：《中国子弟何故必须游学我邦？》，载《早稻田学报》1906年11月第141号。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出国热潮，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留学生把日本看作通向西方文化的桥梁，有些日本人则把这种潮流看作一种“气运”，而在历史上并无赫赫声名的单士厘则是开风气之先的前驱者之一。
单士厘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内在的思想心理变化，而且还有社会行为上的表现。她反对中国传统的“正朔”观念，主张全国改用阳历，使政治、财经、学校、兵役、罪惩各方面收“齐一之效”。她不顾外界议论，率先“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她反对缠足恶俗，主张妇女参与社交，可以与男人一样抛头露面。为了开倡风气，她带着媳妇“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又步行数里到母舅家“以风同里妇女”。她还与全国妇女互勉：“寄语深闺侣，疗俗急需药。劬学当斯纪（原注：英人论十九世纪为妇女世纪，今已二十世纪，吾华妇女可不勉旃），良时不再来。”在这些娴静典雅的言行中，蕴含着对古老传统的勇敢挑战。
是什么力量促使长期生活在旧营垒中的单士厘在短短几年中产生这样大的转变？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贤淑的弱女子敢于与强大的旧传统决裂，并且公开表明自己对于西方近代文化的倾慕？
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力量，一种离异于传统文化的无形力量。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语言，或许可以称之为“脱离意志”。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一种文明在它的生长时期，其旺盛的创造力，可以使它在自己的内部与外部，在人们的内心引起自愿的“归附心理”。而当它逐渐丧失创造力（汤因比称之为“害了病的文明”）的时候，则会使一部分民众产生对少数统治者“压迫意志”的挑战，产生一种“脱离意志”。汤因比用哲理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这两种意志之间矛盾的持续发展，描述旧的“亲体”文明日渐走向灭亡和新的“子体”文明在富有力量的“脱离”（指与“亲体”脱离）中的诞生。他说：“当它从开始变化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一种精神上的因为遭遇而引起的戏剧性的变化，把宇宙的生命从秋天的停滞状态，引过冬天的痛苦，重新达到春天的生命沸腾，这正是创造的再现。”
我则宁愿把这种“脱离意志”称为“离异”，将其看作文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向，一种带有很大力度的趋向，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力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充满着心理与意志的因素，然而单纯在人的头脑与心灵中是很难找到终极原因的，还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来加以考察。
就整个世界历史而言，文化史上的离异现象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新的社会制度在旧社会母体中逐渐孕育诞生，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实践与旧的传统文化激烈冲突，新的“子体”文明挣脱旧的“亲体”文明的脐带（桎梏），以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诞生于世。这种离异的驱动力首先而且主要来自社会内部。另外一种离异的驱动力则首先而且主要来自社会外部。当一种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相遭遇的时候，落后文明或则因被先进文明同化而趋于湮灭，或则由于外来先进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在自身内部萌生逐渐增强的离异趋向，加快了新的“子体文明”的诞生速度。而就近代世界史的全局来看，西欧各国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大多属于前一种类型；东方各国的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则一般属于后一种类型。
这是由于，西欧诸国较早走上近代化、工业化的道路，而到17、18世纪以后，西方与东方的差距更加拉大了。与水流之由高趋低相反，在多种文明的接触过程中，人类文明都是背离低级而趋向高级，而且落差愈大，引力愈大。在近代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过程中，东方国家普遍出现与传统文化离异并趋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潮流。这就是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发展总格局的“西学东渐”。
单士厘的观念与心态变化，无非是这个“西学东渐”大潮中的一滴水，但从一滴水中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以俄、日为鉴（节选）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是很复杂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交互产生作用，历史机遇与民族性格进行双向选择，很难用单一的尺度来判断一个人以至一个国家的价值。日本的浮躁与浅薄诚然是国民性格的弱点，即使仅仅表现在对外态度上也容易产生大起大落的变化，或从“攘夷”转为“崇外卑内”，或从妄自菲薄转为企图凌驾于世界之上。汤因比曾经风趣地说，如果以图表显示中日两国在过去四百年间对近代西方反应的变化，那么人们将很容易就会发现，日本的起伏曲线要比中国的起伏曲线幅度大得多。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特点，使得日本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演出闹剧，酿成悲剧，甚至造成整个人类的极大灾难。但是，民族性格的历史效应往往是很复杂的，在另外一种特定的历史机遇下，它又可能抓住有利时机，为自己的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汲取众多成功的经验。
如果仅就远东地区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较，除地理、自然诸因素外，显然有其自己民族性格的优点，一是泱泱大国的宽阔胸怀，一是文化悠久的稳健凝重。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从总体而言，中国的情况仍然比日本优越，至少是与日本相差无几。但在西方文明浪潮巨大的冲击下，日本的西方化“比中国更机敏、更迅速、更有效率”（汤因比语）。日本人的浮躁浅薄转化成随机应变，而中国人的稳健凝重倒成为改革过程中的严重心理障碍。当然，即使从为改革清理旧的社会地基而言，中国人也要遇到更多困难并且需要耗费更大的精力。按照汤因比的计算，从1853年美国“黑船”在江户湾出现开始，日本人在15年以内，不仅推翻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德川幕府政权，而且建立了一个全面有效地推行西方化的明治政府。而中国则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之后，历经118年之久“才完成这一任务的一小半”，因为辛亥革命并未能够取得如同明治维新那样的辉煌成功。
这里不免使人想起托尔斯泰·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概念。他认为，从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德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而成为工业强国，是由于“借鉴的功劳”；而英国之所以落后于德国，则是对其“自居老大的惩罚”。尽管德、英与日、中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借用这两个概念：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颇为受益于“借鉴的功劳”，而中国直到19世纪末仍然受到“自居老大的惩罚”。与此相类似的，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俄国革命史》一书中提出的一种见解：“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和这种特权的存在——容许甚或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样式，从而跃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发展样式以后，中国和日本都享有这种“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或称“文化进化优势”）；但显而易见，日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特权”，而中国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利用这种“特权”，以至再三再四失去赶上时代潮流的机遇。
其实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后来居上”的成语，宋代诗人文珦《过苕溪》诗曰“只看后浪催前浪，当悟新人换旧人”，亦寓此意。但在晚清国人都已缺少这种迎头赶上的锐气，可叹！
从整个西潮东渐的进展序列而言，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可谓发其端绪，日本明治维新在某种程度上以俄国为榜样并且很快就赶上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而在19世纪末期的先进中国人看来，俄国和日本都是可以师法的学习西方成功的榜样。康有为在推进戊戌变法时，专门向光绪皇帝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就是希望朝廷能以俄、日为鉴，坚定地走上学习西方以图富强的革新道路。他对俄国的评价是：“乃考俄之始，乃以八万兵败于瑞典万人，乃割边地于瑞国，无学校，无练兵，无通商，无制造良工，愚冥狉獉，既蠢既顽，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于我中国者。大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起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挠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荷、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他对日本的评价更高：“尝考日本变法之始至难矣，与欧、美语文迥殊，则欲译书而得欧、美之全状难；帝者守府，而武门握权，列藩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诗而无纸，则收权难；及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则靖人心难。新政初变，百度需支，变乱频仍，兵饷交困，而国库乏绝……然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颇有文化进化的历史观念，他已能看到“落伍者的特权”，认为只要以“日本为乡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则中国将可发挥比日本更大的“文化进化优势”，后来居上，捷足先登。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非常强调变革的力度，也就是与旧传统离异的力度。他非常推崇彼得大帝的“变力”，赞叹说：“呜呼！雷动而草木坼，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坼，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对于这种“变力”，康有为还以文化形态学的眼光来加以区分：凡能够实现变政者，必然是“才武、志深、力雄、气猛”，所以锐意改革，推移旋转，举重若轻。同治新政之所以失败，则由于主其事者“才文、志浅、力薄、气弱”，所以因循苟且，畏难苟安。康有为所说的才、志、力、气，过于侧重于从主政者的个人气质来考察，如果扩大为从整个民族性格、社会心态来探索这种“变力”，则可能更趋近于深刻。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晚清诗人龚自珍的千古绝唱。他也渴望变革，寻求“变力”，呼唤荡涤震撼神州大地的万钧风雷，而且时间还前于康有为半个世纪。下面，我们就以这位诗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离异传统文化的发端，来开始我们的探索。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近代离异的萌发（节选）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2岁即从外祖父学习许慎《说文》部目，以后又曾向刘逢禄学公羊学，27岁应浙江乡试中第四名举人，但以后几经会试落第，直到38岁第六次参加会试才被取中进士。龚自珍不仅试场屡经蹉跌，仕途也颇为困厄，长期只做过内阁中书、礼部主事之类普通京官，无从施展自己的才华与实现自己的抱负。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早已肯定了龚自珍的先驱地位：“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对龚自珍的评价更高：“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本人就是光绪年间的新学家，他的观察与认识都是切合实际的，而且表述得颇为深刻。特别是“颇似法之卢骚”一语，值得后人加以具体阐发。
历史上有些人是不自觉地扮演社会为他设计的角色，有些人则是自觉地扮演自己为自己设计的角色。龚自珍显然属于后一种历史人物，他在《己亥杂诗》中自我表白：“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一生确实是开风气的一生，或者可以换一句话说，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化为新的风气，化为追求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曾经说过一段话：“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在我们的同行中，是陈旭麓先生最早参照恩格斯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把龚自珍称作处于“最后”和“最初”转折时代的但丁式人物。我同意这一见解。中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情，虽然与五百年前的意大利有很大的区别，但龚自珍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代，农业宗法社会濒于衰危瓦解而新的社会制度还有待于孕育萌发，中国正处在方生未死之间。龚自珍一生的绝大部分虽然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但他的愤激辛辣的诗文，不只是过去的挽歌，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指向未来”。恩格斯还曾把但丁赞誉为现代世界曙光在意大利升起的伟大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如果仅就个人资质和著作水平而论，龚自珍丝毫也不比但丁逊色。
19世纪瑞士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研究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也曾把但丁看作新时代的传令官。他着重考察了《神曲》炼狱篇的第四歌与宴会篇，认为“它（指《神曲》）的布局和立意是属于中世纪的，并且只能在历史方面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它对人性的每一种类型和表现都做了有力而丰富的描写，所以它仍不失为一切近代诗歌的滥觞”。这是颇为实事求是而又相当深刻的评判。与此相对照，龚自珍脍炙人口的《己亥杂诗》《尊隐》《乙丙之际著议》《捕蜮》等诗文，从语言、文体到布局、立意，当然也是“属于中世纪的”，但他对旧社会“衰世”腐朽黑暗揭露之深刻，对于各类世态人情刻画之精微，以及诗人主体意识涌现之强烈与内在性格流露之真率，却处处使当时的人们耳目为之一新，而这就是将开而又未开的近代诗坛、文坛乃至学坛新风气的先兆。前人认为龚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那多半是由于他的言论、行为与传统的儒学规范有所离异，不尽符合旧营垒拘守的严密价值体系。
“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簴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瘖”，探索龚自珍的内心世界，应该善于透过“俶诡连犿”的文词，发现他与旧社会战斗的勇猛以及对新的合理未来向往的炽烈，尽管所有这些战斗及向往都笼罩于极为朦胧的色调之中。
最能体现龚自珍在转折时代所处历史地位的作品是《尊隐》。作者以岁之三时（发时、怒时、威时）与日之三时（早时、午时、昏时），喻为社会历史兴起、旺盛、衰落三个发展阶段，而且显然是把大清王朝看作处于“昏时”，即已进入颓波难挽的“衰世”。“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莫气，与梦为邻。”“其祖宗曰：我无余荣焉，我以汝为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无余怒焉，我以汝为殿矣。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作者对于“昏时”的描写，自然不如《神曲》中的九层炼狱那么多姿多彩，但从氛围及笔法而言却不无相通之处，而对旧社会诅咒厌弃态度之冷峻严酷更有自己的特色。在《尊隐》中没有美丽早死的俾阿特诗（但丁的恋人），因而也就没有供正直人士享受的永恒幸福的天堂。但是，龚自珍却设想出一个与王朝统治中心“京师”相对立的“山中”。“京师”代表朝廷，“山中”代表民间；“京师”代表腐朽，“山中”代表新生；“京师”代表过去，“山中”代表未来。“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京师）风恶、水泉恶、尘霾恶；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京师”如日之将夕，“山中”如日之方升，连自然风貌也是“京师”丑恶而“山中”秀美。“京师”摧残人才，丑类横行，于是“气泄”而流诸野，于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于是“京师”贱而“山中”自重，于是豪杰轻量“京师”而“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矣”。请看，“京师”已是日暮途穷，而“山中”则是方兴未艾；“京师”已是无可挽救，而“山中”才是希望之所在。
龚自珍笔下的“山中”，比但丁笔下的天堂具有更多的世俗性，因而也就具有更多的社会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龚自珍并未停留于“积思”“寡欢”“多愤”，他已经具有执着的“改革”的追求。他不仅寻求改革的方案，寻求改革的力量，而且还寻求改革的力度。“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这时，只有这时，才是腐朽王朝“衰世”的最后终结。对于所谓“山中之民”，人们往往给以现代的解释，或认为是农民，或认为是市民，或认为就是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夫子自道。其实，对于这些寓言或半寓言式的诗文，不宜给以过分狭窄的解释，特别是不宜给以如现代名词的定性，因为它们本来就带有颇多模糊的想象成分。我认为，“山中之民”无非作者寄托以希望的某种泛指的社会力量，亦即足以发动并推行革新的力量，很难判断作者实指哪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至于“大音声起”，则与“九州生气恃风雷”意蕴相通，都反映了作者对打破沉闷局面、焕发民族青春的渴望。
从19世纪开端，把京师视为“首恶”而非“首善”之地，并非仅有龚自珍一人，大凡曾经有一段京官生涯而又未同流合污的才智之士都有此共识。林则徐回顾翰林院那段无聊生活时也曾感慨系之：“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力？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亦风会使然也。”其结论是：“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但是，透过京师的腐败，直接指明“昏时”“衰世”已至，并且预言清朝的没落与革新力量的崛起，则是以龚自珍为第一人。在龚自珍死后26年，赵烈文的日记上才出现一段意思相近的记述：“六月二十日初鼓后，涤帅（指曾国藩——引者）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这时的京师，已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连续冲击后的京师，其衰败不堪的景象更有甚于《尊隐》篇中的“京师”，所以赵烈文能够预言清朝的土崩瓦解、根本颠仆“殆不出五十年矣”。赵烈文自然表现出政治局势判断方面的卓越洞察力，然而也可以反映出龚自珍的先期预见，对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把握是何等真切。
危机意识固然可贵，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待危机的积极态度。曾国藩听到赵烈文有关政局发展趋势的分析后，只是徒唤“奈何”，甚至哀叹“吾日夜望死”。而龚自珍面对难以挽回的“颓波”，则是大声呼唤“山中之民”的崛起，以风雷万钧之力来结束这个气息奄奄的“衰世”，谱写“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历史新篇。这也说明龚自珍更多地具有叛逆性格，而缺少如同从林则徐到曾国藩那样的对于君王的绝对忠诚。有人把龚自珍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解释为被迫辞官后仍愿为朝廷效力，这恐怕很难说是对于诗意的正确解释，至少是忽视了龚自珍卓绝千古的自我追求。应该看到，他还有一首《西郊落花歌》，用“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之类雄奇壮美诗句歌颂落花，瞑目观照神驰“落花深四寸”的西方净土，并且引吭高歌：“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既非惜春，又不伤逝，有的只是不同流俗的独立人格的尽情表露。对于这样富有个性与主体意识的诗人，我们怎么能用近乎愚忠的词语来解释他的作品呢？
但丁曾以对人情世态的细密观察，以及善于运用外形身态来表现内在心态的高超艺术，赢得后世众多评论家的交口称赞。例如，《神曲》炼狱篇有这样一段描述：“于是我张大我的眼睛向前看，果然望见许多灵魂披着斗篷，斗篷的颜色和岩石一般……当我走近这些灵魂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的形状；他们肩头和肩头相互靠着，背部都靠着山壁。如同一无所有的瞎子，在赦罪的日子，在教堂大门前求乞，每个人都把头倾在他邻人的肩上，因此激发别人的怜悯心，不仅用语句打动别人，就是他们一副姿态也不是无力的。”但丁习惯用托斯卡纳方言写作，中文转译很难显示其神韵及语言文体之美。但是，这却可以使我们联想到龚自珍的一些诗歌，如：“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己亥杂诗·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这是诗人夏天行抵江苏淮安，看到运河岸边船夫拉纤过闸时有感而作。如果说，但丁善于运用雕塑般静态形体来刻画人们的心灵，那么龚自珍这首诗则是用声音与动作来表露劳苦群众的辛酸，其扣人心弦或许有过于炼狱篇，至少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如此。
“邪许”就是人们在协力劳动中呼唤的咳嗬之声，也就是往昔《淮南子》所谓“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我不大熟悉运河粮船的“邪许”之声，但少年时却有在川江粮船上从事劳役的经历。现在，川江号子以其高亢激越且富于感情起伏，已经被加工制作成优美的民歌与乐曲，但它对我来说却永远与民族灾难和个人坎坷的痛楚回忆连接在一起。我深知夏天烈日下在悬崖峭壁上俯身拉纤之苦，特别是过险滩或遇风暴时，江流湍急，怪石突兀，那号子便失去了通常的韵律与和谐，有的只是人们在与自然暴力的生死搏斗中的悲怆号叫，那种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惨烈情景，至今仍往往使我的心灵为之震撼。龚自珍夜闻邪许之声而热泪为之滂沱，说明他的心与下层劳动者相通。因为，邪许之声不仅凝聚着漕运夫役的汗水，而且还包含着广大农民的血泪。南粮北调，北京的粮食是经由运河从南方搜刮来的。龚自珍做过多年京官，品位虽然不高，但靡费太仓之粟则与其他大小官员相同。他深以依赖百姓供养而不能为百姓解忧为耻，因此深夜邪许之声便使他不能入寐，心潮起伏，难以平息。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的自我谴责，与离异于传统文化的叛逆性格，使龚自珍的诗文初步萌现了近代精神。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不满于清代中叶以后知识界这种苟安求全的万马齐喑局面，他不畏权势，公开表明自己的爱憎，并且把同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民间疾苦。在《己亥杂诗》中，另有一首谴责政府官吏的横征暴敛：“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龚自珍的眼泪往往为民生多艰而流，这绝非矫饰，而是真情的流露。他还以诙谐而又冷峻的笔调写过一首《馎饦谣》，讽喻钱币贬值给民间带来无穷的灾难。“父老一青钱，馎饦如月圆。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盘中馎饦贵一钱，天上明月瘦一边。噫！市中之馂兮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虚兮，二物照我为过客。月语馎饦：‘圆者当缺。’馎饦语月：‘循环无极。’大如钱，当复如月圆。呼儿语若：‘后五百岁，俾饱而玄孙。’”当然，龚自珍不是仅限于冷嘲的旁观者，他也绝不会主张坐等五百年以后才“饱而玄孙”。他要求改变这不合理的现状，并且认为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无愧为走在时代前面的“传令官”，他提前发布了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在中国近代早期思想家中，龚自珍堪称最有风骨、最为真率的血性男子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林则徐有所区别，而且与魏源也有所差异，尽管龚、魏为后世所并称，而且两人相通之处确实甚多。魏源在青年时期也曾有过“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的豪迈呼号。但是，在久经磨炼以后，魏源逐渐转向通达稳健，其诗文理智因素多于感情色彩，不像龚自珍那样公开表露极为强烈的愤世嫉俗的内心世界。直到龚自珍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年，魏源仍为这位好友“持论每与当世忤”担忧。他曾写信恳切规劝龚自珍：“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之谈，与广庭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这显然是拘守传统行为规范，以“明哲保身”之义劝说龚自珍向旧势力有所妥协。龚自珍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的言行一向不合时宜，但他似乎并不认为有“痛自惩创”的必要，因为他相信自己主张的正确。
龚自珍的另一好友常州庄绶甲，也像魏源一样，劝龚删削《乙丙之际著议》之类触犯统治者忌讳的文字。龚自珍却淡然视之，作诗回答：“文格渐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何如？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己亥杂诗》）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愿用卑下的文格换取眼前的庸福。对于统治者的政治压力，对于世俗的陈腐偏见，他仍然是那样倔犟而又自信。有诗为证：“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
正如梁启超所言，龚自珍这位“颇似卢梭”的奇才，就其本身的资质品格而言，未尝没有可能成为贡献更大的披荆斩棘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毕竟未能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迈开较大的步伐。“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旧势力仍然磨牙欲噬，尘封的农业宗法社会的陈腐思想与心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龚自珍不仅受外在社会环境的制约，也受自己内在的文化心理素质的局限。他的贡献只在于对旧社会的深刻揭露以及对于未来的热情憧憬，而他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价值观念毕竟未能超越传统士大夫范畴。他在《农宗》中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充满传统的农业宗法意识，正好表明他在创新实践方面的无能为力。他不幸早死，死于中国门户行将被迫开放而又尚未开放之年，因而未能如同他那一代其他有识之士那样，在此后的岁月里直接或间接接触更多的西方近代文明，了解更多的外在世界。这是一个可以超越时代而终究被窒息致死于封闭社会的伟大天才，他的思想的价值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逐渐被后人所理解和利用。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民族开始觉醒（节选）
《海国图志》在日本受到欢迎，在祖国反而遭到冷遇；维新运动在日本迅速取得成功，在中国却不断遭到失败。原因到底何在？
对于日本与中国维新运动的比较研究，海内外学者已有许多论著发表。我认为，地理位置与历史机遇之类因素固然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从社会内部寻找。在这里，我想引用黄仁宇先生的一段深刻论析：“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团体）、‘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黄氏还以constitution一词来表述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另一个方面则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宪法易，而改变功能、组织、结构难。日本之所以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由于社会的“低层结构”可以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基础，而中国当时的社会“低层结构”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机制。
日本学者大谷敏夫先生所介绍的日本幕末众多民间私塾、诗社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从这一侧面来考察19世纪中叶的日本社会“低层结构”。例如，富商出身的广濑淡窗，于1805年在日田创办私塾咸宜园，不问身份高低，向所有人开放。据说有“三千多名门人云集，呈现一派生动活泼气象”。美浓人梁川星岩，于1834年在江户成立玉池吟社，慷慨忧国之士多聚集于此。1856年，长州藩的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创办松下村塾，通过《海国图志》“教授门生以日本开国后的外交应有之道”。在松下村塾的众多门生中，出现了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政界人士。大谷先生认为，“这样的私塾，既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形成维新思想之处”。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做中日比较研究时注意，但他把宣南诗社之类中国诗社、书院看成“和日本的起着形成幕末维新思想、推进维新活动作用的私塾、诗社同样”，则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误解。如果不嫌武断，我敢说，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还没任何一所类似玉池吟社、松下村塾的诗社、村塾出现；至少，我们还找不到当时有任何一家书院或私塾，敢于把《海国图志》代替四书五经作为教科书。宣南诗社无非士大夫诗文唱和的雅集，更不可与趋新的民间教育实体相提并论。
当然，仅仅着眼于“低层结构”，恐怕也难免片面。福泽谕吉倒是从“高层结构”方面也做了若干中日双方的比较，他认为日本比中国容易汲取西洋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天皇与幕府并存，而中国则集神权与政权于君王之大一尊。日本天皇制尽管是“万世一系”，但它经过“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中间阶段，终于形成政权集中于幕府（武力国家）而天皇仍然代表最高神权的两元政治体制。在这方面，日本与欧洲的教皇与君王对峙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而与中国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皇帝一身的政治体制颇有差异。多元政体难以形成统一而又垄断的精神权威，所以有利于自由风气的产生。而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兼有至尊与至强，则已形成难以变化的凝固传统观念，因此很难吸收外来的新鲜思想。我认为，如果把福泽谕吉对于“高层结构”的分析与黄仁宇对于“低层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将会更趋完整。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还有些西方学者（如亨廷顿）从另外的角度来寻找中日之间的差异：“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权威和权力集中远超过日本：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而日本基本上仍是封建的。日本社会是高度阶层化的，很少社会流动；中国社会则较为开放，允许个人在社会和官僚阶梯中上下浮沉。用赖瑞和（Reischauer）的话来说，日本的世袭是‘权威的基本来源’，而在中国，世袭制则扮演很小的角色，入仕升迁，主要是凭严密的考试制度。如洛克伍德（Lookwood）所暗示的，倘若1850年有一个观察家被要求判断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较具未来的发展势力，‘他会毫不迟疑地将赌注押在中国’。”也许是由于距离的遥远与民情风俗的差异太大，有些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往往似是而非，而历史上各种社会因素所产生的效应又极为错综复杂。所以，洛克伍德的预言，只有在一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上的大时段中，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而在整个19世纪的中期与后期，却很难说他的判断是确切的。
亨廷顿认为：“使日本的德川幕府看起来比中国清朝更为落后的同一种封建体系，却为扩大政治参与和把传统部族与较新型的商业集团融合于政治体系中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和态度阻碍了政治精英转向改革事业，而一旦他们愿意时，权威的集中化又会妨碍和平地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集团。”亨廷顿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大体上可以1968年出版其力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标志，而这与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成书相距将近一个世纪。我不知道亨廷顿是否读过福泽谕吉的著作，但至少他的思路与后者是一致的。福泽谕吉是个思想家，他认为幕府与天皇的长期并存，使至尊的天皇与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与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亨廷顿是政治学家，他把福泽谕吉已经有所论证的日本政体特征，扩大成为对社会“潜在的领导”的全面考察。日本幕藩体制的封建体系，不仅有政权与神权的分离，而且还有各地众多诸侯（藩）的存在。因此，日本的政治体制从上到下都比较分散，社会的“潜在的领导”也比较分散，不仅分散于265个“自主的”家族（Hans）之间，而且也分散于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社团之间。这样便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扩大，也比较有利于把传统世家与新兴商业团体统统都整合到新的政治、社会体系中去。亨廷顿指出，日本第一个现代政党的出现（1881年），距离封建主义象征式的结束即明治维新（1868年）只不过13年。由此可见，“在日本，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制度化，是与现代化的创新政策的引进同时进行的”。日本的这种“偶然幸运”，显然是与上述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有关；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它还有着“幕藩疲敝，权落商人”（藩主松平忠国语）、“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蒲生君平语）之类经济的和阶级的背景。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极为分散的，但是把这些分散个体连接起来的宗法体系，历经千百年的不断完善强化，终于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政治上的大一统与思想上的大一尊合二为一，不同姓氏的王朝可以不断更迭，但是这种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却很难有所变化。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国家，君主集权曾对发展资本主义与建立民族国家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可是它在19世纪的中国却只能成为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借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表述，中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日本那样的“偶然幸运”，中国的开放和革新，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都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中国以极其沉重的代价从鸦片战争中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冲突，在鸦片战争以后将渐趋激烈，而两者之间的协调、适应，更需要有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失掉的机遇（节选）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盛康曾任知府、道员，并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这是继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大书。编者服膺经世致用学风，对自己的儿子盛宣怀当然会留下影响。盛宣怀于1867年考中秀才，时年23岁。此后屡试不中，对科举之途失掉信心，遂纳赀为主事。
1870年春，李鸿章奉旨率军入陕进攻回民起义军，盛宣怀由杨宗濂推荐入李幕府，办理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盛宣怀在考场上虽然屡次失败，但在办事中则表现出超群的干练与才华，从此为李鸿章所赏识，保升知府、道员、会办陕甘后路粮台、淮军后路营务处，堪称平步青云。同年8月，直督曾国藩调任两江，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盛宣怀又随同李鸿章来到直隶。
曾国藩于1872年3月病逝，李鸿章遂成为权势最为显赫的地方大吏。1872年以后，李鸿章由协办大学士而武英殿大学士而文华殿大学士，并留任直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达25年以上，乃是各项洋务事业最有力的推动者。盛宣怀与这样的大人物结合，遂使自己的政治、实业生涯进入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阶段。
盛宣怀受李鸿章的重用，是在清政府创办近代工业的重点逐步由求强转向求富的年代。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为之筹划并参与拟定章程。李鸿章起用有承运海运十余年经验的三品衔道员、浙江候补知府朱其昂为总办，次年即正式委派盛宣怀为会办，盛又荐举素所谙习洋人及贸易的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同任会办。招商局除承办南北漕运外，还开辟上海至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外洋航线。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招商局在19个比较重要的商业港口设立分局，包括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国外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航运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它便引起美国旗昌、英国太古等轮船公司的嫉恨与激烈竞争，招商局是在极为复杂的业务抗衡与政治纠葛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在这个历史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著名企业崛起的早期，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都初步显示了自己的经营能力与管理素质。
由于工业与航运的发展，对能源、原料的需求日益增长。1875年盛宣怀奉派前往湖北勘察煤铁诸矿，次年正式成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并任命盛为该局督办。盛宣怀聘用英国矿师，用新式方法勘察鄂、赣两省煤铁蕴藏，先后发现大冶、当阳、兴国、广济等处煤铁矿。其中，大冶铁矿的发现，为汉阳铁厂的创办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产生的先兆。
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乃至金融贸易的发展，又对邮传电讯业产生了迫切需求。1880年李鸿章奏请办理电报事宜并得到批准，遂立即派盛宣怀主持其事。盛宣怀与丹麦大北公司签订合同，雇请丹麦技师来华承造。1881年津沪线即已架通，正式在天津设立电报局，盛宣怀任督办。接着又在上海开展电报业务，并拟定全国电报计划，到1897年全国22个省都敷设了电报专线。
19世纪末年，盛宣怀的经营活动又延伸到轻纺工业、铁路与金融业。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机刚刚三年就失火焚毁，盛宣怀临危受命，仅仅经过一年的规复区画，就在该局原址上另建华盛纺织总局，计有纱锭6.5万枚、布机750架，是当时规模较大的本国纺织厂。此局亦由盛宣怀任督办。1896年张之洞等联名奏请开设铁路公司，并推荐盛宣怀主持其事。盛宣怀应召入京，觐见光绪皇帝于乾清宫，奏铁路之利堪为“自强之一端”，得到皇帝的赞许与奕、翁同龢等王公大臣的支持，随即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1897年初，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盛宣怀奏请先造芦汉铁路，以后再陆续修建苏沪、粤汉铁路，并无须另立公司。盛宣怀应召在京期间，还奏请开设银行，也得到光绪皇帝谕准，并受命择董开办。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盛宣怀任该行督办，这是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办成的银行。
戊戌变法前两年，盛宣怀曾协助刘坤一条陈《自强大计》，就练兵、理财、育才诸项有所建议。戊戌变法期间，又曾进京入觐，光绪皇帝召对两次，并奏陈《练兵说帖》。但因朝局将变，即行南旋。
义和团运动期间，盛宣怀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协助刘坤一、张之洞等，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达成“东南互保”协议，约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公共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由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使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的东南地区得以免于战祸。过去论者多据此以责盛为卖国、为汉奸，但实际上是弱国外交必然之表现。“东南互保”无非在承认半殖民地现实态势的前提下努力维护东南地区的稳定，它并未使中国遭受更多损失与屈辱，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的损失与屈辱。在斡旋“东南互保”过程中，盛宣怀表现出具有近代外交意识与特殊的精明干练。
盛宣怀在发展各项经济事业过程中，对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的理解也得到了加深。甲午战后不久，就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后改北洋大学堂）。1896年又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内设师范院、外院（附属小学）、中院（中学）、上院（大学）。这个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科技人才。
盛宣怀办事甚多，贡献甚大，但工作失误与个人品质上的毛病也不少，无论早期与晚期、生前与死后，都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人物。早在1877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公司全部产业以后，运载量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公司总和之际，即有御史弹劾盛宣怀在局中安插亲信，“挂名应差”者渐多。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的弹劾言辞更为激烈，直指盛宣怀“营谋交通，挟诈渔利”。清廷谕令李鸿章会同刘坤一认真查究。刘坤一于1881年初奏复，认为王先谦所参各节“未始无因”，并弹劾盛宣怀“蠹帑病公”“任意妄为”“滥竽仕途”“有同市侩”，应予革职。李鸿章的复奏则极力为盛宣怀辩护开脱，并讥刺刘坤一不了解如何用人与保护利权。双方争论达一年之久，清廷无可奈何，结果不了了之。庚子以后，责难尤多，及至收回利权运动与保路风潮兴起，盛宣怀更成为众矢之的，几乎是全国加以唾骂声讨，甚至有人认为清朝就是亡于盛宣怀之手。但平心而论，在当时许多士大夫耻言洋务，不屑与商贾为伍，“各思安坐而致尊荣，不肯历患难而希勋业”的情况下，他却能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国家需要，迎难而上，勇于任事，在很短时间内，并且毫无国内经验可作凭借，便开创了航运、铁路、矿冶、纺织、电讯、金融等庞大企业体系，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开了很大的一步，其筚路蓝缕之劳绩实不可没。
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引进技术与外资，难免有损害甚至严重损害民族权益之处，但这多半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地位所决定，不能完全责之于盛宣怀个人。至于说他贪婪图利、有同市侩，这倒是说对了，但又有一个评价标准问题。贪婪是资产阶级的天然品格，图利是资产阶级的生活目的，在这方面盛宣怀确实不同于一般出身于正途的旧式官员。但他并没有只图私利不图公利，而是在谋求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也经营自己的产业，他的全部企业、事业经营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维新思想先驱者想到、写到、说到的东西，他都用行动一一付诸实现。形象可能有所扭曲，躯体难免杂有污垢，但这毕竟不再是头脑里、书本里和口头上的观念形态，而是转化成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体。这就比那些自命高尚、坐而论道、谨言慎行而又厌拒一切新鲜事物的正人君子们要高明得多。至于“铁路国有”问题，也是当时、事后以至今日都被人们激烈抨击的目标。但如同川汉、粤汉铁路修筑这样的大工程，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单靠国内私人投资是难以建成的；国家修建铁路并拥有主权，这本身并无可以非议之处。问题在于国家财政困乏至极，必须大量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必须给外国资本家以好处，而这又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之时，引起举国强烈抗议并激发导致清朝覆灭的保路风潮之时便成为必然的结果。清政府早已名正言顺地戴上“洋人朝廷”的帽子，而坚持铁路国有政策的盛宣怀被骂作汉奸也就是理所当然。这也是时也，命也！
但历史毕竟是客观而又宽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感情色彩渐减而理智成分日增，而前人留下的事业的社会效应也将显示得愈加全面充分。只要真正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民族进步的事业，后世的人们必将追念其倡始者的创榛辟莽之功，而淡忘其当日工作过失以至品格弱点，同时也会逐渐用冷静分析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义愤填膺的抨击和抨击者们。当然，对于当年抨击盛宣怀的言论无须一笔勾销，其中也不乏可作历史借鉴之处。在众多的抨击者中，有些是出于爱国而流于笼统排外，有些是为了“排满”和鼓动革命风潮，有些则是由于在政治决策上确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这些人我们都应该给以理解和恰如其分的评价。而有如王先谦那样极端自信的“正人君子”，则只能引起人们如同张謇那样的感慨：“夫今世何世乎？韩昌黎所谓小人好议论人，不乐成人美之世也。此非谓世无君子，为君子少而伪君子多。议论人者，恒以不肖之心测人。”尽管张謇当年也曾激烈抨击过盛宣怀，而且抨击中也是正义与私利交杂，但那毕竟是另一种堂堂正正的抨击，是发自另一个兴办了许多裕国利民事业的先驱者的抨击。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为中国近代化呕心沥血的人们，既包括鼓吹者、设计者，也包括组织者、实践者。鲁迅曾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称为勇士，我想此人在吃蟹之前、之际、之后都未必怀有或架构何等崇高的宗旨，因为他绝不会想到要为后人做什么模范事迹的报告。而且，我想此人吃的姿态也未必优雅纯正，大抵是生吞活剥并有几分贪婪，绝不会如同后世君子们那样持螯赏菊、吟酒赋诗。对于盛宣怀这样一些敢于在中国认真干“第一个……”的人们，或许也可以作如是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兴办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已经形成一个人数比较众多的社会集团，已大大不同于60年以前魏源、冯桂芬等只能作孤独的呐喊。在这个社会集团中，作用较大者又可区分为四个群体。一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督抚群体，他们有权、有势、有钱乃至有兵，可以影响清廷决策并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大刀阔斧举办各类新式企业、事业。二是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思想先驱群体，他们在幕府内外影响幕主，参与决策并鼓动舆论。三是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等科学专家（或技术官僚）群体，由于他们已走出书斋与实验室，并被委以建厂、办厂等重任，所以也可以说是技术官僚群体。四是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经营管理者群体，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乃至际遇、结局各不相同，但善于经营管理则是他们的共性。尽管他们同时具有官、商双重身份（或由商而官，或由官而商），但他们的商人气质更甚于官僚气质。刘坤一骂盛宣怀“有同市侩”“滥竽仕途”，表明旧官僚界对这批颇有开拓性、经济型气质的新起经济官僚不予认同。但他们的作用极为重要，督抚群体的决策、思想先驱群体的观念、科学专家群体的才智，都要经过他们的组织运营才能成为现实，成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近代企业、事业实体。如果说，各项洋务事业的举办，反映了中国正在与农业宗法社会离异，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那么这些群体的出现，则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与旧的官僚、文士营垒离异，逐步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渡，尽管人数很少而转化程度也还不深。
——摘自章开沅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