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宦官历史的另一面
纵观历史，太监是因他们缺失的身体部位而被定义的。某个群体被割除生殖器从而保全另一个群体的纯洁。统治者利用阉人充当“后宫管家”，即确保宫中女眷贞洁和皇室血脉正统性的奴仆。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不论是出于宗教、政治还是文化目的—都曾将男童和年轻男子去势，或割除他们的外生殖器。阉人往往被误认为是独属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异域产物，但他们也曾出现在罗马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曾经在朝鲜王室中效命，而且仍然存在于当代印度社会。在古代中国，利用阉人充当宫廷内侍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王朝，如商朝（前1766—前1122）和秦朝（前221—前206）。不过与阉人关联最紧密的朝代莫过于汉朝（前206—220）、唐朝（618—907）和明朝（1368—1644），其宦官数量更加庞大，政治影响力更是不可小觑。
将男子阉割后充作奴仆，其初衷是为中国帝王制造一批恭顺且忠诚的劳动力。由于阉割给身体留下的标记和耻辱，阉人被认为是忠于主人的“理想的奴仆”。在中国，阉割切断的不仅仅是身体器官。除了割除生殖器这种生理行为，阉割还会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阉割在民间被称为“出家”（离开家庭），象征着这种行为的意图—用刀切除—破坏曾经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纽带。阉割导致的身体残缺可谓奇耻大辱，以至于阉人会遭到社会排斥，被家人抛弃，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愈加依赖自己的主人。
阉割行为将阉人直接置于儒家哲学的对立面，而儒家哲学恰好是被朝廷和社会认可的各种价值观和规范的来源。首先，阉割造成的“生殖死亡”导致阉人被视作“另类”，因为他们无法传宗接代，违背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其次，在身体上做标记的行为亵渎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条。尽管存在这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很多宦官候选人还是向往入宫当差，认为这么做的潜在收益（尤其是有望摆脱贫困）比遵守儒家礼法或社会规范重要得多。
在清朝（1644—1911），大多数的宫廷太监候选人并不是囚犯，而是自愿者。大清皇室不参与男童和成年男子的净身事宜，而是任用朝廷许可的专业人员为紫禁城挑选并阉割太监候选人。有些人家里没钱或舍不得花钱请专人来做手术，就会在家里被他们的亲人阉割。虽然这是入宫当太监的先决条件，但仅凭阉割并不能确保他们如愿以偿。有些男童和成年男子选择了自宫，但不惜自残身体的他们还是被挡在了宫门之外。
阉人的存在是为了充当“理想的奴仆”，但历史清楚地表明，他们往往不是这样的人。史书中描写的宦官大多是诡计多端、贪污腐败和自私自利之徒，他们既干预朝政，又大肆敛财。在唐朝和明朝，宦官不仅数量庞大，还专擅弄权，那些权势滔天的宦官更是精于政治操弄，他们已经成了当代学者颇感兴趣的研究对象。研究这两个朝代的宦官为了解整个太监群体奠定了基础。但学者们过于关注唐、明两代的宦官，反而忽略了清代等其他朝代的宦官历史。虽然清代太监被大幅减员，而且还被严禁参政，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样耐人寻味。
即便有学者和作家也在研究清代太监，但很多人着重讲述的是太监如何干政，以及少数臭名昭著的太监的腐败行径，比如李连英或安德海。他们的视角不免狭隘，所有太监在他们笔下都是千篇一律的形象：玩弄权术的腐败分子。但是就清代太监这个整体而言，像李、安这样位高权重的大太监其实屈指可数。事实上，只有处于宦官阶层顶端的太监才能集财富和权力于一身。关注个别声名狼藉的太监，而忽略其他太监，这会让人们误以为这些太监及其政治操弄代表了清代太监的全貌。所以说，这类研究只能展现太监历史的其中一面。而本书将以更细腻的描写、更平衡的视角从整体上重塑清代的太监社会，最终勾勒出太监历史的另一面。
满洲人早在1644年入主中原之前就开始启用太监。17世纪早期，满洲人开创了自己的大清王朝并准备进军中原，他们开始将太监纳入自己的家奴制度中，背离了满洲人只在家中役使包衣的祖制。在进入中原后不久，大清皇室开始大范围地使用太监，因为他们发现太监对宫廷运转大有帮助，但前提是削减他们的人数，只让他们从事卑微琐碎的工作，并且对他们进行妥善的管理。虽然满洲人在这个阶段重用太监，但与明朝相比，清朝不但大幅削减了宫廷太监人数，而且弱化了他们的职能。清朝的太监人数仅仅是明朝的3%到5%。满洲人借此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这个新的王朝不会像历代前朝那样倚重太监。
如下所述，在整个清朝时期，宫廷太监人数会随着供求而波动。在康熙年间（1662—1722），太监的数量一度达到顶峰，有约3300人。在清朝快要覆灭之际，太监人数稳步下降。晚清时期，几位幼帝先后继位，当时不需要这么多太监，因为小皇帝还没到迎娶后妃的年纪。即便如此，这段时期的太监依然有着用武之地，特别是大权在握的摄政者们（如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仍需要朝廷百官之外的其他人—比如太监，去帮他们巩固权力。
清朝末年，太监不断突破那些要求他们乖顺听话的条条框框，致使宫廷对太监的严苛要求屡遭挑战。当朝皇帝既不强势，也不勤政，因此手握实权的摄政者会一再无视甚至放宽这些规矩。这种局面让太监们有机可乘，使他们不仅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还利用名不正言不顺的权力和影响力去参与“侧近政治”。个别恶名昭彰的太监操弄朝政的行径被详细记载，但其他太监的生活经历却鲜为人知。
本书的出发点是为了将学者们的关注点从少数位高权重的太监转向大多数从未登上权力巅峰的太监。作为一部关于清代太监的社会史，本书将探索曾经身处皇宫，但始终沉默不语的这群人的生活经历。接下来的章节将要提到的是，作为宫廷中的奴仆，太监的历史与清王朝及其统治者的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太监在皇权的中心工作和生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掌握政治实权。在清朝历史的宏大格局中，有政治影响力的太监屈指可数。清代太监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知晓他们的夺权敛财之道，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与社会和当权者打交道的方式。
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为那些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少数群体发声。身为奴仆的太监虽然不享有名正言顺的权力，但也不能因此而无视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印记。正如美国汉学家罗友枝所说：“对奴仆的研究可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权力语境。”这部太监社会史将太监置于中心地位，考察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对于清代太监的研究能启发学者们对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性别、性、阶级和劳动关系展开论述。此外，太监在宫廷当差，身处皇权中心，与权力集团打交道，对于太监群体的研究可以增加清朝法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深度，还能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清朝统治和处理劳动关系的基本原则。
本书围绕清代太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展开—包括净身、申请入宫当差、成为宫廷太监、被裁撤、退役和死亡，重点关注太监在宫墙内外的生活经历。以1911年为分水岭，本书的研究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探讨了宦官制度被废除后太监重新融入社会时所面临的挑战。
本书并不认同太监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产物”。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往往对太监不怎么感兴趣，毕竟他们只是不能直接参政的小部分人。但是在中国帝制时代，太监被视为维持皇室运转的必要条件，哪怕他们常常引发许多担忧、挑战主仆关系。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些核心问题：社会阶级、地位群体的属性，以及帝国的内部运作机制。这些问题也为近期的史学关切—比如性别与权力的关系、中国人对阳刚之气的认识、契约地位的本质、医学史、罪与罚—提供了全新视角。总而言之，本书完成了一次对太监群体的重塑，重新审视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与皇室的正常运转息相关，却默默无闻，经常遭人误解。
太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皇帝和他的宫廷服务。清朝的太监大半辈子都是在紫禁城的前朝和后宫中度过的，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受到了严格管制。尽管处处受限，太监还是不断地试探规则的底线，想要冲破那些为了保证他们顺从听话、防止他们揽权乱政的重重限制。太监在生活中要遵守名目繁多的规矩，稍有差池就要受到责罚，这体现出宫廷和太监之间的矛盾：宫廷应该信任它的仆从，但二者之间却充斥着猜疑和焦虑。太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掌控自己的生活，于是创造了一个与帝王之家平行存在的领域。这片领域在夜幕降临后才会焕发生机，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太监是除皇帝外唯一能在内廷走动的男性。他们或是坐在一起守夜，或是在集体宿舍里聚会。从傍晚时分直至深夜，太监们互相熟络起来，组织起了娱乐活动，但是在他们主子的眼里，太监毕竟是伺候皇帝的下人，这些行为实在有失体统。
清宫关于太监流动性的严格规定揭示了清朝社会非自由身份的复杂性。太监虽然是仆人，却不属于奴隶。除非病重或年老不能当差，否则他们很有可能在宫里待一辈子。在宫里当差期间，太监主要归内务府管理。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太监们可以按月领取俸禄，在病重不能当差时可以告假休养，也可以在父母去世后返乡奔丧。
在清朝中后期，宫里放松了对太监的管制，使他们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然而，太监与皇帝、其他后宫成员和代表皇室监管他们的包衣之间的关系往往剑拔弩张，因为太监在不断突破他们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尝试对抗这个充满压迫的工作生活环境。在深宫内院，偶有差池就会招致一顿打骂。小太监经常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受到上级太监的责打，还会连累其他同僚一起受罚。据几名晚清太监口述，有的太监就因为没听懂主子的意思或者犯了点小错就挨了板子。宫里的主子们就是靠体罚和其他惩罚手段（比如流放和苦役）来管理奴仆的。
对太监生活的研究也折射出清朝和民国社会人们对性别和男子气概的理解。有些研究给太监贴上了“第三性别”的标签—颇有些以今度古的意味，却无法体现清朝社会对性别和性取向的划分。谢慧贤在1993年的文章中明确写道，太监被认定为男性。如下所述，虽然太监的性别饱受质疑，甚至令皇室成员备感忧虑，但性别并不是太监人生中的首要问题。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达的那样，尽管性别是太监历史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身为奴仆的太监哪怕受制于各种规章制度，也在努力为自己的人生争取一定的主动权。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本书对太监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旨趣：（1）对清代太监的社会史展开全面研究，提出新的发现、观点和分析；（2）以清代太监为研究重点，填补太监历史研究的空白，将时间线从传统的1911年清朝灭亡延长到了民国时期（1912—1949）；（3）分享该领域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理论成果以前只能在中文刊物上看到—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