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时隔6年，文元的博士论文终于要出版了，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内心欢喜，文元诚邀我作序，作为他的导师，欣然应允。文元是我众多弟子中较为努力刻苦且学术水平较高的一位，更重要的是，本书以湘黔边区的边墙兴废为主线，勾勒其从“分治”到“整合”的演变关系，深刻展现了传统中国在边疆/边区的治理与“边缘”的历史演绎过程。本书基于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层面阐述边墙历史，以小见大，是有关边墙研究的佳作。
湘黔边区地处云贵高原与两湖平原、丘陵区的过渡地带，地理形态复杂，乃中国第二、第三阶梯地势的分离交叉区域，又处西南地区与中南地区之间，华南汉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长期交融。先秦时期“庄蹻王滇”即经由沅水到达云南。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开拓西南，湘黔边区是必经之地，随后军事活动、商贸往来、移民迁徙愈渐增多，形成了人群互动与区域建构的“通道”与“走廊”，湘黔边区既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之前哨，又为腹地与边徼之缓冲。总之，这一地区是从事民族史研究的极佳之域。
2016年入学伊始，我指导文元将“湘西苗疆边墙历史文化”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文元是民族史科班出身，学术基础较好，平时很用功，做事利索，思考问题敏捷，写作能力突出，整个过程进展得很快。2018年5月，尚值文元博二下学期，他就将博士论文初稿18万字交与我，我虽不感到惊讶，毕竟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对这个弟子更加期待，最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获得优秀毕业论文。
我认为，本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新材料发现。2019年6月文元博士毕业后，改变风格，并没有着急出版博士论文，而是继续钻研，并深度结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湘黔苗区边墙遗址遗存调查与整理”，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了新史料，重新整理了大量史料，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刊载蔡复一撰述的《议添募兵筑边墙》一则史料和《遯庵全集》《李恺·介山集》，以及学界知晓但未被充分重视的相关史料，如《楚边图说》《楚边条约》《楚边饷叙》《办苗纪略》、万历《铜仁府志》、万历《辰州府志》、康熙《辰州府志》、同治《沅州府志》，等等。
第二是新观点阐发。当前学界在探讨湘黔边区的边墙修筑时，多强调其镇戍与区隔，忽视了明清中央王朝以边墙为核心开展国家治理以及边墙一线族群交融共生的微观考察。文元考订了明代边墙起止路线是北起喜鹊营，南至霭云营/王会营(亭子关)，总结明代边墙“围而治之”“抑汉/镇苗”、清代边墙“界而治之”“防苗控苗”和从“以墙守边”到“治苗安边”的演进过程，这是非常正确的。他提出“边墙格局”，对边墙的“以墙为界”“以墙为戒”“以墙为介”“以墙为诫”概括十分精准，并运用大量史料重点论述了边墙修筑后湘黔边区社会整合与族群交融，文元认为清代既将修筑边墙作为治理湘黔边区的重要举措之一，又将其作为治苗、抚苗、化苗的统治策略和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明代，清代边墙不仅加强了军事管控，更强化了社会治理、经济开发、治安保障功能，既防又治。
第三是新视角呈现。一是从国家治理的背景出发，关注边墙以外的社会，基于“边缘”社会形态审视，适时从“生苗”立场书写湘黔边区的历史；是既关注明清中央王朝修筑边墙的军事控制，又聚焦边墙一线的民族交融；三是将湘黔边区的边墙与北方长城作比较，在治理边缘与经略腹地之间，剖析“墙”的历史叙述，窥探传统中国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中，其统治理念演替及经略思维变迁，总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脉络与多元治理方略。这些视角为边墙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思考与讨论，拓展了边墙研究内容。
第四是新方法运用。本书运用了大量图、表资料，如“镇筸营哨图”“苗疆全图”以及附录大量实地调查的边墙遗址遗存图片，还有“边墙防卫经费一览表”“清代湘黔边区边墙防卫设置情况一览表”“清代湘黔边区边墙汛防兵数情况一览表”等，体现了图史互证、数据统计与历史研究的高度结合。此外，书中运用了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大量田野调查与口述资料的运用体现了他对无文字社会的关注与理解，从而更系统、全面地叙写了边墙历史。
当然，这里推荐文元的著作，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问题，但文元的尝试展示了作为青年学人对边墙这一选题的新理解与新探索，值得鼓励。本书《从“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边墙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是文元的第二部专著，第一部专著《明清湘黔边墙遗址遗存》是他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去年已出版。文元近年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博士毕业后在核心期刊上独撰发表10多篇学术论文，国家社科、省社科、省部级领导批示皆得，实属不易。听到不少同行对他的表扬，作为他的老师是非常开心的。望文元继续努力，稳重前行，取得更大成就。
是为序。
田敏
2025年3月于武汉南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