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历史学家所做的事看似显而易见，不过一旦你开始思考，就会发现它们意外地难以定义。大多数人会把历史学科描述为“对过去的研究”。但“过去”是一个巨大的范畴，你开始阅读这句话之后的时间也包含在内。在这一语境下，我们所指的“过去”是“久远得足以让我们产生一些看法的过去”，实际上，它至少要把我们带回一两代人以前。但是，科学领域之外的大多数学科，都与这种意义上的“过去”有关。在诸如文学、艺术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里，大部分的研究都涉及人类的过去。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也研究几十年前甚至数世纪前的材料。那么，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虽然历史的确与过去有着独特的联系，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缺乏总体建构或定义——这个特征矛盾地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在学术界之外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要么与经典作品或知识体系联系更紧密，要么与技术方法联系更紧密，或者两者皆然。人们认为在文学系授课的人应该读过一系列伟大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即使这些作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些已被人淡忘，有些则开始为人所知晓。社会学家除了其他事情，还被要求熟谙诸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Weber）等重要人物的观点。哲学家理应了解哲学万神殿中的核心人物，从柏拉图（Plato）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文学和艺术史研究已经发展出一些非常具体的方法，用来分析文本和解读图像。其他领域则要求研究者具备数学或计量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些共通之处赋予其他学科一致性，但它们通常有着一个棘手的副作用—出现“圈内行话”（insider speak）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技术术语。相比之下，历史系可能有一位研究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专家，另一位学者专攻奥斯曼帝国，还有人研究里根总统任期内的美国。他们或许永远不可能读到同样的书，因为不存在所谓历史学的“经典”，但是他们需要评估和关注其他历史问题的同事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介绍给同事。这就是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著作相比，术语与技术性细节不多，更易于被普通读者接受的原因之一。在理想情况下（尽管，唉，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任何人都能够拿得起任何一本历史书，即使是一本历史学术专著，并且无需事先训练便能理解其内容。
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不需要专门的技能。相反，技术要求取决于学者关注的时间段和地区，可能难度极大。你也许需要掌握一门艰深的语言—比如阿拉米语或中文—或者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掌握不止一门语言。一些分支学科，比如中世纪史，单是为了阅读文献，就需要接受高阶古文书学的训练。在某些分支学科，你需要具备考古学、宏观经济学或者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尽管用你的母语来研究一个近世时期看似简单一些，准当代史［quasi-contemporary history］的学者会告诉你，可用资料浩如烟海，这本身就是一种诅咒。）历史学不存在一种支配性的技术层面的方法，正是因为它可以涵盖如此之多的技术性方法——从考古工作中的筛土到阅读哲学文献。但是，研究一旦完成，人们期待历史学家所作的叙述和提出的观点，让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能够理解。有人想要这样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为非专业人士写的，但即便是这个表述也不完全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没有历史学科文凭的人也能写出优秀的历史著作。仅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奖项——普利策历史学奖，在2002年颁给了一位英语教授，在2003年和2007年颁给了记者，在2010年颁给了一位银行家。作为对比，试想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或经济学奖颁给一个没有接受过该领域正规训练的人会是什么样!是兼收并蓄让历史学科如此具有活力和广泛的吸引力：进行历史研究所需的技艺，既包括专家的也包括非专业人士的技能。为了定义前沿的问题，专业历史学家必须深入了解大量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界定了主题和争论：制定一项关于美国奴隶制的某些方面，或是关于大英帝国、越南战争的研究计划，要求你在大量的文献中找到自己的思路，从而确定自己能贡献一些新的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匆忙中学习到的东西，唯一的方法是去实践：除诸如语言和古文书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外，“历史研究”几乎不可能传授于人。这要求独具匠心（我从哪里开始寻找关于17世纪同性之间关系的证据？）；主动弄明白如何开始，与谁交谈，去哪儿寻找；坚持爬梳众多档案材料盒和大量网络文献，去发现所追寻的隐蔽的证据。当他们千里迢迢找到档案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内容，你如何教会研究者应付那种失望？或者教会他们一种扭转局势的想象力，通过弄明白这些令人失望的档案或许竟然包含他们未曾预料的内容？好的历史研究者具备的技能和禀赋，与成功的新闻记者所具备的极其类似：好奇心、独创性、耐心和坚持不懈。就像新闻记者一样，好的历史学家知道如何组装一个故事，并且让广大读者都能理解。
通过对比历史学和其他学科来定义它，比描述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更容易一些。艺术史、文学或者哲学领域的研究者通常研究一个实体的对象：他们对作为其研究出发点的一套文本或图像——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加泰罗尼亚地区教堂中的罗马风格壁画与黑格尔的作品集—施展诠释技巧。历史学家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对象，他们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这一实践来创造他们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家通常以一份研究设计和一个假设来开展他们的项目，他们试图用问卷、实验、计算等方法证实或反驳这一假设。历史学家亦是带着一个问题或一个试验性的论点开始其研究，但是通常无法直达主题。很多时候，历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证据最终重塑了最初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来不会有任何确定的答案。
因此，与学术界几乎任何学者的研究相比，历史学家的研究更少受理论驱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中没有理论。正如威廉·H.休厄尔（William H.Sewell）所言，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的独特贡献是他们对人类活动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徐徐展开进行的分析。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深深根植于某个时期和地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与其他任何时期和地区的特殊性都无法进行比较。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是极致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休厄尔认为，通过探索因果关系的复杂模式和关注给任何既定情境的结果带来偶然性的一个情境因素群，历史学家重建了“事件”的顺序和结果。这种详细描述的做法，留意事件和情境的相互作用，表明一种“社会时间性”（social temporality）的理论主导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休厄尔看来，历史的时间性是“高低起伏的、不平坦的、难以预料的、不连续的”，因战争和革命之类的事件而加快步伐。
历史学家依据时间性和因果关系的独特理论开展工作，虽然这些理论往往不被言明。在历史著作中，理论极少被强调，部分因为这个学科强大的经验主义倾向，部分也因为学科传统上的叙事责任和对共情书写的追求。大多数历史学家或许会同意他们的任务在理想状况下由两部分组成：解释过去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把当时的人物和地域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你不仅需要具备新闻记者的技能，还要具备小说家的技能。（许多人被吸引去研究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不是因为一个知识性的问题或一种政治意图，而是因为关于这个时期的小说或电影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在一些语言中，“历史”和“故事”是同一个词，这仿佛表明，编年史家总是他们的社会中最擅长编故事的人。
历史学不仅是一个极其混杂的领域——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借用语言和方法——也是最频繁地从学术界跨入公共领域的学科。通俗的心理学、社会学或经济学著作偶尔会登上畅销书榜，但历史书一直在畅销书榜上安营扎寨。个中缘由就是历史学的另一个特征：历史一直在公共生活中凸显—在学校最低年级的课程中，在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中，在遗产景点和主题公园中；历史一向也是政要演讲的引用对象。不像社会学，历史学有自己的电视频道；不像经济学，历史学有自己的书友会。恰恰是因为历史学在公众生活中如此突出，关于历史探究的内容和性质的争论总是频繁地在学术圈内外爆发。
第四章叙述了遗产景点和博物馆引发的相关争论，但是围绕历史最典型的争论则关乎学校课程：关于某个国家的过去，这个国家的儿童应当了解哪些知识，又当如何去了解？在美国，关于此类问题的最大争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背景是试图为中小学教育建立全国标准的种种活动。1994年，《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是一个由学者、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的，吸收了女性史和少数群体史的最新学术成果，并建议用全球史课程取代传统的“西方文明”概况课。甚至在这个标准出台之前，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保守的前主任琳恩·切妮（Lynne Cheney）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尖锐地批判了这个标准，文章题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of History”），颇为讽刺的是，她之前参与组建了最初的起草委员会。她指责该标准所建议的课程突出了逃亡奴隶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之类的历史参与者，其代价是删减了诸如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等更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篇幅；它呈现了一幅“严酷而悲观”的美国历史画卷，里面充斥着三K党和麦卡锡主义这样的主题。读者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信也附和了这一观点，指责起草者利用《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来给儿童灌输自由主义的“对美国的仇视”，并推动这个国家多元文化的“巴尔干化”（分裂化）。这场争论在美国政治转型的紧张时刻爆发：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于1993年就任美国总统，右派人士担忧自由派人士从此有了完全的自由去追求他们设想的目标。
类似的关乎学校课程的“历史之战”也曾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爆发，俄罗斯、南非、法国等国都曾面对如何平衡爱国主义自豪感与解释本国历史黑暗面的复杂过程。英语系也在20世纪90年代被一场“文化争”震撼，当时争论谁的作品应当被算作文学经典（或者文学经典是否应当存在），而历史学是最容易定期卷入公共争论的学科。个中缘由显而易见。历史学家构建的叙事为社会群体—全国的、地区的、族裔的和其他类型的—提供集体身份认同，这种方式与我们通过给自己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来构建个人身份认同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获得一个改变叙事的新视角，重新了解自己：许多形式的心理疗法致力于用此类方法帮助病人。改变集体存在—例如国家—的故事，可以是具有解放意义的，但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令人担忧，并通常伴随着巨大的抵制。
“历史”一直在变化，因为它由当下的关注点驱动——通常被描述为“过去的哪些方面是当下需要知道的”。在一个陈旧的等级制社会中，“有用的”历史是君主、军事领袖和伟大朝代的历史；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公民期望听到“人民”的历史。自18世纪末以来，在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区，精英们企图讲述、人们期望听到的是关乎本国独特命运的故事。工人、女性以及民族与种族的少数群体曾被民族主义者的书写排斥在外，后来又被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些探寻有别于主流叙事的经历的研究。近年来，全球化的经验让我们意识到地球上的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全球史开始替代民族国家叙事。然而，如果不尊重过去，历史学家将一无是处。这个学科更兼收并蓄，比其他大部分学科更少受潮流影响，特别是因为许多实质性地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可能会花费研究者10年甚至15年的时间。有了广大读者的支撑，那些诸如军事史和传记的传统史学持续繁荣，和诸如全球史、环境史这样较新的领域齐头并进。
历史学通常可以识别出一个“前沿”——以前是文化视角，现在是全球和跨国视角——一份优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分层堆叠以及组合论题和方法开展的。
《思考历史》强调历史学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也强调塑造本学科的内在张力和定期争论。本书的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组织，对于该问题，本章会为讨论提供素材，但不提供确定的答案。本书的前半部分涉及的是，当历史学家开始研究新的行动者、空间和对象时，历史学在最近几十年发生了何种变化。我们书写何人的历史，书写不同群体的历史如何影响故事的内容和故事的讲述方式？（第一章）人们如何开始视民族国家为历史事件的必然背景，当我们跳出民族国家的空间，把历史看作是发生在那些专制的民族国家实体之前、之中，以及之后的故事，又会发生什么？（第二章）自从传统的历史主题等级体系—知识史处于顶端，自然史和事物史处于底端—被新的研究路径撼动，历史学科中的各个分支学科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三章）
本书的后半部分围绕历史学界引起内部或外部争论的三种方式展开，这些争论是刺激学科繁荣发展的动力。“历史如何被制造出来？”一章探讨专业史学（academic history）、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和大众史学（popular history）之间的差异与重合，以及历史学家所用材料的难以捉摸、有时存在问题的特质。（第四章）“原因还是意义？”一章沿着另一条断层线展开，这条线在历史分析的内部介于描述和可以被松散地命名为“阐释”的行为之间。最后，“事实还是虚构？”一章通过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撼动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关注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客观性和创造性的微妙难题。我在此认为，尽管那场危机已经消弭，却已经持久地塑造了我们对历史学家实践的认识。
本书是关于我们如何思考历史的，而不是关于为什么我们应该研究历史。解释阅读历史和书写历史重要性的许多尝试，流于“不了解历史的人将注定重蹈覆辙”这一陈词滥调的各种变体。历史并不提供教训，试图把过去的情况套用在当下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将解放伊拉克，就像我们解放欧洲那样！”“不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别忘了慕尼黑！”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忽略、扭曲或者抹除历史的企图将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想要了解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热情，出于身份认同的追寻，出于知识上的好奇心，出于异域风情的体验，大多数人被吸引前去研究历史的原因是综合的。正如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主张，历史的道德价值不在于把过去的“教训”整齐地打包，而在于一种在与我们时代极为不同的环境下厘清复杂问题的思维拓展体验。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向读者证明历史对他们或他们的社会极其重要，本书旨在讲述创新与争论在近几十年是如何塑造这个研究领域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尽自己所能公平地描述近年来塑造了历史书写的问题与争议。但是，正如本书所表明的，特别是在最后一章，现今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没有学者可以真正做到“客观”，这一观点适用于本书作者，也适用于其他人。虽然我列举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例子，但事实上我主要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而不是军事史或政治史，这一背景当然会影响我对问题或书本的选择。我的视角甚至受到我的研究领域法国史（或者更广的范围—欧洲和西方世界历史）的深刻影响：大多数我提供的例子、论及的作者皆来自欧洲史与美国史领域。很大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近半个世纪震撼历史学科的问题和概念—劳工史与社会史、能动性与抵抗、社会性别、文化分析、物质文化、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这里仅列举一些概念——最初都是由欧洲或美国的历史学家构建的。尽管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欧美历史中较为突出的一段部分地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配，这段历史不仅塑造了全球的知识生活，也影响了其他方面。但是，调用世界史的模式并不能最终让我摆脱困境：当我从研究非洲史和亚洲史的同事那里寻求帮助以弥补我的局限时，我当然无法摆脱学术训练和学科领域给我戴上的有色眼镜。而当非洲史、亚洲史、澳大利亚史或拉丁美洲史学者来撰写一本此类主题的书时，它的内容也很可能非常不同。
如果这本书有一个主题，那么主题已经暗含在它的设计中了。所有章节围绕6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组织，讨论了那些经久不衰的对话和争论。《思考历史》提供的不是答案或处方，而是一封继续对话的邀请函。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需要集体的历史：从先人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智慧与灵感，发现我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以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如果我们不争论历史而仅仅是纪念过去的话，那么历史肯定会消亡。历史学激动人心之处大多来自它引发的实质上的和方法论上的争论。基于这个预设，本书打算为维持这些争论的生命力这一迫切任务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