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7 年，我就读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这个系开设的课程中，心理学相关课程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本科四年，未有一门课程讲授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1995 年，我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心理学系，在导师黄希庭先生的指导下开展了子女父母观的研究。硕士三年，我接触到“变态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并到位于歌乐山的重庆市第一精神病医院（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去见习。然而，“心理健康”这一术语在当时并未对我和周围大多数心理学专业学生产生影响。2008 年，我到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现已组建为心理学部）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黄希庭先生正在主持开展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现状及对策研究”；在黄先生的指导下，我进行了“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维护方法”研究。黄先生高瞻远瞩，开创了中国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一领域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强调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2023 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对做好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心理健康”这一术语成为覆盖中国各级各类教育阶段的一个重点，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心理健康的另一面——心理疾病，并非新鲜事物。在我的童年时代至青年时代，“疯子”“精神病”“神经病”这类称谓为人熟知。在大街上若是有人大声地自言自语，衣冠不整，披头散发，追着人跑，打人；这类“疯子”一出现，人人赶快闪躲。我曾在云南省梁河县南底河的一个小洲上，遇到一位老父亲，为了照顾自己的“疯儿子”，筑茅庐而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原因是儿子常常发病，症状之一是情绪激动、追人打骂。还有另一种情况，人并非“疯”了，只是生性敏感、偏激，情绪反应激烈，遇到一点点小事就与人纠缠不清。人们常用“有病”这个词来解释其行为，然后开解自己、原谅其行为，因为这人“有病”“扯疯”。与人争吵，觉得对方无法理喻时，骂对方最狠的话无外乎“疯子”“发神经”。对于精神紧张、睡眠不佳等症状，人们用神经衰弱来冠名，而非抑郁症、焦虑症等。
当下孩子们的心理困扰或问题，可能在表现形式上比以往更为复杂多样，但其实质与过往问题的来源相同，都可视为来自学业、人际、人生目标与追求、自我意识等方面。过去，一个孩子情绪不佳、害怕上学，常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而不常说“我得了抑郁症，我不要上学”。我们只关注到农村、边远地区孩子的辍学问题，没有重视和关注城市孩子因心理疾病辍学在家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其实已经慢慢成为一部分家庭面临的挑战。因为，学校每年甚至每学期筛查出可能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之后，对于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在家- 校协同机制之下，家长就必须参与到关注孩子心理健康这件事情上。
反思这些后我意识到，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人们，对于心理健康的认识是疾病方向的，并且其分类是粗略、经验式的。只有那些言行举止异于常人、无法正常生活的人，才被纳入精神疾病患者层面。对于言行举止偏出常态，但仍能在生活正轨之上的人，如果被人称为“有病”，会反称别人“你才有病”。如此，人们相互之间并非真正视对方为“有病”，而是通过这样解释其行为，进而实现谅解、宽恕或容忍，甚至自我宽慰功能。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没有心理健康筛查量表来为中国的大中小学生、企业员工、领导干部等群体开展大面积的心理筛查工作，没有专业心理咨询人士开展心理健康专业服务，从心理科学在全球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取得的进步来看，我国仍比较落后。还好，当下心理健康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学习、借鉴、转化和应用西方心理健康成果的同时，我认为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心理健康学科领域发展是从零开始的吗？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指研究或运用从零开始，而是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虽然我们长期未曾使用过“心理健康”这一术语，也未曾像今天这样在教育领域掀起一场心理健康潮流，但这就能说明我们中国人过去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也没有预防、促进心理健康的策略吗？相比过去，当下医院精神科的病人似乎变多了，学校里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也似乎变多了，究竟是我们过去没出现过心理健康问题，还是出了问题不知道，没有诊断出来，没有去医治；还是现在我们进步了，可以提供筛查诊断；还是现在我们通过大量科普宣传和教育，可以意识到自己可能得病、需要治疗呢？如果认为我们只要开始科学对待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恐怕也太乐观了。
我曾经去过多所学校参观心理辅导中心，看到沙盘室、个体咨询室、团体辅导室、音乐放松椅、宣泄室等设施设备齐全，空间、色彩等布置得很好，但一些学校的心理辅导工作并未真正开展起来。一位在相对落后地区担任中学校长的受访者甚至提到，学校开展了心理健康筛查之后，其中一个班有30 多个学生被诊断出抑郁症，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若干需要关注心理问题的学生。他认为“这还得了”“让老师们如何教书”，因此，他直接叫停了心理健康筛查，甚至暂停了“心理健康”课程。这所学校停了心理健康筛查和“心理健康”课程两年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并未明显增加，学校也未发生有关心理问题的负面事件。他认为这是因为心理健康课让学生认识各种疾病之后，学生就开始觉得自己有某种心理疾病，于是得病的学生就多起来。在这位校长描述的教育现实中，该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之后产生的现象不一定是普遍的，而且与该校负责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是如何教授心理健康知识、如何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活动有关系。因为我也看到，一些心理健康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成了学校重要的欢乐天地，学生们甚至会主动预约老师为自己的班级开展辅导活动。不同学校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的结果差别之大，让人不能不反思，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其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我们挑出“有病”“现在可能有病”“将来可能有病”的学生，还是培育身心健康的学生？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被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文件强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是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要培育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同时，通过一系列的育人活动，造就学生不懈奋斗、荣辱不惊、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让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国家的要求来看，心理健康工作是要通过育人活动，将学生培育为具有5 种积极心理品质与3 种坚毅意志品质的新人。其中，理性平和、百折不挠、荣辱不惊等术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这些品质并未出现在西方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的指标体系之中。
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尚未充分利用现代心理学科学研究和实践成果服务学生和其他民众，当下的确需要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水平和质量。但是，简单地将心理健康工作视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提供心理辅导、心理咨询服务，是对心理健康工作的狭隘理解。将心理健康工作视为仅采用西方心理健康筛查工具与中国人自己编制的心理健康筛查工具来开展大规模筛查，也是对心理健康工作的狭隘理解。将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视为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灵药，更是错误认识。心理健康工作并非只有心理疾病的预防与处理这一面，更有培育健康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的育人根本。因为，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促进积极品质的发展可以减少心理健康与行为问题，但仅仅减少心理和行为问题，并不能促进积极品质发展。
自开展心理健康维护方面的研究以来，我接触过许多心理品质优秀、意志品质超强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具有不一样的学历和工作、人生经历，但他们无一不显示出自己对于世界、人生、人际、情绪等的智慧和洞见。这些智慧和洞见，得益于他们所生活、生存的地域与文化环境，也来自家族、家庭传承。他们多半没有接受过心理健康的科普与教育，却有自己的信念和办法有效解决自己的心理困顿，促进快乐幸福。这些关于快乐与解忧的信念与方法，就是本书所探讨的心理健康世俗信念，即个体对如何保持、促进快乐情绪与平和心态，以及如何减轻心理困扰的看法或观点。这些看法相对稳定，虽带有个人色彩，但由于是个体在自身的生存、生活与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因而也带有文化群体的共性特征。我发现自己接受了许多父母传授的为人处世之道，到中年方体悟到父母的教诲对促进自己的成长极为重要，这些教诲让自己没有“出问题”，并成为一个品行端正、心智健全的人。尽管儿时我还竭力反对、抵制父母对自己的种种要求。个人认为，虽然中国民间未自发产生“心理健康”这一术语，但却有丰富的关于人生目标与价值、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困境解决的信念，这些信念实质上正是心理健康的内涵与外延所指；正是中国民间这些原有的心理健康世俗信念，促进了人们积极生存、生活，对人们预防严重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对民间自助性质的世俗心理健康问题解决感兴趣，而王以柔硕士却对专业心理咨询很热衷，在跟随导师叶存春副教授学习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她观摩了较多临床案例。我们常常就咨询案例中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进行讨论。有一点共同的感受是，如果来访者能够解决问题，是不会来寻求咨询的，即大部分来访者，都是无法解决困顿才求助咨询，并有可能经历了多方、多轮咨询。我们讨论得最多的是，来访者的问题是不是来自家庭？咨询如果发挥了作用，这个作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在此过程中，我想将心理健康世俗信念及相关案例整理出来，也将心理咨询案例中来访当事人和陪同者关于心理问题或疾病的看法、咨询师的评估与处理整理出来，看看能得到什么可在心理健康自助与咨询相互转化中可借鉴的内容和方法。我策划、提出全书的理论框架，主要写作第二、第四篇，共约15 万字，并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统稿。王以柔主要写作第一、第三篇，参与写作第二篇，共约12 万字。
基于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研究兴趣，本书对世俗信念的探讨聚焦于我对汉族、傣族和阿昌族等多民族的调研数据。我清楚认识到本书展现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可能是一隅之见，离具有代表性太远。所以，本书并不以追求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为目的，而是以寻求共鸣、自证与进一步的思考和应用为目标。
感谢我的导师黄希庭教授一直引领着我走在心理学的科学大道上。黄老师本人就是一位具有心理健康超高水平的学者，是幸福进取者的杰出典范。他以自己的人生态度、治学精神和理念带领着学生们参与开凿中国心理学之路。此刻，我仿佛看见老师坐在书房，从窗户远眺迷雾升腾的嘉陵江和北碚城，从那里审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心理学。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蒋蓥老师，在关键时刻来信促成了这本书的完稿。
尹可丽
2024 年7 月于云南昆明呈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