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细腻笔触重构真宗与刘后从邂逅、逐出王府到并肩批阅奏章的完整情感链：真宗逾越礼制立寒微女子为后，刘后以朴素与包容整肃六宫，二人合谋借腹生子为帝国立嗣。文章抽丝剥茧地指出，这段深厚爱情不仅使刘后获得参政合法性，更让她在垂帘十一载中始终“以保赵氏江山为念”，避免坠入武则天式篡位漩涡。史料考辨与心理描摹并重，既推翻“狸猫换太子”的妖魔化想象，也揭示北宋士大夫政治下女性权力的独特通道。凡欲理解宋代宫廷、性别与制度互动者，不可错过这篇“柔情里的权力生长史”。
——编者按
“爱”与“治”：帝后情深与权力格局的重塑
真宗不豫，当然是刘氏预政的有利条件，但事实上，后妃预政，并非“帝疾不能视事”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契机面前，后妃能否预政，还取决于她自身的能力及她与皇帝本人的关系。刘皇后之于真宗也是如此，她与真宗的感情，是她能参与政治的基础，而她本身的政治能力，则是她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
真宗皇后刘氏，乃真宗第三位妻子、第二位皇后，她生于太祖开宝二年（969）或开宝三年（970）正月初八，《宋史》本传云:“其先家太原，后徙益州，为华阳人。祖延庆，在晋、汉间为右骁卫大将军；父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从征太原，道卒。后，通第二女也。……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但据张邦炜先生考证:“宋真宗刘皇后确实出身孤苦。”此外，也有史料记载说“刘氏始嫁蜀人龚美”，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龚美只是刘后的监护人。此外，根据《宋会要辑稿》，真宗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皇后姨庞氏追封南安郡君，姨夫龚知进赠卫尉卿”，由此推测，龚美很可能是刘氏的表兄。
无论刘氏改嫁与否，她的出身并不高贵，只是益州一带的贫家女子，由龚美携至京师，于街头播鼓卖艺。唯其如是，真宗何以看中刘氏呢? 真宗其实把原因说得很清楚，在他还是皇子之时，就曾发议论曰:“蜀妇人多材慧，吾欲求之。”由此可见，正因刘氏心思聪慧，故而讨得真宗喜欢；亦由于此，龚美把刘氏献于真宗。但刘氏入宫后，并非一帆风顺，真宗对她“宠幸专房”，真宗乳母对此却不以为然，她借太宗之手，把刘氏逐出王府。在此后到真宗即位的一段时间里，很难看到有关刘氏的记载，而真宗却从皇子成为太子，并最终登上帝位。值得注意的是，真宗即位不久，就征得乳母同意，把刘氏重新接入皇宫，并于景德元年（1004） 把她封为美人。由此可以想象，刘氏被逐出王府后，真宗可能曾经，甚至多次去见她，以使他们之间的感情长久不变。
刘氏重入皇宫后，并不十分顺利。真宗虽然喜欢她，但作为皇帝，他所受约束甚多。景德元年，他想把刘氏立为贵妃，手诏已经写好，并命宦官拿给宰相李沆，可李沆看都没看，就把手诏烧了，只说了一句“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当时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欲把真宗培养成一代明主，故对这种越级升迁之事，自然予以反对，这使刘氏失去一个晋升机会。直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十一岁的刘氏才晋升为修仪。
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刘氏被进封为德妃，同年十二月，她成为皇后。其实，早在景德四年（1007），真宗前皇后郭氏即已逝世，真宗当时就欲立刘氏为后，但由于阻力太大，一直未能如愿。至大中祥符五年，立后呼声日渐高涨，真宗旧事重提，想以刘氏为后，但同样遭到反对。真宗朝的名臣，如寇准、李迪等，均认为刘氏没资格当皇后，李迪甚至直接挑明刘氏“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而著名词臣杨亿也拒绝为刘氏起草立后诏，要求请刘氏三代，公然挑战刘氏的家世。此外，还有大臣给刘氏设立竞争者，参知政事赵安仁提出“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但真宗并未理会这些反对声音，执意立刘氏为后，刘氏也得以在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正式成为真宗的妻子。此时，刘氏已经四十四
岁，容貌应不复当年，真宗此时以她为后，不能说是贪图美色，而是由于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多年的深厚感情，而正是这种感情，令真宗冲破政治藩篱，使爱侣得以成为自己的妻子。
其实从刘氏在宫中的住处，亦可看出真宗与她的感情。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皇帝的寝宫曰福宁殿，国初称万岁殿，大中祥符七年（1014）改延庆殿，至明道元年（1032）始改名曰福宁殿。其后有一小殿，最初只名“万岁后殿”，只因“章献明肃皇太后居之，乃
名崇徽”。《宋会要辑稿》只揭示刘氏当太后之后住在崇徽殿，这正好与司马光所说仁宗在立后前“居处不离章献卧内”相符。然而，《长编》有一则史料一直未受到重视:天禧二年（1018） 正月庚子，“芝草生真游殿及皇后所居崇徽殿，上作歌诗示宰相”。这是一则关于祥瑞的普通史料，但揭示出真宗皇后当时的住处，正是皇帝寝宫之后的崇徽殿。再结合《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可以推断，刘后入宫之后，极有可能一直住在这个当初只称“万岁后殿”的小殿里，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真宗批阅奏章至深夜，“后皆预闻”；此虽为小殿，但与皇帝住处极为接近，这正体现出二人深厚的感情，实非其他后妃可比。同时，刘氏十分接近当时大宋皇朝的权力源泉，这点正是她日后能够参政、预政的重要条件。
真宗对刘氏之宠爱，还体现于太子的抚养权问题上。真宗唯一存活的儿子乃侍奉刘氏的宫女李氏所生，皇子出生后，刘氏马上据为己子，宫中人等均惧怕刘氏势力，就连李氏本人，亦未敢吭声，所以仁宗直到刘氏死后，才得悉自己身世。对于此事，真宗本人作为父亲，应早已知悉，虽然从史料看，他召幸李氏是一时冲动，但实际上这是他与刘氏合谋借腹生子，因为刘氏“有了儿子，母仪天下的时机完全成熟”，这完全是出于真宗对刘氏的关爱。
有学者认为，一个上层阶级的妻子，应该是本分的儿媳、胜任的管家和贤明的劝导者。皇后作为皇帝的妻子，在这一角色上其实与其他妻子有共通之处。所幸的是，刘氏跳过了儿媳的角色，她成为皇后之时，真宗的父母辈俱已不在，她不用应付复杂的婆媳关系。而从本分的角度说，刘氏的确符合妻子的标准。在尚未成为皇后以前，她“衣不纤靡，与诸宫人无少异”。由此可见刘氏作风并不奢华，而是偏于朴素。真宗去世后，刘氏成为太后，她的穿着依然朴素，“常服襦练裙”。她身边宫女欲效法仁宗妃嫔之打扮，亦被她阻止。另外，也有记载她说过“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等等。当太后时尚且如此，作为皇后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例子均树立了刘后作为妻子的本分形象。
《长编》和《宋史》都认为，刘皇后“凡处置宫闱事，多引援故实，无不适当者”，这说明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刘皇后确是一位胜任的管家。对于皇后而言，要做到这点，就要表率六宫，整肃宫闱。李焘在此点上对刘后的评价是:“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皆有节。”
皇宫实乃皇帝之家，皇后要整肃宫闱，除了赐予有节、赏罚有度，还要使皇宫和睦安宁，这要求皇后有容忍其他妃嫔的宽容之心，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妃嫔的关系。有记载说:“（杨蟫）弟蜕之女妻夏英公，间范严酷，闻于掖庭，因率命妇朝后宫，庄献后苛责之，方少戢。”这则史料所描写的虽是夏竦之妻，但反映了刘后一个基本价值观:她是反对女子嫉妒的。事实上，作为六宫表率，天下妇女之典范，刘后把宫中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跟刘皇后关系最好者，乃真宗之杨淑妃，她跟刘后关系亲密，是有目共睹的。刘氏之前每次进封，必与杨氏一起，在刘氏成为皇后不久，杨氏也成为淑妃。刘皇后很多事情都会跟杨氏商量，这于保育仁宗方面尤为明显。真宗去世前，遗诏以刘氏为皇太后，以杨氏为皇太妃；而刘氏去世前，又遗诏让杨氏作太后，处理军国大事。前一封遗诏应该掺杂了刘后的意见，而后一封则更是刘后本人的意愿。虽然这种和睦关系与杨氏能够准确判断形势，事事顺从刘氏有关，但“后亲爱之，故妃虽贵幸，终不以为己间”，却也是事实。
刘后与真宗另一位妃嫔的关系，也很能说明问题，此即仁宗亲生母亲李氏。李氏原为侍奉刘氏的宫女，后来成为真宗司寝，并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诞下仁宗。如前文所述，仁宗出生后，刘氏即把他当作自己儿子，与杨氏一起抚养。若说刘氏有负于李氏，亦仅此而已。仁宗出生后，李氏复为真宗诞一皇女，也就是说，真宗一直与之保持关系。刘氏对此亦当知悉，但她并没有因此对李氏不满，非但如此，她还让刘美从民间为李氏找回失散多年且已穷困潦倒的弟弟李用和，并给了他一官半职。此外，李氏虽然不得与儿子相认，但她本身待遇不错，真宗去世以前，她从崇阳县君，逐步进封为才人、婉仪，真宗去世不久，又进为顺容，在她去世当天，还被封为宸妃。如若李氏之前的进封乃出于真宗意思，则真宗去世后李氏的进封应该是刘太后的意思。而且，李氏去世后，刘太后在宰相吕夷简的劝说下，用皇后的礼仪安葬李氏。由此可见，刘后并非“狸猫换太子”故事所描绘之刻毒，相反，她对李氏可说是极力提携、尽心帮助了。
有学者认为，刘氏控制了真宗的生育，并且对真宗后宫女性有生育者多有遏制。其理据有二，一是真宗后宫杜氏因违反销金令而被勒令出家，其后在道观中产下一女，从而推断真宗此举是为了保护杜氏，以及杜氏腹中的胎儿。二是根据相关笔记小说中关于英宗朝的传言，推断张茂实乃真宗与悼献太子乳母朱氏所生，后因遭刘氏所忌而被勒令出宫。而李氏作为刘氏的宫女，则是她悉心安排为自己借腹生子的女子，从而保证自己的“超级政治利益”。
就结论而言，刘氏当然需要一个“亲生”儿子来实现自己的超级政治利益，即成为皇后。 但杜氏与张茂实之事，理据并不足够。张茂实为真宗之子，其实只是传言，未必真实。宋代冒认皇子皇女之事甚多，如仁宗朝的假皇子案、英宗朝的韩虫儿案、高宗朝的柔福帝姬案，等等，是是非非，难以判定。退一万步说，就算张茂实果真是真宗之子，其出生在至道三年（997），与郭皇后所生的悼献太子年龄相仿。若他被刘氏勒令出宫，必在郭皇后死后，即景德四年（1007）之后，因为在此之前，刘氏显然不能主宰后宫。而此时张茂实已经十一岁，让其偷偷出宫，且改掉姓名，实在匪夷所思。所以如果他真的是真宗儿子，且被勒令出宫，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其时乃郭皇后主持后宫，刘氏再受真宗宠爱，也不可能有这种逾越
之举。且从刘氏册封贵妃受阻一事看，真宗对于宫廷事务的安排，也不可能摆脱大臣掣肘，听刘氏之言而出亲生皇子，几乎不可能。相较而言，张茂实威胁到郭皇后亲生儿子悼献太子的地位，从而被勒令出宫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杜氏，经吴著考证，其女为仁宗“皇妹七公主”，故出生当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之后，怀孕最早也当在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吴著认为，杜氏入道在八月，是因“怀孕后不见容于刘氏”，故真宗实乃保护她及她腹中的胎儿，并想把她的胎儿在李氏所生若为女孩的情况下，作为继承人选的另一计划。但据《长编》记载，杜氏入道的原因是“上禁销金严甚，还自东封，杜氏乃服以迎车驾，上见之，怒，遂令出家为道士”。此事虽然记载在二年八月，但真宗东封后返还开封在元年十一月，其若以此为借口“惩罚”杜氏，断不可能在九个月后。实际上，杜氏所生女远在仁宗出生之后。据《宋史·公主传》记载，真宗有二女，即惠国大长公主与昇国大长公主，其中惠国为长。而据《皇宋十朝纲目备要》，昇国大长公主最早在明道二年（1033） 十一月被追封为卫国长公主，为杜氏所生。另据《宋史·李宸妃传》，李氏在生仁宗之后，“复生一女，不育”，此女当为惠国大长公主，但至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才被追封。换言之，惠国公主出生在卫国之前，在仁宗之后。
吴著据仁宗《皇妹故道士七公主仍赐号清虚灵昭大师赐紫法名志冲制》，认为仁宗称卫国公主为七公主，则真宗当不止二女。但据《皇宋十朝纲目备要》，真宗除仁宗外，有五位皇子，两位皇女，而其中以卫国公主最幼，故仁宗称其为“皇妹”及“七公主”并无不妥。吴著认为，在当时没有超声技术的情况下，李氏所怀胎儿是男是女，不能提前预知，故真宗对于继承人选有后备计划。此论甚当，但笔者认为，真宗的后备计划另有其人。早在皇子出生之前，真宗之弟赵元份的儿子赵允让就被接到宫中抚养。此举非同寻常，因为宗室子被养在宫中，即意味着他有继承皇位的可能。后来赵允让之子赵宗实，就被宋仁宗养在宫里，最终继承帝位，是为宋英宗。换言之，一旦李氏生下的是女儿，真宗应该会继续生育，但一定时间后，赵允让很有可能直接成为真宗与刘氏的养子。
后妃与皇帝的关系，可能成为其预政之基础，但这种关系，未必是双方之间的爱情关系。 有时候或只需皇帝对某一后妃有宠爱之心，后妃即可借机预政。然观真宗与刘氏的关系，真宗于刘氏有知遇之恩、爱慕之情，而刘氏以穷困之身得真宗知遇，故对他既是感激，亦是爱恋，而得以成为真宗妻子后，她更是以贤妻的姿态辅助真宗；在其预政、摄政期间，对赵氏宗族非但没有残酷迫害，反而处处优遇，于其主观而言，实乃追念真宗感情所致。从爱侣到贤妻，其实已奠定了刘氏日后预政的基础。
节选自刘广丰《月照崇徽：章献刘后与宋真仁之际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
